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适应”是一个描述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相互影响而造成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迁。本文透过中亚东干人在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中其语言变迁的过程，对人类文化适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东干人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其他民族语言的事实，不仅表现出其自身较强的文化适应性，而且反映出一种对本民族成员所需社会文化资源和未来发展机会的积极争取。

　　【关键词】中亚；东干族；语言变迁；文化适应

　　Abstract: Cultural adaptation,an important concept for describing relationships of variousethnic cultures,refers to the large-scale cultural changes one culture or its counterparts undergo onaccount of the constant contact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wo or more cultural systems.Thisarticle studies this important phenomenon through the language change process that the Dongganpeople have undergone i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cultures.It concludes the fact that the Dongganpeople have learned to use other more widely-used languages not only shows its own strongercultural adaptation,but also their positive efforts fo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ir ethnicgroup need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Middle Asia;the Donggan people;language changes;cultural adaptation

　　东干人是19世纪下半叶从我国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区陆续迁往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回族后裔。经过100多年的生存和发展，总人口近10万人。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海外移民群体，东干人在与当地的社会文化接触中主动地调适自我，在语言上以保持东干语为基础，学习和使用俄语、突厥语，并吸收和借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形成多语化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表现出较强的文化适应性。

一

　　文化适应（аккультурация）是文化变通的一种形式。一般说来，文化之间适应性越强（两者的社会价值和规范越无矛盾），抵制就越少；而适应性越弱，则两者的磨擦越多。文化适应反映着环境的变迁，要求文化作相应的调整。文化适应是不同文化接触的结果，而文化适应的发生往往在亚文化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70年代末，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失败后，从陕西、甘肃等地撤退新疆的起义军将士翻越天山进入俄国境内落居，成为第一批东干人。他们初到这一地区后，保留着纯正的西北陕甘方言，一时难以与当地人沟通。1871年起沙皇俄国占领伊犁地区，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署后，沙皇俄国被迫归还伊犁，一部分伊犁籍回族人迁居俄国。这批人可用突厥语与当地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及哈萨克人交流。20世纪50年代，新疆伊犁地区的一部分从中亚返回新疆后的回族人又陆续定居中亚。他们中一些人除通晓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突厥语族语言外，还略通俄语。在语言上已经开始表现出多语化的倾向。

　　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肯特区 的米粮川、火星村、米丘林村、莫斯科区的亚历山德夫斯克；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江布尔、库尔达依区的马三成村；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安集延、费尔干纳等地。他们在这些地区形成一个个相对聚居的东干人村落。

　　他们定居中亚后，远离了自己的文化母体，进入俄罗斯文化和突厥文化等环境中，其结果必然是在新的环境中经历较长时段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而东干人作为一个很小的移民群体，其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只局限于自己家庭或群体内部，所以，只能主动地去适应和融入大文化圈学习和掌握当地语言以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① 在沙俄及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作为当时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其文化以绝对优势影响着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作为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与俄罗斯族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语言上通过政府对俄语作为各民族共同语的强调和非俄罗斯公民对掌握俄语主动性的增强得以体现。俄语对中亚东干人的影响是在同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一步步进行的。

　　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将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国语。政 治的动荡和社会的转型使中亚东干穆斯林在传承自己母语、掌握俄语的同时，又积极学习居住国主体民族的语言，这样便促成了东干人在运用语言中的多语化现象和特点。

　　就语言的功能而言，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具有的交流工具的意义。东干人作为中亚人数较少的民族，要实现与其他民族通畅的交流和追求本民族在主流社会中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学习具有族际交流语优势的语言。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东干人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其他民族语言的事实，反映出一种对本民族成员所需社会文化资源和未来发展机会的积极争取；从文化角度理解，东干人多语现象 的形成，是一种主动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俄语和突厥语相比，前者对东干人语言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者。同时，由于俄语作为族际交流语的特殊优势，以及对运用者未来发展所具有的实际价值，东干人更愿意让子女学习和运用俄语，以免他们在成长过程遭遇主流文化环境的压力和心理震荡。这使他们在语言态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和理性精神。“语言既作为交际的工具，又作为团体认同性的符号，必然跟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紧密相关，必然伴随着语言使用者对它的态度和评价。在一个不同语言集团共存的社区里，语言态度在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②东干人这一语言态度的形成直接源于对自身生存、发展的适应性考量，而语言态度的定型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直接影响了东干人文化适应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显示，1919年，东干人在比什凯克开办了师范训练班，采用俄语教学。他们教学的模式基本采用俄罗斯式的理论与方法，学校的各种教材从内容到形式多采用或参考俄语的教学大纲进行。到20世纪30 年代，绝大部分东干人能够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俄语，并开始用俄文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

