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亚地区的各民族生活区长期保持着自然形成的畛界，并在此范围内形成多民族杂糅共生的历史传统，近代以至前苏联时期的民族区域划分则以人为的力量打破了这一传统。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致使民众的国族认同发生重大改变，文章称这一动态过程为国族认同转型。从当今社会政治发展状况来看，中亚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众对于国民国家的认同差异。由差异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对中亚国家内部乃至整个地区的政治稳定构成了显著的威胁。

　　关键词：中亚；国族认同；转型；冲突

　　中图分类号：D7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1)06—0070—06

　　作者简介：王嘎，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088)；海力古丽·尼牙孜，文学博士，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各国民众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国族认同转型(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1]它既是不同民族群体在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上重新认定的过程，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之间强烈反差的体现;不但意味着社会心理的微观变化，也折射出整个中亚地区的宏观变迁。国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是转型国家民众以国家独立主权、国家边界、民族类别与身 份、定居生活的区域等为参照的一种自我识别和自我接受。多民族国家的国族认同是民族与国家融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重要的国民意识之一，也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发展的重要纽带。国族认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以血缘、历史记忆及与他人共享某公共空间或人际关系形成一体感为共同连接的基础，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得到延续并不断变迁。

　　民族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应该有机统一，并共存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中。而国族认同作为对一种共性和共同利益的认知具有理性化特点，应该置于首要位置。有效整合民族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应该可以在社会实践中促成二者的和谐共存，反之则往往表现为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当今中亚地区，因认同转型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所导致的各类冲突层出不穷，难以克除，其中广受关注的是族际冲突、边界与领土的潜在争端以及邻国间的利益纠纷(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诸多因素)。对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尚有待发展的中亚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杂糅共生的传统

　　从历史上看，中亚地区虽然始终不曾形成独立的文明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建立统一帝国，但 中亚人民却有着多民族杂糅共生的传统。绿洲、草原和山地牧场这些自然因素是维系这种共生状态的纽带。相对于绿洲，草原区的边界更为模糊，因为分布在这些区域的部族居无定所，主要以游牧为业，必要时，各部族间也只是依据山峰、河流等自然条件，象征性地划分彼此间的界线。边界巡查制度在地域广袤的中亚远未得以普遍实施，只有布哈拉王朝时期曾派专人对其边界进行过定期巡查。在战争期间，交战双方会临时进行流动性的边界巡查，一旦战争停止，巡查队随之解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连绵不绝的封建战争改变着中亚地方的政治归属，但在沙俄入侵之前的数百年间， 该地区的历史版图却很少发生改变。个别几次变动都是由河流改道、丝绸之路上贸易点的迁移、自然灾害 ( 地震、沙漠化) 之类的非常因素而引发的。

　　长期决定行政划分的主要条件是自然地理因素、土地耕作类型、贸易和交通方式，而不是民族聚居区域，所以中亚行政区划同民族分布并不吻合。这一情况使 19 世纪末期获准进入布哈拉王朝进行考察的俄国研究者大为惊奇。例如，尼·马耶夫在提及东布哈拉的城镇时写道: “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杂糅混居，以致于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2]。

　　概言之，直至沙俄入侵之前，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游牧民、山民及定居农民，始终是一种 “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的生存状况。不同群体的杂居通常由农业—经济因素而造就，因生产方式改变而发生的大规模迁移相当普遍。在引发移民现象的诸多因素中，战乱和饥荒始终居于首位。这些因素使得不同族裔杂糅在一起，间接造就了众多民族在中亚地区的共生共存。

　　与此同时，各族裔由传统政治地位和社会分工所决定，各自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生存发展的独特性，但彼此之间又形成相对稳定的集中机制。在这一机制内，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例如，在布哈拉王朝，最高统治权属于突厥人，而从事公务、科学、教育、手工业及商业者则一向是塔吉克 人。社会上层之间虽有争斗，但政治体制的金字塔却保持稳固。除了倚靠强力，这种稳固状态还取决于不成文法和伊斯兰教法之类的传统手段: 由最高统治者任命部族和区域内的高层职位，通过部族首领之间的谈判协商解决争端，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间人寻求支持 ( 充当这种角色的通常是德高望众的伊斯兰教长老或伊斯兰教法方面的权威) ，组建部族联盟等。

