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前，国外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人类学、东方学和突厥学等范畴内；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进入世界政治舞台，开始引起国外学者尤其是国际政治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推出大量学术著作和论文，对中亚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这里的中亚专指“中亚五国”。关于“中亚”的概念界定，一直存在不同标准[1]。1993年1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的国家元首在塔什干召开峰会，正式确定将上述五国统称为“中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取代苏联时期一直沿用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这一称谓[2]。因此，作为政治概念的“中亚”所包含的国家范围清晰明确。本文对国外中亚研究状况及国外学者提出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和介绍。

一 近年俄罗斯学者的中亚研究成果

　　俄罗斯是国外中亚问题研究的重要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东方学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科研和教学机构都有一批长期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发表过大量文章和著作。在此仅撷取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并介绍其中的主要观点。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所长纳乌姆金在其主编的《改变中亚的年代》一书中，将中亚研究划分出五组问题。第一组为中亚转型问题。作者认为，中亚国家政治系统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尚未完成，目前中亚国家仍处在转型过程中。第二组为研究工具和意识问题。作者认为，西方国家对中亚的研究带有思辨性，但同时他们猜测俄罗斯将中亚视为其领土的延伸，提出要将中亚与俄罗斯隔离开来，这种意识对俄罗斯是充满恶意的。第三组是国别研究，是对中亚各国历史、国情及现状的研究。第四组侧重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作者提出，中亚五国政府与伊斯兰教之间存在三种关系模式。第一种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代表，对宗教组织和人员进行全面打击；第二种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代表，在全面打击极端宗教组织的同时，与温和的伊斯兰教组织和人员进行对话；第三种以塔吉克斯坦为代表，将伊斯兰教组织和政党纳入其政权体系内，双方既合作又斗争。国外中亚研究的第五组问题侧重研究外部力量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俄罗斯是中亚地区的关键外部力量，其目标有三：一是保障地区稳定；二是利用中亚国家地缘政治潜力，提高俄国际地位；三是使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将俄罗斯从中亚地区排挤出去。中国执行谨慎的中亚政策，成功使用了自己的“软实力”。美国力图破坏中国的中亚政策，在这一地区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内部对这一论调也有不少支持者。欧盟的中亚政策没有历史包袱，也不像美国那样致力于输出民主价值观，因此受到中亚国家的欢迎。欧洲的学者认为，欧盟在中亚的存在有利于平衡中美俄等外部力量对中亚的影响。本书的结论认为，中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应超越经济自由化进程；中亚的转型尚未完成；中亚的未来取决于本地区各国能否找到成功的转型模式[3]。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欧洲大西洋安全中心研究员卡赞采夫在2008年推出著作《规则不明的“大博弈”：世界政治与中亚》，他指出，从地理、文化、经济和安全空间等维度看，中亚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身份认同多变性的地区。中亚国家没有接受任何普世标准、价值观和原则，其地区认同也不确定。因此，中亚是一个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知性相结合的混合体。西方对中亚地区发展前景有多种替代方案：一是巩固中亚国家的独立；二是中亚地区可能发展成为“突厥世界”；三是实现中亚内部的一体化；四是将中亚纳入丝绸之路计划或其他一体化框架内；五是将中亚纳入“大中东”框架内；六是将其纳入“大中亚”框架内；七是欧洲大西洋联盟向东扩展后，将中亚纳入其中。西方针对中亚发展前景的设计没有连贯性，同样是多变的。其他外部力量也在争取将中亚地区纳入可控制的地缘政治板块内，对交通和能源运输管道走向的争夺是对中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力量在中亚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最后作者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地理位置越往东的国家，其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越高；二是中亚国家形成的政治制度可能吞噬或浪费掉来自外部的援助；三是中亚国家从表面来看，不排斥任何形式的一体化，但也不愿意在一体化组织内承担任何责任，中亚国家是否加入或退出某一地区性国际组织，不是该组织成功与否的标志[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俄罗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兹维亚格利斯卡娅在2009年出版《中亚国家构建：政治进程》一书，对中亚国家构建中的政治文化、伊斯兰因素、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潜在或现实的威胁与冲突进行了分析，她得出的结论是，中亚地区发展前景难以预测；地区发展有多样化特点；俄罗斯无法也不愿意阻止中亚国家与外部力量之间发展合作，但她同时强调指出，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必须得以保持和发展[5]。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茹科夫和列兹尼科娃在2009年出版的《中亚与中国：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合作》一书，从全球化入手，揭示和评价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作者认为，中国是中亚经济空间重构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利用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竞争优势，依靠业已建立的全球或地区合作机制，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目的在于解决自身发展中产生的核心问题。中亚国家无力与中国在非资源领域展开竞争，这限制了中亚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该书的结论是：第一，未来十年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将快速发展，这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因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第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商品、服务、投资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快速发展，但由于经济总体规模不可比，双方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对称性的。第三，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密切，哈将成为中国在中亚的重要伙伴。第四，中国对中亚的能源和资源需求将不断提高，中亚将成为中国的能源资源附庸。第五，上海合作组织将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政治保障。因此，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将成为中亚地区的挑战，双方加强经济合作也将直接触及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6]。

