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中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是中亚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必然趋势，然而，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问题在现阶段最主要面对的是中亚地区的国家主权观发展显示出多层次的特点。对中亚国家内部一再强调绝对主权论；对其他大国又表现出“有限主权论”。比较欧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中亚地区只有转变本国的主权观，才能实现主权让渡，进一步实现区域一体化。

　　[关键词] 中亚一体化；主权观；欧盟

　　 

　　中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是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话题。从长远来看，中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是中亚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 必然趋势，中亚国家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如早在1994年成立的中亚经济联盟；2005年新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在军事合作上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还有2010年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下开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然而，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问题在现阶段最主要面对的依然是国家主权发展观界限不明，内外不一。很多时候，学界把中亚一体化建立在国家主权观并未“成型”之上，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空想。本文将从中亚地区的国家主权观特点与欧洲一体化做一比较，分析中亚一体化的前景。

一、主权观与欧盟的一体化示范

　　作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完备的地区，欧盟在国家主权让渡方面做出了很多突破性的举措。回溯近代意义的主权理论是自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在《国家六论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主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力。”[1]到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都试图表达出国家主权对内所固有的最高权力和对外所表现的独立性之间的统一。这一时期的西方的国家主权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强调主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绝对主权论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度被认为是法西斯专制和战争的根源，意大利的欧洲联邦主义学者 阿尔蒂诺·斯皮内利就直言不讳说“主权原则是法西斯和战争的根源”。[2]逐渐，否定限制主权成为欧洲的主流思想。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欧洲迎来了第三次挑战主权的思潮。其中主权可分——让渡论在众多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而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成功范例。主权可分——让渡论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突破。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盟各成员国可以通过割让部分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联合，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欧盟各国每一次飞跃都是各成员国向一体化组织转让部分主权和国家职能的结果，正是主权让渡造就了今天的一体化欧盟。[3]国家主权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家主权理论创始之初的“绝对主权观”到近些年的“主权软化”“主权让渡”和“主权模糊”理论，它们一直牢牢握着国家主权理论发展的话语权。然而，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欧洲的一体化是欧洲几百年历史经验和政治文明积累的结晶，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至成熟的必经之路，在西方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西方集团的主权观却存在着其双重标准。

　　二战以后，大批的发展中国家得以独立，极大的改变了原先殖 民时代的政治、经济格局。当新近独立的国家为拥有梦寐以求的独立、自主与平等欢呼雀跃，并坚守绝对主权观理论以捍卫国家主权时英国学者吉登斯在其著作《第三条道理：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他们明确发展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变成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4]理念投射到的实际战略中，就表现为出于全球主导战略的需要而对相对弱势国家主权弱化，将人权、民主的重 要性置于国家主权之上，这也就是“新干涉主义”。而在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坚守绝对主权观也不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转移相对落后的产能。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建立之时，分裂状态和贸易壁垒就极大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沃勒斯坦说，“受地域限制的资本从来就不适应其结构的流动性。它是欧洲市民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5]这种条件随着经济生产的国际化而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战略都把跨国际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作为决策依据，这种趋向已经影响到了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全球化已使政治手段很难对经济 发展产生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所着眼的是全球语境。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超国家的机构，实行了部分国家权力（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在共同体/欧盟范围内的让渡、合并和共享。甚至一些国家（加入单一欧洲货币的国家）把货币权力—这被认为是国家主权中很重要的部分也让渡给了一个欧洲央行系统加以执行。欧洲一体化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让渡和共享，但成员国仍然保持着主权，并主导着一体化。如法国历届领导人戴高乐、密特朗等，基本主张还是“主权国家的欧洲”，不愿意放弃“卢森堡妥协”，而是通过强化政府间协商体制以改进共同体的决策和行动能力，他们的这种立场在欧洲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多次表现出来。

　　综上，欧洲主权观并非跨越了所有主权的界限。欧洲发达国家的主权观实际也还是一种二元主权观。尽管欧盟在主权让渡上在世界上已经做出了很多尝试。但是，经历了欧洲启蒙运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冲击，欧洲都拥有着较为强势的话语权，至始至终都扮演主要角色。因此，欧洲的主权观和一体化在实践和理论上处于很高的层次。而中亚的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与欧洲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合作层次，尤其是软实力的比较都不在同一水平线，盲目的模仿欧盟只能使中亚各国在实际操作上无从下手，一体化也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地步。

二、中亚国家做出的一体化努力

　　中亚国家在独立之初，都把自身置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主权观也做出了摒弃的尝试，但往往限于各种原因而浅尝辄止。中亚国家自独立至今，中亚国家已经尝试过组建多种一体化组织（包括独联体）。但是这些组织都面临着边缘化和名不副实的局面。

