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地调研描摹共建“一带一路”工笔画
——“‘一带一路’口岸建设对地方经济影响”项目调研纪实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肩负着打通对外开放新通道、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繁荣和巩固我国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涉及领域日益广泛，理论上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更为深刻。将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与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关键在于利用实地调研使二者有效衔接。
我国大量的边境口岸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设施支撑，在联通内外、促进地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边境口岸发展现状如何？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哪些支撑作用？这些都成为学者愈发关注的课题。聚焦这一领域，2019—2024年，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国情调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研究室开展了“‘一带一路’口岸建设对地方经济影响”项目的调研活动。谈及研究初衷，课题组负责人、研究室主任徐坡岭表示，该研究项目旨在以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口岸建设为研究对象，了解其在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繁荣当地经济等方面发挥的实际效用，以实地调研和一手资料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
注重调研方法：
以问题意识为研究导向
回顾立项过程，徐坡岭表示，2017年，正处在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面对建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现实挑战，内外联动开展研究已成为“一带一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也只有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才能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为立体综合的学术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他们来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郑州，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调研活动。通过此次调研，一些疑问得到解答，但也引发了更多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我国各地口岸建设成就如何？有哪些实际困难和问题？”
“这些口岸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何意义？是否真正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陆路口岸和港口口岸各有什么优势和特点？”
……
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徐坡岭及研究室成员的心头。
2018年，院内下发了申请院级重大国情调研项目的通知。徐坡岭感到，这正是将过去酝酿已久的问题系统梳理、整体解决的良好机遇，他马上带领团队开展了课题申报等一系列工作。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2019年，“‘一带一路’口岸建设对地方经济影响”调研项目正式立项。
调研活动面对的是庞大的研究对象、海量的数据信息与有限的时间、经费、人员和精力，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确保调研活动顺利进行？
对此，徐坡岭表示，前期设计尤为重要。例如，通过预调研可以多角度检验预设问题是否符合当地实际、是否能获取较为真实可靠的数据，也只有通过充分的前期准备，才能突出调研重点、明确调研目标，并取得较为理想的调研结果。
评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主要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即“五通”指标体系。以此为切入点，在设计思路上，课题组以设施联通为调研抓手，以贸易畅通为重点关注对象，尝试从侧面剖析“一带一路”口岸建设成就和具体问题。在具体开展中，课题组则遵循比较分析、先易后难的思路，在调研前期，先后于2019年12月和2020年10月分别赶赴广西南宁市和云南省展开调研，从而为后续的重点调研对象——东北和西部地区的陆路口岸积累调研经验，捋顺研究思路，形成比较分析的数据基础。
调研作为一项动态调整的活动，无论计划如何缜密，实施过程始终要依托于真实的客观环境。小到被调研对象是否配合，大到国际环境的改变对调研活动产生的影响，都是调研设计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东北地区的口岸建设主要通向俄罗斯，其战略价值在近些年也愈发凸显。在接受采访时，徐坡岭提到了一个细节。2022年开始，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需求急剧上升，这种动态调整也对调研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表现为对调研内容和调研对象的扩充”。徐坡岭解释说，中俄双方频繁的贸易往来推动中俄口岸数字建设与人民币结算运行不断走向深入，这是在书斋里无法解答的问题，只有通过实地调研才能获取更为准确、可靠的一手数据。因此，要想切实认识这一问题对东北地区口岸经济发展、双方经济合作的影响，调研内容也要随之进行动态调整。为了获取更加真实可信的结算数据，2023年，徐坡岭及其团队在原有调研计划之外又新增了哈尔滨银行等调研对象，通过多次到访当地，在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扎实的调研成果。
但是，无论是调研对象的及时调整还是调研方法的灵活选用，“最根本的还是要服务于整体调研活动”，徐坡岭表示。
拓展调研视角：
充分发挥学者优势
调研是研究者获取数据、形成可靠结论的重要方法。学者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和思考特点，如何更好发挥学者优势、肩负起学者职责，正是采访中多位课题组成员频繁提到的调研感受。
作为重大国情调研项目，此次调研重点主要是针对地处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口岸建设现状及其遇到的问题展开。2023年6月11日至8月16日，课题组先后赴黑龙江省调研，分别赶赴黑龙江省商务厅、发改委、外事办、绥芬河口岸等点位进行座谈与调研。调研期间，课题组围绕中俄边境地区跨境经济合作、黑龙江自贸区建设、绥芬河口岸对接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实践与障碍、东北地区借港出海的影响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作为国际问题研究者，既有的对外研究视角和研究经历在此次调研中成为有益补充。徐坡岭将此概括为“内外联动开展调研”。他表示，他和他的团队长期从事俄罗斯经济研究并多次到访俄罗斯当地，对俄罗斯的政策文件有着深入了解，与当地企业、商会、居民建立了密切联系，这都为此次调研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同时，相互印证的交叉思考使他们能够对我国的口岸经济发展形成更加立体化的认识。
这种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学者发挥自身研究优势、提供独特研究视角的重要体现。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蒋菁表示，与单纯的抓热点相比，这种长期跟踪式调研或许短期内收效并不突出，但长期来看，“收获很大”。她说，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她和团队的多位成员就曾先后长期工作、生活在俄罗斯或短期到访俄罗斯开展调研，大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汇率调整，小到商品价格演变、居民收入变化等，他们都在长期跟踪中烂熟于心，也有着更加切身的体会和直观的了解，这也为此次国情调研提供了丰富的对比资料。通过这种横向、纵向分析，使他们在调研中更有针对性，切入点更加准确。