　　与绿洲和草原区一样，在组织松散、发展滞后的山区，利益和冲突的调解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不成文法。山地居民的民族自我认同模糊不清，其民族类别只能在一定意义上依照自然地理带和农业作业方式大致区分。在山地居民与临近的从事农耕及畜牧业的部族之间，由争夺草场、牧场、水源及地块所引发的争战连绵不绝，这使得山地居民生活区域的边界往往变动不居。因而，中亚的山区地带在历史上也未形成固定的民族区域。

历史格局的断裂

　　从 19 世纪开始，伴随着俄国征服中亚的进程以及非传统民族大量迁入，中亚地区在民族人口比例与民族分布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英俄两国进行地缘争夺与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当时在印度半岛立足已久的英国殖民者一方面急欲染指中亚，另一方面又担心俄国可能影响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因而于1844 年同俄国达成英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 “俄国应当让中亚诸汗国成为英俄两个帝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免双方发生危险的接触”[3]。该协定却没有使沙俄放缓向中亚推进的步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变本加厉。

　　1865 年，沙俄政府把东起伊塞克湖西端，西至咸海—锡尔河的征服线同浩罕线联结起来，建立了突厥斯坦省，中亚地区新的内部行政区域边界随之形成，这使得原有的分界遭到很大破坏; 由于沙俄对游牧民实施了驱赶与强迫定居的政策，中亚地区的民族分布也遭到破坏。

　　“十月革命”之后，根据 1918 年 4 月通过的决议，突厥斯坦省被设立为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划归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这一新设立的自治共和国的领土包括原突厥斯坦省的大部分，但希瓦与布哈拉未被列入其中。

　　1920 年 8 月，在奥伦堡省和西西伯利亚省基础上成立了归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1925 年前俄罗斯人误称哈萨克人为吉尔吉斯人) 。1920 ～ 1921 年，在保持原有边界不变的前提下，成立了布哈拉与花剌子模这两个人民主权共和国。

　　然而，中亚地区沿袭至今的政治行政区划，主要是在 1924 年苏联政治体制形成后逐渐确立的。 根据 1924 年 9 月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有关重新划界的决议，中亚地区原有行政区域及边界几乎全部改变。近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划界原则完全废止，重新进行 “民族识别”被视为划界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原则。隶属于中亚经济委员会的特别行动组于 1924 ～1925 年对中亚地区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民族状况进行了研究，首次绘编并公布了 “原布哈拉共和国民族分布图”。对于在中亚进行民族划分和组建民族共和国的意义，苏联官方是这样认为的: 只有把每个民族都组织在一个单独的低级行政单位里，方能彻底消灭民族差异和民族不平等现象; 同时，民族划分又是消除中亚存在的中世纪社会政治残余的必要措施。[4]。尽管行动组的工作规模宏大，并且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但以民族分布原则对中亚进行区域划分却颇为艰难，因为这种划分无从充分体现历史与传统的真实面貌。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中亚各国被纳入高度集中的全苏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成为苏联在能源、矿产和某些农产品方面的来源地。为适应大规模集约经营的要求，时常出现把某个共和国的领土划归另一个的情况。如被划入乌兹别克斯坦原属塔吉克斯坦的苦盏地区于1929 年又重新划归塔吉克斯坦; 1956 年将哈萨克斯坦的勃斯坦迪克 ( Бостандык) 划入乌兹别克斯坦，而将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流域的 5 万公顷土地划归塔吉克斯坦管辖。这样一来，中亚内部的疆界便依然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动中。这种变动既不能反映地理及地形特征，也不能反映历史上形成的区域划分与民族分布情况。

