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至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民众抗议风暴短时间内席卷整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这场被西方学者称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开端的突变，由于发生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时代，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而吸引了各国学者的注意。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独特性的阿拉伯依附经济体所拥有的那些引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更需要加以探究。同样迫切的是，这场发源于马格里布的动荡，已蔓延至中东阿拉伯国家，在中长期内有波及包括中亚在内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趋势。无疑，它的负面因素也会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一、大中东计划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温和化背景下的泛阿拉伯民主运动

　　此次被冠以“泛阿拉伯革命”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在美国推行大中东计划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适时温和化为政治伊斯兰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阿拉伯民众反对权贵资产阶级威权统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9·11事件后，美国智库把以暴力、恐怖手段谋求全球问题伊斯兰解决方案的原教旨主义视为伊斯兰世界强烈仇美情绪的根源，认为正是伊斯兰地区广泛存在的凯马尔型威权政府刺激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和壮大。基于这种认识，美国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大力实施“大中东计划”，而该计划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大中东地区进行西方民主化改造。

　　几乎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体部分，如伊斯兰兄弟会，在西方及本国威权政府的双重压迫下，同时为了使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够吸引更有知识的年轻一代，修正了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刻意拉开了距离，开始了温和化进程。

　　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萨拉菲主义改革派教义虽然继承自原教旨主义，认为伊斯兰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伊斯兰中后期理论对原始教义的背离，以及西方消费主义对伊斯兰社会纯洁性的腐蚀，从而要求回到原教旨，但是萨拉菲主义改革派同时强调“创制”，试图协调伊斯兰原始经典同现代科技、文化、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

　　在实践中，温和化的政治伊斯兰至少在表面上放弃了极端的反西方倾向，放弃了恐怖主义，放弃了暴力推翻世俗政权等激进活动，转而希望在体制内通过民主的方式上台执政。同时它接受了有关支持政治和文化多元性、保护人权等各种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在经济上，政治伊斯兰承认私有制、自由企业制度，同时放弃了建立伊斯兰经济共同体这一试图挑战现有中心—边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构想。这些都表现出政治伊斯兰精英谋求与中心达成某种和解的愿望。

　　这样，美国的大中东政策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温和化的进程在维护西方占优势的中心—边缘结构上实现了契合。虽然西方没有预料到此次泛阿拉伯动荡事件的突然爆发，但是，它很快在试图骑劫这次自发的大规模民主运动的团体中找到了新的代理人，并在自信可以将这一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后支持了这场可控的民主化运动。

二、宗教文化惰性所形成的泛阿拉伯现代化发展瓶颈

　　阿拉伯民族创造的伊斯兰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精神遗产之一。但是，那些在时空中曾强势存在的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转轨处更容易受制于本身强大的惯性。同时，此种文明所塑造的阿拉伯民族的心理深层结构也具有相应的惰性，不易生发出推动现代化所必需的理性主体的能动性。

　　现代化需要理性主义，需要把社会自身当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需要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进程加以控制，需要从事经济、政治、社会活动的主体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主动性。但是，这一切现代化的必需条件在阿拉伯世界被非理性、保守的笃信以及消极的顺从所代替。尽管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也强调“创制”，但是它一开始就把理性的思辨建立在非理性之上，任何利益群体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对伊斯兰作出合乎自身利益的解释。自然，合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解释，在阿拉伯世界遗存的前工业化社会结构里，在保守的、对传统和权威盲从的社会意识下，在忍耐和对二世幸福的憧憬中，在以伊斯兰属性严格区分我者和他者的世界认知中，更容易披上全民族以至于整个伊斯兰利益的外衣。

　　尽管有些伊斯兰现代思潮也主张剔除伊斯兰教中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信条，但是这种思想永远也没有进入伊斯兰主流。于是在阿拉伯世界保守的气氛下，本来能够推动第三世界依附国家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长期受到统治阶级和宗教的联合打压，甚至得不到被它所捍卫的那个阶级的理解，它的影响只局限于左翼知识分子之中。由于宗教的影响，阿拉伯世界摆脱依附性困境的最可行道路被堵死了。

