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琳：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罗锡政：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摘要：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周期性变动是全球化进程中注定的被边缘化，政府经济政策失败，贪腐盛行带来的政府合法性危机、社会政治文化暴力功能的示范效应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以及大国博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入手，分析论述了私有化进程中贪腐盛行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复古的政治文化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失误和吉尔吉斯斯坦变局的大国博弈因素。

　　关键词：吉尔吉斯斯坦；变局；困境

　　中图分类号：K3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1)06-0084-05

　　 

　　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巴基耶夫政权在民众掀起的抗议风潮中垮台，巴基耶夫出走白俄罗斯。反动派组建的临时政府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奥通巴耶娃成为总统兼总理，并将总统制改为议会民主制。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两任总统都没有完成法定任期，均被民众以非常手段赶下台，两次都是通过暴力的非制度化方式导致政权更迭。2005年的“颜色革命”是以国家议会改制后第一次议员选举舞弊为由从南方发起的，当时的反对派领袖巴基耶夫成功实现掌权，这次政变是以相同的“革命方式”进行的，但原“革命”赢家却成为革命的对象。两次国家政权的非正常更替，这一中亚山国周期性发生动荡的原因非常值得探究。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类似吉尔吉斯斯坦这种小国存在四种现实发展状况：一是依靠资本主义化较早的优势完成早期积累，然后在国际分工中利用先发优势和自身资源占据有利地位，先后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如欧美诸小国。二是利用本国能源资源产品加入到国际分工中来，如中东各国。三是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后发优势，发展外向型劳动力密集产业，而后力争完成后工业转型，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上世纪所经历的进程。四是成为全球一体化中的边缘国家，虽然被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裹挟其中，但这种国家既无可出口的能源资源产品，又没有外部有利时机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以使其在一体化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种国家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边缘存在的，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均属此列。在这些国家，如果整体社会意识落后，政治上会形成精英阶层统治的威权制度，经济上呈现出依附经济体的特征。由于依附经济体维护着代表境外商业利益的买 办阶层、权贵资本家、大农场主的经济利益，它注定会塑造出极端不稳定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除去少数精英与中产阶层，大多数普通公民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吉尔吉斯斯坦便是如此。

　　吉尔吉斯斯坦是前苏联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地区，独立长达10年左右的经济转型期，由于与前苏联一体化经济的中断，来自苏联中央政府补贴的消失，导致大批工矿企业倒闭，尤其是机器制造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苏联解体使吉尔吉斯斯坦返回到了前工业时代（比什凯克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农机制造厂，同时也是经互会集团中最大的草料压缩机供应商由于独联体内零件供货商转用美元结算，以及苏联西部传统市场的消失于1994年停止生产，造成1.5万工人失业就是明显例子）。1990—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下降3.95%。2002年,人均GDP更是低于1970年。随着城乡失业人口急剧增加、经济状况恶化、该国人类发展指数一系列指标都持续下滑。

表 1 以1990年为基准数的工业生产（工业生产的萎缩及有色金属采矿冶炼行业的畸形发展）

主要的工业部门	年份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	1998	2000
工业	100	73.4	39.9	32.8	35.7	58.1	62.4
电力工业	100	90.9	88.6	89.5	99.5	85.4	114.4
燃料工业	100	57.4	29.4	21.9	19.5	51.5	74.8
有色金属冶金	100	90.4	69.2	57.5	61.5	518.4	532.6
机械制造	100	66.9	18.6	15.7	14.7	16.1	16.6
轻工业	100	92.8	51.6	33.1	33.5	29.0	30.1
食品工业	100	51.5	25.3	16.2	15.7	17.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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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0—2000各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变化

主要的工业部门	年份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	1998	2000
工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电力工业	4.2	7.3	22.7	19.1	21.8	9.7	14.2
燃料工业	0.9	1.9	3.4	2.4	1.8	2.8	4.3
有色金属冶金	4.4	8.5	10.8	11.9	10.3	40.5	43.3
机械制造	25.7	21.4	11.2	11.9	10.2	6.1	4.6
轻工业	28.8	30.4	21.0	20.5	17.8	8.4	8.5
食品工业	22.3	16.1	15.1	15.4	15.6	18.1	18.3
其它工业	13.7	14.4	15.3	18.8	22.5	14.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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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5—2008年农业、 工业、 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的变化

主要的工业部门	年份
	1995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农业	40.6	34.4	33.6	29.9	28.5	28.7	26.9	35.8
工业	12.0	17.9	17.4	19.2	17.3	14.8	13.1	14.0
服工业	34.0	35.5	36.8	38.3	40.7	41.3	42.9	43.9

