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由于经济的急剧转型，从而产生新的民族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产生的。要解决这种矛盾，就要解决在新的转轨过程中经济的矛盾。中国新疆和俄罗斯、中亚地区是地理上的近邻，在经济、文化、宗教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差异，使得民族群体事件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当前为维护中国新疆的地区稳定，我们应该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解决好民族文化冲突问题，在防范恐怖主义政治动荡中吸取值得借鉴的经验，以维护新疆地区的稳定。

　　关键词: 跨文化; 沟通; 新疆; 群体事件

　　中图分类号: D815．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 －293X( 2011) 06 －0093 －05

　　 

　　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存在一定的困难，除却文化间的语言沟通困难、种族的差异，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特别是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之间的沟通更为困难。民族之间的观念、文化思维方式从历史上就形成了一种定式，会在一定时间里显现出与其他民族较大的不同。经济转轨国家与其他国家在民族问题上有着特殊的情况，经济转轨给每个民族带来了经济、文化、政治的冲击，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经济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起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文化的差异是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民族间产生了较大的贫富差别，使得民族将这种经济上的差别误认为是政治的、民族的歧视，从而产生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一定阶段这种力量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民族群体事件的产生往往与经济利益的纷争有着很大的关联度。

一、转型国家与民族矛盾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每一个文明都将自己的文明视为正统的文明中心。二战以后，西方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超越其他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就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普适性，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情形在前苏联地区也同样存在，俄罗斯将他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语言带有强加的性质推行文化认同，使其他少数民族感受到民族的文化的割裂感，从而对这种文化中心心存抵触。

　　在苏联时期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一直宣扬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民族和领导民族”，一味夸大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功绩，将俄罗斯联邦凌驾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上，赋予俄罗斯民族特殊主导的地位，从而使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根深蒂固。因此，实际上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意识，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把其他众多少数民族置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造成的后果是，严重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激起他们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强烈不满，从而在民族关系中潜伏下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错误地估计苏联民族关系状况，对潜伏的民族矛盾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危害性缺乏清醒认识，因此，他推行的改革政策引发了民族矛盾的大爆发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过程中，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迅速增长，在复兴俄罗斯的借口下，千方百计地瓦解联盟中央，试图以俄罗斯取代苏联，支持其他民族独立活动，带头通过国家主权宣言，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1〕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理念和原则，又是一场实践和运动。一般地说，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近代民族这个特殊的人类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并为谋求民族利益，包括生存、平等、独立、发展等权益服务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具体地说，民族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归属、忠诚的一种强烈情感和持久意识，是强调本民族的特性和传统，维护本民族权益，处理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的行动准则与价 值观念。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民主化”“多元化”，以及“新思维”在思想领域的冲击，使在苏联境内的各民族的向心力丧失，民族利益几乎成为处理内外关系的惟一出发点和归宿，久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如同打开闸门的激流倾泄而下，成为国家发展方向和国内各民族关系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在原苏联国家内呈现出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从而出现了前苏联、东欧地区民族动乱不断，造成了地区局势的动荡。〔2〕自从苏联解体以来，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问题成为地区冲突的根源，其中为地区的所有权展开战争或引起的冲突占到了绝大部分，所以解决民族矛盾成为解决地区冲突的根本问题。

　　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民族冲突、群体事件的重要形式。在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和伊朗之间有着 3000 公里的边境线，按俄罗斯专家的话来说在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之间只有 9公里的地块上是和平的，剩下的近 3000 公里的边境上在近年来发生了多起冲突。其中有纳—卡武装冲突的威胁，阿塞拜疆和伊朗为划分里海产生的冲突，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双方关系，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俄罗斯、中亚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是大俄罗斯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沟通的不畅，各民族之间存在沟通的障碍，影响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谐。俄罗斯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0% 的人认为俄罗斯有通过强力兼并其他民族，并压制其他民族的特征。78% 的人认为俄罗斯人一直宽容对待其他民族，11%的人不同意该观点( 俄罗斯统计局 2009 年数据，www． statistika． ru) 。

　　中国、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在经济、政治的转型之际，也面临着民族矛盾的激发，群体事件的发生较以前更为频繁。从转型国家来说，民族关系是国家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民族问题在国家转型这个重要的时候以突出的形式显现出来了，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独立思潮就显得特别突出。其重要的根源是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因，产生了经济上的不均衡，从而产生了民族隔阂。

