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博·洛撰文分析中国外交的特点及在原苏联地区外交行为
来源：2010-11-10 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 2010年11月11日
中国外交既有不断增强的自信和与世界互动的愿望，又有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其外交政策始终反映国内政策重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大未必会促使中国铤而走险，它将始终倾向于间接影响，而非直接统治，偏重于长期渗透，而非突然行动。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和自身日益增强的能力。它越来越明白，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维护自身利益，需要更加坚决和目标明确地行动。所有与之打交道的国家需要在根本上转变思维。
中国对俄罗斯和原苏联地区的目标取决于它对世界和自身国际地位的看法。与俄罗斯发展睦邻关系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主要是防患于未然，经济合作仍是重中之重。它不想把中国发展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其政策可称为“有条件的地区主义”，即在责任最小化的条件下参与地区事务。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4日俄文电】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第5期（10月24日出版）刊登英国欧洲改革中心俄罗斯和中国项目主任博博·洛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经常性重启”》，摘要如下：
中国外交政策惊人地融合了本能、推测和倾向。既有不断增强的自信和与世界互动的愿望，又有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虽说谈论全球互相依存大家谁也不吃亏，但是中国仍然透过地缘政治竞争和大国力量平衡来观察世界。中国从来没有更加开放，其外交政策始终反映国内政策的重点。
今天，人们都在谈论全球力量东移、中国将变成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两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北京不仅是火车头，而且是世界变化的关注点。然而，尽管中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但它在许多方面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状态总的来说恰恰反映了发展中世界的特性。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大国“特有的”本能。北京非常了解自己的弱点，所以竭力避免任何风险。中国和中国外交处于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不会是轻松或短暂的。
对原苏联地区，中国显然既自信，又怀疑自己的力量。甚至许多认为中国正在强大的分析人士都认为，这种强大对中国来说有时是凶险的。不过中国在欧亚占优势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成功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中国扩大了在中亚的经济存在，在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成为较强的一方。可是前不久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表明，北京目前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或者在亚洲尚未发挥较为明显的影响作用。
这种保守性，以及中国在转型结束后没有把握采取坚决行动的做法能否改变，这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较为肯定的。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确在变，但是没有长远战略的迹象，更谈不上帝国扩张的计划了。中国的政策没有长远的战略考量，它总是克制和谨慎地对非同寻常的国际事态作出反应，并不发表严正声明。这在北京立场加强的同时，也可能给它采取政治方针造成困难。当中国逐渐成为超级大国时，它所面临的任务就会越来越棘手。这类任务不需要一次性“热启动”，而是不断地适应。决定北京在国际舞台和后苏联地区行动的将不是坚定不移的方针，而是机动性和灵活性。
中国和国际关系体系
冷战结束很长时间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才从“一个超级大国和若干大国”的模式中走出来。尽管北京经常谈论“多极世界格局”，但它对这个秩序即将在明天出现还是缺乏信心。其他大国已经比上个世纪90年代更有影响，西方道德观占优势的时代无疑气数已尽。可是，尽管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美国仍是当然的世界领袖。
中国分析家认为，世界变得更加难以预料、更加不稳定。大国之间的摩擦、伊斯兰极端主义猖獗、国际组织僵化、核武器扩散的威胁加剧和地区冲突不断，这一切造成了混乱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奉行自己的外交方针。现在有很多可能性，但风险也很大。
对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也要有个完整的概念。政治头面人物和社会各界对国内进行的变革感到自豪。在自豪的同时也担忧，这不足为奇：成就可能是暂时的，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显得薄弱和落后，周边世界，首先是西方（而且不仅是西方）不希望中国强大。就连相信中国必然崛起的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会遇到新的严峻挑战。
因此会出现三种重要后果。第一，出现某种“杂交的民族主义”，而因民族振兴而出现的乐观情绪可能被所反映出来的防卫行动所抵消。第二，中国政治家重视内政重点，特别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权稳定。第三，这种观点促使人们保持保守的战略文化。中国意识到“紧张过度”的危险性，因为它更倾向于“自省”。当今的中国无疑是个帝国，但外部世界对它感兴趣只是因为这个帝国实现了国内的目标。
北京对后苏联地区的看法
中国战略家趋向于实用性和保守性，这就使他们紧盯着后苏联地区非常具体的优先方面。实际上他们的兴趣仅仅局限于两个点：俄罗斯和原苏联的中亚国家。
中国认为俄罗斯是重要的大国和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包含着蔑视、残存的尊重和在战略上的小心翼翼。之所以蔑视，是因为看到，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甚至美国相比，俄罗斯是个正在衰败的大国。衰败是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能力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并在21世纪发挥大国作用所致。
