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后，西方政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不仅未能开花结果，相反，政治结构体系却发生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并导致政治持续动荡，整个国家出现治理危机；对民主化与执政能力，政治参与同国家制度化的比例，国家治理的模式与稳定繁荣的目标三对范畴重新进行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在具体治理困境中的症结，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关键词：吉尔吉斯；国家治理；政治稳定；转型；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D1； 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 ( (2011) 02-0077-10

　　从1991年苏联解体算起，吉尔吉斯斯坦已经独立二十年了。在此期间，曾作为苏 联加盟共和国的吉尔吉斯斯坦，与独联体其他国家一起，进行了以西方政治体制为模式，以制度为变迁为核心的社会转型，并希望以此建设一个繁荣与稳定的吉尔吉斯斯坦。然而二十年来，从西方移植的总统制、自由选举、三权分立等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并未开花结果。持续的政治动荡，政治结构体系的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治理危机的困境。

一、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迁中的民主化与社会稳定

　　吉尔吉斯斯坦体制变迁最明显地体现在政治领域。二十年前，吉尔吉斯斯坦当权者在西方国家“民主治理”的理念下，实行了多党政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希望通 作者简介：徐海燕，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副研究员(北京100732)。过这样一种制度实现现代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也就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政治生活的稳定化”[1]。然而，近二十年的实践表明，虽然从政治体制的建构而言，的确在形式上更为“民主化”，但在维护稳定和社会发展方面却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新的政治模式不能遏制权力高层的腐败。独立以来，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模式对权力进行相互制约，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对国家共同管理的目标，只是吉尔吉斯斯坦民众的一个良好愿望。国家内部官商勾结，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十分普遍。2004年，国际透明组织曾在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榜》的排名中，将吉尔吉斯斯坦列入极端腐败的国家之列[2]。二十年来吉连续爆发的两次“革命”与政权更迭，能否进一步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发展和遏制腐败，仍不确定。

　　其次，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不仅没能达到权力分工、相互制衡的目的，反而使国家精英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博弈中。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国家政治精英在独立之初那种追求国家独立与民主的政治理念早已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脱胎于旧官僚体制下的执政集团内部的派系分歧越来越大，代表不同阶层领域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也越来越激 烈。各精英派别之间以政治诚信为口号，围绕着政治权力，不断在“当政者”与“反对派”之间进行着角色转换，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权力和利益争夺上，而疏于国家建设和培育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新国家意识形态。

　　再次，宪政体制的运行不能促进国家民主化进程，国家陷入多场政治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开启民主化政治转型以来的近二十年间，其政权体系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一直十分脆弱：除了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以及2010年4月和6月引发国际关注的政治骚乱外，二十年期间，十四次更换政府总理，其中1993年和1994年接连两次发生政府危机，仅2007年一年期间就三次更换政府总理，至于内阁部长的更换更是难以胜数。其独立至今已对宪法进行八次重大修改，其中六次是以全民公决方式进行的，并出现过2006年11月至12月两次修宪的闹剧。这表明，从西方移植的宪政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引发了持续的政治动荡。

　　在经济领域，吉尔吉斯斯坦的改革家们信奉“民主体制与市场积极的天然联系”的法则，曾经憧憬在短时间中能够建立既有民主又有市场的发展模式，近二十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与独联体其他国家一起，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改革使国家经济发生结构性转变。但转型研究的事实表明，尽管民主与市场的相互支持在欧美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总体而言得到了证实，但在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中亚山地国家，民主与市场并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据有关资料，由于持续的经济衰退给吉尔吉斯斯坦造成的社会灾难触目惊心。由于经济贫困、资源匮乏，吉尔吉斯斯坦沦为中亚最贫穷的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40%以上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且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其失业率一直在18%左右徘徊，高居世界第16位，通货膨胀率高达10%，不少劳动力不得不到国外寻找出路，在国外打工的吉尔吉斯人约有一百多万，每年汇回国内的汇款占吉GDP的30%-40%。近些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国库连年亏空，不得不靠举债度日，外债已攀升至24·28亿美元，占GDP的50%以上；物价上涨，通胀加剧，索姆对美元贬值11·43%，民众生活十分艰难[3]。

　　吉尔吉斯斯坦二十年的发展绩效与设计者的初衷发生了严重的背离。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的持续动荡尚不能妥善处理，更遑论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了。

