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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评述了《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一书的价值及意义以及对于东干学这门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年轻学科的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对著作的著者王国杰做了中肯的评价。

　　关键词：东干学；认识价值；文化学价值；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1)02-0078-02

　　王国杰教授《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专著被专家誉为东干学研究的填补空白的创新之作。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一书是国杰先生多年来从事东干学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东干学是国际上一门方兴未艾的年轻 学科，国内外研究者不乏其人，但能如国杰先生这样较系统地全面而深入地论述者，几乎鲜有。该书还填补了陕甘回民起义后期走出国境后的历史空白，使人们知道了回民义军后代的百年来社会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国杰先生的导师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国杰之作起了‘以启山林’的作用。”东干族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史学博士伊斯巴洛维奇也说国杰先生的大著“是由陕西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东干族的中文书籍。”自然，在中国也是第一部。

　　既然东干民族史的全面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尚属“筚路蓝缕”阶段，国杰先生是“启山林”者，那 么，国杰先生及其大著就具备了供人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一、就国杰先生本身而论

　　1.国杰先生学养深厚，贯古今，通中外，教过英语，精通俄语，可操地道的关中方言，这就为他从事这门“绝学”研究提供了先天条件。

　　2.国杰先生出于“对东干族同胞深厚的情感”，把东干族研究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人生使命，因而能付出艰辛的劳动、巨大的代价，从而取得丰硕的成就。

　　3.国杰先生秉持“兰克史学思想”，即“尽可能用第一手文献资料(档案)以及‘目击者的报导’(实际所见所闻，甚至所传闻的报导)。”所以，国杰关于东干族发展史的全部论述是信而可征的。

　　4.国杰先生是位极其严谨的历史学者。他虽然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个汉人，不是穆斯林，却具有关心境外回族同胞，广交穆斯林朋友的优秀的性格特点和人格魅力。

　　5.国杰先生欣逢盛世，是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为他创造了千载难逢的人生机遇，才使他能三出国门，亲临其境，同胞欢聚，家长里短，遍涉史库，潜心钻研。书稿成后，又得以陕西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资助付梓。所以，国杰的成功是我们国家三十年来巨大成功的折射。

　　二、《东干族形成发展史》的意义和价值

　　1.难能可贵的史学价值。十九世纪中叶爆发的陕西回民起义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爆发的正义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反对民族歧视和疯狂屠杀的农民起义和自卫性的民族运动，它拉开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为日后辛亥革命在西北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这部著作，就是从历史演变、经济发展、文化状况、风俗礼仪等各个方面较为系统地、综合地、全面地对这支回民义军及其后代所形成的东干族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研究 的一部重量级大著。在此著成书之前，虽有俄苏学者、东干族学者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学者的论文和译文问世，但都不能与一位精通俄语与俄苏中亚史，又是地道的关中人的国杰先生的著作相伯仲。通过这部书，人们看到了陕甘回民起义后期的回族同胞在中亚的生活画卷，为我们找回了旷久隔绝于浩渺时空的陕西乡党，填补了陕甘回民起义后期去处状况的历史空白，是一部活生生的可歌可泣的陕甘回民起义“后传”。

　　2.难能可贵的学术价值。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深入调查研究，一方面查阅了大量沙俄时期有关中亚各国 的档案材料，如《七河省年度报告》、《哈萨克中心历史档案库》等，同时，也利用了沙俄及苏联时期学者所写的有关东干族历史的专著和论文。另外，作者曾三次深入东干乡庄，与东干人共同生活了四个多月，听东干父老乡亲讲述陕甘回民西迁过程中的惨烈悲恸和临危不惧的斗争经历，了解了东干人积极参与十月革命和在卫国战争中“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英勇事迹和重大贡献。作者所记的手札和收集的资料整整装了几大箱，可见资料之丰。书后作者详细地列入所阅读过的俄文和东干文论文论著目录竟达96条，档案图表竟达24张，珍贵照片若干。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口碑史料，从而玉成了他的大著，才使得许多学术问题有了独到的见解，也使得本属枯燥的学术著作绚丽多彩，平添了如沐春风的可读性。由此可见，实践出真知，综合出学问，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治学的根本。

　　3.难能可贵的文化学价值。东干族是一个很奇特的民族，东干学是一门很奇特的学问，东干文化是一个逾百年而不变的文化景观。这正是东干学研究在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原因所在。国杰先生在讲述东干人的形成发展史时，将东干文化在全书九章中专用两章篇幅来论述，这是该书最可贵的部 分之一。此两章中，国杰先生采录了大量的民歌、民谣、谚语、谜语、笑话、故事。一百多年了，还是陕西关中乡亲流行着的原汁原味的“口前话”；风俗礼仪，还是昔日旧时陕西关中民间的“老规矩”。读来顿觉返璞归真，倍感亲切。作者认为“东干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东干文化有着“多文化中有特色，多方位中有重点，多根系中有主体”的特点。在这一部分中，通过对东干人中口头相传的民间文学、传统的民间游戏(或曰体育活动)、各种工艺以及方言土语、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婚丧嫁娶的考察，认为东干族把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得如此完好的 原因在于：第一、宗教因素，在于以严守教规而闻名的东干人笃信伊斯兰教。东干人是虔诚的穆斯林，对“善功”完全做到身体力行，追求灵魂的净化，坚守中国清代回民所具有的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伊斯兰教规的价值取向使东干人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及特点”。第二、东干族与中国传统习俗之间的寻根性和认同感。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天然的民族传统，中华民族兄弟情深，永远也割不断，分不开。东干人把陕西叫“我爷的省”，陕西回民起义的领袖、被东干人尊之为祖的白彦虎去世时曾留下口话：“以后等满清完了，我们 一定要回去。我们老爷的肚带子在那里呢!”第三、经济方面的因素。东干人所从事的是农业经济，即便是从事商业他们也不离集体。因此，他们“具有保存中国传统礼俗的环境与条件”。