　　某些苏联民族学与历史学的支持者认为，随着 1924 年以来中亚地区所实行的 “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以及对民族地区的高速度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亚各民族在苏联时期就已定型，[5]固定的民族聚居区也已形成，经人为认定的主体民族在各共和国的优势保持不衰，并有扩大趋势。

　　许多西方学者在评析苏联民族政策时则认为，中亚地区在现代时期的各民族不过是一些区域性族群的集合而已。例如，英国学者惠勒就曾经说 “把中亚本地人民确定地划分为六个主要民族……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并且有点武断。在革命以前，中亚人自己仅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区别”。[6]法国东方学专家罗伊在报告中指出，当今的塔吉克民族与塔吉克斯坦并非真正意义的民族与民族国家，而是1924 年以来人为设计的产物。“那些设计者所依照的理论是，中亚地区存在着个别的、具体的民族，每个民族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及领土。但事实上，塔吉克人却从不是 一个单一的民族，是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造就了所谓的塔吉克族。”罗伊认为，以语言判定民族身份的做法是荒谬的。“那些操塔吉克语的布哈拉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吉卜赛人难道都属于塔吉克族?”[7]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也认为，生活在中亚的各个族裔，甚至从不曾有组成 “民族行政单位” ( 亦即现代意义的 “民族”) 的愿望，依据族裔语言分布创造出一个个 “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苏联政权本身。[8]

　　我们认为，虽然不能把既有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苏联政权与苏联体制，但上文引述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也很有参考价值。中亚在历史上就已形成了行政区划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不同族裔杂糅共居的局面，因此，苏联时期的中亚行政区域划分实际上是传统与现实割裂的写照，它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对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完善民族国家机制与主权形式构成一定阻碍，也为中亚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于国族认同所表现出的迷惘与失范埋下了伏笔。

国族认同转型的表现及影响

　　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的独立引发了一场认同方面的转型———这首先表现在民众对于独立国家的认同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国族认同。与国族认同转型过程相伴而来的是市场运行区域、民族关系平衡及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它们反作用于国族认同的性质和内涵。国族认同包容的内涵很广泛，社会调查结果表明，民族身份认同与区域认同是其中的首要部分，二者对于民族自我意识的确立、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国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行为 ( 包括国民对待独立的态度、对国家建设的支持和参与程度等) 乃至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都影响深远。认同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认同方面的冲突也与之相随，而这正是激起边界与领土纠纷的祸端之一。

　　以塔吉克斯坦为例。据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民族研究基金会 ( IFES) 和塔方于 1996 年合作进行的社会调查，对民族身份问题，有 64%的被调查者回答说自己是塔吉克人，22%———乌兹别克人，5% ———俄罗斯人，2. 5% ———苦盏人和帕米尔人，1% ———库里亚布人和库尔干秋别人，其他民族占 2%; 只有不到 7%的被调查者以自己的籍贯应答。这表明，塔吉克斯坦的绝大多数民众具有相当明确的民族自我意识。[9]

　　而另一项于 1999 年在塔吉克斯坦对民族身份、籍贯、国籍的重要程度所作的调查，结果则复杂得多，只有 34. 3%的人认为民族身份对于自己很重要 ( 1996 年则有 42%) ，视籍贯为最重要者占 12. 6% ( 1996 年为 10%) ，最看重国籍的人有 18. 4% ( 1996 年为 27%) ; 同时，俄罗斯居民大都认为国籍最重要，但他们看重的不是塔吉克斯坦国籍，而是有朝一日获得俄罗斯国籍，从而具有双重国籍，以期自己的生存安全得到保障。被调查的乌克兰人和鞑靼人，情况也大致如此; 视民族身份、籍贯、国籍为同等重要的人占 19. 3% ( 1996 年为12%) ，认为三者无所谓的居民占 12. 8%。