　　（数据来自http://www. welcome. kg）

　　单纯从经济角度上讲，只能在一体化经济中实现现代化。但在全球经济日益区域化、全球化的潮流中，曾经极大促进了吉尔吉斯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前苏联一体化经济却解体了。这一逆流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悲剧式诞生，决定了它后来一系列的悲剧式冲突，也决定了悲剧在将来的无数次重现。

　　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早已认识到建立新的区域一体化有益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积极支持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建立中亚统一市场和建立中亚联 盟的举措。但是中亚国家一体化进程面临众多难以克服的文化心理障碍，中亚国家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首先是塔吉克斯坦由于自身的波斯文化属性同其它认同“突厥文化”根源的国家，特别是与毗邻的乌兹别克斯坦由于领土争端，以及涉及到民族自豪感的文化遗产归属的争执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感。其次，由于苏联中亚划界时遗留下来的跨境民族问题，在人口加稠密的中亚地区，极易引发争夺生存资源的民族冲突。在经济社会危机的情况下，煽动民族仇恨无疑是政客们最简单的转移矛盾的方法。再次，中亚各国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是根本上说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社会的世俗化程度要 深的多，而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社会则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吉、哈两国的游牧文化和塔、乌两国的农耕文化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中亚各民族在对待所有制、部族意识、社会容忍度、道德风貌、文化传统以及同别国关系上的重大差别[1]。此外，在基本经济利益上的对抗性矛盾将中亚分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为一方，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另一方的两个集团。前三个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基本以国际市场价格向贫油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出口产品。而油气资源缺乏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却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并且是流经哈、乌、土三国的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河流的水源形成国。目前双方在水资源有偿使用和吉、塔两国在跨境河流上游建立水电站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甚至到了相互威胁的地步。最重要的是中亚各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各国难以开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享的产业内贸易分工，而产业间的分工更多呈现“我得即你失”的零和效应。

　　由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中亚五国不能形成稳定而持久的分工体系和利益共享机制，致使中亚一体化进程缺乏内在动力。乌、吉两国边境上防止人员、商品流动的铁丝网也从另一层面显影出中亚各国在经济上的疏离关系。

　　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小国，如果无法融入区域一体化或全球化中，并在其中占据有利的位置，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被边缘化，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普遍贫困化和政治上的持续不稳定化。

二、私有化进程中贪腐盛行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

　　同2005年推翻阿卡耶夫的“3·24”事件一样，导致巴基耶夫垮台的重要原因仍是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在旧有的一体化市场破裂，新的一体化市场又长期不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吉尔吉斯斯坦前后两任总统没有考虑本国经济 的实际情况，实行了彻底的私有化和中亚最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这样，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导致本国工厂大量倒闭。同时市场化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化缺失造成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以及在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未发育健全的情况下不是循序渐进而是急于求成地进行转型使市场主体，尤其是不谙熟市场经济经营方式的私营农场主损失惨重，这些都导致民众对国家政府失去信赖。这样，在苏联一体化经济解体导致失业率剧增的基础上，私有化与经济自由化又将一部分劳动者抛入失业大军。尽管2000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仅为2.9%,但是同年吉尔吉斯斯坦家庭贫困率为50.8%，贫困人口达到62.6%，并且长期居高不下，2007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3%,而家庭贫困率为26.3%，其中极度贫困家庭为4.1%，贫困人口率为35%，极度贫困人口为6.6%[2]，这些数据达到了社会所不能忍受的地步。极端的贫富分化严重地削弱了政权的合法化基础，在极少数极端富裕人群的映衬下社会爆炸是迟早会发生的。无论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谁都没有认真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来自吉、俄、哈等国的专家在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时，均指出吉尔吉斯斯坦今后要加大力量同贫困做斗争。

　　国家政权建设中社会公正原则严重缺失也是造成此次政权更迭的一个主要原因。巴基耶夫试图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家族王朝”，在这一问题上他比阿卡耶夫走得更远。他的六个兄弟、两个儿子都占据了政府高位。同时总统家族及其他高级政要家族政商不分，利用政治权利获取经济利益。巴基耶夫政府上台后，在前任的基础上把私有化政策推行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部门。2010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北方电力公司和吉尔吉斯斯坦电信公司私有化过程中，庞大的国有资产价值在被明显压低的情况下出售给了与总统家族有关联的私营公司。巴基耶夫的次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被任命 为发展、投资和革新部部长，这一新建部门负责国内外投资项目的谈判、审批和监督工作。随后，直接接受来自俄罗斯、美国等国的贷款和援助的国家发展基金也被并入这一部门。马克西姆·巴基耶夫直接控制了国家主要的财政大权的同时，还拥有多家公司，经营向玛纳斯美军基地出售油料等多种高盈利的业务。并且他还涉嫌将俄罗斯援助吉尔吉斯的廉价石油加价卖给美军牟利。这样上行下效，各级官员侵吞国有资产，收受贿赂，又互相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争斗，勾结黑恶势力，造成司法腐败，最终使政权丧失了民众的支持。

