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自然主题是贯穿中亚东干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特别是在东干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品中，自然万物与人类共生共存，结成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东干文学中，自然主题的繁荣不仅得益于俄罗斯生态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得益于20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语境对作家的启发，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作家生活环境的熏陶。

　　关键词：东干文学;自然主题;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1)05－0091－06

　　 

　　世间万物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 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95)。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更是艺术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人类最早的文学就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产生的，生态文学传统也是在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问题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话题，各行各界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到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中，从而促成了以自然为主题的生态文学作品的繁荣。特别是在东干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品中 ，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一个和谐而神秘的自然世界。东干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鸟兽草木，都给人一种安谧恬静之感，人类和大自然相依相伴、交感互动，大自然不断地净化着人的灵魂，陶冶着人的情操，让人充分享受到精神上的欢愉和抚慰，人在自然之中可以寻找到一片清丽的栖身之地，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东干文学中自然主题的繁荣，不仅得益于俄罗斯生态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得益于20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语境对作家的启发，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作家生活环境的熏陶。

一、东干诗歌中的自然主题

　　自然主题是贯穿中亚东干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东干诗人借助桃花、杏花、葡萄、柳树、白杨树、五更翅、蝴蝶、天山、楚河、太阳、月亮、星星等自然意象体系，构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不仅体现出诗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热爱，而且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

　　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创作大多数便是以自然为主题的，他被东干人誉为大自然的歌手[2](57)。十娃子笔下的大自然是高度人格化的、具有灵性的大自然，其诗歌如“太阳给我笑的呢，/就像姑娘”(《太阳》) ①; “月亮悄悄出来哩，/害怕听见”(《把月亮旦揪下来》) ; “银白牡丹笑的呢，/给红太阳”(《花总开呢》) ; “太阳笑的照的呢，/它的金光，/连箭一样射的呢，/往麦子上”(《夏天》) 。诗人不仅赋予大自然生命与灵魂，而且在诗人眼里，大自然孕育了万物，装扮了世界，充满无限爱心和创造力，其诗歌《杏花》就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春天唤醒了干枯的杏树，杏树以自己的红花、绿叶装扮了人的生活环境，同时给人类提供了食物，大自然养育着万物，也滋养着人类，字里行间充溢着诗人对自然的礼赞与感恩之情。此外，在《月亮》《给月亮》《给太阳》等诗歌中，诗人 与大自然面对面交谈，情感与大自然和谐共振，达到物我交融、彼此不分的境界，从中可以深切体会到“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诗人的影响。

　　十娃子的自然诗歌绝大多数以歌咏故乡农村的生活景象为主，那里有“案板一样的滩道”(《滩道》) ; 有“又脆又甜的鲜葡萄”(《鲜葡萄》) ; 有“赶(比) 一切净”，“赶一切蓝”的天(《天山的天》) ;那里“桃树开得繁，/花红，味汆(鲜) ”(《好吗，乡庄》) ; 家乡营盘的五更翅声“钻人心呢，/就像血，能唱动心”(《五更翅》) ; 等等。这些决不是单纯的自然风景描写，而是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并存、 相映成趣的优美画卷，它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我的乡庄》中，更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故土的一往情深: “人都说的: ———梢葫芦/又脏，又襄(泥泞) ! /谁都不去，站不住。/有多心慌! /可是我总不信服。/这个大乡/泛常(通常) 揽络我的呢，/就像亲娘。”诗人通过描绘故乡的“高天厚土”及一草一木，表达了对故乡亲人的深深思念。在这里，“乡庄”便成为一个文化“共名”，是东干作家共有的精神家园[3]。十娃子的自然诗对大自然的描绘是和对故土的深情、对祖国的挚爱分不开的。在十娃子眼里，祖国便意味着中亚乡庄里一望无际的 棉田，杏树、桃树、柳树、五更翅的歌声意味着乡庄里的“热炕”，“母亲的怀抱”、“‘少年’歌儿”、“韭菜的味道”意味着清澈的楚河、美丽的伊塞克湖、雄伟的天山……如诗人在《我的共和国》中写道:“泛常太阳照的呢/我的地方，/把一切人焐的呢，/就像热坑。/我上也亲，也贵重，/就像亲娘。”在《我还见呢》中，写诗人身在柏林，感到就像孤雁一样孤独无助，他更加思念自己的祖国，因为那里有“‘少年’歌儿，亲爱的音”，每天早晨，五更翅的纤纤细语唤醒诗人沉睡的思绪，故乡的韭菜味和 马奶子味飘进窗户，沁人心脾，致使诗人辗转反侧，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祖国。

