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以及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行为客体到日益具备行为主体特征的身份转变，是形成这种地区格局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以一种合作性的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以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实行开放型的合作，营造和谐的中亚地区，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

　　【内容提要】中亚 大博弈 主体性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中图分类号】D73/77.3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6-0015-(28)

一、导 言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被地区动力所操控，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冲突与合作主要镶嵌在各地区事务之中。两极体系的终结和国际新秩序建设的空转，进一步彰显出各地区对于转型中的国际体系的独立价值。地区现象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更明显的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在国际格局权力分配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地区往往是主要大国博弈的主要场所。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专著和论文开始关注地区、地区玩家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1]

　　许多学者指出，地区在理解未来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少数专家预计，未来世界格局中新兴地区结构的发展至关重要，人类完全可能生活在一个“多地区国际体系”（Multiregional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这意味着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地区向度的转向。

　　一般而言，对于后冷战时期的地区问题研究主要有两类范式：一类是以“合作”作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研究；一类是以“安全”作为核心理念的地区主义研究，其典型代表为巴里·布赞和奥里·维夫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亚地区似乎从一开始就显得与国际政治版图中的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中亚国家与其说一体化进程缓慢，不如说去一体化进程尚未终结。由于中亚各国内部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中亚一体化进程遥遥无期。[2]

　　另一方面，由于外部大国已经渗透到该区域并拥有牢固的军事力量，安全复合体理论暂时似不足以解释中亚地区格局的发展态势。我们注意到，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有关中亚地区格局问题的讨论经常会滑入新一轮“大博弈”的思维定势之中。分析家越来越倾向于将中亚格局视为一种参与者有所增加的新的地缘政治游戏。除了中亚地区传统的强权俄罗斯以外，地区外大国 美国以及崛起中的中国，都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中亚事务，其他大国和国际组织也纷纷进入，共同角逐中亚的主导地位。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模式是将中亚看作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一方，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另一方的排他性竞争乃至对立和对抗，中俄试图将美国从中亚排挤出去，形成自身对中亚的独占性控制。[3]

　　现有的文献多倾向于认为，“大博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外部大国在中亚地区任何形式的军事存在：地缘政治上，可使外部大国获得对中亚地区国家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更多控制权，确保本国利益在该地区的实现和推进；经济上，可使外部大国获得影响地区能源外运管线走向的杠杆，一般而言，一个大国追求的首先是自身的能源安全，而致力于限制其他大国从中获益；战略上，这是大国向其他竞争性权力展示自身力量的主要手段之一，有可能降低与其他大国竞争的成本。

　　本文认为，当前各主要大国确实在谋求增加各自在中亚的存在，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相当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式对抗模式显然有悖于中亚地区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新的大博弈”论至少忽视了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其一，历史上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大博弈”是在中亚没有形成自己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们在大国竞争中是被动的客体。而现在中亚国家历经近 20 年的转型与发展，已经不再仅仅是大国政治的客体，而是越来越多地介入、参与到地区事务的管理进程中来。中亚国家在地区格局中的主体特征日益明显。[4]

　　其二，中亚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与附庸国的等级关系。这些关系更多取决于该地区国家如何界定自身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可能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确实存在某个中亚大国借助一个地区外大国抗衡另一大国的现象。但在中亚地区更多的是相对“等距离”的大国均衡外交。换言之，中亚国家 并非被动地受制于大国，而是在构建对外关系方面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

　　其三，当前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对抗性。一方面，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在中亚地区存在着明显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中亚地区的形势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保障中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它们在不同的领域不得不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

　　本文认为，在地区秩序框架内冲突与合作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类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区秩序并非国际秩序的微缩版，不能对 其作简单化的认识。地区并不会自动沿袭国际体系的功能。世界政治不能理解为地区政治的总和。各个地区不是国际秩序中的新的“极”或“玩家”，也不能看作是所谓“多极世界”的另一种表述。地区秩序的模式取决于各地区间、地区大国和地区外权力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两个或数个在全球层面上针锋相对的大国可能会在某一特定的地区层面上进行意料不到的合作。

　　鉴于中亚现实政治中不同层次的大国可以彼此相容并且在利益相符或相近的情况下结成不同的权宜联盟，本文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即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作为规制性强权的欧盟以及区内强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明网络。在这种复合的权力结构体系框架内，各个参与方并不能在相互关系的所有领域获取绝对的优势地位，从而与其他方形成复杂的权力互动。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亚地区局势演变的背景下探讨中亚格局的可能发展模式和场景。继导言部分对中亚“大博弈”的文献作了简单回顾和评论后，本文随后将分别对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中亚的权力分配现状和趋势予以分析， 并描述中亚国家的主体性特征，最终将提出中亚格局的可能前景。