二 美国及欧洲国家对中亚转型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是美国中亚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该中心在资深学者鲁默（Boris Rumer）主持下推出了中亚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如《转轨中的中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1996年）、《中亚：独立的挑战》（1998年）、《中亚与新的全球经济》（2000年）、《中亚：正在聚集风暴？》（2002年）、《转轨结束的中亚》（2005年）。

　　这些著作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经济危机及日益突出的地区内矛盾、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地区经济与全球化进程的适应以及地区经济中期发展前景等。作者认为，中亚独立以来一直同时面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两大问题，各国从统一经济空间内的协作关系转变为相互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这种转变引起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中亚各国在贸易、交通运输、油气及水资源领域的对抗没有缓和迹象，最终可能演化为政治对抗。中亚国家在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经济发展依赖于自然资源，初级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业部门缺少投资，吸引外资不力，国际收支失衡，外债增加，农业改革裹足不前等，他们将这些问题称之为“可控的落后状态”或“稳定的衰退”。作者认为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力图在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之间搞平衡，比如哈俄关系“若即若离”，哈美关系“不上不下”，哈中关系的特点是“友谊背后有摩擦”。鲁默认为，中亚国家的转轨进程已经结束，各国在转轨过程中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但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或在发生政权更迭的情况下，中亚国家可能还会进行激烈的变革和转型，他认为只有美国能够使其摆脱“转轨后的停滞状态”[7]。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1996年建立了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其中亚研究引人注目。该所所长斯塔尔在2005年《外交》杂志第四期发表题为《与中亚的伙伴关系》一文，提出了关于“大中亚计划”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同。该文认为，美国应对中亚加大经济、民主和人权的影响力度，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与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板块来解决问题，实施“大中亚地区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的计划”[8]。2006年在斯塔尔教授的主持下，该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中亚的裙带政治、威权统治与议会》、《中亚和高加索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剖析》、《中亚经济》等[9]。2007年该研究所牵头完成出版了《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交通与贸易》一书[10]。该书撰稿人有来自中亚、阿富汗、阿塞拜疆、印度、中国、土耳其和俄罗斯的许多学者。其主要观点是：新的时代为西欧、中国、中东和印度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由这些国家建立起来的新丝绸之路有巨大发展潜力，斯塔尔认为，美国能够并且应该承担起建设欧亚交通走廊的责任。