三、复古的政治文化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

　　与政权有效性消失并行而至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政治文化的堕落。取得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制度是阿卡耶夫的合法性基础，随着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迷惘，以及对政府失去信任，吉尔吉斯斯坦民间彻底失去了在体制内维护自己政治经济权利的耐心，转而动辄求助于街头政治。这种暴力政治文化的盛行对吉将来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整个中亚地区来看，吉尔吉斯斯坦是唯一通过暴力的非制度化方式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而且发生两次这种政权更迭现象在吉尔吉斯斯坦凸显了暴力功能的示范效应，有可能形成以暴力 解决问题的传统，加大人们选择暴力行为的倾向。

　　与此同时，如果说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是原教旨主义思想填补了意识形态真空，并成为动员民众的工具。那么在相对世俗化并且苏联解体后倒退到半自给自足的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吉尔吉斯斯坦，人们将政治信任给予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并保留在记忆深层，但是历经漫长的苏维埃时期业已模糊的部族认同，这样吉尔吉斯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发生了适应经济形态变迁的有着自身合理性的逆向移动。于是我们观察到了2010年议会选举的吉尔吉斯政治碎片：150个政党中29个参加选举，且没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能超过9%。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别的主义最终让位于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意识形态——部族主义。于是部族在吉尔吉斯成为了动员单位，而部族主义成为了动员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内部就存在着南北势力的对立纷争。独立前，国家政权的分配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中央通过轮换制进行统一调配而勉强维持平衡。独立后，由于吉尔吉斯斯坦依附困境的无解性导致寻找不到民族共识。权贵统治阶级只有因部族、为部族从而为自身擭取寻租特权，这一点注定政府不能进行国家权力结构的的合理安排。国家权力分配的失衡格局，导致国内南北对立的的政治派别矛盾加深，而国家领导层的非理性化行为导致国家权力运行的非中立化态度，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推进国家政治一体化建设，无法消除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冲突及国外势力的插手。南北两大集团之间的分歧和敌视，因不断的冲突加剧并积累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细小的问题也很容易使这种弥漫的敌意转化为愤怒的暴力。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颜色革命”前，国家政权一直由代表北方势力的阿卡耶夫所掌控，而在“颜色革命”后至本次政变前一直是由代表南方势力的巴基耶夫所把持。不管其中任何一方控制国家政权后，在家族和部族政治思想作用下，领导层对本部族利益的维护和争夺更加极端化，这就使国家权力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控制自动衰微，甚至被否定，国家权威弱化。“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由于其部落意识和部落认同的急剧复兴，导致国民国家认同的低态化，甚至一些地区的部落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更高于国家认同。这种低层次的共同体认同方式，使得国家政治整合能力微弱，各民族对国家权威的不服从加剧，再加上宗教因素造成了对国家权威的分割，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世俗化进程。”[3]此次政变后，原“革命者”轮回为“被革命者”，更是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南北势力的政治矛盾裂痕，使国内政治局面更加脆弱不堪。

四、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失误

　　导致巴基耶夫下台的一个特殊因素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使得俄罗斯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国民生产总值的45%来源于在俄侨民侨汇的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吉国大量侨民在俄找不到工作，汇款减少，不少人回国后无所事事。同时，由于吉主要出口市场俄罗斯和哈萨克需求减少，造成吉国国内工业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严重，吉尔吉斯斯坦GDP增长速度将由2008年的7.5％降低到2009年的1％[4]211。

　　经济危机说明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证实它不过是代表富国、代表富国银行家、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买办阶层的共识。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华盛顿共识仍大行其道。为了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获得贷款，在这些全球化组织的要求下，巴基耶夫政府将私有化推广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部门，并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费用。热水、供暖、电费手机服务费、天然气、食品和烟草的价格也大幅上涨，引发了人民的恐慌和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吉尔吉斯斯坦35％的居民， 即182.9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216。

　　近几年，巴基耶夫政府大力加强权力机关，轻松击败了来自反对派的几次挑战，自以为可以控制局面。同时，他们认为政府在执行西方主张的政策，一定会得到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因而对民众的利益诉求毫不在乎，甚至公开表示2010年市政服务费还将继续上涨，这种缺乏政治智慧的挑衅行为加剧了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

五、吉尔吉斯斯坦变局的大国博弈因素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战略一直建立在维护现有一超独霸的国际经济政治现实基础上。处于这一金字塔的顶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是不会允许拥有健全的工业体系，卓越的高科技水准，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的俄罗斯来重构这一格局。所以俄罗斯迟迟无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西方来说，俄罗斯融入一体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它作为西方的原料能源附庸，起到类似于中东国家的作用。当然，一个统一强大的俄罗斯不会长久甘心于这一地位。这样，瓦解俄罗斯成为西方对俄战略的首选。