二、中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政治向度：一方占优的两极格局

　　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就开始强化同美国及西方的关系，这种关系在 2001 年“9·11”恐怖事件后双方所开展的反恐合作中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美国也因而能在本属于俄罗斯“战略后院”的地区全方位地拓展自身的存在。2003 年前，中亚国家一直不愿意放弃多方位的、旨在使西方（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争斗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外交政策。但这一格局在 2004 年至 2005 年发生了变化，格鲁吉亚、 乌克兰，最重要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成功更迭，使中亚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现行体制的脆弱性。中亚各国对中俄在“体制安全”方面的依赖和需求较前都有所增强。

　　从理论上讲，“体制安全”的需求产生于“体制威胁”的压力。外部力量对某一政权（体制）的威胁一般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种方式：军事干预；经济封锁；断绝外交关系；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在国内和国际舆论范围内打击该体制的合法性；对反对派予以扶持。[5]

　　由于外部威胁是证明该体制存在及自身行为合法性的普遍理由，特定的政权总是倾向于将执政体制和该国的命运等同起来，夸大来自外部的威胁甚至任意编造威胁源。所以，一国的领导人总是试图维护其主导的、能确保合理获取最大利益的政治体制。而西方对查韦斯、卢卡申科、内贾德以及卡里莫夫等“专制”当局的持续打压往往推动它们在国内奉行更为严厉的政策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但这又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进一步的批评，从而使得这些威权体制与西方关系的紧张烈度往往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对中亚领导人而言，其战略关注点在 2003 年后就逐渐演变为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如何削弱反对派力量，进一步巩固执政当局的政治地位，防止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冲击；

　　第二，如何在日益复苏的伊斯兰宗教信仰背景下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内安全；

　　第三，如何在推动本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

　　这三点构成了中亚“体制安全”的主要内容。外部势力在这三个问题上与中亚各国执政精英存在尖锐分歧，甚至主动在这些问题上挑战他们的权力，必然会被其视为威胁，并成为中亚各国政权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标准。

　　恰恰在这一领域，源自苏联时代精英的中亚国家当局与西方的利益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立。并非中俄与中亚国家的体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是西方谋求政权更迭的战略将中亚国家在政治上推向了中俄。在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改造中亚威权体制时，俄罗斯和中国奉行的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的政策深受它们的欢迎，从而被中亚国家视为抵御外部大国和国际组织“革命”压力的最大保护伞。中亚各国当局认识到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更愿意支持亲西方的面向市场的政权，而不是该地区现存的“集权的、建立在宗派基础之上和任人唯亲的体制”。对中亚国家而言，此时的多方位外交或许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奢侈品。如果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使得中亚执政精英对西方的目的深表怀疑和忧虑的话，安集延事件则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并迅速地将中亚地区国家推向俄罗斯和中国的怀抱。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担心美国威胁其政权，出于保住自己政治生涯的战略需要，他使塔什干与华盛顿的关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重建与俄的盟友关系。[6]

　　中亚其他国家对中俄也各有所求。哈萨克斯坦当时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虽然连任胜数较大，但对美国与西方及其支持的反对势力仍不得不严加防范。谋求中俄的政治支持，为蝉联总统宝座增加保险系数是哈当局的战略选择。塔吉克斯坦在 2002、2003 年虽一度与俄关系疏远，但在“颜色革命”的风险面前决定回归俄的保护伞下。俄将流窜至本国境内的塔反对派民主党领袖逮捕并移交塔当局，让塔当局心存感激。吉尔吉斯斯坦经历“革命”风浪后，国内局势仍不平静，面临“二次革命”的风险。在这个大背景下，吉迫切需要中俄的支持以稳定政局并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因此主动与俄改善关系。俄自身同样担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鼓动本国反对派推行类似的“革命”，在这一点上俄与中亚国家的共同体认进一步拉近了彼此间的关系。[7]

　　作为对“颜色革命”的[6]Dina Rome Spechler & Martin C. Spechler, “Uzbekistan among the Great Powers”, Communist 一种回应，俄力推“主权民主”理念，对哈、乌等中亚各国现政权予以全力支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谈及外国影响问题时尖锐地表示：“哈萨克斯坦不再是可以被命令和被告知该怎么做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想出按外国建议跑起来后裤子却掉下来的丑。”[8]

　　当然，将一国的“体制”与该国本身分离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源自外部的“体制威胁”往往是谋求对象国急剧的政权更替，因而不一定具有长期的溢出效应。本文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妨碍甚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亚国家与地区外大国关系的变化，其驱动力可能有两种：（1）当现行执政体制受到外来势力的压力或威胁导致其可能丧失这种权力时，该体制将倾向于与外部势力进行对抗，寻求与其它方的合作；（2）当该体制面临的外部威胁逐渐消除，原致力于推动“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暂时性放弃这一政策，且该体制与另外一方合作的收益有可能小于与对立一方的合作红利时，该体制会倾向于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如果与另外一方的合作仍将继续从中获益且获益大于破坏这种关系时，该体制将继续保持与它的合作，但会谋求更多的施展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重新调整对中亚政策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体制安全”不再受到美国的威胁，但二者却奉行了不同的对俄政策，前者重新回到追求恢复与西方更多合作的老路上[9]，而后者则在强化对俄合作的同时改善对美关系，关键在于执政体制如何盘算这样的变化可能给当局带来的收益和影响。

