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指引下后苏联国家开启了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为目标诉求的政治转型历程。然而，近二十年的政治转轨实践表明，后苏联国家至今非但没有建成真正的民主国家，反而陷入了“民主—专制”的怪圈之中，政治转型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悖论。文章通过对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实践的悖论进行再思考来揭示其给予中国发展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D81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1)05—0081—06

　　作者简介：焦一强，法学博士、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中亚研究所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后苏联国家在西方政治理论学说指导开启了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为终极目标诉求的政治转型历程。然而，近二十年的政治转轨实践表明，后苏联国家至今非但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反而在转型过程中走向了既非复归传统制度亦非走向既定目标的歧路，结果是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转型却落得个权威主义的结局，陷入了“民主—专制”的怪圈之中。

一、傲慢与偏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局限

　　政治转型究其实质而言反映的也就是政治发展问题。鉴于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陷入迷茫和困境，一些西方政治学家为了给上述国家指点迷津，纷纷将目光投向政治发展领域，由此导致政治发展理论急剧勃兴，且时至今日依然是一门显学。客观地讲，作为战后比较政治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诞生除了纯学术的旨趣外，更多的是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和务实色彩，可谓是“西方中心论”傲慢话语霸权的产物。概括起来，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是：(1)在社会制度上，视民族独立国家为“传统社会”，其社会发展方向是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社会”;(2)在政治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上，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方式和政治制度视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顶点，并以此为观察、衡量、评价世界上任何国家政治发展的标准;(3)按照西方民主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并推销其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4)以“价值中立”为原则，用抽象的研究方法割断发展中国家的历史。[1]

　　显而易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主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普世的政治发展道路与模式。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和警惕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弊端与缺陷。该理论的最大弊端在于不顾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而试图寻找一种统一的发展模式。如同冷战结束后福山那名噪一时的 “历史终结论”所宣扬的那样: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其 “历史终结论”的潜台词背后明显地隐含着这样一条逻辑: 非欧美型转型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目标似乎除了西方式的市场与民主模式将别无选择，唯独如此，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 “普遍的同质国家”。可见，这种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是 “西方中心论”傲慢与偏见的典型体现。

二、从 “民主岛”到 “郁金香革命”再到 “血色革命”: 吉是民主国家吗?

　　从 “民主岛”到 “郁金香革命”再到 “血色革命”，可谓是吉独立近二十年来政治变迁图景的真实写照。由于本国自然资源禀赋较差，苏联解体吉独立伊始便率先打出中亚 “民主岛”的政治招牌，目的在于依靠这种自我树立的民主形象为国家转型谋求西方的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然而，自 90 年代中期始，吉亦步中亚邻国后尘确立总统集权制，政治转型由此回归权威。但权威虽说能够维持一时的秩序，却成就不了永久的合法性。自苏联解体吉开始独立进行民主化政治转型以来的近 20 年间，其政权体系就一直处于脆弱状态，时常为街头政治困扰，政局不稳似乎已成为常态，用吉国内学者的话来形容就是: “稳定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危机。”[2]总体而言，“激烈—缓和—激烈”的进程贯穿了吉政治转型的始终。与绝大多数后苏联国家一样，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是吉政局较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围绕着激进经济改革等问题阿卡耶夫总统与旧式苏维埃议会之间的对抗极为尖锐，结果引发了吉独立来首次最为严重的政府危机和议会危机。先是 1993 年深受总统欣赏的朱马古洛夫政府被解散，继而因政府解散而迫使阿卡耶夫于 1994 年将议会解散。1996 ～2000 年是吉政局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原因主要在于，1996 年吉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宪法，阿卡耶夫总统开始集权，反对派还处于弱小分散的蛰伏状态，加之这一时期吉经济出现阶段性好转，民众 对国家的改革和当局的许诺寄予厚望等使吉在这一段时期维持了相对平稳的政局。自 2000 年以来，因社会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致使老百姓对阿卡耶夫的改革失望，加之社会分裂和政治精英的分化不断加剧，反对派开始走向联合而势力日益壮大，由此引爆了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从而使吉再度陷入政治危机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中2005 年3 月的 “郁金香革命”和2010 年4 月的 “血色革命”仅仅是吉多年政治危机的极端表现而已。

　　事实上，吉已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即便是在看似平静的时期，同样也潜伏着诸多不 稳定因素。对此有吉学者的评价是: “非常态的、脆弱的稳定。”[3]这从以下事实中足以得到体现:吉独立不到20 年，先后14 次更换政府总理 ( 其中2007 年一年更换3 次) ; 而就本质而言吉政治危机实际上是宪政危机，独立至今已 7 次修宪 ( 其中 5 次是以全民公决方式进行，并出现过 2006 年11 ～ 12 月前后不出两个月而两次修宪的闹剧) ，且 2010 年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后 “临时政府” 又出台新宪法草案并交付全民公决，这已是吉独立来的第 9 部宪法。然而，吉政治危机远非一部宪法所能解决问题，其未来政局走势依然迷雾重重。就像前总统阿卡耶夫日前在答记者问时所言的那样: “后巴基耶夫时代的吉新政权不可能根本改变吉目前的社会经济现状，也不可能把吉带出沉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我不能排除吉 3 ～4 年后再次发生革命的可能性。”