　　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切拉比和林茨主编的《苏丹式制度》对中亚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11]。作者以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苏丹式制度进行分析和归纳为基础，对中亚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分析，提出中亚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为“苏丹式制度”。作者认为中亚国家的威权制度是与苏联时期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密切相关的，它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目前，土库曼斯坦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是最典型的“苏丹式制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政权也是带有强大王朝特点的极端个人化的威权制度。这种制度可能引起政治精英的对抗，并最终导致现行制度消亡，在特定条件下，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可能替代苏丹式制度。本书的结论是：中亚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继续维持苏丹式制度，要么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和官僚体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活跃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研究机构，该基金会在2006年发表了基金会学者奥尔科特的著作《中亚的第二次机会》[12]，该书由于已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在中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奥尔科特认为，中亚国家在2005年前后完成了转轨进程，但中亚社会与俄罗斯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国家应该给中亚国家提供新的转型的机会，支持这一地区完成新的政治变革，这就是中亚的第二次机会。该书的出版与后苏联空间发生“颜色革命”的时间相吻合，因此，有人认为该书对“颜色革命”起到了影响和推动作用。

　　德国学术界同样重视中亚问题的研究。从2006年起德国的弗里德里赫·厄贝特基金会推出了一系列著作，比如《中亚：内部观察》、《历史与认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等，对中亚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历史学家瓦科奇的著作《欧盟的中亚政策：利益、结构与改革选择》对中亚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比如称吉尔吉斯斯坦的制度为“民主专制”，称土库曼斯坦为“新极权主义”等。瓦科奇认为，中亚国家没有消除贫困，一些国家抗拒改革，民主和人权状况一如过去，他还对欧盟的中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学者李斯特在其著作《中亚地区合作：障碍与机会》中指出，中亚地区应以地区的自我认同和地区自决为基础，发展与欧盟的一体化合作。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2007年推出一部名为《中亚政权的马赛克：传统、局限与企图》的著作，这一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吸纳了来自英、法和德国的50多名学者，体现出了德国的中亚研究特色及德国的政治思想。格拉威霍尔特的著作《糟糕的国家治理、制止危机与中亚地区发展政策争论》，对中亚国家的威权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他建议欧盟从保持稳定和制止危机的角度出发，容忍这种制度并与之开展合作。

　　经济问题也是国外中亚研究的重点之一。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麦克曼所著的《经济自治与民主：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混合制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庞弗雷特所著的《独立以来的中亚经济》就是这类研究成果[13]。麦克曼的著作对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经济改革与民主制度密切相关，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及制度是“杂交”的，即政治威权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混合，同时，其政治体制中有民主因素和民主安排，但国家对经济仍进行零星的干预。庞弗雷特的著作是对中亚国家基本经济问题的研究，介绍了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

三 国外学者对中亚地缘政治问题的研究

　　地缘政治问题是中亚研究的重点，自苏联解体及中亚各国独立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早期关注的是中亚独立问题，比如，奥尔科特将中亚独立称为“弹射式的独立”[14]。其他西方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还有：中亚新独立国家将向何处去？中亚国家将在多大程度上彻底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危险到底有多大？伊斯兰世界对中亚国家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西方学者就已明确了西方需要应对的威胁和挑战，其中包括：俄罗斯恢复对中亚恢复的危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传播；种族与宗教矛盾引起的地区局势混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一些专家得出的结论是，为实现地区稳定，各国将付出高昂代价，这一代价就是各国将失去建设民主的机会。由于这一地区面临着安全和稳定威胁，西方政治家也接受了中亚国家自己确定的发展模式，虽然这些模式不符合西方标准，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时，西方国家认为，西方应不惜代价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将这一地区纳入有利于西方的轨道内。为此，西方应综合使用民主的工具、制度的工具、政治经济工具和能源及交通运输的工具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的中亚专家开始对中亚发展进程及结果感到失望，首先是因为西方的价值观，即民主、市场经济和保护人权在中亚没有普及。其次，西方没有将中亚与俄罗斯隔离开来。此外，后苏联空间的每一次一体化努力都使西方国家感到恐慌和不满。针对中亚各国的国内进程，西方学者的观点并未成为现实。奥尔科特曾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薄弱的一环。她认为，哈萨克斯坦可能发生分裂，不同的民族可能独立成为不同的国家，有些地区可能被俄罗斯吞并。阿肯纳认为哈萨克斯坦将走上多元化国家认同的模式[15]。