三、中亚地区权力结构的经济向度：不稳定的多极

　　关于经济领域中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权力分配，本文拟通过贸易、投资和对外援助三项指标予以衡量。

　　（一）贸易合作

　　中亚地区整体实力的强劲增长成为该地区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动力，使其 对外贸易额连年上扬（参见表 1），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有欧盟、俄罗斯和中国。

表 1 中亚各国 2000-2008 年对外贸易统计表（单位：亿美元）

国别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哈萨克斯坦	138	151	162	213	329	452	619	805	1090
乌兹别克斯坦	62	63	57	67	87	95	107	147	173
吉尔吉斯斯坦	10	9	11	13	17	18	25	37	52
塔吉克斯坦	12	14	15	16	23	22	31	44	47
土库曼斯坦	42	49	50	61	72	86	94	116	176
阿富汗	20	23	28	25	50	41	28	38	46
总计	284	309	323	395	578	680	912	1187	158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亚各国官方统计机构数据编制。 中亚国家与中国的相互贸易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起步期：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直至 1998 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整体规模徘徊在 3.5 亿至 7 亿美元之间。（2）增长期：199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中亚贸易进入相对快速的增长阶段，尤其是 2000 年至 2003 年间表现尤为突出，相互贸易总额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33 亿美元，规模扩大了 3 倍。（3）加速期：自 2004 年起，中亚与中国的贸易合作进入了更为稳定的加速发展阶段。从 2004 年至 2007 年其总量也从 43 亿美元猛增至 160 亿美元，上升了 3.7 倍。[10]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相比，2000至 2007 年的中国与中亚贸易规模扩大了 15 倍以上。

表 2 2001-2008 年中俄美三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俄罗斯	中 国	美 国*
2001	5924	1478	824
2002	5464	2798	1071
2003	7088	3305	965
2004	10463	4337	1430
2005	13227	8297	2124
2006	14869	10796	1929
2007	21800	16038	2185
2008	28800	20600	2681

 

　　* 美国的数据均缺少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量。

　　资料来源：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СНГ.

　　从整体趋势看，中亚国家与外部大国的外贸合作呈现出中俄两极相争的格局， 美国在此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被中俄远远甩在后面（参见表 2）。但中国与俄罗斯在发展对中亚地区贸易方面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中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俄的地位。[11]比如，2000 年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为 65 亿美元，而同期对华贸易总额仅为 10 亿美元。到 2007 年，中亚地区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虽然上升到 218 亿美元，而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突破 160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国家对华贸易的实际总量可能远远大于中亚各国官方统计机构公布的正式数据（参见表 3）。这主要是由中亚各国贸易商经常采用非正规贸易方式进口中国商品导致的，这在中亚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

表 3 中国 2003 年至 2007 与中亚各国贸易统计对照表

国 别	2003		2004		2005		006		2007
	1*	2*	1*	2*	1*	2*	1*	2*	1*	2*
哈萨克斯坦	28.56	33.30	36.94	44.98	67.62	72.43	87.84	108.00	123.85	152.26
吉尔吉斯斯坦	0.96	3.17	1.25	6.03	4.22	7.32	7.57	11.70	8.64	21.00
乌兹别克斯坦	2.13	3.46	3.70	5.76	6.28	7.82	8.17	9.00	16.08	18.00
塔吉克斯坦	0.15	0.38	0.32	0.69	2.29	2.85	3.13	3.5	6.84	10.50
土库曼斯坦	1.22	1.00	1.17	1.02	1.05	1.14	1.25	1.33	.77	4.00
总计	33.05	41.00	43.37	58.48	82.97	102.94	107.96	133.50	160.3	205.76

　　注：1*为中亚各国官方统计数据，2*为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правда, 14 июля 2009 г.

　　（二）投资合作

　　俄罗斯经济自 1999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在俄罗斯当局的鼓励与扶持下，近年来明显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对外投资成几何级数增长，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经济空间成为俄的优先选择[12]，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因而日益增加。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俄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数额已经从 2005 年的2.13 亿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6.313 亿美元。如果说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俄罗斯的主要投资对象国多分布在欧洲地区的话，近 3 年多来这一重心日益向中亚倾斜。俄在中亚投资的最大接受国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见表 4）。