　　同样，由于与宗教信仰相悖，阿拉伯世界发展所亟需的人口控制计划长期得不到实施，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阿拉伯地区脆弱的生态安全。而这些又作为反向刺激因素影响到人口素质，大量没有受过教育的、因贫困而愤怒的人群又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埃及开罗1600万人口中，有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开罗只是阿拉伯各国的缩影。严重的人口超载问题，个人、社会经济活动主动性、计划性的欠缺，宗教世界观同自然科学的冲突引发的教育和科技欠发达，对宗教权威以至于对世俗权威的顺从引发的个体意识的湮灭，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迟滞等一系列由宗教文化惰性带来的限制因素，共同构成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塑造的阿拉伯依附性社会及其不稳定

　　上世纪末，战后形成的两个平行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被解构。旧有的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结构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逐渐固化。

　　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经历了由阿拉伯社会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甚至稍后一些的利比亚都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时加大力度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北非马格里布国家都保持着不错的经济增长数据，尤其是突尼斯，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为5%，被世界经济权威人士和机构称为出类拔萃的经济体。但是，经济数据掩盖不了依附发展的本质。与经济私有化并行而至的是大规模的失业现象，近10年埃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常年保持在9%左右，突尼斯为14%左右，阿尔及利亚为10%左右，并且这些数据不包括临时就业人口和农业富余人口。而利比亚2004年的数据竟然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30%。“如果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并且都被有政治关系者占据；如果财富极其有限，大笔金钱却被政府官员囤积，这样的体制将催生人民对不公正现象的愤怒。”[1]

　　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中，北非马格里布国家明显地呈现出不同于拉美、东南亚依附体的另外两种依附形式：海湾型与典型阿拉伯型。利比亚作为单一能源经济国家属于前者。海湾型依附体是依附经济的特殊类型，它拥有只增长而不发展的特征。利比亚同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一样，面临着能源枯竭后令人绝望的前景。而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本世纪初完成私有化后，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为出口导向目标所取代。但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以及随之产生的边缘工业化延滞，它们获得了依附性国家特有的畸形的生产结构，并清晰地显影在社会结构上。

　　埃及、阿尔及利亚的现实社会结构呈现出具有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而突尼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较早实施的人口计划政策等因素，初步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不公平的中心—边缘金融贸易体系维持着中心稳定的橄榄形结构，相反，依附经济体准橄榄形结构中维持结构稳定的中间阶层，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大规模的向下滑动，从而使整个结构失去稳定。

　　无论是金字塔形的阿尔及利亚、埃及，还是准橄榄形的突尼斯，由于中心传导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失业剧增，由于中心自私的货币政策以及自然灾害所引发的食品价格为先导的全球通货膨胀，这些因素甚至使先前可怜的生活标准都得不到维持，于是平常由于麻木而视若无睹的统治精英的奢华、腐败以及小官吏的压迫都变得不可忍受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典型阿拉伯依附体的维稳机制，即因代表着中心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得到中心支持的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威权政府，在中心或主动或被迫放弃支持的情况下，再也无法运作下去了。

四、独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合法性缺失

　　政治现代化，应当是包括人类政治生活本质和政治制度技术层面两个层次的进化过程。而西方现有的政治模式，如同它陷入危机的经济基础一样，出现了所谓的“西方民主困境”，绝对不能为马格里布国家在内的边缘国家照搬。

　　但是，西方政治实践中那些基于人类对政治生活规律的正确理解而成功加以控制的制度设计，那些塑造了具有独立思考、追求公平、平等的政治文化的制度设计，那些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从而较大程度地限制了特权、腐败同时也使公民的愤怒有正当的宣泄渠道的政治设计，北非马格里布国家应当在充分考虑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特性和程度的基础上加以借鉴，甚至应为实现这些制度而进行主动的文化更新。