　　在这个时期，欧洲国家首先是德国非常关注中亚问题。欧盟试图厘清其在中亚、里海和高加索地区的利益。欧洲学者对中亚问题的一致看法是：中亚是对欧盟具有绝对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这里的油气和其他资源是欧洲能源资源的主要来源地。欧盟同时认识到，在其他外部力量在中亚地区非常活跃的情况下欧盟很难推行协商一致的中亚战略。从外部力量来看，到90年代后半期，一些学者开始探寻伊朗和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政策及其所扮演的角色[16]。结论是：西方对伊朗向中亚的扩张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担心是多余的，土耳其也难以成为中亚国家发展的样板。西方开始认识到俄罗斯可能成为中亚稳定的支持力量。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中亚政策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他们认为，中国与中亚当地政权找到了共同语言，两者的制度特点相互适应，因此开始担心中国可能成为中亚“大博弈”的重要参与者。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及其盟友进入中亚地区，此后面世的政治学和地缘政治研究文献开始分析中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中亚地区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批评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奉行的中亚政策。美国学术界出现了“安全管理者”这样的概念[17]，其核心是在中亚国家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且无力自保情况下，美国应该承担起中亚地区安全管理者的角色，实际上，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在为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提供理论支持。与此相衔接的另一个概念是“战略屏障”，这一战略建议美国政府在独联体和中亚构建自己的战略屏障，将俄罗斯与中亚隔离开来[18]。还有学者提出“次级安全综合体”的概念，他们认为，中亚不是独立的安全系统，只是业已形成的地缘政治安全系统的边缘地区，对中美俄三国来说，中亚地区不过就是其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边缘[19]。

　　伊朗学者支持中亚“地缘政治平衡”理论，认为这一地区的大国不能与世界大国分庭抗礼，但要积极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对伊朗来说，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将自己视为中亚国家对抗美国和俄罗斯，甚至是对付中国和土耳其的“天然保护者”。关于土耳其在中亚的角色，西方学者认为，土耳其在20世纪90年代曾希望成为中亚国家的“老大哥”，但实际上并未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中亚国家不愿意充当小伙伴角色；二是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三是俄罗斯明确地使土耳其意识到，中亚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范围”。印度学者支持所谓“亚洲大三角”（由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构成）概念，即印度应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合作，最终目标是获得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保护中亚免遭伊斯兰世界的侵害（主要指来自巴基斯坦的侵害）。

　　2005年法国学者拉巴兰发表《是中亚还是飞地的命运？》一书，对中亚地理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亚处在大国之间的“封锁”之中，这一地区出现的所有地缘政治问题都与没有出海口密切相关。2007年刘易斯在剑桥大学安全问题研究框架内推出了一部名为《中亚专制的诱惑》的著作。他认为，中亚国家在阿富汗战争后成为美国反恐的关键盟友；西方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本应促进这一地区的稳定和民主化，但美国出于反恐战争需要，不得不容忍中亚国家的威权统治，这一地区的政治制度无法改变。

　　2008年美国学者拉吕厄尔从俄罗斯民族主义因素对其中亚战略和政策的影响角度，分析了俄罗斯中亚政策的形成与制定问题，这本名为《俄罗斯的中亚政策与民族主义的作用》的著作，更多地分析了俄罗斯精英争夺中亚地区政策主导权及内部斗争问题[20]。作者认为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所谓软实力问题，即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中亚的存在问题；二是中亚地区的俄族人及俄语居民问题；三是中亚国家向俄罗斯移民的问题。本书的结论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中的所有集团、流派和团体，虽然有意识形态差异，但都倾向于保持和加强俄罗斯在中亚的存在，对此没有分歧。