　　虽然十娃子的自然诗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作品，但是其诗歌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亲和关系，表露出丰富的生态意识。他的许多诗歌可以称为田园诗，而在其田园诗中跳动的是一颗崇拜自然、珍爱生命、热爱土地的赤子之心。因此，“十娃子不仅是自然之子，同时也是土地之子”[4](38)。

　　东干著名诗人伊斯哈尔·十四儿的诗歌清新优美，独具特色，他关注更多的是“人类的生存困境、个体生命的迷惘与焦虑、对童年与田园生活的追忆与向往、自觉的生态意识等”[5]，“他最喜欢的主题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2](97)。如诗人在其田园诗《在荒芜的小树林里》《雨在阿列克赛德洛夫卡下着》《回忆》等作品里，所描绘的简朴、本真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图景，蕴含着自然的包容与博大，展现着本真人性的原生态美，充满乡土气息。在诗歌中，诗人使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大自然生命力与灵性，也从它们那里获得了心灵感应。例如他在《我的白桦》一诗中写道: “永不枯萎的白桦，/你，像以前一样窈窕。/你站在我的面前，/好像梦境，/我的心中，只有你。”[2](100)诗人与白桦树完全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进行友好的对话与交流，完全没有人类中心主义者居高临下的主宰意识，而是惺惺相惜、相知相融，字里行间可以触摸到诗人怜惜生命的伟大襟怀，同时，也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十四儿的自然诗往往不是单纯的写景状物，而常常超越自然景物本身的意义，与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现实语境紧密相连，处处流露出诗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患和悲剧意识。如在《一群野山羊》中，写一群野山羊从山上下来，寻找食物，但遭到了人们的捕杀，它们被迫又返回了山上: “听说，昨天晚上，/一群野山羊下山来，/山上风儿吹着，/到处都被雪覆盖了，/那里很缺少草……/听说，昨天晚上，/一群野山羊下山来。/雪地上留着血迹，/它们又重新返回山上……”[2](97)诗人对人类粗暴地对待大自然及恣意剥夺动物生存的权利充满愤怒，表达了诗人源自本能的生态良知和万物和谐平等的生态关怀意识，也是对“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物”倾向的忧思。正如恩格斯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6](383)

二、东干童话作品中的自然主题

　　在东干作家构筑的童话世界里，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花草，都具有人的鲜活灵魂，它们与人类共生共存，结成了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表现出作家对人性完满的追求和人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的社会理想。如穆哈默德·依玛佐夫的作品中，都是以儿童的视角来关照大自然的。儿童的世界是想象的天国，自然界中的一切细微变化，总能引起儿童的热情关注，并为儿童的智力成长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天地。在儿童的眼中，无论是自然界的花草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有性灵，具有灵魂，并能“读懂”大自然的一切讯息。如其诗歌《天上的星》，记述了作者小时候数星星的 情景: “亮明星(启明星) 连(和) 月儿/眼睛挤上肯惹我……贼星(流星) 跌脱(往下掉) 。/我在地下找脱的，/总没找着……亮明星连月儿/还拉香甜磨(聊天) 的呢，/还在一坨儿(一起) 。”②展现出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景致。