表 4 俄罗斯对中亚的投资（单位：百万美元）

国 别	2000	2005	2008
	全部投资	全部投资	全部投资
哈萨克斯坦	3.5	204.3	174.3
吉尔吉斯斯坦	0.0	1.2	39.8
塔吉克斯坦	-	0.5	28.1
土库曼斯坦	2.9	-	4.0
乌兹别克斯坦	0.1	7.0	385.1
中亚合计	6.5	213	631.3
独联体合计	130.1	620.5	1097.9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投资数额并不是俄在中亚投资的真实反映。至少有三类“看不见”的投资未能纳入到统计中去：一是未考虑各类金融机构的再投资，包括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发行等；[14]二是类似外包等很多投资是经由其他外国公司进入中亚地区的，俄国家统计局一贯将其视为外国资本而非俄罗斯资本；三是一些俄资以中亚国家资本的形式在该地区通过“灰色”渠道进行投资。中亚国家的影子经济成分很大，有调查称，这种影子经济在哈萨克斯坦大约相当于 GDP 的 44.6%，在吉尔吉斯斯坦约为 40.6%，在乌兹别克斯坦约为 35.4%（2004-2005 年），在塔吉克斯坦甚至接近 60%（2007 年数据）。[15]这给这类灰色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中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国内的生产性需求逐年提高，这为中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又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再加上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在中亚的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截至 2007 年底，中国在中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接近 4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62%（参见表 5）。中国在哈萨克斯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 6.1 亿美元，在此类统计的前 20 名中位居第 17 位，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超过 1 亿美元的排行榜中位居第 12 位。[16]

表 5 2003-2007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单位：万美元）

国 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哈萨克斯坦	294	231	9493	4600	27992
吉尔吉斯斯坦	244	533	1374	2764	1499
塔吉克斯坦	-	499	77	698	6793
土库曼斯坦	-	-	-	4	126
乌兹别克斯坦	72	108	9	107	1315
合计	610	1371	10953	8165	3772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编制。

　　美国对中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的能源产业，与中国截至 2007 年对哈累计总投资近 80 亿美元的数额相比，美国在 2006 年即已达到 126 亿美元。[17]美国与中亚所有国家签署了贸易合作协定，并与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吉尔斯斯坦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2004 年 6 月，美国商务代表与中亚各国大使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TIFA），成立了美国—中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就涉及到美国对中亚贸易及投资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基于进一步削弱中俄在中 亚影响的战略考虑，小布什政府多次在上述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年会框架内积极呼吁中亚各国扩大内部合作并鼓励它们发展与阿富汗和南亚的贸易与交通合作。2007 年7 月中旬，美国助理国务卿鲍彻再一次强调推动中亚与南亚国家进行交通、电力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18]

　　（三）对外援助

在各主要大国中，美国已经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援助国。自 1992 至 2006 财政年度，美国累计对中亚国家投放各类援助近 41 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欧盟援助金额为13.9 亿欧元。[19]有趣的是，美国对中亚的援助也是以“9·11”事件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对前苏联地区的援助主要对象国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如果说 1992 至 2006 年对中亚的援助在所有欧亚地区国家中所占份额大约是 14%的话，自 2002 年起这一数值呈明显上升趋势，2008 年和 2009 年增加到 25%左右（详情参见表 6）。

表 6 1992 至 2008 年美国对中亚的援助（单位：百万美元）

国 别	1992—2006 年	2007	2008	2009
哈萨克斯坦	1244.8	70.7	191	21.948
吉尔吉斯斯坦	806.5	36.55	32.626	29.608
塔吉克斯坦	679.7	35.86	31.914	28.582
土库曼斯坦	255.4	12.48	9.149	11.504
乌兹别克斯坦	760.9	18.99	10.19	7.94
中亚地区层面	73.2	34.6	2.976	6.607
总计	4053.4	178.04	112.046	106.189
份额	14%	11%	24%	2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Operations 各年数据整理编制。

　　美国还在中亚积极推行以“贸易能力建构”为核心的对外援助计划，目的在于帮助中亚国家加强物质、人力资本以及制度方面的能力建设，参与全球贸易，包括协助中亚国家就加入 WTO 问题进行谈判等。[20]

　　从该项援助的实施情况看，美国似乎更多地侧重于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推动中亚国家改革海关服务，加强边境安全，积极支持各种商会组织，发展农业以及增加政府的政策透明度等。2005 年 10 月，美国贸易与发展署宣布了数额为 100 万美元的“中亚基础设施整合倡议”。2006 年初，一批美国顾问接连造访了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出了一系列项目建议。美国积极推动建立所谓的“南北丝绸之路”，即从阿拉木图经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直至巴基斯坦卡拉奇长达 1860 公里的公路。美国不惜投入 3000 万美元的造桥计划，以连接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交通网络。此外，2006年美国开始在中亚实施为期三年、总额为 330 万美元的“地区电力市场援助项目”，其目的仍在于推动中亚和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共享电力市场。[21]