　　启蒙运动是西方政治民主的肇始，它破除了欧洲人对神权社会完美性的迷信，从而促进了基督教的现代化以及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世俗化。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直到当代，启蒙运动也没有对阿拉伯世界产生太大的影响。伊斯兰强烈的入世性缔造了专制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传统，而这一传统正是产生现代阿拉伯威权统治的温床。

　　上世纪中期，北非马格里布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力支持。独立后，各国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嫁接到伊斯兰教义中，形成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政治上普遍采取一党制或实质上的一党制，同时突出领袖的权威。必须承认，阿拉伯社会主义政策时期，各国政府与各具魅力的领袖人物，由于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采取了国有化、土地改革、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而取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各国政权在伊斯兰信仰、反帝、泛阿拉伯统一、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的原则下取得了广泛的合法性。而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对权威的服从更加为它的存在提供了适宜的政治文化基础。

　　苏联解体前后，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纷纷放弃阿拉伯的社会主义实践，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时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压力下进行了宪政改革，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这20年间，在保守的气氛下，由于找不到不公正的世俗原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怀有不同目的的各阶层都得到了相当的支持。从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转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北非马格里布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寻租特权，在中心国家出于对原教旨主义者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恐惧而给予的支持下，保持着实质上的威权统治。资本主义的威权统治必然导致贪腐盛行、执法机关恣意妄为、司法腐败、黑社会活动猖獗、黑白共治，严重危害了社会公正，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一切合乎规律地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历史舞台上一一重现。

　　由于文化影响、历史传统的不同，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绝对不会产生拉美依附体在民主化后出现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主左转现象。而不改变政治生活的资本主义虚伪本质，只是建立徒有虚表的西方多党民主形式，将在实践中把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引向东南亚依附体的民主乱相。如同在泰国那样(中产阶级居然代表着精英的利益在冲突双方公认的权威——皇室的默许下进行着反对贫民的战争)，在将来的阿拉伯世界，代表政治伊斯兰的中产阶级也会同时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冲突双方公认的权威——宗教的支持下走到镇压穷人抗议的最前列：你们接受施舍吧，仅此而已!而另外一些阿拉伯国家，如也门，或许将陷入吉尔吉斯困境，即国家控制力削弱后，剧烈的、暂时无解的经济、社会矛盾将使社会动荡周期性发生。

五、新一轮双泛思潮在政治伊斯兰温和化的掩盖下将冲击中亚和中国新疆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分别完成了市场化、私有化转型，先后以新边缘的角色被整合到世界中心—边缘体系中。甚至中亚最为封闭的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前，也已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态势。与此同时，中亚各国维持着与中东、北非相同的威权政治体制。这样，伊斯兰文化影响同样强烈的中亚国家，与中东、北非发生动荡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面拥有了诸多共性。显而易见，这种共性在两个地区造成了同样的社会问题：不节制的高生育率与私有化共同作用导致的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赤贫人口的大量出现；威权政治所造成的大范围存在的腐败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亚各国的社会公正，败坏了社会风气。

　　苏联解体后，在契合中亚各国塑造民族国家意识、彰显文化自觉的一系列措施中，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的宗教机构向中亚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援助和宗教意识形态支持，这样，短时期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填补了因苏联解体在中亚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并且在境外激进势力的帮助下，对各国世俗的威权体制构成了极大威胁。

　　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在中东地区活跃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在日益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里，中亚大量人群开始寻找社会问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解决方案。

　　中亚各国中，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气氛更加浓厚，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这两个国家最先找到了立足点。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复兴党在内战中还短时期内夺取了政权。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乌伊运”作为基地组织的外围组织，曾在乌境内掀起安集延事件，发起多起针对世俗目标的恐怖袭击。在境外，它积极参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派出“圣战者”参与车臣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基地的协调下，“乌伊运”负责培训和统一指挥中国东突恐怖势力。由于到处树敌，“乌伊运”在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与乌政府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并且它的激进暴力的原教旨思想始终不能在乌兹别克人为主体的社会中成为主流。