　　调查材料表明，在中亚地区，对新生国家的认同主要来自各国的所谓主体民族 ( титульная нация 或称命名民族) ，其中不包括传统经济文化中心的居民。比较而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居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更强烈些。根据哈萨克斯坦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当被问及 “您是否认为自己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时，在1 148人中，回答为肯定者占 79. 5%，否定占8. 1% ，难以回答占 9. 2% ，其他答案占 1. 1% ，未回答占 2. 0% 。当被问及 “您是否认为哈萨克斯坦是您的祖国”时，在被调查的1 138人中，回答为肯定者占 80. 0%，否定为 10. 1%，难以回答为6. 4% ，其他答案为 1. 7% ，未回答为 1. 8% 。[10]

　　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多数居民最重视的是国籍，至于 “乌兹别克人”这一名称，许多人认为，它所指的不是具体的民族，而是 “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当提到民族身份时，经常能够听到“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为同宗同族”的说法。与之不同的情形是，在整个费尔干纳盆地、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人们往往以籍贯而不是民族名称或国籍来说明自己的身份，这些人多为操双语者或双语地区的居民。在此情况下，很难明确国籍与民族身份之间的联系，相应地，对于民族区域的认同感也自然难以形成。这样一来，倘若国与国间的划界涉及传统聚居区，那些以籍贯来判定自我的居民就可能不赞同领土主权的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保持传统生存空间的完整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材料来自构成社会的最小个体，反映的是不同人群在认同转型时期对国家及民族极其复杂的认识，其中的内涵也显而易见——在历史记忆不算短暂、民族成份多种多样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及区域认同的统一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因此，构建民族国家所必需的精神凝聚力也会相应缺乏。

　　中亚民众对于国族认同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是族际冲突甚至武装暴力冲突的一大诱因。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国家之间民族混居的边界地带就已成为冲突频发的热点地带，如位于乌、塔两国交界处、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两个民族混居的撒马尔罕州和布哈拉州 ( 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乌三国交界处的列宁纳巴德州 ( 隶属于塔吉克斯坦，现改称索赫迪州) ，吉、乌两国交界处的奥什州 ( 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 ，这三块热点地带由西向东，基本跨越了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历史与现今最不稳定的地区。

　　在民族极端主义风潮中，乌兹别克斯坦一些未经官方注册的极端组织打出了 “乌兹别克斯坦只属于乌兹别克人”的旗号。1989 年，在费尔干纳州爆发了乌兹别克人与外来的土耳其人之间的冲突，迫使1 000多名土耳其人迁往俄罗斯中部地区。[11]从 1989 年至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 “民族复兴”与 “摆脱帝国殖民统治”口号之下，吉尔吉斯斯坦涌起敌视与排斥非主体民族 ( 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等) 的风潮。1990 年，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聚居的奥什州成为族际冲突的焦点，当时的冲突造成大约 320 人丧生。[12]值得关注的是，十年过后，一场新的冲突再次席卷奥什这一传统热点地带，发生在 2010 年 6 月的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其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全国人口约五分之一逃离家园。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后的江布尔和塔尔迪库尔干两地区发生了当地哈萨克人驱逐车臣人事件; 在奇姆肯特州，有分离主义者要求并入与之毗邻的乌兹别克斯坦。而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周边地区则出现了鼓吹并入哈萨克斯坦的呼声。[13]即使在民族构成比较单一、民族关系相对和谐的土库曼斯坦，在苏联解体前夕也曾经发生过针对国内亚美尼亚人的暴力恐怖事件。至于塔吉克斯坦，民族问题及部族冲突则更为严重，并最终扩散、演化为 1992 ～1997 年的五年内战。与此同时，在民族关系方面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中亚五国，不断累积的族际冲突一旦溢出社会领域，与威胁中亚的政治极端势力交织在一起，则会导致国与国间的各种争端，从而进一步威胁中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在中亚地区，完善国家治理、协调各国关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各方以合作姿态共同努 力，付出政治智慧和大量财力。根据俄罗斯学者的说法，中亚至少有 19 个争议地带，边界与领土问题终究需要得以解决，否则，潜在的领土争议便危及后世，贻害无穷。