　　除上述直接援助外，美国还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向中亚国家提供间接或“隐性”援助。中亚国家独立后，中国对中亚提供了少量的经济援助，数额在 150 万元到 300万元人民币之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加大了对中亚国家的经援力度，扩大了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规模，无偿援助的额度也增加到 1000-2000 万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在该组织框架内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继续增加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主要形式为提供大量优惠出口买方信贷。2004 年，中国领导人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宣布中方向成员国提供数额为 9 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2004 年后，中方开始为中亚地区的交通、能源、电信网络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大规模信贷支持，成为中亚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力量。[22]

　　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向中亚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引起了俄国内各界，包括精英界的疑虑。俄很担心中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诉求可能会导致俄现有的领导地位逐渐丧失并沦为中国的“小伙伴”，甚至有评论指责中国这样做可能会让中亚国家依赖乃至最终依附于中国经济，从而危害俄的 利益。[23]

　　俄政府圈子里甚至讨论了“对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金融威胁的周密、适当的回应”的问题。[24]

四、中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军事向度：对立的两极

　　在这一领域，主要大国的权力分配可从它们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来考察。冷战期间，苏军在国外可以使用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和军事设施曾多达 100 多个，其中海军基地(港口或设施)30 多个，空军基地(机场)70 多个。冷战结束后，俄海外军事存在基本上退回到独联体地缘政治板块内。[25]但相对于独联体其他次地区地缘政治板块而言，中亚无疑是俄罗斯境外驻军规模最大、军种最齐全的地区。如同表 7 所显示的，俄罗斯在中亚的地面部队集中在塔吉克斯坦，这主要和塔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曾爆发大规模内战以及与阿富汗接壤的事实有关。俄罗斯 2004年曾与塔吉克斯坦达成新的军事合作协议，核心内容是俄边防部队 2005 年将向塔军移交前苏联边防军训练中心，2006 年移交塔边境防务，但俄不会放弃在塔的军事存在。[26]同时，俄还巧妙地利用塔欠俄债务的问题获得了努列克雷达站长达 49 年的使用权。塔的债务被减免，而俄仅需要每年象征性地支付 30 美分的租金。[27]

表 7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序列号	部队单位	类型	驻在国	驻扎地
陆军
4	军事基地	B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201	摩托化步兵师	C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149	摩托化步兵师		塔吉克斯坦	库尔雅布
191	摩托化步兵师		塔吉克斯坦	库尔干-楚别
92	摩托化步兵师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摩空军（含防空部队）
171	空军司令部	CC	哈萨克斯坦	卡拉甘达
×	空军训练场	T	哈萨克斯坦	马卡特
×	空军训练场	T	哈萨克斯坦	特列基
×	空军训练场	T	哈萨克斯坦	图尔盖
×	运输航空兵师	C	哈萨克斯坦	科斯塔奈
×	空军基地	C	吉尔吉斯斯斯坦	坎特
1098	防空团	C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670	空军小队	C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海军
×	海军通信中心	R	吉尔吉斯斯坦	卡拉-巴尔塔
×	鱼雷试验场	T	吉尔吉斯斯坦	卡拉科尔
战略武器部队
5	国家试验场	T	哈萨克斯坦	拜科努尔
7680	雷达站	R	塔吉克斯坦	努列克
×	鱼雷试验场	T	吉尔吉斯斯坦	古尔沙特
×	测量点 3	R	哈萨克斯坦	拜科努尔
×	测量点5	T	哈萨克斯坦	拜科努尔

　　资料来源：Александр Стукалин, Михаил Лукин. Что такоесовременная армия России?// Власть. №7(610) от 21.02. 2005.

　　尽管俄在“9·11”后迅速改善了对美关系并默许美军进驻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但基于势力均衡的原则，普京当局同时也扩大了俄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其结果是，一贯游走于大国之间、奉行多向度外交模式的吉尔吉斯坦，在向美军租赁马纳斯机场的同时，很快与俄达成了新的空军基地协议。这也是近年来俄在中亚增设的唯一的新军事基地。但俄在坎特空军基地的驻军规模相对很小，10 架飞机、28500 名飞行员和 1000 名服务人员难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28]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俄罗斯在吉尔吉斯的空军基地的军事意义远小于政治意义，作为一种相对于美国的力量展示更多地是为了适应俄国内政治的需求。[29]

　　2009 年 7 月 31 日，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的小城乔尔蓬阿塔召开了峰会。其间，俄吉双方商定由俄方在吉境内再设一个俄军基地，用于满足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的需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签署了相关备忘录，决定双方在 2009 年 11 月 1 日就在吉南部部署基地的条件及其地位签署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49 年，可自动延长 25 年。据俄媒体透露，俄还将向吉增派不超过一个营的兵力，并设立一个两国军人训练中心。[30]