　　与上述拥有非法武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武装组织不同，来自中东的激进组织伊布扎特(伊斯兰解放党)，以萨拉菲主义改革派教义为指导，在实践中采取模糊政策，一方面自我标榜要以和平的宣传方式将信众吸引在它的旗帜下，要以文明的方式改变中亚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又经常在宣传中攻击世俗体制，煽动推翻政府。1998年至2005年，它先后在中亚各国被禁止，从而转入地下活动。伊布扎特图谋建立包括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从异教徒统治下解放所有的穆斯林。无疑，它具有明显的泛伊斯兰性质。

　　伊布扎特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建立了根据地，后又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加紧了对相邻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新疆地区的渗透。1999年开始，它分别在上述地区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秘密分支机构。中亚各国分支通过互联网、通过信使向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总部汇报工作，中亚总部汇总后向设在约旦的伊布扎特全球总部汇报，得到指示后向下传达指令。目前，该组织已成为中亚境内最有经济、政治实力的伊斯兰原教旨组织。它的成员结构也已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了由乌兹别克人占绝对优势向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成分逐渐扩大的趋势。伊布扎特在中国新疆的发展同样迅速，据来自中亚的信息，仅在乌鲁木齐市就存在20个互不隶属的伊布扎特分支，并秘密向全疆扩展。

　　9·11事件后，由于受到国际社会与本国威权政府的双重打压，同时为了适应全球政治现代化的影响，中亚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或主动或被动、或本质上或形式上、或真诚或虚伪地开始了温和化的进程。

　　因为，这种变化既可以在新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吸引更有文化的信徒，又可以使中心强权放松警惕，从而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

　　首先开始温和化进程的是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内战中的失败使该党深刻认识到塔吉克人民拒绝接受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现实，从而开始了意识形态重构的过程，初步形成了以伊斯兰信仰、自由市场制度、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政治伊斯兰价值观。而塔吉克斯坦的宪法也为此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明文规定公民有权建立宗教性质的政党，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原本与暴力恐怖组织“乌伊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势力庞大的伊布扎特，近年来在行动策略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不再进行反政府宣传，开始加大力量通过因特网等一切手段宣传自己的主张，声称随时准备同一切反对派进行公开的对话，表现出一派开明形象。伊布扎特重视无文化劳动阶层的知识化，它认为只有知识化才更容易完成全社会动员，而从事政治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于是，它利用自己强大的财力资源参与教育和慈善事业，得到下层人民的广泛认可。目前，某些中亚国家出现了对其解禁的趋势。温和化的伊布扎特在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争夺支持者的竞争中已然胜出。它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效果。根据2009年的数据，在伊布扎特的影响下，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族人有超过20%认为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是吉尔吉斯人。这说明宗教意识相对薄弱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泛伊斯兰意识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泛阿拉伯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原教旨主义温和化倾向一定会影响到中亚，并且加快中亚地区本已开始的类似进程，从而对存在严重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中亚各威权体制构成内外压迫。在中亚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土耳其所起的作用尤其需要加以关注。

　　坚持世俗主义的土耳其一直是西方向伊斯兰世界推广的现代化样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埃尔巴坎的原教旨倾向的繁荣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引起西方的疑虑为止。而整个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政治温和化的进程始自土耳其。在世俗主义的保卫者——土耳其军方和西方的联合打压下，以埃尔多安和居尔为首的青年派在土耳其宪法法院先后解散繁荣党、美德党后，同更加保守的埃尔巴坎决裂，建立了正义与发展党，软化了宗教立场，把伊斯兰文化传统和现代西方民主结合了起来，从2002年开始连续两次在大选中获胜。并且，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奇迹般地从3500美元飙升到1万美元。这样，继土耳其国家成为西方极力向伊斯兰世界推广的世俗化样板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又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在国家民主化后实现温和化的样板。