　　同年，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三位中亚问题专家鲁默、特列宁和赵华胜联合推出了一部名为《中亚：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视角》的著作，该书指出，美国对中亚的战略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继续执行过去的路线；二是放弃改变中亚转型的思想，以现实政治原则为基础，集中解决安全问题，保护美国利益；三是执行考虑地区特色和地缘政治新现实的新战略。作者认为，俄罗斯在中亚保护其政治和经济影响方面落后于美国和中国，总体上说，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局限，如果俄罗斯找到对中亚地区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进行现代化的力量和机会，这一地区的局势可能随之改变[21]。

　　法国学者佩鲁斯的著作《中国与中亚接近的经济视角》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双方之间的合作最初就有不平等性；二是口岸在双方经贸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三是中国对中亚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金属、水电、基础设施、电信和能源领域。最后作者侧重分析了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问题，认为这是中国对中亚全方位外交中的关键领域[22]。他还认为中亚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决定了中国将在这一地区未来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在21世纪在中亚扮演的角色就是俄罗斯在过去两个世纪所扮演的角色[23]。

　　中亚的宗教问题尤其是极端宗教主义是西方学者在对中亚进行研究中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们的关注点是伊斯兰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亚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转型和发展。西方学者著有大量专著和文章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伊斯兰教是中亚各民族形成的新的民族身份认同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宗教问题还是中亚对外政策的考量因素。由拉希德所著、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装的伊斯兰在中亚的兴起》一书认为，武装的伊斯兰的兴起是世俗政党对各种形式的伊斯兰都进行打压的直接结果，作者同时认为，中亚已成为西方反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前线，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胜利不仅将造成中亚地区的不稳定，也将祸乱全球。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呼吁西方干预中亚地区发展进程，支持将这一地区置于西方控制之下的民主改革[24]。一些学者非常关注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命运，担心下一代受到意识形态伊斯兰化的威胁，他们建议这一地区各国政府强化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建设，一些学者从“种族政治学”视角出发考察中亚国家的内部发展问题，他们主张除了将建设民族国家作为最终目标外，还要实现以主体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团结。

四 国外对中亚国别情况的研究

　　从国外学者对中亚国别研究现状看，哈萨克斯坦是研究重点。美国著名的俄罗斯与中亚研究学者、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阿里尔·科恩著有多部关于俄罗斯和中亚问题的著作[25]。在《哈萨克斯坦：通向独立的道路》一书中，作者指出，哈萨克斯坦的对内发展战略是“先经济，后政治”，对外奉行以欧亚主义为重点的全面平衡战略。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石油国家，制定了成熟的能源发展战略，既努力避免像其他石油国家那样陷入发展的陷阱，又不对石油行业进行国有化或将资源盲目分配给跨国石油公司，而是致力于在相关地缘政治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外部力量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在精英和社会大众的财富分配方面找到平衡点[26]。也有学者提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制止中俄两国在中亚进行共同管制。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法国研究中亚问题的重要机构，其中亚研究可追溯到18世纪。目前卡特琳·普约尔是该学院“哈萨克斯坦研究项目”负责人。她在《哈萨克斯坦》一书中指出，哈萨克斯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是东方亚洲和西方欧洲、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新教与东正教、伊斯兰教与萨满教的混合体，哈内外政策也是按双重性的原则形成的，是各种理论、模式、文明和优先方向的结合；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取决于与西方的联系，但亚洲遗产也对哈社会有深刻影响，尤其是游牧文化的影响会不断呈现出来。普约尔警告哈萨克斯坦不要过于崇拜游牧文化，哈社会应按照西方模式完成现代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哈萨克斯坦应在跨大陆联系方面发挥作用，从远景看，哈萨克斯坦有成为欧亚地区轴心国家的地缘政治使命。英国爱丁堡大学学者卡明斯也同意这一观点，同时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特性在于威权制度与单一制国家的结合，使其得以平衡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即中央与边缘之间的矛盾[27]。

