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事实上，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语言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关键词：地区史研究；中亚史；语言制约

　　 

　　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其实，在世界还被分割成不大相来往或不甚至相了解的古代，那时的史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体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历史阐述——在西方是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地，在阿拉伯古“伊斯兰舆图”中是以麦加、麦地那为中心的“大地之像”，在《突厥语大词典》[1]的“世界园地图”中，突厥各部占据了园图的中央，但实际上都是自己生活的一定区域的叙事史或在这区域活动的民族史诗。当步入现代，特别是全球 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本文则从多年中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

一、地区史研究的崛起

　　30年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认为“1945年以来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1939年以前盛行的那一类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反感和厌恶……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的撰写——可能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仍然是以某个民族为体系……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 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2]二战后，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地区史研究的崛起，而这个崛起的标志是法国当代史学大师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dBraudel， 1902-1985)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EDTERRANEE et lemondemediterraneen al’epoque de PhilippeⅡ，下简称《地中海史》)。

　　《地中海史》为一部150万字巨著，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它既 是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布罗代尔建立与以往的“叙事的历史”(histore evenementielle)不同的“结构的历史”(histore structurelle)。在构成历史的三项要素——结构、事态(conjunctures)和事件(或用布罗代尔的术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中，前者是历史学最为、或最应关心的，因为结构和事态是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在这个舞台上，个人扮演着来去匆匆的角色。为此，需要使用另外一些不同的方法，它同地理学、人口学、人种学、气候学 和植物学有联系。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突破史书的传统和体例，不惜笔墨地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40万言，大书特书地中海历史地理，居然不仅未遭到责难，还由此获得意想不到的声誉，生动地表明区域史特别强调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样的，历史学的对象不是中世纪的领主制、新兴的欧洲君主国家的行政区域，或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传统历史学家所使用的空间划分和别处使用时间划分之间的差别同样明显——而是地理区域。[3]这是一种“新史学”。吕西安·费弗尔对布罗代尔的工作的评论是“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向另一种史学迈进”。[4]皮埃尔·肖努则认为:布罗代尔“很好地反映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那些如地中海区域或大西洋区域的带有广泛的人种学或地理学特性的重要研究是如何从那时起降格为更方便的、以地区为对象的专题研究。”[5]布罗代尔则指出:今后有关“文化领域”的研究最好集中在过渡性区域，因为这些区域中能够确定“界限”、“借鉴”、“拒绝”等现象。[6]

　　一般来说，当我们告别了部族国家、王朝国家而进入现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学就负有塑造“民族国 家”历史的重任，二次大战后现代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国别史也就因之而兴旺。问题是:国别史是否可以成为“历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否自诩具有自成一统的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 (汤因比语)当然，幅员辽阔拥有五千年系统文明的中华大地，作中国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历史如果不放在更广阔的欧洲体系或西欧体系之中，是否可以得到认识和理解。西欧、非洲、东南亚地区，那里的民族国家幅员狭小，明显的是，在许多历史时期，那里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 历史研究与简单的叙事史是截然不同的，它在提供知识的同时，更加强调研究问题、探寻规律，即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7]事实上，当我们把研究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特别是狭小的)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8]

　　巴勒克拉夫认为:“‘地区研究’之所以能确立，看来唯一的理由似乎就是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区性 的，如果说世界过去曾经是地区性世界的话。因此，归根结底，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这种手段在有些地方可以派上用处，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那么有用。这些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9]

二、中亚的地区史研究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早期研究，如《多桑蒙古史》(1824)，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7)，雷纳·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38)、《蒙古帝国史》(1941)，麦高文《中亚古国史》(1939)等，都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就内容上看，主要还是与这一地区或多或少有关的民族史的研究。如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之“国”为Empires(帝国)，实际讲述的是古代活动于中亚的塞西安、巴克特尼亚、匈奴和嚈噠各部族的历史。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在扩大，中亚区域史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其原因如汤因比所指出 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中亚地区在“文明的接触”中，既充当着“交通中心广场”的资格，又是孕育高级宗教的诞生地。[10]