　　美国本来很难将军事触角延伸至遥远的中亚地区，但“9·11”后，俄对美政策迅速进行战略调整，以妥协求合作，特别是在中亚地区，俄充分利用了配合美反恐行动的这张牌，不但向美军开放领空，还说服中亚国家允许美军“临时驻扎”。美在进军中亚初期也比较克制，淡化并低调处理驻军长期化问题，每每强调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共同利益，表示美尊重俄在中亚的合理利益，美无意将俄排挤出中亚。因此俄对美中亚驻军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对美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并未作出激烈的反应，而是平静接受。但随着美军在中亚站稳脚跟，美俄竞争的一面明显上升。双方围绕军事基地的争夺渐趋激烈。[31]

　　美对保持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的重视程度，从美高官对中亚的访问频率即可略窥一斑。自中亚国家独立至“9·11”事件前，除美国副总统戈尔 1993 年12 月相继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外，美国高官很少造访中亚国家。但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爆发，为争取中亚国家对美国的支持，中亚成为美国各级官员到访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01 年 11 月，在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刚刚签署军事基地合作协议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迅速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在马纳斯空军基地启用后，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随即于 2002 年 4 月到访吉尔吉斯斯坦。2005 年 4 月吉新政权刚刚建立，拉氏又再度来访，与吉当局商谈军事基地问题。同年 7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拉木图峰会发表要求美在适当时机撤出中亚驻军声明后，拉氏匆匆抵达比什凯克做吉方工作。赖斯也于 2005 年 10 月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三国。2006 年 5 月，美国副总统切尼访问哈萨克斯坦。两个月后，拉姆斯菲尔德第四次踏上中亚领土，与塔吉克斯坦就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等交换意见。2007 年 7 月，替换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的盖茨到访比什凯克，与吉当局就马纳斯机场租赁问题举行谈判。据美国学者的统计，自 2007年 7 月至 2008 年 4 月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美国副部级以上高官 27 次访问中亚，同期中国官员访问的次数为 18 次。[32]

　　尽管俄凭借在安集延事件上对卡里莫夫政权的支持，最终促使乌兹别克斯坦限定美国在 6 个月内撤出卡尔希－汗阿巴德基地，但吉尔吉斯斯坦在马纳斯空军基地上的摇摆立场让美最终保住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反恐前沿保障要点。为此，美在 2009年 6 月同意将马纳斯基地的使用费用从每年 1740 万美元增加到 6000 万美元，并还将提供价值逾 1 亿美元的其他援助。按照吉美达成的新协议，新基地名称改为“货 物转运中心”[33]。

　　这可能是新时期国际政治中小国玩大国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充分展示出自主性后，无论是俄还是美最终均与吉达成了协议。现在看来，俄罗斯当初放美军进入中亚无异于引狼入室，是普京当局的一个“战略错误”。美军中亚基地已成为俄安全的心腹大患。美军驻中亚部队虽然为数不多，但绝不仅仅局限于填补战略空白的象征意义，更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多年的夙愿，能够在俄的软肋和后方放手推行遏制和削弱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传统地位和影响。这种军事安全领域内俄美双强并峙的格局日益成为中亚国家图利的良机。五、人文向度的中亚权力结构：尚存的单极残余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尽管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俄对该地区仍然保留着强大的战略、经济和文化影响。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确保了俄与中亚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俄能通过“软”杠杆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34]在整体实力迅速恢复后，俄罗斯越来越重视软权力的运用，特别是在后苏联空间内的国家形象的构建。[35]与之相比，中美两国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俄，但二者一个凭借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巨大实力，一个依靠崛起中大国的骄人成就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文化和教育交流

　　由于拥有语言、文化和共同的历史等背景，俄罗斯在中亚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活动有着中美两国无法比拟的优势。据俄罗斯“欧亚遗产”基金会的统计数据，哈萨克斯坦 63%的民众精通俄语，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为 38%和 28%。[36]

　　一方面，俄积极赴中亚开拓教育市场，尤其重视俄语的教学。与中国的孔子学院类似，俄在 2007 年经普京签署总统令成立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积极推广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教育。目前，该基金会已经在哈建立了“俄罗斯中心”。高等教育方面，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设有吉俄大学，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也早就开办了塔俄大学。俄一些知名高校也在中亚 [37]另一方面，俄高校也对中亚各国敞开大门。到俄罗斯留学也是中亚国家莘莘学子的优先方向之一。除吉尔吉斯斯坦外，中亚国家赴俄各级高校攻读学位的学生数量十多年来并未下降（参见表 8）。

表 8  中亚国家就读于俄国立和市属高校的学生数量

国 别	1995/96		2000/01		2006/07		2007/08
	总人数	面授生	总人数	面授生	总人数	面授生	总人数	面授生
哈萨克斯坦	11644	8921	16665	11724	18036	12441	18970	11553
吉尔吉斯斯坦	1700	1524	1230	519	712	583	830	634
塔吉克斯坦	738	642	324	221	1135	647	1234	742
土库曼斯坦	3176	2735	3221	1162	5287	2092	4614	2088