　　早在1993年，中亚五国曾协商建立部门跨国合作委员会，如协商建立总部在阿拉木图的粮食和石油委员会、总部在塔什干的棉花委员会、总部在阿什哈巴德的天然气委员会、总部在比什凯克的电力委员会以及总部在杜尚别的水资源委员会。并实际建立了一个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6]1994年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乌兹别克斯坦组建了的统一经济空间；1995年在统一经济空间的基础上三国又决定成立中亚联盟；1998年中亚联盟在接纳了塔吉克斯坦后又升级成了中亚经济共同体；2002年，四国首脑又以中亚合作组织取代了中亚经济共同体；2004年，中亚合作组织由于俄罗斯的加入使中亚经济共同体与原先的欧亚经济共同体， 成员国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功能和组成上区别不大，因此把上述两个组织合二为一。至此，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先后通过《中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关于建立统一经济空间首要行动纲领》、《中亚合作组织条约》等众多文件，但是从统一经济空间到的中亚经济共同体、最后发展到中亚合作组织（欧亚合作组织）都是形式远大于内容，务虚不务实，实际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相对于上述一些“空洞化”的组织文件章程，自2010年1月1日开始运作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倒是在统一经济空间上走出了具体而现实的一步。然而，中亚五个国家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只有中哈萨克斯坦在经济一体化的路上走在了的前面，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对“关税同盟”表示兴趣的同时仍持观望态度。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在2008年退出了该组织。“关税同盟”仍然是一个俄罗斯为主导的组织，俄罗斯的目标也远远不限于经济一体化，其“前景是开放内部边界的同时拥有共同的外部边界，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组织”。[7]该组织在中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做出了实际的示范作用，但是中亚各国在诸多领域仍采用的是双边对话的机制，且在“关税同盟”中的俄罗斯作为强势一方，其政治目标是回到苏联那种版图模式，中亚各国对此接受到何种程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应对极端主义的冲击，中亚国家包括其周边的俄罗斯、中国等国都在积极寻求跨国合作，共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影响中亚反传统安全的威胁。在此基础上为中亚的一体化模式带来了新思路，“上海合作组织”在成员国内部展开了广泛的合作。然而，“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领域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中亚一体化的滞后严重影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成效。“中亚一体化是由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问题的共同性所决定的”，[8]单纯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协商很难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新近独立的中亚国家刚刚脱离前苏联模式，得到了独立、平等的权利，并坚守欧洲早期的绝对国家主权理论以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符合新独立国家对主权观的态度。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为避免成为他国的附庸，中亚发展中国家积极接受和实践主权的最高性和平等性原则，以国家主权原则为武器来抵御外界的影响，使主权理论无论在影响范围还是内 容深度方面在中亚各国都具有重大意义。当时由于特殊的地缘地位，使中亚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面面临着诸如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影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击，泛突厥主义的影响等因素的挑战。在多方势力的影响下，绝对主权和相对主权，内政的不可干涉性的底线，以及人权与主权的对抗都对中亚的稳定产生着影响。

　　为了在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中抓住有限的发展机遇，中亚国家通常不得不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就目前看，中亚国家对主权立场的调整主要是在经济主权方面，一般来说，它们已不再过多的强调资源的永久主权和国有经 济对国民经济体系的绝对控制力，对外资在本国的存在也由过去的排斥转向支持和欢迎，对于传统被认为经济主权重要内容的民族工业概念正在逐步淡化，中亚国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石油和天气的开发利用。即使是最为闭塞的土库曼斯坦，土耳其或者俄罗斯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投资，而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已经在运输里海的能源了。

三、中亚一体化与国家主权观的困境

　　中亚一体化已经在行动上付诸于实践，多个一体化组织的尝试也是中亚国家在面对政治改革、经济危机和国际格局变化时的所作的努力，但是对比欧盟各成员国，由于中亚各 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像欧洲一样建立主体民族为主的国家有相当的难度，而中亚各国在各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多个领域的冲击下，做出了主权让步，如果坚持绝对主权论，必然产生强烈的逆反情绪，对中亚内部的一体化产生消极的作用，此外造成中亚一体化的困境原因还有：

　　（一）绝对国家主权是中亚各国至今主要的政治目标

　　中亚各国处于摆脱前苏联模式及对历史因素依赖的考虑，对于边界的划分和国民之间的流动都有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并且中亚各国还存在着领土争端悬而未决，甚至还存在着不止一处的“飞地”（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 费尔干纳的索赫、巴拉克等地）。中亚各国都不希望在一体化中有新“老大哥”出现，无论是欧亚共同体中俄罗斯的地位还是“古阿姆联盟”中的土耳其；另一方面，在中亚内部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国家，也害怕在内部出现不对等的主权让渡。对国家主权维护在中亚常常表现为“矫枉过正”，反而导致中亚一体化的进程更加扑朔迷离。因此，要实现如欧盟那样的共同体，在中亚直到今天都只是学者在办公室的设想。中亚和欧洲完全处于不同的主权国家认知发展阶段，民族国家的建立使中亚各国在主权观上处于相对保守的态势， 成熟且灵活的主权认知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保证。