　　那么，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国家? 虽然独立后吉在结构和形式上成功地确立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却未能成功地汲取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更没有真正实现由结构民主向功能民主的转变，由此导致其民主带有某种欺诈性和虚伪性。在宪政制度安排上，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独立开放的市民社会等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应有尽有，但在现实政治运作中 却完全变味和走调，所呈现的是与民主政治大相径庭的另一副景观: 总统集权制使分权制衡机制名存实亡，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以 “总统权力最大强化、议会职权最大弱化、司法权力最小仲裁化”[4]为运行特征的; 吉虽然突破了民主制度的选举红线，但即便是在欧安组织、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监督下，其选举依然因被操纵而时常爆发政治丑闻; 政党多如牛毛，但作用的发挥十分有限，离开总统行政资源的支持，政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限; 公民权利常常遭到侵犯，大众传媒遭遇打压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权自由的说辞仅仅是一种摆设; 尽管阿卡耶夫一开始就极力倡导开放的公民社会，但脆弱的市场经济基础以及中产阶级的缺失至今并未导致一个健全市民社会的出现; 等等。总之，由于吉政治运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非制度化现象，从而决定了其民主的劣质品格。据 “颜色革命”后 2008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7. 25% 的被调查者认为吉不是一个民主国家，36. 05% 的人对吉民主现状给予了负面评价，15. 45%的人认为吉民主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另有 7. 08%的被调查者认为吉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其 “民主岛”只是 “白宫” ( 指吉政府) 杜撰出来的神话。[5]一句话，诚如亨廷顿所言的那样，民主说辞虽说被接受，但却未真正将之付诸实施。

三、吉民主化政治转型出现劣质因素的根源分析

　　以建立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国家为目标诉求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在实践中却发生了畸变并出现了诸如上述恶质民主因素，其根源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一) 脆弱的经济基础难能提供民主生存的土壤

　　依据当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关联度，经济状况决定着民主的品格。亨廷顿在分析第三波国家民主化政治转型时曾指出，“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大的积极作用”。[6]罗伯特·达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即宪政民主体制的有效运作必须基于经济高度发展所形成的多元社会秩序之上。

　　早在苏联时期，吉便是全苏经济最落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独立后，吉采取了与以中亚 “民主岛”为目标追求的政治转型同样激进的 “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模式。在阿卡耶夫看来，“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 第一，私有化; 第二，私有化; 第三，还是只有私有化”。[7]受“华盛顿共识”影响，吉率先走出卢布区发行本国货币索姆，1998 年又加入 WTO，这在中亚乃至独联体地区都堪称第一。然而，吉虽说急于改革，且被西方认为是中亚地区市场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却始终没有导致经济的繁荣。 “休克疗法”成了一场只有 “休克”没有 “疗法”的闹剧，大规模私有化催生的只是一个 “影子经济”横行、腐败丛生的野蛮式市场经济，从而导致吉经济长期处于恶化状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截至 1999 年 1 月，吉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40. 9% ，至今尚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经济长期低效运作和贫困使吉只有依靠外债才能生存。截至 2005 年第一季度末吉外债已超过 20 亿美元，基本上相当于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据统计，吉 1998 年贫困水平为 54. 9%，其中赤贫人口就占 24%，2002 年贫困人口有所下降，但仍占44. 4% ，其中 70% 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8]贫穷又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截至 2006 年吉人口大约为 530 万左右，而在境外打工的劳动移民竟高达 100 多万，[9]这给国家的各类选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西方学者看来，中产阶级号称是社会的稳定器，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代议制民主。旷日持久的贫穷致使吉中产阶级缺失，从而影响了市民社会的正常发育，最终破坏了市民社会所追求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一定意义上讲，2005 年 “郁金香革命”和 2010 年政变的爆发可谓是因缺少中产阶级这一能够调节社会矛盾压力的 “缓冲器”而导致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不和谐的真实反映，而这其中的深层根源就在于未能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总之，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为吉提供民主生存的土壤，这不仅降低了其民主的品格，同时也是促使民众起来推翻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两位民选总统的源动力。