　　同时，东干语的借词中，俄语词汇所占的比例最高。 据东干族学者哈娃子统计，俄语借词多达数千条，约占东干语词汇量的7%。③20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但由于东干人早已离开自己曾经的文化母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语言的创新能力，并难以在原有的语言系统中创造相应的词语来表现和反映新的概念和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东干人处于自身加速社会化进程的需要，大量地吸收和借用中亚地区影响最大的俄语词汇。他们借用的词汇多为名词和量词，几乎包括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学术理论、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④如巴尔基阿（党 партия）、考拉号子（集体家庄колхоз）、玛什乃（汽车машина）、根诺（电影院、电影кино）、基万（沙发диван）、布拉基（连衣裙платье）、阿尔申（俄尺аршин）、嘎（公顷га）等。⑤

　　由于东干人分布于中亚不同的国家，所以，对突厥语的吸收和借用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特点，呈现出文化适应性的基本脉络。譬如，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的语言里，对吉尔吉斯语借用较多；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则借用了比较多的哈萨克族词语；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乌兹别克语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这种多语化特点的呈现不仅表现在他们在族际交流中对俄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的工具性使用上，而且东干语本身“受到了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闪含语系闪语族诸语言的强有力的影响，以致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表现出了自己的很多特色，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语跨境方言。”

　　和中国回族相类似的是，对于东干人而言，阿拉伯语、波斯语不具有完全作为交流工具的功用，而是以借词的形式大量渗入东干人语言中，更多地体现出作为穆斯林宗教语言的事实。

三

　　“文化适应”是一个描述族群文化关系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相互影响而造成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迁。⑥文化交流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倾心于单独的、封闭式的自我创造,不可能培育出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开放的心态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有助于将异质文化中的进步成份纳入本民族文化体系,从而优化本民族的文化结构,促进民族发展。⑦伊斯兰文化是一个开放而富于进取的文化系统, 对所有的进步文化都持兼容并蓄、积极学习的态度。在伊斯兰文化深刻影响下，东干人形塑 了自己开放的文化性格和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

　　透过对东干人语言发展变迁的考察，为我们考察人类文化适应现象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东干语作为我国陕甘方言的特殊变体，在海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纵观东干语的主要特色，“它呈现出对母族语言成分基本面貌的保留和对俄语、突厥语等语言环境的适应。”⑧

　　人的一生处于社会化的过程之中，语言也同样在经历不同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语言不仅要随语言主体的社会特征，如年龄、性别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且还随语言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差异。东干人处在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语言交汇区，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必然以“多语人”的身份出现。⑨他们极力保持自己的母语，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及环境的变化，母语已远远不能满足民族发展的需要，于是在东干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合成词及借词，交叉使用几种语言的情况更是普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文化适应的过程是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持守的前提下，否则，就是文化的同化和遗失。即适应和持守构成了东干人文化的两个基本面向。

　　参考文献：

　　①毕新惠：《中亚东干人语言特点与民族文化认同》，载《中国穆斯林》2011年第2期。

　　②丁宏：《试论东干人语言使用特点——兼论东干语与东干文化传承》，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③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10页。

　　④丁宏：《试论东干人语言使用特点——兼论东干语与东干文化传承》，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⑤林涛：《东干语在多民族语言接触中的变异现象》，载《西北第二民院学报（社会哲学版）》，2003年第4期。

　　⑥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页。

　　⑦马宗保：《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论回族历史上的文化适应》，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

　　⑧毕新惠：《中亚东干人语言特点与民族文化认同》，载《中国穆斯林》2011年第2期。

　　⑨毕新惠：《中亚东干人语言特点与民族文化认同》，载《中国穆斯林》2011年第2期。

　　（作者系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敏俊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