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1 年，中亚地区各国已获得独立 20 年。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致力于巩固新生主权和社会发展。在经历了世界和地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同时，中亚各国也成功地推动着独立建国进程和参与国际社会新秩序建设，并以不同的方式与定位确立了各自在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尽管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渐进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产生的影响已使中亚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关键词］中亚地区；独立20年；地缘政治；安全形势

　　［作者介绍］许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亚地区安全、上海合作组织等问题研究。

　　 

　　20 年前，作为冷战结束标志性事件的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十多个原苏联共和国获得独立，其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历史。这一重大历史变化改写了欧亚地区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发展走向，使中亚地区[1]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一个活跃板块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并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其重要战略地位吸引着国际社会关注的目光。回顾和总结这 20 年来中亚地区的演变进程，对进一步认识该地区的特殊性及其地缘政治和安全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亚国家发展模式选择与社会转型探索

　　在中亚历史上，无论是外来征服者建立的强大王朝还是本土民族建立的公国和汗国，都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文明广泛传播后的国家定义有很大差别。从 17 世纪下半叶沙俄帝国在中亚地区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建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5 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亚各主体民族均未能独立自主地参与民族国家发展 进程。换句话说，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前，中亚各民族均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实践。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大动荡时期，自主进行主权国家建设对中亚各国政治家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难的任务。

　　独立初期，中亚各国面临草创建国、百废待兴的局面，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必须要与解决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长远发展相结合。对于新生的中亚各国政权来说，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完成与苏联政治制度的历史交割，迎合主流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拒绝伊斯 兰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被世界接纳，为未来发展争取广大的外部空间; 二是确保国家机器运转的高效率，维持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体制特点，以应对和克服原体制瓦解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严防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抬头，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发挥积极职能; 三是主导新生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重建，从本民族历史和伊斯兰宗教文化中汲取营养，建立新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体系，及时填补原苏联思想体系被否定后的社会精神空白。遵循以上宗旨，中亚各国开始了政治体制建设和新旧社会转型 的探索。

　　中亚各国在最初阶段设定的政体目标过于理想化。在初获国家主权后的政治热情作用下，中亚各国精英将国际社会的希冀和要求作为设计新国家政治蓝图的重要参照系之一。以历史的眼光反思这时中亚国家的普遍选择，不难理解当时这些国家领导层的顾虑。中亚国家的诞生是冷战结束派生的结果，因此，顺应世界政治力量的战略性重组，是中亚新生政权在国际社会获得合法地位的必要姿态。而此时，处在冷战赢家地位的西方集团针对后苏联版图内的新生国家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将“帮助他人从专制独裁的废墟中建立民主”作为其 针对性外交的重要方针。[2]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建立“民主的法制国家、多元的政党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等成为中亚各国领导人必须追求的国家体制建设目标。[3]如果说按照国际社会主导力量的标准来设计国家制度对于中亚政治家们多少有些迫不得已的话，那么他们对世界历史遗产尤其是当代转型国家成功经验的研究与汲取，则充分体现了其高度的政治智慧。他们理智地认识到，在后冷战时代，制定新生国家的发展战略大可不必完全另辟蹊径，“那些已经很好地实现了战略转型的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可供借鉴。[4]

　　有美国学者对中亚独立后最初的转型努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初次尝试独立建国的中亚国家不太可能弄明白建国的真正含意，因为苏联时代的领导人仍在这些国家掌权，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比以前更多( 有时更少) 地推动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倾向。[5]这种观点在西方政界和学界极具代表性: 尽管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占据原苏联地区国家领导岗位的仍是前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既是令西方不能容忍的现象，也是让西方难以理解的事实。尽管这种带有强烈指责意味的评估失之主观，因为它忽略了此时中亚国家平稳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 政治建设的历史继承性和中亚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但它却真实地反 映了独立初期中亚政体的发展曲线。

　　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和严重的国内社会危机，很快使中亚各国领导人放弃了不现实的构想。总统与议会、宗教与世俗、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新生国家政权的生存受到空前威胁。形势变化促使中亚各国领导人开始调整治国方略，他们除了承袭原苏联政治的部分遗产外，更多地从上千年中亚游牧历史的社会政治文化中发掘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威权主义”传统。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即总统制。这一政体被中国学者形象地解读为“强总统、弱议会、小政 府”[6]，其基本内涵包括: 总统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或总统实际上有效地制约着政府; 宪法赋予总统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使总统能够通过议会有力控制各政党和社会团体; 强势总统党主导下的多党制，或索性公开的一党制。中亚各国领导人确信: “总统权力的垂直体系集中了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的全部权力，是新国家制度大厦的承重结构。”[7]正是依托这种特殊的“承重结构”，中亚各国政权走出了草创时期的风雨飘摇，并在 20 年的发展中承担起确保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职责，基本完成了复兴国民经济、引导民族和解、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使命，并在此 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重建。[8]