　　依玛佐夫的童话作品，把爱心、童心和自然情结融合在一起，通过对植物世界的关照，尽力满足儿童对自然的心灵渴求。如其诗歌《海蒳》，写院子里的海蒳“开的繁”，夜间花儿上落了一层霜，小丫头早上起来看花，还以为“眼泪豆豆在花上”，便百般央求花儿别哭，院里坐的老人告诉了原由，她才恍然大悟; 诗歌《雪花儿》写儿童与书中夹的一片雪花儿的对话: “谁把你揪哩，哪塔儿浪? /等哩亲人儿，思量哩啥? ……”通过与花儿的对话，展现了一颗美好的童心世界; 诗歌《阿妈的手》中，写艰苦的劳作使阿妈的巧手变得跟榆树根一样粗糙: “血丝儿没有，/粗皮一层。/筋筋在外，/裂子也有。”但这双手能引起主人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在这里，母爱和童年从时间流中被截取下来，成为其恒久的心灵故乡和精神慰藉。因为母爱和童年作为原生态的生存状态，能使人获得心灵的安适与欢娱，同时，对童年的重拾更能抚慰被现代文明戕害的心灵。

　　自然母题是孕育儿童文学作品的沃土，依玛佐夫从自然母题出发，通过演绎动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传递动物在自然之中的生命话语，把人类对自然生命现象的感悟和认知，对自然生命前途的探究隐含其间，引导儿童审美的自然走向。如其诗歌《燕唧儿》，写一对燕子辛辛苦苦地在房檐下做了窝，并孵出了一窝小燕雏儿，燕子父母不辞辛劳，为儿女们觅食、喂养。可是好景不长，一只猫捣毁了它们的家，吞吃了小燕子，这对燕子只好飞到更高的房梁上，重新开始做窝……依玛佐夫的许多小说表现了人与动物和睦相处的感人场景: 《刺草》中，人种了葱帮助老哇吃到刺草，老哇吃刺草帮助人种葱; 《上树吊儿》中，大人和小孩子给上树吊儿(松鼠) 做窝、喂食，上树吊儿跟人一起嬉戏、觅食; 《恋人的狗》中，主人对狗的难以割舍之情和狗对主人的苦苦等待，非常感人; 《连手们》中，动物园里野牛与山羊的嬉戏，充分表达了各种动物都是连手(好朋友) 的主题……文中那些满蓄着大自然原汁原味的美景，各种生动的野生动物形象及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生命原色，对开阔儿童的眼界，培养他们的环境观和生命观，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作家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中，还表现出儿童朴素的生态平衡观念和原始的生态保护意识。如其小说《在稻地上》，写爷爷和孙子在稻地里捡到了条像长虫(蛇) 一样的鱼，爷爷告诉孙子，这样的鱼稀少，孙子一听便把鱼放回到水中;小说《鹌鹑》，写李娃儿捡到一只受伤的鹌鹑，给它包扎伤口，精心照料……

　　在女作家阿依莎·曼苏洛娃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作者从敬畏生命的主题出发，让儿童以自己的视角关照大自然及动植物世界，充分尊重了儿童的审美需求，实现了审美的开放与自由，守护了童心的质朴与率真。如其作品《八哥儿带老哇》，写寒冬腊月院子里的雪地上卧着一个冻僵了的八哥儿。小孩子玛奈把它捉到屋里暖活过来，在玛奈的精心喂养下，八哥儿恢复了健康。后来八哥儿把老哇领来做客。玛奈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上给两个“小朋友”做了个小窝，每天上学前给它们喂食，小鸟一看见他，就亲热地点头道谢，因为他救了小鸟的命。其它如《好朋友们》，讲一个五岁的小姑娘毛姐儿和她的小狗形影不离的故事; 《我想当大夫》，讲两个男孩子和家里的小马驹交上了朋友，很疼爱马驹，怕它得病，立志长大要当大夫; 《丫头儿带树吊儿》，讲述了在疗养区，一个心脏有病的丫头儿天天在花园里和树吊儿玩，把它当成给自己治病的医生……曼苏洛娃的童话世界中，人与动物相亲相爱、和谐相处，展现出一派诗情画意的景象，使人的心灵浸润在轻松、舒适之中。正如儿童文学家高洪波所说: “动物小说是架在孩子和大自然之间的一座桥梁，它能帮助孩子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径直走进五彩缤纷的动物世界，从中采到营养自己身心的精神之蜜。”[7](564)

三、东干文学中自然书写的成因

　　东干文学中自然主题的繁荣，不仅得益于俄罗斯生态文学传统的影响，也得益于 20 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语境对作家的启发，还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作家生活环境的熏陶。