　　当然，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并未发展到 “大失控”与 “大混乱”的局面。就边界问题来看，早在中亚五国独立之初，保持现有疆界不变的原则就已被中亚各国官方一致认可。1993 年，哈、俄、乌、吉、塔五国签署了 《边界不可侵犯宣言》，使这一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该宣言声明，“确保本宣言签署国边界不可侵犯是它们的共同事业，五国将把对其边界的任何侵犯视为违法行 动，并据此采取包括使用武装力量在内的反击措施; 对五国与第三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承担集体责任; 通过谈判来寻求停止和防止边境地区武装冲突的途径”[14]。2000 年 9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对土库曼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同土方签署了两国国界划界条约及一系列合作文件。卡里莫夫总统向新闻界表示，乌土两国在中亚各国中率先解决了领土问题，两国边界将永远成为两国人民之间和平与和睦的纽带。

　　 

　　在被布热津斯基称为 “种族大熔炉”的中亚地区，各国民众的国族认同转型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远可追溯至千百年来形成的多民族共生的传统，近则涉及苏联时期的 “民族识别”和 “民族划分”，乃至苏联解体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动荡。在当今现实下，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因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不同而迥然相异，这些认同差异是作用于民众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就此意义而言，国族认同的转型虽然只是中亚国家当前社会变革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对中亚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由来已久的族际冲突，加之国族认同感上的差异性，使得研究者对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难以简单定论。

　　中亚国家尚处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进而可以判断，中亚各国民众的国族认同亦有待于定型。中亚国家大力倡导的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意识被其国内各民族接受和认同还受制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笔者认为，在对待国族认同方面，中亚各国政府应当审慎处理两种普遍存在且相互冲突的社会心理倾向: 其一是民族自我意识因国族认同的偏隘而出现膨胀; 其二则是在看待国民国家历史与未来方面，对传统与现实持以双重否定。前者易引发民族极端主义的兴起，后者则会导致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缺失。而这两点对中亚各国发展与完善民族国家体制都相当不利。在中亚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共存的国家里，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并制定与完善本国的民族政策，从而引导民众的国族认同，使之朝着有利于国内民族团结和邻国间友好交往的方向良性发展，乃是摆在中亚各国执政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10JZD0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国族认同”(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идентичность，英文为identity of nation state)，通常译作“民族国家认同”。但是，“民族国家”这一表述，脱胎于西方近代专制主义国家，更多强调的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政治意义，难以体现这一实体当中不同民族的人种学意义。在现今国内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北大唐士其教授为代表)将nation state译作“国族”或“国民国家”，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2] Маев Н．А．Очерки Гиссарского края//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татистики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 края．－ － Спб， 1879，Вып．5 C．267—268．

　　[3][4]王治来、丁笃本: 《中亚国际关系史》，长沙: 湖南出版社，1997 年，第 146、242 页。

　　[5]关于 1924 年以来中亚地区所实行的 “民族识别”和 “民族划分”问题，王智娟在其 《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一文 ( 《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2 期) 中进行了详尽论述。

　　[6]转引自王治来: 《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5 页。

　　[7]Roy．O．Tajikistan － － Washingt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1993，p．13．

　　[8]〔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99页。

　　[9]《塔吉克斯坦民意调查》( 1996 年) ，华盛顿 IFES. 1997 年。

　　[10]ЗинаидаЗакаева，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азахстане， http://www．ca － c．org/journal/15 －1998/st_ 06_ zakaeva．shtml．

　　[11]陈联壁、刘庚岑等: 《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53 ～154 页。

　　[12]Игорь Ротарь，Под зелёным знаменем: Исламские радикалы в России и СНГ， Москва ， АИРО － ХХ， 2001 г，с．10．

　　[13]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ты， 2001 г， с．34．

　　[14]新华社莫斯科 1993 年 8 月 7 日电。

（责任编辑: 苏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