二、非主体民族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年代，前苏联、中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隔阂并不大，没有出现像今天在俄罗斯、中亚发生的民族冲突。这种民族隔阂、冲突是转轨国家在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出现的现象，是各民族在市场经济中由于经济状况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在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社会的转型产生了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引起了结构上的职工失业，以及岗位失业。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占据苏联的主导地位，加之在苏联推行俄语的强势地位，少数民族在受教育方面比起俄罗斯族人差距较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分配注重公平，社会劳动收入分配额差距并不大; 而苏联解体后，苏联分解成 15 个独立的国家，原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崩溃，迅速形成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而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希望在短时间，以“休克疗法”迅速解体国家近一个世纪形成的经济体制问题，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随之带来的是国家经济的疲敝，大量失业人员的增加，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俄罗斯、中亚、中国等转型国家里，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使得少数民族人群处于尴尬的境地。在前苏联、中亚、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人们不分民族、性别享受着同样的工资待遇和劳动保障，而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少数民族成为没有强势的语言、技能，以及知识能力的族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天然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这种弱势群体以民族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演变为强烈的民族不满。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 年阿塞拜疆失业人数有近 4 万人，亚美尼亚为 17． 6 万人，格鲁吉亚超过 5 万人。这仅是官方劳动部门登记的数字，而实际的失业人数是上述数字的几十倍，几乎一半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工作。〔3〕这是城市的情况，而在农村的情况要更糟一些。在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极容易雇佣贫困的宗教人员，从事恐怖活动。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就有这样的例子，贫困的失业人员往往为了养家糊口而被恐怖分子雇佣从事恐怖活动，恐怖活动与地区经济的贫困是紧密联系的。

　　在中国的新疆也存在这样的经济问题，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原因经济不是很发达，在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领域中，经济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在改革之前，计划经济时期，新疆的企业还能从计划经济中得到一些实惠，但是改革开放后，新疆的企业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同内地的经济实体竞争。在人力资源的竞争中，汉族又成为竞争的主体，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人力竞争是以人才的个体的实力为竞争手段的，由企业雇主考虑人力资源的质量，少数民族在语言、知识水平、能力等方面同汉族人有一定的差距，这样就限制了少数民族的就业，使他们成为社会转型的弱势群体。

新疆各民族文盲人口统计数据

民族	文盲人口			文盲率(%)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新疆	1 278 158	481 231	796 926	8.32	6.2	10.49
汉族	462 497	125 411	337 086	7.06	3.76	10.48
蒙古族	4 893	1 748	3 146	4.1	2.97	5.19
回族	83 398	28 941	54 457	13.58	9.37	17.84
维吾尔族	641 103	298 288	352 815	9.6	8.75	10.46

　　 引自新疆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报告。

　　从上述数据来看，各少数民族的文盲率除蒙古族外均高于汉族的文盲率，这几组数据可以看出少数民 族在文化受教育程度上大多低于汉族，这在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文化基础较弱的因素。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市场竞争能力普遍低于汉族，表现在收入上则是收入低于汉族。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三、经济体制转轨使得经济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

　　当转型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巨大的转型时，社会冲突就会不断出现。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是由经济制度转变引起的社会结构新格局的形成。俄青年研究所冲突学与社会研究中心领导人 T． C． 苏里莫娃认为，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基础上的。这种情况根本改变了居民集团的社会地位，有时甚至使这些集团相互对立。为保护自己的经济的社会的利益，就形成了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各个政治派别的角逐导致了局势尖锐化，导致了社会紧张度的增加和冲突现象的发生。〔4〕

　　隐藏在经济制度变更后面的更深层的冲突原因是由这种变更引起的社会行为主体的各种需求、利益和价值观的对立。在经济与政治的死胡同里，行为主体各方往往以过激的方式重新诉求自身的利益，这也是酿成冲突的社会心理原因。

　　在民族个人的层面上，少数民族随着私有化的进行，渐渐成为与主体民族竞争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 济的浪潮中，由于过去的主导地位使得主体民族占有较为优势的竞争地位，例如，市场的占有率、人际关系以及公共关系等，这些资源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多于少数民族的竞争优势。少数民族的知识、能力，特别是在某些关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使得他们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理，认为是民族的歧视使得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使得他们失去了过去在计划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分配方针是顾及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使得大家满足于平均主义，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了停滞。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少数民族在经济收入的巨大反差面前，会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抵触情 绪，这种心理上的反差很容易被极端主义分子激起和利用，引起社会的群体事件，这也是今年在俄罗斯、中亚和中国新疆频频出现群体事件的原因。

　　中亚、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分子往往利用民众对政治、经济的不满挑起群体事件，来达到他们动乱社会的目的。中亚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贫穷的问题也引发这个地区的骚乱和恐怖活动，恐怖主义集团利用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来进行恐怖活动，或在人们中散布反政府言论，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原苏联的总体状况相似，中亚国家在 70 年代后期也进入了经济衰退期，这种衰退严重打击了整个社会对经济发展的期望，引发了社会的不满。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宗教回潮就是这种不满和失望的反映。在人口稠密、宗教传统浓厚的费尔干纳地区，贫困问题尤为严重，而群众的抗议、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