　　中亚的地区史研究，首先要推及的是巴托尔德(В.В.Бартольд)1900年出版的著作《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вэпохумонгольскогонашествия，以下简称《突厥斯坦》)。[11]这里须指出的是，“突厥斯坦”，是一个有争议的地理概念。它本是阿拉伯、波斯人创造的地理概念，[12]即中国文献中的“河中”、古希腊文献中的“Transoxania”、阿拉伯文献中的“Maverannahr”，大体方位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苏联政府最终认识到“突厥斯坦”，意即“突厥人的国家”，这一名称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居住在中亚的民族，并不都全部都属于突厥语类。1924年进行了民族划分后，突厥斯坦这个地名开始为另一个地名“СредняяАзия”(中部亚细亚)所取代。[13]巴托尔德生于1869年，卒于1930年，即生活在沙俄和苏联两时代。《突厥斯坦》可能名气不如、但学术价值并不亚于《地中海史》。《突厥斯坦》是巴托尔德的扛鼎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当年45岁的布罗代尔凭借《地中海》荣获博士学位；而当年31岁的巴托尔德以《突厥斯坦》申请硕士学位，却因特别优秀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同《地中海史》一样，《突厥斯坦》首先也是大篇幅的历史地理的解读，在巴托尔德笔下，“突厥斯坦”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荒漠，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蒙古入侵是中亚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突厥斯坦》实际上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力扩张，断于13世纪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史。学界认为，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如果在布罗代尔眼里，“地中海作为一个单位，有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惊人的经海路的来往自由，有各个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地区，有产生于社会发展演变运动的城市，有互相比长补短的各种居民”，[14]那么在巴托尔德眼中，突厥斯坦作为一个单位，也是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惊人的经丝绸之路的来往自由，有各个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地区，有产生于社会发展演变运动的城市，有互相比长补短的各种居民。在这个意义上看，《突厥斯坦》是与《地中海史》并驾齐肩的区域史研究的经典。

　　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目前“中亚”至少有三种定义，如下图所示:

　　1，苏联官方定义，如图所示的OfficialSovietdefinition“中部亚洲”(Средняя Азия)，大致为锡尔、阿姆两河流域，大体涵盖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即四个半共和国。

　　2，通常现代定义，如图所示的Commonmodern definition，即今天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现在俄文文献中一般作:中央亚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如图所示的UNESCO definition，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Civilization ofCentralAsia)中的CentralAsia，指的是:今阿富汗、中国西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前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15]

　　前两种定义仅限于帕米尔以西地区，可谓“狭义”的“中亚”；而第三种定义包容帕米尔东西广大地区，可谓“广义”的“中亚”。事实上，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 苏联时期比较好的中亚史著作当推伊万诺夫(П.П.Иванов)撰写的《中亚史纲》(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СреднейАзии)。这是一部中世纪的中亚史，完成于1941年，出版于作者逝世16年后的1958年。是书确定的研究范围是Средняя Азия，时间在16-19世纪中叶，这是海路开通后丝绸之路受阻的最封闭时期的中亚。它不仅描述了中世纪中亚的诸民族的活动，还关注了以往史家完全忽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冲突的阶级实质，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亚地区史的第一人。另一部中亚史为加富罗夫(Б.Г.Гафуров)所著的《中亚塔吉克史》(1955)。加富罗夫(1908-1977)曾任苏共塔吉克共和国第一书记，还担任过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 196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士。他的这部著作题目上似乎是民族史，实际上对于塔吉克民族的活动也比较关注，但内容大体还是关于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自原始社会至十月革命止的地区通史。肖之兴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塔吉克和突厥是中亚细亚的两种基本民族成分。突厥较晚才从中国北部西迁中亚，塔吉克则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因此，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塔吉克史实际上是一部中亚的历史”。

　　西方学者有关中亚地区的较好著作有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主持编撰的《中亚史纲要》(CentralAsia. 1966)。作者序文第一句说的是:“作为地理概念的‘中亚’一词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中的‘中亚’主要指的是苏联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自治区。”因此，它关于CentralAsia的界定大体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相吻合。这也是一部上下两千多年的中亚地区通史的简编，文字篇幅不大，行文简洁，是一部整理得相当好的研习中亚史的入门读本。 日本史学界有着“西域”史研究的浓厚兴趣的传统。“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日本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在狭义的“西域”，即大体在今天的新疆范围。羽田亨先后出版了两部西域史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论》(1931)、《西域文化史》(1936)。前者定位于狭义的“西域”，就实际内容而言，可称“新疆文明史概论”；后者定位于广义“西域”，就实际内容而言，可称“中亚文化史”。这两部著作都篇幅不大，但文字精练、内容厚重，是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的力作，如评论所说:“总体上能清楚、明快阐明中亚文化、文明的性质和特点，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多见”，[16]可视为这方面里程碑式的著作。

