在20世纪，斯大林是一个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对他一生的功过也可谓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不过，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持积极评价的人比以前有所增加。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斯大林?这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有鉴于此，2005年11月25日，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政治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发起召开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20位专家学者就如何认识、评价与斯大林相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俄罗斯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研究现状

　　近来俄罗斯对斯大林的兴趣确实在升温，纪念活动很多。2005年3月全俄舆论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对斯大林持积极态度的人在增加，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斯大林起过积极作用，肯定者主要是老人和年轻人。许多民众认为，斯大林领导苏联打败了法西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2004年12月10—15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用辩证的方法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把苏联变成了强国，斯大林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其成就引人注目。但是，他为了事业对人残酷无情，犯了错误。需要注意的是，现今的俄罗斯并非只有一个声音，针对民众对斯大林情绪的变化，独立议员弗·雷斯科夫认为这简直是疯了，不能忘记有多少人因为斯大林而失去了生命。

　　对俄罗斯史学界而言并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当然对斯大林及其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看法也不尽相同。历史学博士达尼洛夫在其所撰《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一文中，仍全面否定斯大林。他认为不应该把苏联的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不同意把卫国战争胜利归功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所提出的其他方案，可以保证社会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他指出，斯大林的专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上，首先针对的是农民和党内不接受斯大林方案的人。政治体制的这一特点在1927—1929年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在其后的大镇压中、在80—90年代之交苏联社会的崩溃中都起了致命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很多，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专家列利丘克和伊利扎罗夫等。

　　关于斯大林体制的建立，许多学者都强调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这是与俄罗斯的传统、革命的后果相联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斯大林个人的作用。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的极权制度是从革命的两重性和俄罗斯的传统(皇权主义、官僚制、村社)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斯大林不好的性格和东方式的心理特点起了相当大的和相当恶劣的作用。对此起作用的还有斯大林周围的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谢尼亚夫斯基认为，斯大林主义是犯罪、失败、历史性胜利、社会苦难、暴力、社会成就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斯大林主义是在极大的外部压力和“历史窘境”之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方案。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茹科夫也强调，斯大林主义是个复杂的现象，是与革命后果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的方针原则上与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不同：苏联的利益成为国家领导的首要原则。30年代中期斯大林试图让党的官僚离开政权，与此相联系，进行了宪法改革，试图采用差额选举方法，目的是让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提拔起来的人离开政权。他认为要理解斯大林主义，必须承认斯大林试图把苏联多民族国家变成强国。历史对列宁与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争论做出了有利于斯大林的裁决：1991年苏联的解体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和成立苏维埃联盟国家的后果。但他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了质疑，其同事伊利扎罗夫强调当时有斯大林政策的替代方案，但是斯大林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思想意图，到1920年代末攫取了绝对权力。他把斯大林建立的国家与“巴比伦塔”相提并论，这一国家延续了70年，却在顷刻之间崩溃，因为这个“方案”本身不能改正弊病，却又用人类的鲜血做加固的材料。

　　对于苏联的工业化，史学家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工业化看成是20年代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性提出的客观要求。一些学者对不中止新经济政策就不可能使国家工业化、也无法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波波夫和施梅列夫在其著作中指出：对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产品的产量资料所进行的统计很自然地证明，在1922—1928年这段时期增长速度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时期高出两倍多，几乎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也高出两倍多。他们的结论是，假如新经济政策不被中止，俄国还可以在没有痛苦和过度紧张的情况下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财富。茹拉夫廖夫主编的《俄国史—苏联社会(1917—1991)》的作者们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被中断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加速工业化方案是可行的。斯大林加速工业化的方案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是因为斯大林在20年代末就通过向群众意识中灌输“外部”和“内部”敌人形象的方式在国内营造了一种社会紧张气氛，正是这种紧张气氛证明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性。俄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索柯洛夫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上个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社会主义进攻”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造成的，其原因主要是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人对无限权力的追求。