尽管如此，莫斯科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玩家。俄罗斯严重丧失了在世界前台积极活动的能力，但它可以制约其他国家实现战略计划：俄罗斯已证明了这一点———它破坏了北约继续扩大，还限制了西方在乌克兰的存在。莫斯科借助巨大的核武库、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保持了对世界的影响力。
衰弱的俄罗斯也可以给中国和中国利益造成损失。尽管俄罗斯直接入侵的可能性已是遥远的过去，但有敌对情绪的北部邻国可以用资源来分散中国对现代化这个重点政策的注意力，还可以制约中国营造稳定而友好的周边环境。
所有这些考量都意味着，北京更希望俄罗斯是战略伙伴。有时这个伙伴对自己来说比较笨拙而且难以预料，可他最好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中国对俄罗斯能源的需要使人疑虑重重，但与这个有着4000公里共同边界的国家发展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却不容置疑。这就是中国与俄罗斯务实而广泛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重要内容的原因所在。
中亚属于另一个范畴。这些相邻的发展中国家也处于重要的地缘政治地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伙伴关系的概念是相对的，因为中国将其视为本国地区政策的被动对象。在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协作中，北京既实行睦邻政策（重点是安全的边界和跨界合作），又对那里的资源采取毫不掩饰的商业—需求态度，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特别是非洲的政策均是这个性质的。
鉴于中亚地区前不久的事态发展，对该地区的考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伊斯兰极端主义愈演愈烈，美国成为该地区一个主要玩家，再加上“阿富汗泥潭”，这一切加剧了本来就紧张的地区局势。中国对中亚邻国不稳定形势的反应特别敏感，正因为如此中国非常坚决和成功地进行了划界工作，与印度以外的所有邻国解决了边界争端。北京提出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是三种恶势力的说法，这说明中国非常担心这些现象在新疆产生破坏性影响。
动荡的地缘政治趋势使人对边界安全问题更加不安。美国的军事存在加剧了中国对战略环境由来已久的担心。这方面的因素还包括印度越来越活跃、日本所保持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前不久华盛顿与莫斯科改善了关系。难道有必要对今天北京认为中亚地缘政治形势比过去更复杂感到奇怪吗？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主要国家在政治继承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大国之间的博弈。
北京想要什么
北京对俄罗斯和原苏联地区的目标取决于它对世界和自身国际地位的看法。
中国没有任何全面的战略，只有一系列实际上互不相关的重点。强化国内稳定，这是北京地区政策最重要的优先方面。它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打击三股势力”。这就意味着加强在新疆的政权，打击维吾尔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因此北京实行的战略包括三位一体的任务。
一是在国内采取全面措施打击维吾尔民族主义，通过汉族移民改变新疆的人口结构，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协调双边关系：北京竭力说服中亚国家领导人对本国境内的维吾尔分裂主义采取坚决措施。三是发展多边关系：中国把维吾尔分裂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大招牌下极端主义的其他变种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也采取了莫斯科对车臣的办法：把问题国际化有利于证明采取严厉打击措施是正确的。
解决内政问题也被视为加强地区安全。地区安全之所以重要，首先是认识到，如果能给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和分裂势力断了氧气，就可以保障中国国内的稳定。北京按照愉悦邻国的想法，非常照顾中亚国家，在双边和多边场合（比如说在上合组织）都是这样做的。中国人广泛看待地区安全，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各种外在的威胁。这样看问题便于最终解决原苏联国家—中国（从中亚到俄罗斯远东）的边界问题。中国坚持要有安全后方的思想源于对国家安全的明确考虑，也是务实的考量，这有利于中国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现代化。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也出于两方面动机。第一，北京希望外界支持本国的“关键利益”，即“一个中国”的对台政策、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斗争，以及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第二，中国人对“百年屈辱”的历史非常敏感，那时一些大国相继占领中国，因此“不干预”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虽然北京对莫斯科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不快，但它认为俄罗斯和中亚政权在这方面是自己的同盟军。北京认为自己与这些国家有共同利益，可以一起回击总是批评其违反政治权和公民权的西方。
获得资源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自然资源储量极少的中国不断寻找得到能源、贵重金属、饮用水、木材和其他宝贵原料的可靠途径。尽管如此，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亚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还是常常被夸大。
讨价还价、供货条约和油气管道造成的停滞不前和严重分歧使中俄能源合作变得不明朗。修建东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输油管方面迟到的进展，以及2009年签订了为期20年的“石油换贷款”协议使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鉴于俄罗斯与西方改善了关系，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伙伴？2004年俄罗斯也签订过“石油换贷款”的协议，难道莫斯科没有违反承诺？更令人怀疑的是天然气的合作前景，这种合作依然未必是真实的。
由于存在上述不明朗的情况，中国常常把目光转向中亚。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签订了30年供气协定，并修建了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西部（阿塔苏—阿拉山口）的输油管与中方减少对俄依赖的战略是协调一致的。即便如此，中亚仍被看作中国整个能源政策的次要供应渠道，中国主要依靠波斯湾和非洲国家。
投射力量
这是北京最容易被曲解的目标。中国人对传统的力量投射和诸如“横贯欧亚的新丝绸之路”等抽象概念并不感冒。他们的目标是简化物质资料的运送，不管是让能源来得更方便，争取更可靠的环境，还是开辟新的商品出口市场。