　　目前，中亚各国进入了国家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重要的共性问题。一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总统制权力面临更迭。在经历 20 年充满挑战的政治生涯后，中亚国家当政的原苏联地方领导人无论在精力上还是在政治资源方面都已消耗殆尽，权力交接不可避免。但多年的总统制强势权力核心一方面阻止了势均力敌的政治对手的出现，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社会政治生态的自然发育，这就造成了后续权力出现真空的危险。二是以总统家族为核心的执政联盟面临不同利益集团的挑战。中亚各民族长期游牧的历史，为社会政治注入了浓厚的部族认同意识。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部族认同的影响仍在，但渐渐被地方认同所取代。这就要求一个权力中心的形成必须具备平衡其他利益集团的能力，不论这些利益集团的分野是部族的还是地方的，否则将出现权力纷争，引起社会动荡。三是保持国家政治经济独立发展与适应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多数中亚国家采取了特立独行的国家发展模式，这既需要解决国内稳定与发展问题的政治智慧，也需要顶住国际政治压力甚至经济制裁的外交勇气。但与国际社会正常沟通不足极易造成中亚政权的自我封闭，这种缺陷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将导致中亚国家与主流国际社会在对话维度上的缺失。[9]总之，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中亚各国已经找到了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模式。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出现大调整、大动荡，中亚国家社会转型将面临更多挑战。

二、中亚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与未来发展趋势

　　苏联解体给中亚地区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在短时间内迅速抽去了原本存在于各国的政治压强，使这些国家在被动地成为独立政治主体后，缺少相应的心理、制度和人才准备。与此同时，中亚地区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冷战后出现的短暂权力真 空，又使它成为各大势力扩大利益空间的目标，来自不同方向的渗透对中亚国家形成了空前的外部影响。强大的外部影响与地区发展需要的结合，形成了改变中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合力。冷战结束以来，被西方学者称作欧亚板块“破碎地带”的中亚地区最大限度地经受了这股合力的整合。而构成这股合力的不同属性和此消彼长，决定着中亚地缘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

　　其一，“平衡外交”成为中亚各国与世界互动的基本方式。面对冷战后的世界剧变和复杂的地区形势，从未独立自主制定过对外战略和外交原则的中亚各国开始了艰难的外交探索。囿于自身的弱势地 位和对外部影响的无奈，中亚各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同时，采取主动姿态吸引外部势力进入本地区，试图借助大国实现中亚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遏制宗教极端势力蔓延、建立中亚战略缓冲区等方面的重大关切，并注重调动不同属性的力量在地区内形成制衡，以便从中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或直接得到安全和经济上的援助。对于中亚国家这种开放性的外交实践，中国学者普遍称之为“平衡外交”。[10]这种外交战略在经过 20 年的实践后，现在已成为中亚与世界对话和互动的基本方式，并为中亚国家辟出了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途 径，同时也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表 1 不难看出，中亚国家平衡外交政策在 20年的发展中呈现出这样两个突出特点和趋势: 一是前 10 年调整幅度较小，后 10 年幅度渐大，这既与各大权力中心此时的蜇伏和观望有关，也受中亚各国自主外交经验积累和国力持续提升影响; 二是中亚国家与国际社会及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务实。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开始新一轮调整，上述特点和趋势将成为中亚地区对外关系的长期特征，并继续影响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