　　对于工业化成果的评价也有分歧。通讯院士萨哈罗夫认为，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确实成了世界上能够生产各种类型的、最现代的工业品的三四个国家之一，但是，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片面性的特点。30年代，苏联经济具有“兵营”的面貌，经济完全军事化、完全从属于军备生产的势头开始加强，苏联领导人在脱离了社会文化和共同文明的情况下只是重复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成就和一些组织形式，这就奠定了后来国家落后的基础。动员型的现代化模式就自身的本质来讲，不是以建立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机制为目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的整个经济系统效率都不高。而且，就是在斯大林式的工业化之后，很多数据表明苏联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斯大林的现代化在对历史的挑战做出回答的同时，也给后来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国家向后工业化方向迈进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沙金、卢布科夫等人则认为，苏联的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社会的面貌。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就从进口机器设备的国家变成了生产机器设备的国家，而且正是工业化为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工业潜力，使得苏联人民经受住了卫国战争的复杂的历史考验。但工业化另一方面的结果是，工业税使得农村的生活水平下降，大量的集体农庄亏损，农业的增长速度普遍下降，产生并加深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现象。对城市居民实际供应的粮食远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标准。“脱销、走后门、特权、‘黑市’、长时间排队等这样一些社会病症在这个年代得到了发展。”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国家农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新分界线，总体来讲也是国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新分界线。集体化的完成使得苏联社会成了两极社会——一极是以党和国家的官僚为代表的新的社会阶级组织，它们支配着国家的集体农庄的财产；另一极是同样丧失了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城市和农村的雇佣工人。

　　俄罗斯的学者们承认30年代的大镇压是苏联国家的悲剧，对之普遍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结束了“自上而下革命”的大镇压，在苏联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制度。历史学博士达尼洛夫认为：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通过严刑拷问取得斯大林集团所需口供的做法缄口不言。他认为，大镇压消灭的是居民中最能干、最有社会积极性的人，1941—1942年巨大的人力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1937—1938年损失的后果。

　　与一般民众高度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赞扬功绩，而是强调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强调人员的损失，认为苏联牺牲的人数不少于3000万人。有资料表明，战争初期斯大林准备与德国人讲和，签订新的布列斯特和约。

　　总之，就俄罗斯史学界的研究而言，对斯大林及其国务活动没有一致的评价，但对斯大林所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基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关于评价斯大林的标准问题

　　针对俄罗斯民众和某些政治人物对斯大林评价升温的问题，与会的学者们认为，应该正确认识这一现象，而不要误读。这首先与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有关，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自然离不开对斯大林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民众的社会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不再是超级大国，其国际地位衰落，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福利下降，民众生活困难，人口减少，贪污腐败盛行，面对这种悲剧性的局面，他们怀念苏联的强大及其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人们希望出现斯大林式的铁腕人物带来秩序和繁荣。在这里，斯大林实际上只是强国、公正、秩序的一个象征和符号，而不是人们要回到斯大林时代去，更不是对斯大林体制的认同与肯定，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其中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

　　与会学者认为，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体制的标准问题很重要，要看是从强国主义、民族主义出发，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公正、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从目前俄罗斯民众和学界对斯大林较为肯定的方面看，他们主要是从强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出发的。中国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国，我们评价斯大林应该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衡量他，而不能从强国主义出发，苏联的强国主义曾经侵犯过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不应该忘记。

　　对斯大林及其体制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内很多关于苏联问题的争论都与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有关。针对很多人从斯大林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国的角度来积极评价斯大林的做法，与会学者指出，评价斯大林有两个基本立足点：一个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垮台了，这是前车之鉴，我们评价斯大林主要目的是如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研究的任务是总结其教训，揭露其弊病。在这里，关键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是谈人的自由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斯大林模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二是要更新社会主义，重塑社会主义形象，摆脱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体制没有纠错的机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有学者提出，斯大林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权利的践踏。在整个斯大林统治时期，实施无端镇压。被镇压人数至今是个谜。2004年俄罗斯纪念协会出版了一套光盘，开列了140多万牺牲者的名字。协会负责人说，他们手头有名有姓的、没有收入光盘的牺牲者人数有十倍之多。俄平反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多次表示，被镇压人数在2000万以上。在大镇压期间，不仅人人自危，而且告密成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道德，不少人为了自保而告密，有75%—80%的人因被告密而被捕。杀人定指标，各级领导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层层加码，争相超额完成任务。知识分子是镇压的突出牺牲者，最早的案件沙赫特案件就是针对知识分子工程师的，30年代的许多案件都与知识分子有关，如农业党、工业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案等等。一部分人被枪毙，一部分人被送到劳改营。有的被镇压是政治需要，有的则是纯粹为了取得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用以建设水电站、地铁等大型工程。消灭一大批知名知识分子，是为了确立斯大林本人在理论以及各个领域的绝对权威地位。大批民族被迫迁移，这些民族得不到自由发展的权利，它们被看作是异己力量，是敌对或潜在的敌对力量。斯大林的这些做法，都是对人尊严的侵犯和对人生命的漠视，把枪毙当作改造人的手段是说不通的，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与社会主义的宗旨、目标、原则背道而驰。