　

　　资料来源：俄国家统计局数据。

　　令俄感到不安的是，近年来就学于俄的中亚学生总量仍在增长，但中亚赴美国、欧洲、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日本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留学的人员也在持续增加中。俄罗斯的优势正在不断遭到侵蚀。比如，1993 年起哈萨克斯坦开始实施向其他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未来”专项规划[38]，但大多数奖学金获得者选择赴欧美留学。据哈驻美国和加拿大使馆教育与文化处统计数据，美国已经成为哈青年学子海外就学的首选目的国，每年超过 1000 人。而在 2007-2008 学年，“未来”奖学金获得者中 46.6%选择了欧盟国家，29%选择了美国，俄罗斯仅占 9.5%。[39]

　　调查显示，在可选择的留学对象国中，欧盟和美国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如，哈萨克斯坦想去俄就读的占 18%，欧盟占 17%，美国占 14%；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应的数据是 32%、17%和 14%以及 37%、12%、14%。这说明，在此消彼长之间，俄在文教领域对中亚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降，这也可能是中国和美国未来推动与中亚国家文化教育合作的空间。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与文化交流除通过双边渠道外，还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予以实施。中国国家汉办已经在哈萨克斯坦开设了两所孔子学院，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开设了一所。2007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方再次提出扩大教育交流的倡议，决定设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华留学奖学金项目，每年为提供 20 个名额，以此推动成员国相互积极推广语言文化教学。2009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项目院校工作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俄双方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俄两国的项目院校代表深入讨论研究了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法律法规、教学科研、财务预算、组织管理等相关问题，并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创建工作实质性启动。[40]

　　美国在中亚的教育与培训合作和俄相比并不逊色（参见表 9）。就目前掌握的最新数据，在 2006 财政年度，美国 14 个政府相关部门和 49 个各类委员会和署一共向美国政府赞助的国家交流与培训工作组报批和实施了 243 项活动，其中包括“和平队”、国际防务教育与培训、Edmund Muskie Graduated Fellowships、各类富布赖特项目、欧亚/南亚优秀教学成就计划等。

表 9 美国官方赞助的对中亚国家国际交流与培训项目人参与数表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总计
1998	1*	364	127	4	87	150	2686
	2*	674	460	129	210	481
1999	1*	249	169	8	107	176	3237
	2*	845	378	263	276	766
2000	1*	277	180	9	70	299	3986
	2*	1409	429	113	192	1008
2001	1*	291	168	34	96	293	11380
	2*	7859	1297	206	237	899
2002	1*	444	251	43	114	289	14036
	2*	10266	781	326	223	1299
2003	1*	299	282	50	112	258	34674
	2*	29837	1548	645	190	1453
2004	1*	261	270	62	137	286	37009
	2*	32870	921	696	393	1113
2005	1*	1247	1054	670	813	1092	74465
	2*	10508	10568	14548	4735	29230
2006	1*	288	262	85	97	106	42778
	2*	5941	9397	12232	3522	10849
2007	1*	299	282	85	152	48	11122
	2*	1502	2534	1905	2088	2227

　　注：表中年份均为财政年度，其中 1*为自美国赴中亚人员数量，2*为自中亚赴美人员数量。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s(IAWG) on U. S. Goverment-Sponsored InternationalExchanges and Training1999-2008 年度报告整理编制。

在上述计划中，“和平队”在中亚的活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该组织自 1993 年[41]和平队（Peace Corps）是根据 1961 年 3 月 1 日美国政府 10924 号行政命令成立的一家志愿服务组织。其对外宣称的宗旨为：（1）为愿意接受和平队帮助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训练有素的人；（2）促进受助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了解；（3）促进美国人民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了解。但自成立之日起，各方对它的怀疑和抨击从未停止过。从 1961 年的尼日利亚开始，不断有国家指责和平队是“间谍”、“新殖民主义者”等。起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积极活动。如表 10 所示，凭借雄厚的经费支持，和平队连年向中亚各国派遣多批次志愿者。他们除推广英语教学外，还大量介入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参与青年、妇女、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广泛问题的解决。

表 10  “和平队”在中亚的志愿者数量及经费（单位：万美元）

国 别	2008		2009		2010
	人数	经费	人数	经费	人数	经费
哈萨克斯坦	184	294	170	358.	172	373.2
吉尔吉斯斯坦	100	201.6	110	216.3	101	241.3
土库曼斯坦	96	196.1	11	207.2	120	228.2
总计	380	691.7	394	782.2	393	842.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04-2010 财政年度的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Peace Corps)整理编制。