　　2009 年 7 月 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恐怖主义分子在国际势力的挑动下，煽动民族情绪，最终发生此次群体暴力事件。在此事件中有 196 人丧生，1600 余人受伤。此次暴力犯罪事件在国内、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严重地阻碍了新疆的政治、经济发展，对维、汉两个民族和睦的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上述事件表面上看是群体暴力事件，但是其根源是民族间经济差距引发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这类群体事件恰恰发生在转轨国家中，转轨的巨大阵痛带给人们失望情绪，随之聚集到一定时期则反映为暴力的群体事件。

四、俄罗斯、中亚国家群体事件对中国民族群体事件预防的启示

　　第一，要致力于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使得民族间处于大致平衡的经济地位。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民族无法进行沟通，会因为经济的差异产生怨恨，将自己的经济困境首先归于民族的不平等。所以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民族要努力赶上先发展的民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间的沟通鸿沟。从俄罗斯、中亚的政治动乱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因素是引发群体骚乱的一个主要因素。中亚国家群众生活处于贫困的边缘，社会失业率一般在 20%左右，这样的经济形势使广大群众渴望社会变革，希望通过变革替换旧的领导人，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新的希望。从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中，可以看到上街从事暴乱的大多是一些失业的人，多数是失业的年轻人。纵观中国新疆的情况，新疆的稳定与否和新疆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近十几年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维吾尔族人的收入与内地人的收入有很大距离，造成他们一定的心理落差。特别是少数民族由于学历、技能和家庭人口的因素，在就业和工资水平上与汉族存在差距。我们要努力在当前市场化的形势下，探索如何消除这些经济上的不平衡。努力发展新疆的边疆经济，使得新疆的经济和内地保持同一水平。

　　第二，建立与宗教界人士的沟通机制。宗教界的影响是民族沟通的关键，争取宗教界人士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稳定新疆的基础首先是搞好民族工作，民族工作的重心是宗教，而宗教的根本是做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宗教界人士、上层人士在宗教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宗教界人士在一系列群体事件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应该注意做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更有针对性。

　　第三，针对新疆民族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少数民族干部到内地轮训制度。少数民族干部是骨干，他们的工作比汉族干部更加有说服力，更加切合实际。我们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他们的认识，认识市场经济的潮流。让他们到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培训，认识什么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展民族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提高民族生活水平。

　　第四，消除群体事件体制性的缺陷。群体事件的发生其原因在于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基层组织不能做好积极的沟通、联系工作，使得组织的力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组织威信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控制力严重弱化。群体事件的主要社会根源是社会的无组织性，恐怖主义乘虚而入，组织、挑起群体性事件。针对这种基层组织控制弱化问题，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将基层组织建设纳入到政府工作中去，减少社会闲散人员存在，使他们能处于基层组织的控制之下。

　　第五，建立有效的情报、信息预警机制。建立情报信息网络，努力挖掘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的情报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有效扼制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产生及规模。

　　中国新疆和俄罗斯、中亚地区毗邻，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有许多关联之处，加之民族、宗教的原因，新疆与这两个地区的民族联系非常紧密，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政治局势、经济形势对中国新疆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我们应该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政治风波中吸取经验，认清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世界政治的大环境下，正确处理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的关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这对于我们今后中国的边疆建设、民族发展都有巨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 吴绩新( 1962 － ) ，男，湖北黄陂人，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参考文献:

　　〔1〕陈联璧． 俄罗斯民族问题关系问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东欧研究所，1998．

　　〔2〕缪家福．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141．

　　〔3〕李静杰． 十年巨变〔M〕． 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3:405．

　　〔4〕A． 兹德拉沃梅斯洛夫． 社会学研究〔M〕． 莫斯科: 俄罗斯出版社，1993:13．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Incidents Management i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 Inspirations from Russia，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u Ji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312000)

　　Abstract: Russia，Central Asia and China have all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Because ofthis sharp economic transition，there is a new touch in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which subsequently causes thenew national problems． With the change in the economic system comes the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resolve thesecultural problems，we must first approach the economic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ofChina，Central Asia and Russia are geographical neighbors，which are historically linked and till now have much in common in econo-my，culture and religion． They are simultaneously faced with the same challenge in the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ow in the situation of terrorism threats to these areas，we should settle group conflic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ross － culture in order to maintainregional stability．

　　Key words: cross － culture; communicatio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group inci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