　　美国史学大师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则提出独特的概念“中央欧亚”(CentralEurasia)和“内亚”(InnerAsia)，这一学术概念充分体现在他1990年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TheCambridge ofEar-ly InnerAsia)一书中。塞诺认为:“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作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旧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边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疆是不稳定的。……然而，想象着中央欧亚的所有居民都是游牧民，肯定的不对的。在那些采取可能提供最多财富的生活方式的野蛮人中，游牧民只是最成功的。”[17]总之，在塞诺那里，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独特的文化区。塞诺将“中央欧亚”与“内亚”交替混用，因为在整个中央欧亚历史中，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的部分相比，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中亚才是中央欧亚的主要舞台。

　　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古陆路的交通网络，经德国人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而闻名遐迩。法国人吕斯·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的《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和德国人克林凯特(Hans-Joachim Klimkeit)的《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大体属通俗普及读物，当然也不乏学术价值。

　　迄今为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Civilization ofCentralAsia)，为关于中亚史研究的最负盛名的国际合作项目。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4届大会上批准编写《中亚文明史》计划。1976年，第19届大会决定启动这项目， 1980年成立以阿西莫夫(M. S.Asimov，塔吉克斯坦)为主席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并陆续确定了六卷本各卷的主编、作者名单(包括目前中亚在内的12国学者)和目录之安排:

　　第一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

　　主编:丹尼(A.H.Dani，巴基斯坦)和马松(V.M.Masson，苏联，土库曼斯坦)

　　第二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

　　主编:哈尔马塔(J.Harmatta，匈牙利)

　　副主编:普里(B.N.Puri，印度)、埃特马迪(Etemad，i阿富汗)

　　第三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

　　主编:李特文斯基(B.A.Litvinsky，苏联)

　　副主编:张广达(中国)、萨姆哈巴迪(R. Shabani Samghabadi，伊朗)

　　第四卷辉煌的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

　　主编:阿西莫夫(M. S.Asimov，塔吉克斯坦)、博斯沃思(C.E.Bosworth，英)

　　第五卷对照鲜明的发展: 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

　　主编:阿德尔(C.Adle，伊朗)、哈比卜(I.Habib，印度)

　　副主编:拜巴科夫(K.M.Baipakov，哈萨克斯坦)

　　第六卷走向当代文明: 19世纪初至当今

　　副主编:塔贝沙利耶娃(A.Tabyshabalieva，吉尔吉斯斯坦)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将《中亚文明史》中的“中亚”定义最终确定为:“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18]按照马松(V.M.Masson)的说法是“在本书中，中亚是个文化和历史概念，它囊括了由古代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维系起来的拥有共同历史的众多地区。”[19]

　　这六卷本汇集了十几个国家300多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集体成果，可谓最权威的中亚区域史著作。须指出的是，吕遵锷、安志敏、马雍、王炳华、孙毓棠、张广达、穆舜英、王尧、耿世民、王甫仁、刘迎胜、马大正、刘正寅等中国学者参加撰写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张广达还是第三编的副主编之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多卷本《人类史》、《非洲史》后的又一大工程，它的出版问世自然引起广泛重视和普遍赞许。但是某些职业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共同进行或合作撰写的多少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历史著作，抱冷淡和怀疑的态度。用威廉·麦克尼尔的话来说，这些著作“搜集了”“令人感兴趣的大量史料”，不过，从 学术水平来看，它们“显然未能提供清晰易懂的模式”。恰恰正是这些著作是由专家小组撰写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分离为联系松散的章节或论文，不可能代替某个历史学家统观全书的眼光。[20]笔者认为，《中亚文明史》各自独立的章节由较高水准专家分别撰写，可以说，大都是极优秀的论文，但涉及各国历史的各章，原则上由当地国家的学者担任，这样，某个章节的撰写者可能并非最佳人选，而这一章的学术水平也就不是最优秀的。就笔者专业角度看，《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的“费尔干纳和浩罕汗国”一节，由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承担，但是他还在使用不大可靠的并早就过时的霍渥斯的资料，就表明这一节的学 术水平很一般。各章节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三、国内的中亚地区史研究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国人研究中亚史起端于西域史和蒙古史的研究。“西域”同“中亚”有相互重合之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中亚”向东一直到大兴安岭，“广义西域”向西甚至延伸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帕米尔为界:以东新疆地区为“狭义西域”；以西阿姆—锡尔河地区为“狭义中亚”。其关系如下图:

　　国人主要依据丰富的汉文史料和当地考古资料的研究，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帕米尔以 东地区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属于中国史的范畴。本文着眼于世界史范畴的“中亚史”研究，讨论的范围就大体限于帕米尔以西地区(或至少跨过帕米尔)狭义的“中亚史”。民国时期，王国维、陈恒、陈寅恪、岑仲勉、马长寿、韩儒林、邵循正等先生研究的一些问题进入了帕米尔以西地区，但仅仅是开始。

　　张广达自1979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其中《碎叶城今地考》[21]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论文。碎叶之所以重要，一是它与李白的家世有关，二是它的存在标志着唐政府已将政令推至伊塞克湖以西直到怛逻斯地区。张广达的这篇论文从汉籍、穆斯林地理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三重”论证坐实了古 碎叶城应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附近的阿克·贝希姆废城，可谓中亚研究的经典之篇。2008年，张广达先生的中亚区域史论文结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出版。张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感到，西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样，具有莫大的魅力。每当学人解破一件出土的关键性文书，就会感到兴奋莫名。与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绿洲和沙碛似乎总是默默地，但是持续不断地提供更多有待人们揭破的奥秘。举世对内陆亚洲丝绸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证。就文化内涵的多样性而言，特别是就多元文化汇聚与交流方面的丰富而言，西域值得学人像法国年鉴学派或者说整体史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认真进行一番架构，进而展开综合性研究。”[22]

　　1980年，王治来出版了《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叙自远古至公元八世纪的中亚历史。1986年在原先的基础上增订出版了《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叙自远古至公元15世纪的中亚历史。1989年出版了《中亚近代史》，叙自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亚历史。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古代史卷上、下和近代史卷由王治来综合以往中亚史的工作完成，现代史卷由丁笃本撰写。王治来几乎以毕生精力从事中亚史的编撰工作，最终交出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为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做出了非常的贡献。但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不大可能将上下几千年的中亚史都研究透彻，其中的失误也在所难免。比如，近代卷第336页下注的浩罕汗国的历任汗表就完全错了。这部通史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国外中亚史的研究成果，但吸取国内的研究成果反而不够。可能忙于通史的编撰，王治来的专题论文并不多。但有一篇是一篇，如1997年发表于《西域研究》上的《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就是大手笔的经典之作。

　　王治来的工作一直以古代、近代历史展开研究，他所论述的“中亚”区域“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条河流作为中心，附带涉及其周围地区，这么一个大的范围，用俄文著作中的地理名称说，是把‘中亚’和‘哈萨克斯坦’都包括进来了”，“从现在的国家疆域来看，则包括了中亚五国的全部”。问题是为何不叫“中亚五国通史”，而叫“中亚通史”呢?王治来的解释是:现代中亚各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在16世纪时形成，它们有过共同的历史。如果写中亚的国别史，就需写五本。那样，各国在苏联以前时期的古代和近代历史要多有重复。至于丁笃本的《现代卷》叙述的是1914年至1991年苏俄时期的中亚史，地理范围就是今天的中亚五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国(苏俄)内部的地域史”。由马大正、冯锡时主编，集体编撰的《中亚五国史纲》是一卷本的中亚史通史简编。这部书的处理方法是，以15世纪为界，此前为共同史的简述，此后为五民族史至五国史的演变。也就是前半卷是区域史，后半卷是国别史。如果说，王治来在多卷本中以不完全一致的地理界定来构筑通史，那么，马大正则是在同一卷本中以区域史和国别史的体例来撰写通史，虽或多或少有些尴尬，但也无奈。《中亚五国史纲》的确是“史纲”，详今略古，比较充 分吸取他人研究成果，而某些章节编撰性更加突出。

　　国内中亚区域史研究中，相对于通史，某王朝、某民族的专题研究更深入些。

　　魏良弢是好几部王朝史的作者，与本论题有关的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喀喇汗王朝史稿》，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西辽史研究》和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辽史纲》。魏良弢的这几部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魏良弢能提出重要的学术见解，如:“喀喇汗王朝起源于回鹘，即王朝的汗族是回鹘人。确切些说，喀喇汗王朝就是840年西奔葛逻禄的回鹘王朝的汗族成员之一庞特勤建立。”尽管魏良弢提出十二方面的证据，但不同的意见还很多。