二、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实践的分析

　　二十年来，吉尔吉斯斯坦是按照西方理论家所倡导的理想民主政治模式来构建国家的。具有学者风范，发誓要将吉尔吉斯斯坦建为中亚的“民主之岛”的首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刚一上任就遵循西方的民主理论，提出真正的民主“首先应赋予千百万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看重“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表现，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政党和不受权利意识控制的合法活动”的民主政治[4]。然而，遵循西方政治理论所进行的改革实践陷入了治理的怪圈。

　　(一)“最小国家”演变为“威权国家”

　　对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独联体国家，早在独立之初，西方政治学家就给他们开出了“最小国家”的治理药方。最小国家的“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实力或疆域弱小的意思，而是指国家职能范围的最低限度。这一理论的支持者，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认为，国家的唯一职能就是其政治职能，即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而在除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应尽可能地消极，尤其不能倡导为了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损害个人利益[5]。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分立成了政治的基本内涵，宪政成为宪法为依据的民主形式，分权制度及宪法审查是基本表现形式，而多党制度则是基本的运行机制。

　　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在实践这种“最小国家”理论时，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在 实际运行中，强势的总统由于符合国家民众依赖权威的传统心理而具备现实的合法性基础，国家在转轨进程中出现了新的政权形态——威权主义。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林茨的经典描述，威权主义的特征是：“政治体系的多元政治属于有限的、不负责任的性质；政治体系没有一套精密的意识形态作为体系的主导，但另有不同性质的心态；政治体系除在某一发展时期之外，并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以及由领袖一人或者偶然是一小撮统治团体，运用体系的统治权，虽然权力的运用方式欠缺明确的界限，但实际上却是 十分可以预测的。”[6]在这种形态下，所构建的政府本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却没有将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利益和要求进行充分的实现和保证，反而变本加厉地运用特定权力谋求小团体或者私人利益。国家的权力核心不再是庞大的官僚机器，而是在以总统为代表的当权者内部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可能不是总统的亲属，但其职位有赖于与总统本人和总统帮的个人关系[7]。这些特权阶层控制着国家最敏感和利益最大的部门，把公共资源当作自己的私家物品来使用，榨取大量的用于投资的社会剩余，却不能提供“集体产品”。在吉尔吉斯斯坦，占人口3%-4%的极少数暴富者多为权力要害部门的领导及其亲友，而全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则处于失业状态。在2005年爆发的“郁金香革命”中，阿卡耶夫总统及其家族成员被指控犯有金融和职务犯罪等106项罪名。巴基耶夫则在利益的驱使下，派自己的亲属去掌握国家最有利润的项目，并实际上去控制所有的外国资金[8]。这表明，依据这一理论所建立的“最小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对公民利益的保护，反而因国家核心利益集团的腐败贪污，引发了民众普遍的反抗。这样国家显然不能称之为民主国家了。因此，亨廷顿认为，这种类似于“一党制、集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政权”的威权主义也是一种不民主的体制[9]。

　　(二)“民主斗士”颠覆“民主政府”

　　建设民主政治是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轨的一个努力方向。按照词源学的意义界定的民主，它是人民直接统治的一种形式。由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宽，既包括了民主选举政府、自由与平等、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又包括了政治的诚实、权力的廉洁、决策的透明性，以及强调参与、竞争、公民美德等等。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应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民主体制问题，按照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学家的观点，应把国家是否能够提供 合法竞争和参与的政治制度作为判定国家政体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准。“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10]，而“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11]。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传统的民主概念内涵太多，容易导致“含混不清的规范并不能产生有用的分析结果”，所以只须从“选举”来界定民主就可以了，因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 的必要条件”[12]。对此，亨廷顿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主-不民主”的两分法，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民主”与“不民主”两类。区分它们的标准就是选举：不民主的国家就是“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普遍的选举投票参与”，而民主国家则相反[13]。

　　借助这些定义，我们较为容易认定吉尔吉斯斯坦政体的民主性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政治领域出现了各种政治思潮和群众运动。无论是总统还是议会都已实现了全民公选，并得到宪法的确认。在定期举行的总统和杜马选举中，不同党派、不同团体及不同的候选人基本上可以公开、公平及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竞争。