与俄罗斯的“虎踞一方，放眼世界”不同，中国依然保持了地区思维，尽管它的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意愿和能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尽管与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署的能源协议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战略优势，但北京仍严格地以商务态度对待谈判。
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主要在于防患于未然。北京希望消灭好战的伊斯兰分子，但又不欢迎美国主宰中亚或者俄罗斯以主要国家的身份重返该地区。中国向往一个平等的竞技场，并幻想着大国放弃霸权主义野心，致力于达成令所有人满意的折中结果。
同时，北京不想把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它不像美国那样自认为对其他国家负有伟大的使命。但它同样不想让西方价值观传播到邻国。在北京看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是西方影响带来不良后果的具体体现：它们破坏了欧亚稳定，并为中国的叛乱者和反对派树立了坏榜样。
中国人明白，他们的相对优势在于贸易、投资和援助等软实力。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不断现代化，但中国向外投射军力的能力依然很有限。经济影响的效果更好，风险更低，北京试图利用这种方式向原苏联地区渗透。
建设和谐世界
这里的逻辑很清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稳定而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获得重要自然资源、技术和国际市场，减少对中国振兴的外来阻力，打消对手利用自己弱点的念头。在“和谐世界”里，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能感受到与中国合作的优势。
与莫斯科的稳定关系是这个理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中国人有充分理由批评俄罗斯，但他们明白，近20年来，与北方邻居关系的极大改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军事政治利益。同时，北京不希望中俄和解破坏更为重要的中美关系。和谐世界意味着中国应当尽可能地少树敌，而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应在敌人之列。
影响国际政治
北京希望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更响亮，因此，它号召建立多极世界和新金融体系，并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更多话语权。它还与莫斯科在一些立场一致的问题上制定联合行动计划，首先是反对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在联合国安理会实施改革以及反击西方对俄中破坏人权的批评。
但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北京一直避免与各大国走得过近，它把自己定位为“道德高尚的世界公民”，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海盗行动和八国集团讨论，以及中国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北京向那里提供了优惠贷款和援助以换取自然资源）的态度与这种立场是兼容的。在原苏联地区，中国在上合组织等机构里体现了这种战术，北京把自己的利益和优先任务与整个地区的利益描绘成并存关系。
责任最小化
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期里，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的教诲：“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他们希望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但又不想为此付出太多。因此，他们贬低中国的能力，避免会削弱国力的冲突。
前不久对吉尔吉斯斯坦事件的态度明显反映出北京害怕承担责任。尽管中国在吉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但它什么也没做。这种消极态度证明，北京的介入是有条件的，不干涉他国事务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但它更大程度上还反映出这样一种理念，即一旦介入后得不到什么，反而会失去很多。北京的政策可以称为“有条件的地区主义”———在责任最小化的条件下参与地区事务。
这种逻辑在国际层面也可以看到，中俄虚假的志同道合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口中的形象。中国把多极世界挂在嘴边，但他们的外交政策依然以美国为中心。中国表示必须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经济利益迫使他们花巨资购买美国国债。中国参加了金砖四国峰会，却没有做任何事来充实会议的具体内容。
意义复杂的事实
北京在修复对俄关系和向原苏联地区渗透上颇有成绩。它阻止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向中国西部大范围扩散，并争取到对中国领土主权（新疆、西藏和台湾）的广泛支持。中国的能源企业在中亚市场站稳脚跟，同时，北京还避免了麻烦的责任。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的地区影响力比自17—18世纪清朝鼎盛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强。
不过也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一方面，北京在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上遇到一些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空前的强大、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不稳定的国际局势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合作具有局部性也是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缘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功本身。直到不久前，这种关系还可适用相对较低的标准。因为北京和莫斯科对彼此的期待并不过高，它们对任何进展都给予高度评价。但这个关系阶段很快就将结束。全球衰退、中国的不断强盛和俄美关系重启等因素的交织将导致中俄原先私底下的摩擦逐渐公开化。俄罗斯军事长官前不久的讲话和俄外交部长被“泄露”到媒体上的国际形势评论都说明，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俄关系很可能将逐步淡化———这首先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引起冲突，我们在俄罗斯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渐变。如果说之前它主要带着捕捉战略和经济机遇的想法看待中国，那么现在它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长期的地缘政治威胁。