表1 中亚国家独立后在不同时期的外交实践与地区政局

阶段	阶段性目标	与大国间的互动	标志性事件与地区性安排
Ⅰ (1991－2000年)	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活动和地区制度性建设，争取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在确保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寻求可依赖的战略力量及合作伙伴，以求在解决国家政权合法性、宗教极端势力威胁、国民经济下滑等现实问题上得到主流国际社会的支持。	美国尚不急于进入中亚，重点放在防止中亚局势失控上，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中亚无核区”等准机制化安排对中亚各国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试探性合作; 　　俄罗斯视中亚地区为独联体阻滞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冲击的南大门，继续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驻军，扼守两国与阿富汗边境，并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政权危机中伸出援手，显示其对中亚地区安全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以稳定西部边疆为目的，积极与中亚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在此框架下努力继承和拓展边境谈判成果，申明地区利益，主动与中亚各国建立睦邻友好互信关系。	“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党、塔吉克斯坦内战、“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中亚无核区”、“中、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建立军事互信和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上海五国”、“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巴特肯事件”。
Ⅱ (2001－2005年)	在明确大国的战略意图前提下，有所侧重地在不同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利用关键时机主动满足大国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创造实现本国利益的时机和条件。	中、俄积极参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以新安全观和新合作理念为主导，打造与中亚各国平等协商、互利互信的欧亚地区互动平台; 　　“9·11 事件”发生后，乌、吉等国不顾俄一再警告，主动邀请北约军队进驻; 　　俄对美及北约军事存在耿耿于怀，压吉同意开设俄军基地并与美对峙，造成大国在中亚零距离竞争状态。	上海合作组织、“9·11事件”、北约联军阿富汗反恐行动、乌兹别克斯坦汉阿巴德基地、吉尔吉斯斯坦马纳斯空军基地、吉尔吉斯斯坦坎特空军基地。
Ⅲ (2005－2008年)	“颜色革命”登陆中亚，各国政权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在调整平衡外交重心的 同 时，为 防 范“颜色革命”威胁，重新考量同各大国关系的尺度与合作方式。	美乘格鲁吉亚、乌克兰“颜色革命”势头，急于在中亚扩大“改造后苏联空间”成果; 　　吉“郁金香革命”酿成打砸抢烧动乱事件，中亚各国开始对“颜色革命”持高度警惕和普遍敌意，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开始反思; 　　乌因“安集延事件”后拒绝美、欧独立调查而遭制裁，乌美关系倒退，乌俄关系升温; 　　美从乌兹别克斯坦汉阿巴德军事基地撤出。	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建立国家联盟、上合峰会 外国军队撤出中亚、美国智库推出“大中亚战略”、欧盟推出“新中亚政策”。
Ⅳ (2008－2011年)	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相邻地区动荡要求中亚国家与大国间通过合作实现更加有效的利益置换，中亚平衡外交更趋功利和实用。	俄利用吉政权腐败引发的社会危机，教训游离于大国之间玩“变脸”游戏的巴基耶夫; 　　美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日期，大国加紧围绕乌、塔做工作: 欧盟解除对乌武器禁运，美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希拉里·克林顿访塔时高调表彰拉赫蒙总统民主建设成就。	全球金融危机、吉尔吉斯斯坦“第二次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奥什骚乱、西亚北非“阿拉伯之春”、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

　　其二，多主体参与中亚地缘政治构建成为常态。中亚国家对国际社会保持着积极的对话和开放姿态，这使世界性战略力量获得了参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主体正在加大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

　　在中亚地区经营近两个世纪的俄罗斯充分利用传统资源，对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方向施加重大影响。但经历 20 年的消耗后，俄的影响力正由量的衰减走向质的削弱。政治体制的雷同使俄在中亚推行地区一体化有更多共同语言，然而出于对让渡利益甚至主权的担心，俄主导的独联体越来越受到冷落。针对中亚地区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前景，俄试图继续强化军事存在，并在人们充满猜测和议论的梅普交接前重提欧亚联盟构想，[11]但中亚各国的回应不再全是积极的。[12]作为在中亚地区继续保留人文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俄罗斯族人口，其希望回迁俄罗斯国内的比例越来越高，据统计近 10 年有上百万俄罗斯族人口迁离中亚。[13]当然，俄罗斯至今仍是多数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它为中亚各国的过剩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市场，中亚国家每年以独联体内优惠价格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和军火，俄罗斯在长时间内仍是中亚国家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对象。而且随着普京新一总统任期的开始，立足于独联体主要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势必会再次强力推进。但无论如何，俄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整体颓势已见端倪。

　　美国借阿富汗反恐战争及战后重建，在中亚地区有效地扩大着影响力。美国针对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自苏联解体后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其中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而防止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国家政权、削弱和阻隔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性影响、促进中亚国家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等战略仍在实施中。从伊拉克撤军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了阿富汗和伊朗，中亚的地缘作用和战略意义将得到提升。“改造后苏联空间”的挫折并不会使美国放弃价值观外交原则，策略上的调整使“大中亚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应运而生。但是，与美交往 20 年的经验并没有使中亚国家减少对美国的不信任与戒备心理，这将给美国的地区影响增加阻力。另外，欧盟、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和集团，都已从不同领域找到了在中亚地区实现各自利益的机会。毋庸讳言，中国也是对中亚地区政治和经济重建积极施加影响的参与者之一。单一战略力量主导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束多年，多元化的地区影响必然带来地缘政治发展方式和前景的多样性。