　　英国伦敦大学当代中亚与高加索中心研究人员黛夫在其著作《哈萨克斯坦：种族、语言与权力》对哈萨克民族的总结说，从民族构成来说，哈萨克人在哈萨克斯坦获得了在“各民族平等之中的高人一等的地位”，这种地位不是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从总体上说，哈萨克人作为民族集团对其他民族来说，并不占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而是掌握某种心理符号方面的优势（比如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后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演变和历史经验都是独特的，它巩固了地方精英的权力，完成了国家转轨[28]。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也推出一些中亚国别研究的学术著作，一是鲍耶所著的《哈萨克斯坦的议会与政党》，简单介绍了哈萨克斯坦的政党制度，并对哈主要政党及其活动进行了分析[29]。二是戴利所著的《哈萨克斯坦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30]，提出了什么是哈萨克斯坦的中产阶级的问题，认为哈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形成中产阶级，政府的任务是保护中产阶级，使其免受腐败的影响以及其他威胁。三是马拉特所著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民族意识形态与国家建设》[31]，考察了吉塔两国在苏联时期民族意识的产生以及后苏联时期以新的民族认同为基础形成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中亚各国都遭遇到了新的民族及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目前中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过分强调主体民族，各国也都遭遇到伊斯兰教在新的意识形态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国外一些学者也对土库曼斯坦很感兴趣，写下了几部学术著作。比如，200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推出了埃德加所著的《部落民族：苏维埃土库曼斯坦的建立》[32]，对土库曼斯坦的历史特点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尼亚佐夫时代土库曼斯坦政治制度的历史根源。法国学者佩鲁斯2007年出版了《土库曼斯坦：帝国交叉口上的命运》一书，认为土库曼斯坦独立以后的15年，其国内的一切都与尼亚佐夫直接相关；由各种裙带关系组成的政治集团是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尼亚佐夫统治时期，土库曼斯坦不可能按欧洲模式发展，尼亚佐夫也认为土库曼斯坦可以走独特的发展道路，而其作出的一系列决策是失败甚至可笑的。2009年捷克政治学学者霍拉克和希尔发表了专著《能够摆脱极权主义吗？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统治下的土库曼斯坦》，该书对佩鲁斯的著作进行了学术性分析，作者认为土库曼斯坦前后两任总统所执行的政策有天壤之别，尼亚佐夫时代的野蛮统治和令人厌恶的禁令已成为过去，土已放弃自我封闭型的政策，正在成为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家。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的对外政策非常积极，在世界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纵横捭阖，取得了效果。西方社会希望土库曼斯坦从此走上自由化道路，但任何旨在强化内部自由化的外部干预，都会加强这一国家的不稳定风险。

　　波兰对中亚研究的兴趣大增是国外中亚研究的新现象。波兰的中亚研究涉及以下问题：一是中亚历史问题；二是中亚转型理论与现实状况；三是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社会体系，政治精英和反对派的形成，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四是社会结构现代化问题，侧重研究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裙带关系、文化和语言政策、宗教生活等；五是中亚各民族的文化、历史与现实；六是中亚的经济与对外政策问题。近年来，波兰政治学研究所推出十多部研究中亚国家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著作。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中亚问题的研究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著作视角新颖，资料扎实，有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国内学术界应加强有关成果的介绍，加强与有关机构的国际学术交流，共同促进中亚研究的发展。

（责任编辑: 陆齐华）

　　注释：

　　[1]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77~480页；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Д. Богатур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1. С. 13.

　　[3]Под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Годы, которые изменили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М.: ЦСПИ-ИВ РАН, 2009 г.

　　[4]Андрей Казанцев,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 неизвестн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 Наследие Евразии, 2008 г.