　　1． 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影响。审视东干作家的人生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滋养他们创作才情的除了从中国带去的民间口传文化之外，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纵观东干作家的文学作品，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优秀文学作品的气息，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都是他们学习的范本。同时，他们将俄罗斯和苏联经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了东干语[8](34)，形成了东干作家独有的创作风格。“东干作家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有着久远历史的高水平的俄罗斯文学的直接影响下”[9]，俄罗斯民族关爱自然的情怀和俄罗斯作家书写自然的文学传统，深刻地影响着东干作家及其创作。自古以来，广袤丰饶的大自然不但为俄罗斯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激发了一代代俄罗斯作家及诗人的创作灵感。俄罗斯人在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关爱天地万物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口头和书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孪生关系。古代俄罗斯人信仰多神教，其中包括对自然界万物的顶礼膜拜，那时的神话故事大多描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的生活景象。其代表作如《伊戈尔远征记》《顿河彼岸之战》等，写自然万物富有灵性，它的与主人公一起感知着大自然的神秘。18 世纪俄国古典主义者罗蒙诺索夫的《夜思上天之伟大》，展现了大自然的雄伟神奇; 感伤主义者卡拉姆辛笔下的自然景物，给人以审美愉悦之感。19 世纪俄国浪漫主义作家更是把大自然作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把在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主人公描绘成道德纯洁、精神高尚的化身。如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通过演绎“文明之子”与“自然之女”的爱情故事，诠释了大自然是涤荡“文明社会”人的灵魂场所。19 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处处流露出保护大自然的思想情感。20 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文学，一方面继续歌颂大自然，呼唤人们爱护大自然;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农业文明而对大自然造成的戕害，激发了文学作品中对大自然和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受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影响与启示，东干作家把神奇而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作为构建文学世界的主要对象，把保护大自然和人类的生存联系起来，他们以对大自然的书写引起人们的审美想象，培养人们的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以期唤醒人们的生态良心。

　　2． 现实语境的启发。20 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生态危机日益加深，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森林覆盖 率下降、淡水资源匮乏、沙漠迅猛扩展、物种加速灭绝……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全人类面临空前的挑战。“在强大的技术力量统治下，社会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被大大简化了，日渐富裕的时代却又成了一个日趋贫乏的时代”[10](10)，文明与自然的对立，促使“回归自然”成为人类拯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保护大自然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文学家面对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以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投入到生态文学创作中，通过文学作品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图景，使人类社会增强生态意识，共同参与拯救人类与自然万物共存 的生态场的活动中。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包括东干作家在内的当代苏联作家的关注，他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到道德范畴，主张重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成为一种创作思潮，涌现出了一部部轰动性的小说。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和《花狗崖》、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和《火灾》、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伊萨耶夫的长诗《猎人打死了仙鹤》等。作家把对人类命运、世界前途的忧虑及对社会的责任感付诸笔端，旨在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帮助人类获得新生。东干诗人十四儿的自然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类要关 注现实、关爱生命，构建和谐理想的未来。当他满怀激情书写美丽的大自然、沉思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时，也意识到大自然和人的本真状态在现代工业的铁蹄下痛苦呻吟，他的诗歌不仅在呼吁保护大自然、预警生态灾难，也积极参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形成和重塑。

　　3．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 5 000 多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人与自然的亲和可谓源远流长，从远古的自然崇拜到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 ，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无不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界的敬畏、崇拜和热爱之情。反映在古典文学中，从孟子、庄子的言论到陶渊明、谢灵运的诗作，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人与自然是常写不衰的主题。东干族的先民 100 多年前从西越天山来到中亚时，携带着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在东干人中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回归自然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东干作家，因而他们的作品也从不同侧面劝导人们“爱物厚生”，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特别是在十娃子的诗歌中，物与我的界限被打破，人与自然达到高度融合，诗人的灵魂已潜入自然万物中，感受着它们的枯荣。当诗人以一颗自然赤子之心去观察、体味生灵万物的存在时，这些生灵万物也因此具有了人的心灵。以他的《天山的天》为例: “这是我的一块儿天，/天山的天。/赶一切净我的天，/赶一切蓝。/这一块儿天我上贵，/连命一样。/我的星宿在这儿呢，/太阳，月亮……”这里，生命与自然同频共振，真正达到了主客体完全融合的最高境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东干文学，在这里也反映出与俄苏生态文学的迥异: “苏联文学作品中社会矛盾冲突尖锐，人 在有意无意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在东干文学中，社会舒散平静，人并无刻意地保护自然，却能和自然、动物和谐一体。如果说苏联文学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那么东干文学则以纯净豁朗的天地万物，解释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11]