　　(二) 大国外来势力影响: 吉政治转型复杂多变的重要因素

　　政治转型进程中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有着较高的相关性，因为外交能为一国国内体制的变化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缘战略意义的凸显加剧了各大外部势力在该地区的渗透与角 逐。吉虽说是中亚小国，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通道使其成为中亚的中心，这对于大国以此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其影响力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与此同时，相对于乌、塔等中亚农耕文明国家，游牧吉尔吉斯传统文化基础薄弱，抗干扰能力差，加之社会开放程度位居中亚之首，从而吸引外来大国纷纷看重并选择吉作为介入的对象。就外来大国对吉的实际影响力而言，无疑首推俄罗斯与美国。由于历史上长期缺乏独立治国的经验，加之独立后一系列现实问题和历史传统交织在一起，使得吉转型显得尤为复杂与艰巨，从而决定了其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倚重俄美这两个大国。诚如吉前 总理库洛夫所言的那样: “我们必须对所有的人说 ‘是’，美国人给我们钱，俄罗斯人给我们工作”。[10]其实，2009 年吉在处理玛纳斯基地关闭问题上对待俄美态度前后不一的戏剧性变化仅仅是其多年奉行俄美平衡外交的一个缩影，导致其两难抉择的深层动因则在于独立后国家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众所周知，吉民主化政治转型价值取向与终极目标的参照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在中亚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则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在西方眼中吉是中亚最民主的 国家，因而它获取的西方经援也位居中亚之首。“9·11 事件”使吉在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地位骤然提高，2001 年 12 月底，吉议会通过决议允许美国在其玛纳斯民用机场设立军事基地以进行反恐。吉虽说因此在经济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尤其是 90 年代中期以后吉因总统集权而被美国以民主倒退为由时常遭遇批评，对阿卡耶夫的大国平衡外交美国也是极为不悦。2005 年 “郁金香革命”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插手干涉吉内政的一个缩影。连美国中亚问题专家奥勒科特 ( Олкотт) 也承认，“美国人长期对吉非政府公民集团的援助对愤怒的人民 赶走阿卡耶夫起了不小的作用”。[11]

　　俄罗斯虽说不如美国财大气粗，但吉俄血浓于水的传统关系决定了转型期吉发展同样绕不开俄罗斯。单从 2002 年以前吉边界由俄罗斯替其防守就足以说明问题。自独立来俄罗斯一直是吉对外关系最优先的方向之一。就某种程度而言，吉政治与经济转型的模式可谓是俄罗斯的翻版，其转型的激进程度均处于中亚国家前列。尤其是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近 70 年来受高度集权的苏维埃政治体制耳濡目染的熏陶，不仅使吉政治精英的思维和行为被打上苏联政治模式的印记，同样使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无法摆脱苏联体制阴影的影响。对此，吉总统战略研究所前所长鲍加特列夫曾说， 尽管前苏联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都是在西式 “民主”的呼声下独立的，但 “中央集权的权威统治结构都保留了，执政的也是前苏联时代的旧臣，国内沿袭的也是前苏联的旧体制，在体制转换时，这些国家更多保留着苏联时期的痕迹”。[12]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提出了恢复和巩固在后苏联国家

　　影响的任务，并逐渐走向 “主权和可控民主”模式，对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吉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始终对俄保持着较高的认同度。

　　总而言之，长期游走于俄美之间不但导致了吉政治转型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也是造成吉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一定意义来讲，2005 年 “颜色革命”和2010 年 “血色革命”可谓是吉玩俄美平衡游戏失败的结果。

　　(三) 部族政治的阴影: 困扰吉政治转型的痼疾

　　政治转型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政治由制度构建，而制度又为历史所构建。英国罗伯特·帕特南教授认为: “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13]在影响现代政治体系的历史传统因素中，政治文化是属于最为恒久的深层结构。吉尔吉斯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部族主义作为一种体现游牧传统与习俗的政治文化，在吉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淀，并已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狭隘的部族忠诚与认同是千百年来吉部族主义本质特征的典型体现，由此衍生的便是非理性的争权夺利的部族斗争。鉴于部族主义对国家政治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早在帝俄和苏联时期，当局就与部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却没能将其彻底消灭。苏联解体后部族主义再度大行其道，围绕着国家政权而展开的部族斗争已成为吉政治生活中一道风景线。对此 “颜色革命”后曾有吉学者指出: “很遗憾，只能说在独立的十七年间，我们国家既没有政治也没有思想意识斗争，唯独有的就是部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14]