　　[5]Звягельская И. Д.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9.

　　[6]Жуков С., Резникова О.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ита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М.: ИМЭМО РАН, 2009.

　　[7]Rumer B., Central Asia: 15 Years After// Central Asia’s Affairs (Almaty, KazISS). No.1, 2005, pp.2-12. Rumer B.(ed.), Central Asia. At the End of Transition.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 E. Scharpe, 2005.

　　[8]Starr S. F.,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9]Starr S. F.,Clans, Authoritarian Rulers, and Parliaments i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 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John Hopkins University-SAIS, 2006. P.27; Baran Z., Starr S. F., Cornell S. E., Islamic Radicalism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Implication for EU,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6. P. 57; Daly J.C. K., Meppen K. H. Socor V., Starr F. S., Anatomy of a Crisis: U.S.-Uzbekistan Relations: 2001-2005.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6. P.110; Dowling M., Wignaraya G., Central Asia’s Economy: Mapping Future Prospect to 2015.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AIS, 2006. P.144.

　　[10]Starr S.F.(ed.), The New Silk Roads: Transport and Trade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7.

　　[11]Chelabi H. E., Linz J. J.(ed.), Sultanistic Regimes, Bu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Марта Брилл Олкотт, Второй шанс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Фонд Карнеги за Междунарародный Мир. Москва ; Вашингтон, 2005.

　　[13]McMann K. M., Economic Autonomy and Democracy, Hybrid Regimes in Russia and Kyrgyzstan, N. Y.: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omftet R.,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Princeno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Olcott, M. B. Central Asia’s Catapult to Independence,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2. P. 108~130.

　　[15]Akiner, Sh. The Formation of Kazakh Identity from Tribe to Nation-State. London: RIIA, 1995, p.83.

　　[16]Fuller, G. E., lesser, O. E., Henze, P.D., Brown, J. F. Turkey’s new Geopolitics from the Balkans to Western China, Boulder, Oxford: Westreview Press, 1993.

　　[17]Rumer E., Flashman’s Revenge: Central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Strategic Forum No 195, December 2002, p.1~8.

　　[18]Legvold R.(ed.), 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Major Powers, Kazakh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Nexus, Cambridge,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3.

　　[19]Allison R., Jonson L.(ed.), Central Asian Security.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London, Washington: RIIA/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1.

　　[20]Laruelle M., Russia’s Central Asia Policy and the Role of Russian Nationalism, A Joint Transatlant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AIS, Washington D. C. 2008.

　　[21]Румер Е., Менон Раджан Тренин Д.В., Чжао Хуашен，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згляд из Вашингтона, Москвы и Пеки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8.

　　[22]Peyrouse S.,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 Chinese-Central Asia Rapprochement. Washington D. 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8.

　　[23]Laruelle M., Peyrouse S., China as a Neighbor: Central Asian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e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9.

　　[24]Rashid A. Jiha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25]科恩的主要著作有: Russian Imperialism: Development and Crisis (Praeger, 1996-hardcover, 1998-paperback); Eurasia in Balance (Ashgate, 2005, hardcover); Kazakhstan: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Oil, Gas and Beyond (GMB Publishing, 2006); The Russian Military and the Georgia War: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with Robert E. Hamilton and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1).

　　[26]Ariel Cohen, Kazakhstan: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Energy Policy and the Birth of a Nation,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8.

　　[27]Cummings, S. Nursultan Nazarbaev and Presidential Power in Kazakhsta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Cummings, S. N. Kazakhstan.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

　　[28]Dave B. Kazakhstan—Ethnicity,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29]Bowyer A. C., 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Washington, D. 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8.

　　[30]Daly J.C.K., Kazakhstan’s Emerging Middle Class, Washington, D. 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8.

　　[31]Marat E., National Ideology and State-Building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Washington, D. 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8.

　　[32]Edgar A.L., Tribal Nation. The Making of Soviet Turkmenista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