　　余太山则是好几部民族史的作者:由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的《嚈噠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塞种史研究》，由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古族新考》。余太山先做论文，但在做论文前精心构筑好专著的思想的和章节的整体框架，并已深思熟虑，而每一篇独立的论文不加文字修饰，就已是专著的某一章，且无任何不适之处。余太山学贯中西，通篇考证则是最传统最严格的，他不断有特别创建的假说，尽管许多人对此难以接受，但面对系统的整体考据文字，就难以出面向他挑战。他的 最大贡献在于，解构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创者一开始在种族和文化的构成方面就呈现出多元性，这对于丰富多彩、具有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薛宗正也是位高产作者，与本论题比较有关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突厥史》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亚内陆——大唐帝国》。前者洋洋近70万言，“填补国内空白之力作”之评价，已为国内学界的充分认可。后者是三组论文的整编，如其所言:“我所研究的对象……已属于跨国界的中亚研究范围了。因此，本书不再以传统西域史命题，而是选择了《中亚内陆——大唐 帝国》这个题目作为本书的书名。”另外，吴玉贵著所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则从突厥分裂前后与中原关系着眼，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有的考证比较有分量。

　　潘志平1991年出版了《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以《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为题再版，对浩罕汗国及其与清王朝的关系做了系统研究，同时对清代布鲁特(柯尔克孜)各部落的亲缘关系及地理分布，新疆和中亚的和卓做了较深入研究。

　　“文革”后，培养出刘迎胜、华涛、王小甫等一批中亚史博士，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正式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中亚史的研究。

　　刘迎胜著述极丰，享以盛名的是部近六十万言的力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这部著作是以他20多年前通过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察合台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地跨帕米尔东西，因此，这部著作既是这个强大汗国的汗国史，又是蒙元时代的广义西域断代史。与之有关的历史文献除汉文外还广泛涉及波斯文、阿拉伯文、畏兀儿文和察合台文等多种古代东方语言文字，它作为一门兼及元史、蒙古史和中亚史的学问，在历史科学中属于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刘迎胜的这部 著作在这一研究领域达到了国际公认的一流水平。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是华涛在其博士论文《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开始》加工整理而成。华涛大量使用阿拉伯文等穆斯林原始史料与汉文等其他史料的对比研究，其中关于公元10世纪中期天山地区的部族形势的分析比较精彩，表现他的研究水平达到一个高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也是在王小甫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而成。这部著作对7至9世纪唐、吐蕃、大食三方在西域的博弈做了系统的 阐述，对于此后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提供了明晰的历史背景。

　　“吐火罗问题”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难题。我国学者近年就这一难题也做出自己的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吐火罗史研究》，是王欣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修改、增补而成的专著。这篇著作中对吐火罗的族名、族属、族源、迁徙和分布作了认真考察，此外还讨论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及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叶护政权。徐文堪所著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作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之一， 2005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徐文堪的研究重点在吐火罗人的起源，认为:所谓“吐火罗问题”既是语言学问题，又是历史、考古学问题，而近年发展起来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也将对各种语言和族群的起源和分布问题解决作出贡献。作者认为:“对新疆出土的古尸进行科学的研究，将对‘吐火罗问题’特别是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的突破带来新的希望。”

　　林梅村攻读中亚死文字佉卢文，于1988年出版《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成为中国直接释读佉卢文的第一人。他的《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 1995)和《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 1998)，摆脱传统汉学研究模式，进入跨学科(考古、历史、人类、民族、语言、生态、遗传)研究，探讨曾经辉煌而如今埋没于万里流沙的中亚古代文明与东西古文明关系。张文德的博士论文《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 2006年)，已触及帖木儿王朝史的研究，但其视角和材料还主要在中原和汉文史料。他的另一部《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对中亚宗教史上的这一问题有比较好的研究。

　　刘正寅、魏良弢所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和孟楠的博士论文《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年)是国内填补这方面空白的研究。芮传明所著的《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和许序雅所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是不错的专题研究成果。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专题研究成果:林悟殊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丰出版社，1995年；龚方震著:《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 1998年；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 2001年；牛汝极著:《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3年；高永久著:《中亚及新疆历史学与民族学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4年。这些研究成果已领先于国际水平，但研究对象主要还在狭义的西域史，而涉及狭义中亚史不多，即本文讨论之外，就不多絮言。