　　东欧、波罗的海各国由于历史原因反俄情绪根深蒂固，美国又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扶持了极端反俄的尤先科、萨卡什维利政权，促成了古阿姆组织的建立，这样如果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也加入反俄同盟，那么一条从波罗的海向黑海、里海、咸海延伸的对俄扼制之弧就画好了。美国对俄战略就是寄希望于这条弧线上到处弥漫的强烈的反俄情绪能对俄罗斯内部的稳定带来消极的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首先进入美国对外战略视野的就是它们作为后苏联空间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不可谓不亲美，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建立了中亚最自由化的经济，照搬了形式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在“9·11”事件后他又将玛纳斯国际机场租给美国作为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基地， 直接造成了美军在中亚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安全。但是阿卡耶夫不反俄，他给予俄语以国语地位，主张和俄罗斯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关系，因此，他最终失去美国支持。所以2005年“3.24”事件中在美国势力的扶持下，巴基耶夫利用前述人民的不满取代了他。

　　独立后的俄罗斯政府完全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开出的药方实行“休克疗法”，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外交政策上也一味迎合西方的利益，渴望回归欧洲。叶利钦时代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俄罗斯从中亚撤出的趋势。独联体当时仅成为了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前苏联 共和国首脑联谊会。俄罗斯不顾中亚国家的再三请求，否决了建立统一卢布区的计划，像扔掉一个负担一样抛弃了中亚国家。俄罗斯的自私自利不能不使中亚领导人对普京时代为保障本国的经济和国际政治空间而重返中亚的俄罗斯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是中亚各国致力于本地区大国平衡，并从大国博弈中谋求最大好处的原因之一。

　　2009年2月3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利用吉尔吉斯经济危机的时机，用2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和1.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利诱到访的巴基耶夫关闭境内的美军基地。在做出官方的允诺后，巴基耶夫开始和美国谈判，但是，在把租金从一年1 700万美元提升到6 500万美元后，玛纳斯美军基地却以“货物中转中心”的名义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出尔反尔的行为自然会让俄罗斯感到愤怒。巴基耶夫的控制力比阿卡耶夫强一些，于是当人民再次寻求于街头政治时，巴基耶夫采取了果断的镇压措施，造成了重大伤亡。最终在俄罗斯的强大压力下他不得不流亡白俄罗斯。

六、结 论

　　美、俄在吉尔吉斯斯坦均有重大的全球、地缘政治利益，它们都对吉政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一外部因素总归是作用在吉内部矛盾基础上的次要因素，它最重要的意义不过在于在事件过程中更 加削弱了本就弱小的吉国政府的控制力罢了。无论是阿卡耶夫当时还是巴基耶夫现在都试图镇压民众，以保住政权。但是前一次在美国，后一次在俄罗斯的巨大的压力下都没有取得成功。

　　吉尔吉斯斯坦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改变经济发展思路。目前中亚最自由的经济政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它只会导致两极分化和赤贫，从而为下一次动荡准备条件。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它又不大可能象邻国乌兹别克那样对外国商品关闭市场，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

　　吉尔吉斯斯坦在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依靠美、 俄还有中国的援助生存。新领导人之一捷克巴耶夫已经表示要关闭美军基地，而临时政府首脑自由派人士奥通巴耶娃却否认这种可能。由于社会意识的落后，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历史进程的可能微乎其微。而革命过程中无秩序状态下的打砸抢糟粕却成了相当大一部分人走上街头的主要目的，官员们得到的教训只不过是要把财产尽早地转移到境外。如此矛盾不会解决，博弈仍将继续，而动荡还会发生。

　　作者简介：雷琳（1964–），女，四川荣昌人，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究。

　　参考文献：

　　[1] 博加特廖夫.中亚国家多边合作机制的现状与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327-329.

　　[2] PROON. Kyrgyzstan: uspewna Molod Uspewna Strana (2009-2010)[M].Viwkek：proon,2001:90.

　　[3] 丁志刚,董洪乐.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3):37.

　　[4] 刑广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The Kyrgystan Changes and Predicament in globalization

LEI Ling1, LUO Xi-zheng2

　　Abstract ：The Kyrgystan periodic polical changes are the joint results of being marginalized in globalization, failures of government economic policies, crisis of government legitimacy brought about by prevalentcorruption practices, weakening of national author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domino effect of socio-politicalviolence, and rivalry of big pow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factors in the changes in Kyrgystan.

　　Key words ： Kyrgystan, Changing situations, Predicament

[责任编辑：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