　　虽然从“选举”来界定民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运行中，民主与自由、平等、正义等概念一样，被不同的政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精英们加以不同的解释，以至于所有不民主的政权都把自己标榜为“民主”的，甚至一些极端的专制也借着“捍卫民主”的口号而推行。

　　因此，西方理论把民主简化为“选举”可能会导致概念本意的丧失。仅就形式要素而言，选举无论怎样重要，也只是诸多形式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其他形式要素的存在，比如没有法律保障、公开透明的政党竞争(或党内竞争)、新闻舆论的监督等，选举就不可能实现公平。在吉尔吉斯斯坦，整个国家都被卷入“民主”运作过程中，民主形式与本土文化及社会因素(传统的价值观、思考方式及行为习惯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如以“政治诚信”为口号的政党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与北部的冲突，部族和种族冲突，总统集团与权力高层的政治腐败与低效率，法律与纪律松弛，民众的暴力的无政府行为等。在更多时候，它表现为政府与反政府力量的分歧。在吉尔吉斯斯坦二十年间发生的两次政权更迭中，政府和反对政府力量都宣称自己在维护民主，捍卫民主。政府俨然是理性与秩序的化身，而反政府力量则把自己的一切行为看作是“民主斗争”。导致政府常常不得不以扭曲民主的形式，甚至以各种不得人心的强制性手段控制社会；反政府运动则常缺乏自律性，其主张和行为容易走向极端化。

　　吉尔吉斯斯坦二十年来的实践表明，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显然成了烫手的山芋，它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政权反而在“民主化”的氛围下屡遭颠覆。

　　(三)政治精英操纵“街头政治”

　　“精英”一词作为西方传统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是指对一个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并“决定国家重大问题的人”所构成的群体。[14]早期的民主概念有理性化的成份，即把民主的前景想象为没有精英存在的人民统治。但随着选举权的扩展，成立大型政治社团机构的需要也增加了，这些社团机构由于庞大而不得不推行官僚化管理，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由那些有能力、有愿望的人提供一个相互竞争的职业领域，它仍然是精英竞争的一种职业。[15]因此，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得认为，民主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精英的选择机制。[16]按照西方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在民主社会里，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集中，从而形成多元格局。因此，西方理论家高度重视精英的作用，将政治决策看作是政府行政部门试图调和竞争的利益群体之需要的结果，在这一理论中，“寡头统治已被打破，已转变为由各权力集团所组成的多元的、分散的和开放的一团星云”[17]。

　　毋庸置疑，吉尔吉斯斯坦的转轨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可堪称新旧精英的博弈过程。如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的阿卡耶夫总统来自苏联旧有的营垒，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代表着过去的传统。而以政权颠覆者巴基耶夫为首的新精英，则高举“民主”、“反腐败”之大旗，体现西方民主和市场价值，两者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权力争夺。但是，成功夺取政权的新政治精英对旧精英集团的财产清算只是为了利益再分配。其管理体制依旧，腐败并未减轻，新的精英集团依然面临着被再次推翻的威胁。

　　精英博弈与斗争更多地体现在国家确立的多党政治制度中。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轨之后确定的多党政治体制为国家打造权力多元格局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在独立之后出现的政党，大多是一夜之间出现的，缺乏社会基础。如果按照政治主张来划分其政治派别，已不能够清晰地明确其立场。因为他们通常在国家的未来规划方面没有很大的区别，它们存在的目的与政治精英或者部族精英的野心相连，目的是获取政权的支持[18]。

　　在政治实践中，政治精英主要依靠“街头政治”在政治生活中的颠覆性效果来实现对权力的更替。从竞争手段上看，“民主”与“反腐”常常成为操纵民众“一呼百应”的口号。精英在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和参加集会为重要手段的抗议活动时，常常由于竞争行为的失范导致流血冲突不断，使整个国家处于混乱无序之中。正如亨廷顿所言，这种“精英内部的分裂可能中断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进程”[19]。而按照这一标准建构的民主体制又十分脆弱，不能正常地应对由“合法竞争”导致的政权更迭。精英以民主之名动用暴力，民众则被服务于政治精英的政治私利，被误导和操纵，民众的福祉成为权力争夺的无谓祭奠。政治精英的无序行为显然成了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

