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发生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俄方确认发动袭击的嫌疑人为移民到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人贾利洛夫。4月7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内一辆卡车冲撞人群，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瑞典检方宣称袭击实施者为39岁的乌兹别克斯坦籍男子。两起事件均被确认为恐怖袭击，有多名中亚恐怖分子参与实施。事实上，在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件和瑞典卡车袭击事件之前，中亚恐怖分子已经制造了一些暴恐事件：2017年元旦土耳其发生的暴恐袭击，2016年6月28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连环自杀式恐怖袭击，以及2015年2月一些属于“伊斯兰国”的中亚恐怖分子试图刺杀奥巴马总统，等等。

　　中亚恐怖分子的特征 

　　2016年在“伊斯兰国”活动的外国武装分子共有4.7万名，其中中亚恐怖分子有3000人。这些恐怖人员自2015年开始向中亚地区回流，从2016年起回流速度加快，并在中亚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回流的路线基本是从中东到南亚，再进入中亚、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或者从中东到土耳其，进入俄罗斯，经高加索地区到中亚、南亚。这些中亚恐怖分子有如下特征：

　　从地域分布看，主要在三个地区活动：在阿富汗参与军事冲突，有中亚老牌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以及“安拉战士”“哈里发战士”等小型中亚恐怖组织；在中东“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活动地区，有中亚国家籍恐怖分子组成的武装组织参与暴恐或军事行动；在中亚及高加索地区，不少激进的穆斯林青年被恐怖组织吸纳、招募，成为南亚和中东恐怖组织的“圣战士”。

　　从人员构成看，主要以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公民为主体构成。根据中亚各国职能部门发布的数字，在“伊斯兰国”的中亚恐怖分子主要以民族划分、组合成恐怖组织，如乌兹别克族武装、吉尔吉斯族武装、塔吉克族武装等，各族武装各有数百人，其中乌兹别克族武装、塔吉克族武装实力较强，人数较多。这些武装分子常常是举家搬迁到叙利亚。中亚恐怖分子在中东完成了新一轮的分化重组，一是加入中东的恐怖组织，如“乌伊运”“卡基巴特—布哈里伊玛目”“萨伊弗拉赫团伙”等乌兹别克族武装及哈萨克族武装加入“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二是创建自己的恐怖组织，如由哈萨克族武装分子建立的“哈萨克社团”和“古突厥斯坦”。

　　从袭击方式看，中亚恐怖分子一般以十人左右为一组实施暴恐袭击，组织性强且较灵活。“抱团”式袭击是主要方式，“独狼”式袭击只是个案。临时组成的暴恐团伙打破了民族界线，常常由中亚和高加索、中东、南亚的恐怖分子组合。袭击目标除了公共场所、政府部门、军事目标之外，还袭击支持政府的伊斯兰教界人士。从2016年8月31日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进行恐袭的实施者构成看，他们仍属于回流的中亚恐怖分子，其中裹挟着“东突”分子，“东突”恐怖势力已与“伊斯兰国”和中亚、南亚、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势力合流。

　　中亚恐怖分子为何频发恐袭 

　　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反映出在回流的背景下，中亚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融合、联通的趋势。“回流”是指随着“伊斯兰国”遭受军事打击力度加强，加入到“伊斯兰国”等中东恐怖组织的中亚恐怖分子回流到中亚国家并试图发动恐怖袭击。中亚恐怖分子频发恐袭的原因如下：

　　一是中亚、中东、南亚的恐怖势力日益联动，包括人员重构、组织融合、思想同化。受“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中亚恐怖分子与其出现了趋同的战斗理念——“圣战主义”，追求极度极端的武力“圣战”。中亚、南亚的“伊斯兰国”追随者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在阿富汗参战多年的中亚恐怖—武装分子，他们执着、善战、残忍，一心一意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效劳；另一类是中亚恐怖分子的“主脑”，即新一代中亚恐怖势力的中坚力量， 如2 0 1 5 年叛逃到“伊斯兰国”的塔吉克斯坦特警指挥官哈里莫夫，之后成为在“伊斯兰国”作战的中亚民族武装组织头目；第三类是接受了“伊斯兰国”极端思想的激进主义者和在俄罗斯的务工者。

　　二是中亚恐怖分子在国际恐怖势力中的地位不高，往往被“伊斯兰国”当成人弹派往各地，充当“炮灰”。在“伊斯兰国”与叙利亚政府军的作战中，中亚恐怖分子也常常被安排在最前线。

　　三是阿富汗局势与“伊斯兰国”的战事变化导致中亚恐怖分子回流速度加快。在阿富汗，中亚恐怖分子主要是“乌伊运”成员，聚集在阿富汗北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地区，他们把回流到中亚制造恐怖袭击作为主要目标之一。2016年10月?11月，该组织与塔利班发生严重交火，大量成员被塔利班消灭，残余成员对回流中亚更加积极。在中东，“伊斯兰国”受到比较大的军事打击，致使其部分人员返回中亚地区的愿望迫切。他们的回流通道逐渐成为新的恐怖主义活动带，南亚—中亚—高加索—中东是他们往来流窜地域。同时，激进穆斯林群体数量的增长也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成员。

　　四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中亚安全形势复杂化，极端主义进入上升期。近年来，中亚各国内部问题造成的风险在增多，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伊斯兰原教旨化进一步发展，外部伊斯兰思潮对中亚穆斯林的社会影响逐渐加强。在这种形势下，中亚极端主义有所抬头，贫困问题更加严重，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犯罪增多，民族激进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人口年轻化带来负面问题，如“圣战者”年轻化、受教育问题、失业问题等。其负面结果是，中亚极端思想传播加强，极端主义内生力量增长，出现了一些由中亚国家籍公民组成的极端组织，中亚地区内部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与境外恐怖组织联系加强，发生了一些影响恶劣的恐怖袭击事件，如2016年6月哈萨克斯坦发生的阿克托别恐怖袭击，及同年8月针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等。

　　中亚安全是否陷入危机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亚恐怖分子在中亚及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制造更多暴恐事件，回流问题令中亚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拥有在中东和南亚作战经验的战斗人员将成为中亚未来恐怖势力的核心，他们有可能获得中东某些势力的大量资金支持，未来会提升在中亚的号召力，并推动中东新极端思想进一步传播。由于中亚国家复杂的政治形势，这些武装分子将有可能被中亚政治反对派、地方势力利用，制造社会混乱。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自2010年以来南部族际关系依然紧张，失业人口较多，毒品泛滥，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严峻，南部费尔干纳谷地有成为“中亚—‘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新策源地的潜在危险。塔吉克斯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是中亚安全中的薄弱地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安全形势趋向恶化，当前中亚安全问题虽然复杂但并非陷入危机。由于中亚国家不断增强的国力军力，发生外部恐怖武装力量大规模军事袭击并导致中亚国家动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亚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的稳定作用不可忽视，中亚穆斯林主流社会对极端思想总体上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同时，中亚地区处于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时期，稳定与发展仍是中亚国家的主流态势。

　　相对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更令人忧虑、需要我们郑重思考的是激进穆斯林群体问题。极端主义造成的恶果不仅是暴恐袭击和军事冲突，还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日益对立的思想冲突趋于激烈。“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对于中亚乃至全球的挑战，即很有可能体现在穆斯林激进群体极端化导致暴恐活动方式的变化，更多的、原本并非恐怖分子而仅仅是激进主义者也开始从事恐怖袭击，同时，这些组织的极端思想在日益对立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可能会被更多的激进人群接受。恐怖主义在国际环境变化中发生着更加复杂的演化，人类安全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需要人们努力消除误解、携手共同应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