　　最近二十多年来在各种学术期刊上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亚史专题论文。其中，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域研究》，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主办的《中亚学刊》(1-5辑，商务印书馆-新疆人民出版社)、余太山主编的《欧亚学刊》(中华书局)、沈卫荣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出版社)、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中心，科学出版社)，就是展示国内中亚史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

　　有学者批评说:“我国中亚史研究者的数量过于庞大，一些不具备研究条件的人也混迹其中，不时有抄袭国内外同行的事情发生”。[23]但我看来，这个“庞大”问题还是集中于狭义西域史范围，以狭义中亚为对象的研究者并不多，特别是专攻伊斯兰化以后的中亚史的学者更少。中亚区域史研究的难点是语言问题，对于西方、俄罗斯学者来说，古汉文文献是难点；对于我国学者来说，除了要面对英法德俄日等文字的研究成果外，还要面对古希腊、拉丁文献和诸如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古藏文、古突厥文、察合 台文等东方文献史料。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此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迄今为止，国内关于中亚区域史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如前伊斯兰时期的贵霜帝国，蒙古时期和后蒙古时期(即相当明清时代)的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诸汗国和哈萨克三玉兹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责任编辑：任东波

　　注释：

　　[1]麻赫穆德·喀什葛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关于突厥的百科全书式的词典。作者马哈木·喀什噶里(约11世纪20至70年代),出生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

　　[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第236-239页。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58-62页。

　　[4][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第16-17页。

　　[5][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35页。

　　[6][法]米歇尔·德·塞尔多:《论史学研究活动》， [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70页。

　　[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64页。

　　[8][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8-239页。

　　[9][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242页。

　　[10][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76页。

　　[11][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突厥部族早在一千年前就衰败退出历史舞台，但也就是从那时起，阿拉伯人、波斯人开始把草原上和突厥部族说着几乎同样语言的游牧民泛称作“突厥人”，将他们生活的草原称作“突厥斯坦”。斯坦，在波斯语为“××人居地”义，突厥斯坦，就是“突厥地”义。因为“突厥人”原逐水草游牧漂泊不定，并没有固定居所，“突厥斯坦”漂泊不定，只是类似香格里拉那样的地理概念。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人，最初是从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寻求遗忘了的知识。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在学习阿拉伯地理著作过程中，顺其自然地接受了“突厥斯坦”的说法。巴托尔德认为， 19世纪时，“突厥斯坦”一词被英国旅行家引入学术著作，是由于受到波斯和阿富汗使用这一名词的影响所致。现今分裂势力以新疆为“东突厥斯坦”为由搞分裂活动，“突厥斯坦”则被政治化了。

　　[13][苏]穆尔扎也夫著，郁浩译:《中亚细亚》，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4-5页。

　　[1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6版，第976页。

　　[15][巴基斯坦]A.H.丹尼、[俄罗斯]V.M.马松主编，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版，第368页。

　　[16][日]间野英二:《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解题》，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页。

　　[17][英]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页。

　　[18]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368页。

　　[19]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9页。

　　[20][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4-245页。

　　[21]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 1979年第5期。

　　[22]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总序第2页。

　　[23]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10JZD0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潘志平,新疆大学、吉林大学特聘教授,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亚史、中亚当代国际问题。

A Study on RegionalH istory: Taking CentralAsian H istory asAn Example

PAN Zhi-ping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830011， China)

　　Abstract: Studies on regionalhistory should be a partof research onworld histo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globalization， research onworld history should be amultiregional andmulticultural one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tegrity， and an in-depth one on differentregions. Thispaperexplores studieson localor regionalhistory by takingCentralAsian history as an example. In the study on regionalhistory， there has alwaysbeen skepticism aboutwhether geographic demarcation presents a satisfactory system， and there have been disputes on geographic demarcation. In fac，t each work on CentralAsia has its own geographic definition， and different definitions indicate the authors'own understanding and expectation on the region concerned. To define geograph ical bound ariesmeans to analyze and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s adopting some kind ofphilosophy ofhistory. The study on history ofCentralAsia appears relatively late in China， it is also restricted by language to a large exten.t Therefore， in some specific fields of research， there is still a longway to go to further the study on history ofCentralAsia in China.

　　Key words: study on regionalhistory； history ofCentralAsia； language restr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