　　于是，政权更替后结束流亡回到国内的埃及宗教长老格尔达威、突尼斯宗教领袖加努什，近期都表示在今后的国家发展中要走土耳其之路。甚至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都出现了与伊朗保持距离而靠近土耳其的趋势。

　　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土耳其俨然重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主义包藏着泛突厥和泛伊斯兰的糟粕，完全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依靠的是乡村守旧的地主、自耕农和城市中宗教色彩浓厚且混合有大土耳其沙文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埃尔多安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戳破了伊斯兰政党维护社会正义的谎言。而建立在8年大额双赤字基础上的土耳其经济奇迹也未必能长久维持下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与北非那些正在温和化的伊斯兰政党相同，这些政治伊斯兰恰恰在政治上是最反动的，它们把资本和市场都解释成符合《古兰经》教义，它们要求的只是个人、社会生活领域道德层面的伊斯兰化，即用宗教来解释剥削和压迫的合理性，同时用信仰为资本主义构筑防火墙。

　　泛阿拉伯革命不会直接对中亚产生影响，但是，土耳其会通过影响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而最终影响到与其有着历史文化传统和语言亲缘性的中亚。泛突厥主义的新的表现方式在埃尔多安对新奥斯曼主义的遮遮掩掩的表达中已初见端倪。

　　俄罗斯突厥语族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已经开始长篇大论地宣讲伊斯兰现代化的土耳其样板，更遑论土耳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渗透严重的中亚地区。近期内，土耳其政府、宗教组织及其执政党可能会利用自己对中亚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泛突厥势力的独特影响力促其温和化，其实质就是对西方的无害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伊布扎特，还是“乌伊运”及其附属的东突势力，都将逐渐同拉登的基地组织拉开距离。同时，美国将与土耳其合作推动中亚威权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原教旨主义势力比较强大且社会经济矛盾比较突出的乌兹别克斯坦，其现政权的稳定性将受到很大挑战，而乌兹别克斯坦是地区内最重要的国家。它的政权更替决定着地缘政治格局，并会对中国新疆的稳定带来相当的影响。而今年4月3日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是观察美国和土耳其下一步中亚战略的重要契机。

　　短期内，土耳其图谋在中亚建立类似欧盟的组织——突厥共同体的构想与美国的大中亚战略有交集，即将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政治影响降到最低，并使中亚成为瓦解中国、俄罗斯的前方基地。长期内，出于对土耳其的提防，美国的大中亚计划并没有由土耳其主导中亚的打算，而是希望将相对更弱势的盟友印度引入中亚，建立包括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内的大中亚经济政治空间。

　　而北非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温和化，对西方来说，实质上是对原教旨主义进行对西方的无害化处理，使其不要以西方利益为敌。温和化的伊斯兰仍保留了它的泛伊斯兰思想，它吸取教训后只是变得更加现实，在力量未强大之前不再会公开对抗西方，而会选择与西方存在矛盾且力量相对弱小的对手作为攻击方向，它会在西方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鼓励下支持多民族国家的伊斯兰分裂势力，从而给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伊斯兰国家在波黑内战中一边倒的反应就是前车之鉴。

　　这样，中国有可能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远处不甚友好的泛伊斯兰、近处敌对的泛突厥在西方的支持下将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在一片温和化的背景中，唯独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将更加多样化、更加暴力化，因为它在西方那里完成无害化处理后，已经不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了，而将是西方分裂中国的工具。说到将来，西方将因为自己的短视而自作自受，看一看历史上基地组织的发展壮大就很明白了。

　　注　释

　　[1]斯蒂格利茨：《突尼斯催化剂》，《财经》2011年第4期。

　　[罗锡政：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雷琳：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究中心](责任编辑　王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