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我们即将暂别贝尔格莱德休整一段时间。正是在一个月以前，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许杏虎、朱颖和邵云环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袭击中被残酷杀害了。如今想起来，又禁不住悲从中来，心如刀绞。被炸后的使馆虽然成了废墟，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它依然是我们的“家”，临行前一定要去看看，特别还想去三位烈士的住所凭吊一下。

　　开车到大使馆门前，只见在层层叠叠的鲜花丛中，不知是谁给三位烈士敬献了三杯中国制造的大曲酒。沿着瓦砾纵横的楼梯，我们再次走进许杏虎和朱颖曾经工作和生活的房间。这套昔日里整洁、雅致的两室一厅公寓间，如今已面目全非：卧室里的一面墙被炸飞，双人床已成了夹杂在钢筋水泥的残骸中的碎块，散落在废墟中的衣物在阵阵微风中颤抖。我们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个大红双喜字上，原本是鲜红色的丝条被弹火硝烟熏成紫红色，从中间撕裂开来，凄惨地垂落着，在风中飘曳。曾几何时，我们在光明日报记者站看着许杏虎、朱颖在这个大红喜字下夫唱妇随，幸福的笑声充满着整个房间；曾几何时，他们在这大红喜字下面给我们讲述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向往……在北约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空袭之后，许杏虎和朱颖从记者站搬进使馆时，永远洋溢着幸福感而又特别细心的朱颖，特地将这个红喜字搬到新的卧室来了。她是想让这象征着祥和喜庆的喜字，让这个记载着他们夫妇俩幸福岁月的喜字永远伴随着他们。

　　谁能想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竟在瞬间炸毁了他们的幸福与欢乐；谁能想到，时隔数日人去物非，我们再也看不到许杏虎为赶写新闻稿，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打字的身影，再也听不到朱颖那活泼欢快的笑声。泪水在不知不觉中从我们的眼中溢出。这被导弹击碎的大红喜字，像在诉说着这对原本非常幸福的伴侣的不幸，又像在展示着他们曾相亲相爱、风雨同舟的岁月。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残破的大红喜字摘了下来，装在一个崭新的大信封里，心里默默地说：好同事、好战友，你们安息吧，我们要把你们的这个大红喜字带回国去，带给你们的亲人，告慰你们的英灵。

　　在许杏虎办公室的房间里，我们又看到了他那台电脑。电脑机身、鼠标器和打印机均已经被导弹的气浪烤得变了形，已经打印出来的稿子散落一地，一支签字笔却还静静地躺在书桌上面。我们含着泪水把地上的稿纸从灰尘中拾起，看着稿纸上那曾经和我们一起采访的内容，想着那些我们曾经生死与共的日子，握着那曾经被小许视为战地武器的笔，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许杏虎是一个很敬业的年轻人，为了详尽清楚地向国内读者介绍南斯拉夫各方面的情况，他每天阅读大量报刊资料，经常拜访南有关问题专家，采访南有关方面的领导人。他发回的大量稿件受到了国内编辑部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尤其是揭露北约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妄图充当国际警察的一些文章，还不时被南斯拉夫报纸摘译刊登。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后，许杏虎工作更加忙累，常常通宵达旦。他经常不顾空袭警报已拉响，独自开车到处采访；哪里被北约飞机的导弹击中，他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及时向国内发回现场感很强的报道。许杏虎不善辞令，但待人诚恳热情。不管谁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今年1、2月份，贝尔格莱德的雪下得特别多、特别大，很多地方的雪冻成了冰，开车很困难。但元旦和春节期间的活动又比较多，这给我们记者的工作带来很大不便。许杏虎年轻，车开得好，他便经常主动询问我们用不用车，有时干脆把车开到门口等候，令我们十分感动。

　　朱颖不仅在家是个体贴入微的贤内助，而且对同事朋友也很关心。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后，有一次我们采访归来顺路到许杏虎家里，一进门便喊，快给点水喝，渴死了。朱颖马上倒来茶水，并拿出饼干招待。由于北约对南斯拉夫全境进行扫荡式轰炸，我们跑外地采访次数比较多。每次去采访，只要有许杏虎，就不愁挨饿，因为在他那只蓝色的手提包里，除了采访笔记本和录音机外，总能找到吃的和水。当大家分享他的饼干或面包时，他总是高兴地说，这是妻子朱颖带给大伙儿的。我们最后一次分手是 5月7日晚，从尼什采访归来。许杏虎对同车的邵云环、王智敏等同行说： “已经8点多了，到我家去吧，让朱颖给你们做饭。”当时，我们怕影响他们休息，就谢绝了。谁曾想，这竟然成为永别。

　　环视着曾经是那么整洁与温馨的家，回忆着与许杏虎和朱颖在一起愉快相处的件件往事，更增添了我们对这两位年轻同事深深的怀念。许杏虎和朱颖的骨灰已被亲人带回了祖国。我们也带着他们残破的大红喜字，带着对他们深深的怀念回到北京。

　　中国革命博物馆得知我们将许杏虎、朱颖两烈士房间里的大红喜字带回国，便立即与我们联系，希望能把它捐赠给博物馆。今天，我们把烈士的大红双喜字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永远收藏，让她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去！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智敏郭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