　　其三，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自然恢复”趋势。早期欧洲列强在亚非的殖民活动留下的鲜明印迹之一，就是人为地划分殖民地，这种划分往往违反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分。自 19 世纪下半叶作为地理概念的“中亚”产生后，虽几经争论和修正，其北起阿勒泰山、南至兴都库什山、西迄里海东岸、东达天山南北麓的自然地理范围基本为国际学界所公认。19 世纪俄、英两大殖民势力进入中亚后发生冲突，英国作家彼得·霍普科克用“大博弈”( “TheGreat Game”) 描写了这段历史。[14]在这场“大博弈”之后，两个大国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形成了一条背离常理的分界线，从此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亚”与自然地理的“中亚”被割裂开来。为了便于解释，后人用“狭义”和“广义”的限定词加以区别，但划分标准的不同更容易引起歧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中亚国家独立后，近 20 年来在内外多元力量的撬动下，中亚地缘政治版图出现了向 19 世纪“大博弈”前部分“自然恢复”的迹象。针对这一重要趋势，曾有中国学者建议提出的“中南亚”概念[15]似乎仍难以体现这一地缘政治现象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动态。当然，这种趋势并非简单的回归，也绝不可能使中亚重新沦为又一轮“大博弈”的舞台，而是打破长期封闭后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的显现。这对中亚地区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预示着中亚发展前景面临更多变数。

三、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因素的演变与地区安全前景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中亚及其附近地区的继续活跃，使该地区安全极具脆弱性和敏感性。近20 年来，在中亚各国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社会和睦等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下，威胁地区安全的因素基本被压制和化解在可控范围之内，中亚各国在完善法律、健全机构等方面有了长足进展，并积累了较丰富的维稳经验，国家安全得到巩固。但伴随着中亚地缘政治重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能量释放和多元影响力的不断渗透，中亚各国政权正面临一些威胁社会稳定的新问题，而原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因 素也正在被全球力量调整带来的动荡所激活。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对中亚国家安全的威胁从未停止过。从苏联晚期就在中亚地区出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到主张建立统一的大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解放党”，从叫嚣推翻中亚世俗国家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到以恐怖主义方式抵制西方化和全球化的“伊斯兰圣战同盟”，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在思想理论、组织形式、社会行动等方面具备了对各国现政权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基本要素。[16]中国学者将冷战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91 年至 1998 年，从苏联末期延续下来的以复兴伊斯兰宗教文化、机构和权利为目标的政治思潮，演变为企图取代世俗政权的政治狂热，并最终导致了个别中亚国家数年的战乱; 第二阶段为 1999 年至 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制造了武装冲突，直至美国主导北约联军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乌伊运”与塔利班同遭重创; 第三阶段为2002 年至今，“伊斯兰解放党”借助国际互联网宣扬宗教极端思想，而遭受重创的“乌伊运”则退入阿富汗进行力量重组。[17]2011年似可视为第四个阶段的起点，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 原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政局动荡走向政治化，“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开始参与国家政治; 美军制订撤出阿富汗的时间表，塔利班在全境死灰复燃; 一向远离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哈萨克斯坦在 2011 年连续受到恐怖袭击，[18]乌兹别克斯坦经塔吉克斯坦通往阿富汗的铁路遭爆炸破坏。[19]随着世界金融危机逐步影响到中亚地区经济以及多数中亚国家临近最高权力交接，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将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

　　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地区性因素，是阿富汗的长期动荡。由于历史原因，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与阿富汗有着漫长的共同边境，众多民族长期跨界生活。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军入侵阿富汗时，就有一些操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塔吉克语、甚至俄语的志愿者加入了反苏圣战阵营。[20]中亚独立后，伊斯兰极端势力策动的每起重大事件几乎都与阿富汗有关。“9·11 事件”发生前，中亚国家领导人就已对阿富汗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21]进入 21 世纪后，中亚各国与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社会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然而，阿富汗近年的国家重建和社会发展形势并不乐观。美国为了对10 年反恐战争有所交代，并能体面抽身阿富汗，不惜误戕平民和得罪盟友，动用高科技手段定点清除包括本·拉丹在内的恐怖分子，但塔利班、“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组织仍然顽强存在，并以新的圣战理论培训和组织更多的极端主义分子，而且每年印制上百种分别译成乌兹别克语、俄语、普什图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的宣传品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散布，其影响正不断渗透中亚地区。[22]随着美军即将撤离，藏匿在阿富汗南部部族控制区的中 亚伊斯兰极端势力开始显露向北部邻近中亚地区转移的迹象，中亚各国对此无不忧心忡忡。