　　（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中亚国家的差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在语言上有共同性（官方语言俄语，除塔吉克人都是突厥语族），宗教上也较为相近（除塔吉克斯坦有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大多中亚穆斯林都是逊尼派）。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以及跨界民族、领土争端和水资源几大问题已经在中亚各国独立后的二十多年里日益尖锐，这些矛盾客观上加强中亚了各国间的壁垒。中亚国家要组建一个像欧盟或者东盟一样的共同体，至少在面对国家利益存 在争端与矛盾时，实现主权让渡至少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三）中亚各国领导人政治上都选择了加强总统集权

　　中亚各国领导人不允许其他政治势力干涉或威胁自己的执政地位。加上近些年，各国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的显现，如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的政局更迭和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骚乱都使中亚各国政府意识到自己政权稳定性因为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受到巨大威胁。一旦在中亚实现一体化，人员、金融、物资、文化，甚至意识形领域之间的流动性大幅度加速是中亚各国政府暂时无法接受的，中亚短期内也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利用主权意识巩固自己执政地位仍是中亚各 国上层意识形态领域采用的重要举措。大幅度的主权让渡在目前不符合中亚各国的利益。

　　（四）中亚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

　　中亚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也决定了中亚短期不能实现欧洲式的主权让渡，尤其是局部地区的民族对立情绪还很尖锐。由于中亚各国的主体民族都不是本国人口的绝对多数。跨界民族在中亚很普遍，本国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经济利益都可能产生民族矛盾。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中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俄罗斯人在中亚受到的国民待遇改变，都能看出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存在的矛盾。不但在跨界民族问题上，就是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之间的认同感都不强，如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北部之间的部族的分歧间是造成吉尔吉斯斯坦动荡分歧的一大根源；塔吉克人在历史上长时间存在平原塔吉克和高山塔吉克的互不认同。

　　（五）中亚各国之间对一体化的认同“即‘基层’层面的上的问题更复杂”[9]

　　中亚五国互相之间的认同程度难以得到高回报，各国间的差异是一体化问题难以维系的重要内因。除了历史上农耕文明（乌兹别克人和平原塔吉克人）和游牧文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差异外，还有如哈萨克斯坦不仅疆域辽阔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稠密且长期作为中亚地区的传统中心地带；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资源则相对贫瘠，且人口也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土库曼斯坦采用永久中立政策，不参与任何国际组织的宗旨使中亚一体化很难涵括整个中亚地区，也影响了其他几国参与一体化的积极性。中亚其他四国中以乌兹别克斯坦最为不愿参与各类一体化关系。

　　此外，目前的中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陷入言过其实的境地与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也有密切关系。目前来看，中亚国家的主权观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能源诸多的领域对一些大国都表现出“有限主权”的态势。然而，前苏联模式留下的后遗症和“新干涉主义”又让中亚国家处于小国博弈大国的夹缝中。基于这种处境，中亚各国都采取较为务实的对外战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亚一体化总是签协议多，实际操作却远远落后。

　　中亚国家的区域自治从全球化和国家化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趋势。要完成这个目标首先是中亚各国在国家主权观上的认识水平和主权的实现程度情况来定。要走出一条具有中亚特色的一体化道路，只有先实现好本国的主权，才能让中亚国家最大程度去维护各方利益。在此基础上才能因为利益的最大化去实现主动积极因素的主权让渡，否则，被动的主权让渡实质就是走过场。纵观欧盟的发展历程，区域自治的每一次飞跃都是成员国向欧共体让渡国家主权的结果。正是因为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旧格局，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获得了最大化，欧洲成为一个民主、繁荣与稳定的区域，欧盟日益显示出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对欧洲其他国家巨大的吸引力，对世界范围内区域自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中亚国家选择区域自治发展的道路。

　　作者简介：孙军（1983-），男，重庆人，硕士，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科研人员，研究方向：中亚政治。

　　参考文献：

　　[1]王沪宁.国家主权[M].人民出版社，1987，P9.

　　[2]李世安，刘云丽.欧洲一体化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P45.

　　[3]卢凌宇.论冷战后挑战主权的理论思潮[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P63-64.

　　[4]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134.

　　[5]J.M.Guehenno.民主的终结（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uenchen）[M].Zuerich，1994，P86-87.

　　[6]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P289.

　　[7]潘志平.考量中亚局势的理论模式——考量的因素、分析的层面、“博弈”、“大三角”[J].新疆大学学报，2010（3）.

　　[8]M·伊马纳利耶夫.中亚：区域合作与外部世界[J].东欧中亚研究，1996（2）.

　　[9]潘志平.考量中亚局势的理论模式——考量的因素、分析的层面、“博弈”、“大三角”[J].新疆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