　　(四)“利益(部族)集团”掠夺公共资源

　　关于西方理论所界定的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家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寻求在利益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20]。在西方的政治模式中，获准成立的公共团体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国家允许获准成立的公共团体进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两者共同协商出台公共政策，而相应的团体亦有义务在自己的领域贯彻该项公共政策。因此，有学者将政权与利益集团和谐互补的模式称之为政治与社会并重模式[21]。

　　但是这一理论在吉尔吉斯斯坦却出现了悖论，曾是游牧民族的吉尔吉斯民族至今还保存着游牧部落社会经济联系方式和世代经验积累的传统政治文化。部族利益集团的活跃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鲜明政治特征：政治当权派和反对派之间不是以政治立场划界，而是以不同地区和族群对立为界限[22]。部族之间围绕着国家政权的争夺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部族利益，部族内部或者部族之间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政权是否稳定，还在民族的构成、干部培养与任命、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23]。独立近二十年来的政治转型历程，其间宪政危机频发、政局不稳、政府频繁更换等政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受部族政治集团操纵的结果。诚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所指出的那样：很遗憾，只能说在独立的17年间，我们国家没有政治，也没有思想意识斗争，唯独有的就是部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我们的政治所反映的就是各个部族因财源再分配而进行斗争”[24]。

　　在地区与政权的关系上，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三个州和南部的四个州中，部族联盟是其民族地域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也是其社会基本的行政单位。在此情况下，每当政权作出涉及各利益集团的决策时，以部族为特征的集团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会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让政权为自己的部族集团服务。如被第一次“郁金香革命”推翻的总统阿卡耶夫是公认的“北方势力的代表”，被第二次“革命”推翻的总统巴基耶夫因出身于南方，被认为是“南方势力的代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部族集团的相互关系成了决定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多年来政治景观发展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25]。

　　国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吉尔吉斯斯坦并未出现和谐相处的局面。政治制度、政府、政治精英、政治体系等体系要素在改革中不能相互调整完善，无法缓解利益集团形成的改革阻力，国家与部族利益集团的合作没能充分实现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利益要求，相反，政治的、官僚的以及地区部族势力却构成了一个无缝之网，利用所执掌的权力机关和组织动员体系集合地区部族精英和资源，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利益名义行事的部族集团。部族等利益集团染指国家政权成为了一场程序合法的公开掠夺，国家和政府则变成了部族牟利的工具，并对国家的政治生活起着越来越消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并没有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成熟与稳定，反而在政坛之中诱发了利益集团的博弈和矛盾，时而尖锐，时而彼此妥协，使国家处于持续动荡之中。政治稳定作为检测国家治理发展的尺度或标准，仅此一点来说，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化政治转型陷入混乱不堪的困境。诚如学者所言，在民主化实现的问题中，维护政权的繁荣稳定绝非构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它要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能得以繁荣[26]。

三、苏联解体后国家制度转型与稳定关系之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从南欧到拉美，再到东亚，最后是苏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股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也被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改革浪潮，从而开启了上述地区和国家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转型，其中尤以苏东地区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作为个案，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正是在上述这一广阔宏观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且极具戏剧性色彩。从对“中亚民主岛”的狂热追求到多次政府更迭的骤然发生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治理模式时必须处理好几对范畴。

　　首先，必须处理好民主化与执政能力的关系。自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以西方政治体制为模式，以民主化为核心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国家的制度转型是个异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其中，稳定问题是当代转型国家在推进政治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在现实政体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结合方式是多样化的，因而形成多样性的转型模式。如何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亨廷顿曾提出一组公式说明这一问题：即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27]。其基本逻辑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社会动员，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追求与期望，一旦欲望的增长大于社会所能提供的满足能力，就容易造成人们 的社会挫折感(即社会颓丧)和不满足感；而这时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流动机会与政治制度化作保证，由社会颓丧引发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发生。这一公式恰当地说明了吉尔吉斯斯坦持续动荡的原因：由于无序的民主化释放出高动员度，而国家管理呈现出低组织度而造成政治动荡。因此，要保持政治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化的平衡发展，必须强化执政能力建设，树立政治权威，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制衡政治参与需求，这样才能化解社会危机，维护稳定。

　　其次，处理好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主义 信念作为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通过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民众不仅淡化和丧失了原有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仰，一些与主流政治文化完全相左的政治情感、政治理想等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取向也同时出现。与此同时，由于内部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发达国家强烈的外部“示范效应”，使社会成员对参政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但是要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必然要考察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比例：如果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为零，政治体系就是稳定的；如果政治参与 的扩大超过政治制度化水平，就会带来政治体系的不平衡，从而造成社会动荡[28]。