　　就其结构状况而言，吉目前部族主要分为三大支: 左翼、右翼以及伊奇己利克部 ( 左、右翼之外的第三支部族) 。由于吉部族带有鲜明的南北地域色彩，故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可笼统地将其称作南方部族或北方部族。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的差异，吉南北部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向来十分尖锐，由此导致南北地区分裂与对抗由来已久。自 19 世纪以来为了争夺浩罕汗国的支配权，以萨雷巴噶什为代表的北方部族与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奥什部族之间的争斗就从未间断过，由此奠定了吉南北部族争斗的基调和传统。苏联时期，吉就形成了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职位在南北之间轮流的传统，目的在于平衡南北部族关系。苏联解体后北方部族出身的阿卡耶夫出任总统，国家政权的载体基本是北方部族，而南方部族则更多是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2005 年的 “郁金香革命”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巴基耶夫为首的南方部族为从以阿卡耶夫为代表的北部族手中夺权而掀起的一场部族政变。“颜色革命”之后，吉国家政权掌控在南方部族手中，由此导致北方部族出身的政治精英因不满而走向反对派。在吉国除总统和议会选举基本上是按部族血缘关系来投票的之外，其政党制度同样被深深打上了部族主义的烙印。部族成为政党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又充当着部族的政治代言人。由于部族势力与政党相结合，致使吉政党制度至今尚不成熟。

　　总之，由于部族势力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所造成的政治腐败和政府低效也就在所难免。特别是非理性的政治斗争不仅有悖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和准则，而且还加剧了吉政治运作的非制度化。纵观吉独立近二十年来的政治转型历程，其间宪政危机频频发生、政局时常不稳、政府频繁更换乃至政变接连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受部族政治集团操纵的结果。作为困扰吉政治发展的痼疾，部族主义不但给吉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妨碍了其民主化政治转型的进程，更为严重的是对国家的统一构成极大威胁。2010 年 4 月发生的骚乱险些将国家推向分裂的边缘其实也是部族斗争的一个缩影。

四、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政治转型实践的悖论给予中国的启示

　　启示之一，所谓的西方 “统一发展模式”并非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效仿的终极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吉民主化政治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及其恶果表明，西方的价值观绝非全人类必须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并非 适应所有国家。正如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的那样: “19 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危机中。”[15]“中国模式”的成就无疑对此做了最好的注释。

　　启示之二，必须坚持科学的政治发展观与民主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政治民主化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政治发展绝非就是建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发展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主要由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 秩序、效率、公平、民主。[16]科学政治发展观的本质应该是上述诸要素合理协调地发展，片面追求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必将导致政治发展的不稳定，这显然与政治发展的目标主旨相违背。实践表明，政治稳定问题是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当代转型国家推进政治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即便是像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家也十分注重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化与政治稳定问题。他认为，对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7]就一定意义上讲，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政治 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难怪吉前总统阿卡耶夫流亡俄罗斯期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我现在才理解邓小平是多么的英明，他一直呼吁的恰恰是稳定，以便能够长期发展。”

　　启示之三，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吉独立十多年来的政治转型没有导致一个繁荣富强的“中亚瑞士”的出现，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经济凋敝与民众贫困难以克服、政府腐败与低效旷日持久、宪政危机与政局不稳司空见惯、部族对立与南北分裂形势严峻等。吉之所以是中亚唯一发生 “颜色革命”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与阿卡耶夫总统执政能力不强有着极大的关系。阿卡耶夫执政能力低下首先表现在他缺乏引导和把握改革正确方向的能力。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尽管吉都是以激进的方式走在中亚前列，但均因盲从他国经验和缺乏本国特色而陷入困境。

　　注释：

　　[1]参见王世雄：《后发国家政治发展及其模式选择——兼评权威主义现代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Нур Омаров: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табильный кризис власти. Белый пароход，30 мая 2007г.

　　[3]Элебаева. А. Б.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опыт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миров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Бишкек，2002. C. 106.

　　[4]参见邢广程: 《关于对中亚各国若干问题的初步评析》，http://www.rus.org.cn.

　　[5]http://www.24.kg/community/2008/10/20/95721.html.

　　[6]〔美〕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中译本序) ，上海: 三联书店，1998 年，第 3 ～4 页。

　　[7]А. Акаев. Открове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Москва，1998.C.99.

　　[8]Кочербаева А. А. Проблема бед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Вестник КРСУ.2004.№7.

　　[9]Как остановить бегство кыргызов из Кыргызстана? http://www.apn.kz/publications/article5274.htm.

　　[10]参见思悄: 《吉尔吉斯斯坦: 一夜新人换旧人》，《党的建设》2005 年第 5 期。

　　[11]Александр Княз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д 24 марта 2005. В Киргизии. Бишкек，2006. С. 32.

　　[12]徐海燕: 《解读 “颜色革命”》，《国际资料信息》2005 年第 10 期。

　　[13]〔英〕罗伯特 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 中译本)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 页。

　　[14]Омаров М 爛 Н. Трайбализм как зеркало кыргыз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 Феномен трайбализма у кыргызов ). http://www.easttime.ru/analitic/1/4/202.html.

　　[1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1500 年以前的世界》( 中译本序言)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16]刘学军: 《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问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17]〔美〕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中译本) ，上海: 三联书店，1989 年，第 7 页。

（责任编辑: 苏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