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寡头化时期：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

　　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于旧议会。然而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后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5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个案私有化的转变。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虽因1995-19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复,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荡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其中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势力推动的。

　　这些说法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为什么只出现在俄罗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1],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2]正如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N·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3]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

　　笔者曾指出[4]：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证券私有化”已经流产、俄罗斯决策层改行“稳健”政策之后的那个时期，即1994年开始的“货币私有化”阶段中形成的。把寡头的崛起说成是“浪漫改革”、尤其是集中体现了“浪漫改革”的平民主义色彩的“民主私有化”的产物，是一种谬误。以人人有份的证券分配方式进行的“民主私有化”的确有许多缺陷，但要说它有利于形成寡头，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俄国的证券私有化搞得远不如捷克成功，因此造成了许多问题。据有关资料，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全俄工业企业50%的股票由职工掌握，企业领导人则只有5%，后来股权出现集中趋势，到1997年工人与企业领导持股之比已分别为20%和18%。[5]然而对于常受到“股权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之批评的证券私有化来说，这样的集中未必是负面的。重要的是：这种集中与所谓的“寡头化”完全是两回事。以往不少论者强调私有化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或者说作为中介投资者的基金会(投资公司)控制了大量的证券，似乎“寡头”的形成就是这种过程的结果。还有人以此证明“分”不如“卖”，似乎“民主派”先把国有资产“分”给了老百姓然后又用骗术把这些资产集中到了寡头手里。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如果说证券私有化最后成了个“骗局”，那不是说“分”下去的资产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而是国家根本没把资产按原先允诺的“分”下去。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根本不是什么证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购买”。[6]

　　事实上，没有一个金融工业集团(更不用说其中的“寡头”)是通过集中了私有化证券用以购并企业的方式形成的，甚至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起步的。与证券私有化相联系的投资基金虽然弊病很多，但全俄600多家投资基金没有一家发展成了寡头。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转向“双方交易”、亦即由证券私有化转为“货币私有化”之后形成的。形成的途径并不是什么私有化证券的买卖与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转为“新权威主义”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国家权力把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的。其具体形式有：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等。这几种途径都与“证券私有化”没有什麽逻辑联系，倒是与权力集中、难以监督的旧传统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证券私有化”阶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开展这种“货币私有化”，寡头的崛起只会更快。道理很简单：抵押拍卖是改“分”为“卖”的结果，而全权委托银行与国有股委托经营都是一种承包制。这表明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了大众的国有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当然，通过经济手段(如以“换酒喝”这样的廉价收购)集中被“分”掉的资产的过程，那时也在进行，但这样形成的资本恰恰是受到寡头压抑的。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象蛇蜕皮一样。”[7]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国的政治谱系中,无论盖达尔还是亚夫林斯基这些“民主派”都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与盖达尔实际上已距离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8]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分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强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后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什么“民主派”。

　　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这样一件事：1996年4月在总统选举前三个月，俄罗斯几大日报同时刊登了13个“大银行家”致叶利钦与俄共领袖久加诺夫两人的公开信，这13人中包括所有的超级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请求叶利钦与久加诺夫握手言和，平分权力，共组联合政府，不要搞什么选举了。公开信还威胁对这两人持异议的其他政治力量：“对那些表现得毫无原则性及和解能力的政客，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和意志去对付他们。”谁都知道，这里指的不仅包括一直以“民主反对派”自居的“亚博卢”，也包括刚刚与叶利钦摊牌的盖达尔等一批人。这年一月叶利钦从政府中全部清除了“激进民主派”后，盖达尔等非阁员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总统委员会”(叶利钦的顾问机构)，1月22日，盖达尔宣布与总统“彻底分手”，并要求叶利钦放弃竞选总统。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后，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别列佐夫斯基等)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利钦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难以与后者划清界限，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也常常需要联合“民主派”来对付俄共等主要政敌。而“民主派”中亚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对叶利钦已完全失望，其反叶的调子有时比俄共还高，但盖达尔等人还是愿意支持叶利钦以对抗俄共。然而无论如何，此时的叶利钦已绝不是什么“民主派”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