其次，中国试图表现自己是高尚宽容国家的做法越来越不具说服力。正当二十国集团其他国家的经济还在自由下滑时，北京成功摆脱了金融风暴。中国还在继续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这一点实际上没人相信。打开20年之久的“战略机遇”之窗———在此期间北京可利用有利国际环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砰的一声关上了。世界不断强化这种认识，即中国是一个傲慢的国家。如果说中国的形象曾好于俄罗斯，那么近一年来形势显著改变。北京所追求的“和谐世界”已经不那么和谐，包括在原苏联地区。第三，经济利益与军政影响力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中国越来越被认为喜欢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主要玩家都怀疑，北京在利用经济资源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即便中国没有这种意图，还是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影响力加强这件事本身就造成了新的战略现实。
最后，尽管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它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其他大国的竞争野心———不仅是美俄，还有印度和日本。此外还有中亚民众的疑虑（有时表现为仇华情绪），相对莫斯科而言中国在当地的软实力比较薄弱，北京在当地存在的制度化基础尚不牢固。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上合组织在调解吉尔吉斯斯坦危机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既不能解决微妙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地位问题，也无法提出长期任务，更别说完成这一任务了。
“不断重启”？
不言而喻，中国已经不能按照过去的方式贯彻外交政策了———不论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在与俄罗斯和中亚的相互关系中。两千年来，中国习惯了世界主动向它靠拢，无需太费力就能与各国和平共处。但21世纪的战略现实要求中国革新思维———后毛泽东时代除了进行社会经济现代化，还要进行“思想现代化”。中国战略家们面临的挑战在于，抛开“和谐世界”这样相对静态的概念，转而更加动态灵活地应对瞬息万变的潮流。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政策今天需要“不断重启”———指的不是突然启动，而是不断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和中国日益增强的能力。从某些迹象判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新世界秩序
多数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不相信中国会赶上美国，至少在未来二十年里是这样。
在GDP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仅仅是“平起平坐”的标准之一，况且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由此可见，中国应当与美国这个惟一真正的同类合作，尽管双方关系波折不断，时而交恶。华盛顿在心理上很难把北京当作平等伙伴看待，但在全球化加深背景下的相互依赖终将使双方构建和平，中国能够在这样的和平下繁荣昌盛。
在这样的全球前景中，留给俄罗斯的空间很小。尽管北京依旧在说多极化世界，但它指的是建立中美两极世界，其他大国在其中只拥有次要影响力。俄罗斯在中国外交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有时北京也许会需要莫斯科的支持来遏制华盛顿的霸权主义野心，但对俄能力及可靠性的怀疑，又会导致它在与潜在地缘政治威胁对抗的过程中，情愿不被任何伙伴义务束缚。同时，俄中关系日益加剧的失衡表明，双边合作将变得愈发困难，尽管中国会试图控制北方邻国。但倘若俄罗斯建立民族主义政权，莫斯科将再度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正如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年）那样。
新欧亚大陆
中国将越发积极地向原苏联地区投射影响力，这是其能力不断增长和全球野心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但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大，未必会促使它铤而走险，通过吞并俄远东或中亚拓展疆土。与生俱来的战略谨慎、悬而未决的内政问题以及若干地区和全球大国在欧亚大陆的存在，都严重阻碍着“新中华帝国”的扩张。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不理性行为的可能，但中国集体决策的性质决定了它会选择更加保守的战略。北京将始终倾向于间接影响，而非直接统治，偏重于长期渗透，而非突然行动。
中国接下来还会将经济合作视为重中之重———不仅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还同乌克兰和外高加索的原苏联国家展开协作。它将把自己描绘成欧亚大陆惟一真正的非帝国主义大国，并打出大中亚牌。中国需花费多年时间来发展俄在独联体地区已经拥有的精英关系网，但它迟早会得手。10年来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表明，形势变化的速度有多快。北京越发热情地笼络邻国精英，这已远远超出寻常能源和经济合作的范围。中国必然会更加积极地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和中亚国家内政。这种局部的、有时不太自信的介入将越来越多。
新中国
尽管中国构成的军事威胁相当程度上被夸大了，但不应对北京改变与外部世界互动性质的决心产生幻想。中国决不想领导新世界秩序，但它要求在当前国际关系结构中获得更具影响力的地位，也不太会为坚决捍卫自身利益而请求原谅。
中国的外交方针显然更加大胆果敢，首先是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但它也开始在原苏联地区显山露水。对自身实力的不自信逐渐为自信所取代。北京本能的谨慎并未改变，但它越来越明白，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维护中国的利益，需要更加坚决和目标明确地行动。最后，中国“不断重启”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重启对解决个别问题的影响，而在于更深刻地改变中国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改变外交政策的主要出发点和性质。
这种改变转化为在国际上的具体行动还需数十年时间，但大方向已经明确。一个更加强盛、自信、在许多方面难缠的中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所有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也需要在根本上转变思维。（马茹 贺颖骏 胡丽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