这种针对性具体表现为对长期困扰当地发展痛点、堵点的全面观察和深入思考。2023年8月22—29日，课题组再赴黑龙江省进行调研，此次调研活动重点围绕黑龙江（哈尔滨）企业赴俄项目开发的主要进展、长期困扰黑龙江（哈尔滨）企业在俄业务经营的障碍与限制、黑龙江（哈尔滨）企业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考虑与实践等长期困扰当地发展的挑战与难题展开。
为解决这些现实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在调研中，学者既需要与政府单位，尤其是商务厅、发改委、海关、外事办等不同职能部门展开对话，深入了解政府部门对相关问题的整体设想和思路；还需要和当地的企业、商会等，就具体的项目开展、合作案例进行座谈，了解企业面临的具体困难和需求。学者还会发挥自身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与当地群众随机交流，了解更加真实的数据和信息。
而这只是搜集调研数据的一环。在后续工作中，学者还需要对一手数据进行提炼归纳、对共性和非共性问题进行总结区分、对政策性建议进行学术转化……这都需要学者坚守学术原则，以中立客观的立场进行分析，以缜密的思考进行研判。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高际香进一步表示，这些不同的调研方式本身也是对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补充和延伸，学者的身份也在调研活动中不断转换。学者的“眼睛”聚焦多个主体，以多维的视角观察社会，将不同利益部门、不同分析视野、不同层次需求反馈的信息融会贯通；学者的“嘴巴”搭建起连接桥梁，通过多层次、网络化的交流，学者成为有益信息的传递者，以信息的互联互通促发不同群体的共鸣和思考，在区分鉴别不同地区发展的资源禀赋中选择性地推广某地的经验做法，才能真正“对症下药”，继而为其他地区的发展带来启发。
脚踏实地的调研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此期间，依托相关调研数据，课题组形成了多份要报，其中，有三篇内部报告获得了202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对策奖。
夯实调研成果：
让学术思想真正落地
调研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真实客观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形成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有效建议。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新疆牢牢把握本地区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在建设“亚欧黄金通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24年3月10—16日，课题组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调研，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俄、对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对外开放中存在的障碍和困难进行深入了解，并就当前新疆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政策制定与实践提出思考及建议。
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出建议？高际香强调，提建议一定要有针对性。学者的理论背景决定了他们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但在提建议时则要注重宏观视野和微观问题的双向互动。地方发展遇到的问题都是具体而微观的，在调研中，需要了解当地的发展特点和不同诉求，同时也要把握政策高度和政策思路。
蒋菁则表示，发挥调研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发现问题的根源只是第一步，如何明确政策发力点，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如何将地方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加以反馈，让政策有效衔接“上”和“下”，从而真正落地？这些都是学者在提出建议中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课题组成员共同的思考和努力下，2024年4月，项目结项。7月，经过盲审专家组集体审核，调研报告顺利通过审核，获得结项证书。目前，课题组正在精雕细琢，计划将该调研报告出版成书。徐坡岭表示，此次调研持续近五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我国参与其中的典型陆路边境口岸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回顾，对口岸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基本摸清，基本达到了最初设定的调研目标。通过此次调研，课题组认为，尽管在发展中存在一些现实挑战，但总体来看，我国边境地区口岸建设卓有成效。各地依托本地的资源、生产、交通等优势，通过策略调整和方法创新，不仅反哺了本地经济发展，还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
经验需要上升为理论。调研活动对政府决策的支持是显著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理论的思考和启发。“一带一路”研究本身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学科，需要学者不断添砖加瓦，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蒋菁表示，当前，对共建“一带一路”还存在许多认识误区，下一步，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调研为学术研究提供实践支撑，从学理上将这些问题解释清楚。
实践促思考。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正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创性实践，其存在本身就为许多已有的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徐坡岭表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不断铺开，这也为共同发展理论、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研究等拓展了研究议题和视野。在他看来，理论构建通常包括应然、实然和政策可行性三个维度。从学术角度而言，应然和实然作为对客观现实抽象总结出的理论框架，通常是学者在理论构建中追求的目标。但是，要想让学术思想真正落地，就必须立足政策制定及其实践效果。
徐坡岭解释说，与工程可行性类似，政策可行性在理论构建上或许并不完美，但却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在兼顾整体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不变形”。这也对学者开展调研活动、形成调研成果、提出政策建议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实践导向的角度来看，以学术调研服务国家实践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重大国情调研项目的初心和立足点，政策可行性也因此成为调研活动最为基础的目标。
学术调研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双向奔赴和互动。通过调研，学者获取了来自一线实干家的最真实、鲜活的数据。也是调研，让学者能够在充满多重干扰因素但却更具真实温度的田野里观察政策的影响和价值，以学者的视角进行矫正、提出建议，为真正做事的人提供助力。更为关键的是，调研也是一次极其生动的“教育”过程。在采访中，徐坡岭多次用“太受教育了”“这种受教育真的特别重要”，来表达自己对此次调研的感受。当记者问及到底是什么让他发出如此感慨时，他表示，做理论通常都是从宏观出发，哪怕是所谓的微观研究，研究的也都是抽象后的理论概念。但是调研让我们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例，这种具体、充沛的调研细节，需要全局性视野和跨学科知识进行概括分析，每次调研对学者来说都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这种互动在思考和总结中被提升为经验，内化为学者“知识”的一部分，以问题意识启发调研，又以调研中遇到的新问题开启新的调研和思考。
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在平稳有力地向前推进，学者们坚定的研究脚印也在一步一步跟上。徐坡岭说，他们的调研还将持续推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肩负起学者应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