结语

　　中亚地区获得独立的 20 年，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板块充分发育的 20 年。其间，中亚摆脱了历史上强大权力中心的束缚，各种内在基因得到了充分发展; 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和新生政治主体的弱小，中亚对来自地区外的影响力的依赖和借重成为其成长的必要条件。基于此，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重建过程中，多元因素的参与就成了最显著的特征，并导致形成该地区社会政治构成的复杂性和政局发展的多变性。由于地区内的制度建设与地缘政治多 元化发展同步进行，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变得更加丰富。这就给中亚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条件下如何趋利避害? 独立后的第三个10 年是中亚地区发展的关键期，它将决定中亚各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否。在这个新时期里，中亚各国现行的体制和领导者们的智慧将面临考验。

　　注释：

　　[1]本文所涉及的“中亚地区”为当今国内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包括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 5 个国家，与历史上的“中亚”地理概念有所区别。

　　[2]［美］克里斯托弗著，苏广辉等译: 《美国的新外交: 经济、防务、民主》，新华出版社，1999 年，第 10－22 页。

　　[3]［乌］伊斯拉姆·卡里莫夫著，陈世忠、邱永译: 《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 8 页。

　　[4]［哈］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著，哈依霞译: 《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56 页。

　　[5]［美］玛莎·布瑞克著，李维建译: 《中亚的第二次机会》，时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18 页。

　　[6]潘志平: “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 世俗、民主、威权、无政府”，《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1 期，第10 页。

　　[7]［乌］伊斯拉姆·卡里莫夫著，周恒云等译: 《临近 21 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 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第 123 页。

　　[8]Доклад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собрании，посвященном 19 － лет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аш путь – углублени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траны． 13． 12． 2011． http: / /uza． uz/ru /politics/17381 / ． ( 上网时间: 2011 年 12 月 5 日)

　　[9]Сергей Сидоров: В поисках великой мечты． Что изменилос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0 лет． 20． 04． 2011． http: / / www． aif． ru / society / article /42497． ( 上网时间: 2011 年 9 月 18日)

　　[10]吴宏伟: “2009 年中亚政治经济形与未来发展”，《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 200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88页。

　　[11]Путин 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будуще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04． 10． 2011． http: / /evrazia． org / article /1801． ( 上网时间: 2011 年 11 月 7 日)

　　[12]Чериков С． : Что даст Кыргызстану вхождение в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05． 12． 2011． http: / /polit． kg /conference /3 /90．(上网时间: 2011 年 12 月 12 日)

　　[13]盛世良: “通盘考虑综合应对中亚安全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4 页。

　　[14]Peter Hopkirk，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此外，更早还有另外两位英国人阿瑟·科纳利( Arthur Conolly，1807－1842) 和拉迪亚德 · 基普林 ( Rudyard Kipling，1865 －1936) 也曾使用过“大博弈”概念。参见: 潘志平、胡红萍: “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新疆社会科学》，2009 年 4 月，http: / /www． xjass．com / zys / content /2009－04 /27 / content _74521． htm． ( 上网时间: 2011年 10 月 11 日)

　　[15]参见: 潘志平主编: 《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

　　[16]金宜久主编: 《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64 页。

　　[17]苏畅: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研究》，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8、109 页。

　　[18]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нова взрыв у здания спецслужбы，《Газета．ру》，24． 05． 2011． http: / /www． gazeta． ru /lastnews/2011 /05 /24 /n _1852609，shtml: Казахстан － － субъект Халифата， 《 Эксперт Казахстан》No． 44－45( 335) ，07． 11． 2011． http: / /expert． ru /kazakhstan /2011 /44 / / kazakhstan－－subekt－halifata / ． ( 上网时间: 2011 年 11月 15 日)

　　[19]В． Панфилова: Вашингтон готовит пути отхода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Узбекистану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у в операции по возврату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отведена особая роль．《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4． 10．2011．

　　[20]林永锋、杨恕: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兰州大学学位论文集，2009 年 5 月，http: / /www． docin． com/p －117945702． html．( 上网时间: 2011 年 9 月 13 日)

　　[21]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А．Каримова на Саммит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ООН，08． 10． 2000． http: / /www． un． org / millennium / webcast / statements / uzbekistanR． htm． ( 上网时间: 2009 年 5 月 20 日)

　　[22]Исмоиров С． ， Раббимов К． : Взгляды узбекоязычного джихадизма． 01． 08． 2011． http: / /www． fergananews． com /article．php? id = 7038． ( 上网时间: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责任编辑: 张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