　　以此为参照，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社会利益关系的急剧调整造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极大地触发了公众的参政热情，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尚不足以满足他们表达利益的要求。由于无法处理好这种“比例失调”的关系，使非制度化参与甚至暴力参与现象大量出现，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威胁，甚至导致政府的更迭。因此，“政治参与并非人民影响政治决定之充足条件，大量参与也非必是健康之 民主政治必有现象。大量参与有时不但降低了政治之素质，亦且是一个政治体内部发生深刻冲突、崩溃之征候。”[29]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30]。

　　第三，处理好国家治理的模式与实现稳定繁荣目标的关系。伴随着苏联在20世纪末期打碎自己赖以生存的国家机器的历程，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体系也开始朝着西方现代政治学范畴的民主国家大步前进。但二十年的实践表明，盲目从西方移植来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在吉扎根，国家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诸多问题的能力低下：多党制必然要求 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往往导致选择一个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新闻自由必然要求国家放弃对舆论的控制，它必然使国家政权的行为受到更多批评和制约。吉尔吉斯斯坦因走向自由主义而无法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国家由此不能成为有权威的政治上负责任的政治行为主体，盲目尊崇的民主程序与准则在这里显然与国家稳定与繁荣的目标相违背。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政治转型实践的悖论表明，西方的价值观绝非全人类必须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并非适合所有国家。正如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 诺斯所言：“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危机中。”[31]所谓的西方“统一发展模式”并非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效仿的终极模式，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是转型国家成功转型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在一个国家中，政治稳定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既是检测民主政治发展的尺度或标准，同时也是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中，稳定当然可以通过自由制度的发展而得到增强，但是，表明 原因的箭头也可以指向相反的方向[32]。对民主化与执政能力、政治参与和国家制度化的比例、国家治理的模式与稳定繁荣的目标等三对范畴的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治理困境的症结所在，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责任编辑：黄登学)

　　作者简介：徐海燕,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注释:

　　[1]王沪宁：《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相关分析》，转引自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

　　[2][俄]МарекДомбровски，“БудущиевызовыдлястранСНГ”，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в странах СНГ：достиженияипроблемы(Материал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конференции)，ИЭПП，Москва，2004г，стр·46·

　　[3]赵鸣文：《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阴晴》，载《望新闻周刊》2010年4月20日。

　　[4][吉]阿·阿卡耶夫：《难忘的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5][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6]JuneJ·Linz，“An Authoritariannism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in Erik Allard and Yrjo Littunen (eds·)，Cleavages，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 Helsinki： Westerarck Society， 1964

　　[7]Peter B·Evans，“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s”，Sociological Forum， 1989 (4)·

　　[8]“Оппозиция объявила в розыск брата Бакиева”， http://www·perm·kp·ru/daily/24470·4/629515/·

　　[9][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0][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

　　[11][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12][13][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页。

　　[14]James Hughes，“Sub-national Elite and Post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Europe-Asia Studies，Vol·49， N6， 1997， pp·1017—1036·

　　[15]Max Weber，“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in P·Lassman and R·Speirs (eds·)，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Press， 1994， pp·309—369·

　　[16][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17][美]萨托里：《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8]“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партииКыргызстана”， http://www·kyrgyzstan·russian-club·net/spravka-sets·html·

　　[19]James Hughes,“Sub-national Elite and Post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Europe-Asia Studies,Vol·49, N6, 1997, pp·1017—1036·

　　[20][美]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21]刘兆佳：《政治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8页。

　　[22]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载《国际观察》， 2005年第3期。

　　[23]Алишер Хамидов，“Кыргызстан：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игражданскиебеспорядки”，http://www.eurasianet.org/russian/departments/rights/articles/eav122002ru.shtml.

　　[24]М·Н·Омаров，“Трайбализмкакзеркалакыргизкойполитики(Феноментрайбализмаукыргызов)”， http://www·sasttime·ru/analitic/1/4/202·html·

　　[25]“Кыргызстан- 2025：стратегииисценарииразвития”，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иматериалов，Бишкек，2005·с·46·

　　[26][美]亨廷顿、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3页。

　　[27][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28][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

　　[29]《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3页。

　　[30][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3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32][美]迈·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