三、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及其弊端

　　与会学者认为，把斯大林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看成是样板，是片面的。研究苏联问题应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看成是一种探索。探索就会有成功，也可能失败。尽管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并不是必然的。在苏联也存在另一种社会主义发展观。列宁晚年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上，进行文化革命，提高广大居民的素质，把这一点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有机地成长，应当长入社会主义，而不能通过机械的阶级斗争，用打掉牙齿的办法进入社会主义。有机的长入，就是说不搞运动，不搞“大跃进”，不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归根结底，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素质，人们得不到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空想。

　　有学者强调，在评价斯大林时应该把政治与科学分开。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首先把斯大林当成一个正常人，实事求是地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应该在研究历史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探索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对于大清洗，应该研究斯大林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应该着重研究其社会历史根源。关于斯大林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这当然不是一个人意志的产物，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的偏差，如贬低农民的作用。还有历史传统的作用。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强烈的救世意识和皇权思想，历史上俄罗斯的改革都是由国家主导的，这些都对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着影响。但当时做得比较好的一些方面应该肯定，如社会保障体系、免费教育体制、急救系统免费、退休者免费疗养等。对于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不能绝对化。斯大林个性是复杂的、自相矛盾的。斯大林主义是多种文化结合的产物。斯大林是高加索人，受过东正教的教育，身上有许多东方化的东西。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袖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做法、演讲的形式受到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的欢迎，而民众中有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影响。深入研究斯大林问题，要看到斯大林主义出现的根源、发展过程，而不是只看结果。也有人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有客观条件，但主要还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

　　与会者还指出，斯大林过分强调苏联的利益。在二战开始前，他认为德国的胜利对苏联有利，实行的方针是让德国与英法打起来，时间越长越好，认为这有利于世界革命。斯大林强国主义的实质，是过分的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老百姓而言，俄罗斯传统的沙文主义发挥作用。斯大林把苏联说成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声称苏联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确定保卫苏联日，是否保卫苏联、是否维护苏联的利益成了判定是不是革命者、是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标准。这实质上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借口。二战后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工具，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变成了“被包围的堡垒”。超出实力追求大国地位，搞垮了苏联。应该深入研究斯大林的对外政策问题，研究在苏联国际主义是怎样演化为民族沙文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的。

　　有学者强调，斯大林犯了很多错误，有理论上的、政策上的，但影响更大的是他创立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在政治上违背了民主共和的原则，即权力制衡、领导任期制、权力选举制的原则。斯大林搞个人集权制、终身制、接班制。这些东西党章和宪法中都没有规定，但他都做到了，而且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个人集权制、终身制、接班制实际上是君主专制的原则。此外还有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干部特权制、经济统制、文化控制、对外封闭等等，这些都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斯大林模式还培植了党政军特权集团，他们是苏联的掘墓人。

　　与会学者认为，斯大林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现在俄罗斯解密了大批档案资料，深入研究的时机成熟了。应该鼓励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交锋，促进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尤其需要深入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哪些是俄罗斯式的，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与马克斯、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什么关系，有哪些一致之处，有哪些是斯大林独创的。讨论要打破原来的思想框框，不要机械地区分功大还是过大，可以不谈几分对、几分不对，基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