　　4.难能可贵的史料价值。著作理清了东干族与新疆的关系脉络，这对于新疆历史来说，具有很可宝贵的价值。东干族作为前苏联100多个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至今人口总数已过10万。他们主要生活在今哈萨克斯坦(约4万)，吉尔吉斯斯坦(约4万)及乌兹别克斯坦(约2万)。中亚东干族是中国境外穆斯林的一支，其主体是1862—1877年陕西甘肃回民起义的后裔，至今已是第四代、第五代传人。清同治年间爆发的陕甘回民起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义失败后，公元1882—1884年间在沙皇将其所占伊犁河谷地区归还中国前后，又有一些伊犁东干人迁居俄国。这两批移民总数有1万人，他们就是第一代中亚东干人。

　　直到今天，中亚东干人分为两批：一批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东干族，多为甘、新籍回民后代，约占东干总人口的45%。另一批是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被称为托克马克东干族，他们是陕西籍回民后代，集中居住在营盘和新渠(即中亚的陕西回民村)。陕西籍回民约占东干族回民总数的55%。

　　邵宏谟先生和韩敏先生在其著作《陕西回民起义史》中，简单地交代了陕西回民起义军失败后的去向。国杰先生在其著作中，则系统地考察了从新疆喀什出走的回民的历史渊源及陕西回民义军从新疆出走的详细过程。陕甘回民起义失利后，“在公元1875年，从兰州方向窜来大虎小虎两位赫赫有名的东干人(回民)，他们率领着三万东干巴图鲁(即英雄)入疆。”从国杰先生的大著中我们知道了，在白彦虎带部分人马进入俄境定居的同时，在新疆也安置了大量的回民起义者。大部分未离开新疆的回民起义者就定居在伊犁、喀什、焉耆一带。 在1877—1878年，由喀什进入俄国七河省定居的有三批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余部， 1882—1884年又有一些从伊犁地区进入俄国境内定居的陕、甘、新回族。这批人又分为陕西籍东干人和甘肃籍东干人两支。从1877年10月底起，陕甘新回民起义军开始向俄国迁移。这个阶段的移民活动基本上是在南疆范围进行的，以喀什、阿克苏为起点，分三批进行。第一批过境的回民义军基本是甘籍回民，带头的人称“大师傅”。第二批人马最多，是陕籍回民，领头的就是著名的起义军领袖白彦虎。这批人从阿克苏撤到喀什，然后从喀什向正北方向出发，翻越天山恰克马克山隘口。到1877年12月初，白彦虎率部退到喀什以北中俄边境上，这时前有高山峻岭，又是异国他乡，后有数万追兵，手持屠刀。在危难面前，白帅都动了向清朝自首之念。这时，白彦虎的正室夫人，人称“白大妈”，陕西同州人氏，她勇敢地站了起来号召众女兵和老弱病残者留下断后，与大清追兵决一死站，以保精壮过山，再图发展。在她的激励下，群情激昂，人心沸腾。为了生存，白帅决定，用重金向俄国人买路，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断门绝后，其余人马连夜过境。白彦虎一亲侄(大将白彦龙之子)留在伊宁，现住伊宁附近的白万喜已是第三代传人。没过境的回民义军，全部遇害，清军在喀什支了三百口大铡刀，一个也没放过。第三批移民以住在吐鲁番的陕甘移民为主，领头的叫马大人，与白彦虎部分手后，率余部进入俄境。三批移民总数为6 209人，这些移民就是中亚东干族的根基。

　　5.难能可贵的语言学价值。国杰先生是位十分谦逊可敬的学者。他对“东干”族名的考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即东干就是“东岸子”，东干人，就是“东岸子的人”。我完全同意国杰先生这一考释。证据有三：一是上世纪60年代张富昕先生，在新疆大学讲学时指出，东干，是新疆少数民族对那 里回族的称呼，意思是“从东边来的人。”二是古汉语里“干”就是“岸”、“边”的意思。陕西关中人现在还把“东边”叫“东岸子”，把“外边”叫“一岸子”，这是古汉语的残留。《诗经·魏风·伐檀》开头就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之干，就是河边，河岸。三是“干”作“岸”讲，今尚有陕西泾阳县“泾干中学”校名为证，就是“泾水岸边的中学”。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一书，堪谓一部了不起的巨制，倾注了国杰先生下半生精力和心血。但也有可指瑕之处，而这也终归是瑕不掩瑜。如该书第390页写道：“许多回到西安访问的东干朋友上西安城墙时眼圈圈都是潮湿的，因为当年几十万陕西回民起义军就是从西安西门走出去的。不了解他们背井离乡的历史，也就很难理解这种特殊的感情。”我认为“特殊感情”是真的。而几十万人“从西安西门走出去”，这就近乎传说了，史不可采。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参考文献：

　　[1]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2]邵宏谟，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作者简介：张展华，新疆克拉玛依石化公司退休站退休干部。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