　　4． 生活环境的濡染。东干族主要分布在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畔，这里水源充足，气候温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楚河山谷长满了稀疏而又翠绿的青杉树。山谷下，从天山上消融的雪水汇入楚河，在沟里咆哮着，翻滚着白白的浪花……在高升的太阳照射下，高耸的山顶上添了一层令人迷 醉的玫瑰般的色彩，显得那样怡然清静……广阔无垠的伊塞克湖静静地躺在吉尔吉斯高原上，群山环绕，尤其优美的是，湖的南边是巍然屹立的雪山，那一座座雄伟壮丽的天山轮廓，在暗蓝色的天幕上，清晰地勾画出来，白皑皑的雪带熠熠发光。美丽的伊塞克湖，似镶嵌在天山山脉中的一颗明珠，那一望无际、浩瀚荡漾的碧蓝色湖面，泛出一层一层的灵光，熠熠生辉。”[12](81)东干作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森林、草原、山峦、湖泊组成的大花园里，无论是飞鸟游鱼、森林溪流，还是日月更迭、四季轮回，都与他们的生命一起律动，使他们与自然的情感在这大花园里产生了共鸣，大自然的博大胸 怀和芳香气息培养了他们热爱自然的情怀，开启了他们的创作才情。正如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说: “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好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们光辉的、绿色的嫩芽。”[13](24)如今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何培育人类社会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思想意识，不仅仅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话题，也是文学家、艺术家内心深处时刻涌动的愿望和追求。“21 世纪将是以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为主题的世纪。这就说明，自然文学研究的主题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未来的需要。”[14](258)东干诗人与作家倡导回归大自然以保持人的天真与纯朴，讴歌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安谧与宁静，吟哦大自然的隽美与和谐，以自然为主题的东干文学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智慧，去进行深入研究与开掘，能够营造理想的生态环境，提升人的生态意识，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重构现代生态文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11CWW009);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0LZUJBWZY043)

　　作者简介：司俊琴(1972－)，女，甘肃会宁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注释：

　　①本文所引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作品，均出自雅斯尔·十娃子的《五更翅儿》( 东干文) ，常文昌、司俊琴，译。比什凯克:伊里木出版社，2006 年版。

　　②本文所引依玛佐夫的作品，均出自林涛的《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2]Макеева Ф． Х．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дунган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 Фрунзе: Кыргызстан，1984．

　　[3]常文昌，高亚斌． 东干文学中的“乡庄”世界及其文化意蕴探析[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 4) ．

　　[4]常文昌，主编． 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 东干文学论纲[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常文昌． 十四儿的创作与东干文化资源[J]． 广东社会科学，2008( 5)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7]高洪波． 略论近年来动物小说创作[A]． 蒋风．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C]． 太原: 希望出版社，1988．

　　[8][吉]苏三洛． 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M]． 郝苏民，高永久，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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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1]黄燕尤． 论依玛佐夫诗歌、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精神[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 1) ．

　　[12]尤素福·刘宝军． 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13][英]艾尔默·莫德． 托尔斯泰传[M]． 宋蜀碧，徐迟，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14]程虹． 寻归荒野[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The Natural Theme in Donggan Literature and Its Causes

SI Jun-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The natural theme in Donggan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tifs，especially in the poet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the natural world and human coexist，forming a natural affinity． The natural theme in Donggan Literature is prosperous，not only benefits from the Russian ecology literature tradition influence，moreover benefits from the 20th century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s realistic environment to the writer the inspiration，also benefits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riter’s living conditions gradually influencing．

　　Key words: Donggan literature; natural theme; ecological awareness

【责任编辑 刘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