　　（二）大众传媒的影响力

　　独立十余年来，俄罗斯媒体（包括当地的俄语媒体）在中亚大众传媒市场上仍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地位。该地区 5500 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仍青睐于看俄罗斯电视节目，读俄罗斯报纸，上俄罗斯网站。有分析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现实原因是当地受众对本国媒体的“审美疲劳”。中亚各国的传媒基本上为当局所掌控，信息严重缺失等因素导致当地民众越来越多地转而从俄罗斯媒体中获取养料。有评论认为，枯燥乏味的当地媒体为俄罗斯重新获取中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敞开了大门，这种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对俄罗斯媒体的单方面依赖有利于俄操控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社情民意。每个中亚国家基本上最受欢迎的电视台都是俄罗斯电视台。比如哈萨克斯坦，80%的民众每天都看 ORT（现为俄电视第一频道），看本国电视频道的只有 40%左右。此外，有数据显示，哈平面媒体的 70%和电子媒体的 80%为俄语媒体。

　　土库曼斯坦自独立伊始就加大了对俄罗斯媒体的控制。1992 年起俄罗斯杂志不能公开出售，自 1997 年起土当局开始为各机构和自然人订阅俄罗斯杂志设置障碍，2002 年 7 月则完全禁止任何俄罗斯出版物进入土境内。截至 2002 年，土境内只有两家俄文出版物——官方报纸《中立的土库曼斯坦》和文艺读物《复兴》。电视节目中每天只播放 15 分钟俄语新闻，转播 ORT 部分娱乐节目。2004 年，俄罗斯最后一家媒体“灯塔”广播电台被迫结束了在土的业务。尽管如此，这仍然阻止不了土民众对俄媒体的兴趣，老百姓通过私自安装卫星电视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大约 1/6 的报纸和 1/5 的杂志用俄文出版，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版面同时使用乌兹别克语和俄语。塔吉克斯坦与俄关系一向良好，相对而言，塔境内的俄媒体影响力也较大，RTR 电视频道海外版、“灯塔”广播电台均可在塔境内收看收听。俄语平面和电子媒体占据了吉尔吉斯斯坦传媒市场的 70%。俄罗斯第一频道、RTR 电视频道海外版、俄罗斯广播、“灯塔”和“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吉拥有很大市场。

　　2007 年 12 月，俄罗斯著名电视频道 CTC 开始向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众传媒市场进军，计划收购哈最受欢迎的一家电视台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新的电视集团。其中，前者是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幕僚长合作，后者是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大女儿合作共建，俄方占股 51%，乌方占股 49%。西方评论倾向于认为，这表明重新崛起后的俄罗斯希冀借助媒体的软权力重新在前苏联国家树立帝国霸权。整体而言，俄罗斯媒体在中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中美在这一领域与俄相差甚远，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挑战和赶超俄的独大地位。

　　（三）劳务移民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一度出现向俄罗斯移民的潮流，这种移民多为劳务移民。这也是俄独有的足以推动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不断深化的一支“柔性”杠杆（参见表 11）。

表 11    2000-2007 年中亚国家赴俄移民数量变化表

国 别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哈萨克斯坦	124903	65226	55706	29552	40150	51945	38606	40258	40000
吉尔吉斯斯坦	15536	10740	13139	6948	9511	15592	15669	24731	24000
塔吉克斯坦	11043	6742	5967	5346	3339	4717	6523	17309	20700
土库曼斯坦	6738	4402	4531	6299	3734	4104	4089	4846	4000
乌兹别克斯坦	40810	24873	24951	21457	14948	30436	6 37126	52802	435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8 版第 117 页数据整理编制。注：其中 2008 年数据采用了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2008 году.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2009, С.130-131 页数据，未精确到个位数。

　　2008 年俄仍然是独联体各国移民的最大接受国，部分中亚国家经济对赴俄移民 的汇回国内的外汇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性。据俄罗斯银行统计数据，2008 年全年在俄的独联体移民汇款总额高达 126 亿美元，比 2007 年增长 29.9%。其中塔吉克斯坦的移民汇款占本国 GDP 总值的 49.3%，吉尔吉斯斯坦占 22.7%，乌兹别克斯坦占11.3%。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发展中国家中接受移民汇款占 GDP 比例分别为 50%和 28%，高居排行榜第 1 和 4 位。中亚劳工赴俄工作为本国经济带来了大量现金流（参见表 12），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很难准确认定，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也往往难以体现。据瑞典学者尼克拉 森 2006 年 6 月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官员的访谈，与吉官方数据估计的占GDP2-3%不同，该局官员认为实际数据可能在 20-30%左右。正因为如此，2008年下半年开始席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全球金融危机一般被认为将直接冲击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劳务收入。世界银行 2009 年初曾预测当年中亚国家劳动移民个人汇款将减少 40-50%，这将直接伤害乌、吉、塔三国的经济。但 2009 年底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指出，考虑到以卢布和美元计算的汇率差异的话，移民个人汇款数量变化可能仅仅在有限的幅度内震荡。如果说以美元计算，2009 年上半年与 2008年同期相比，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个人汇款分别下降 15%和 34%，但以卢布计算还增加了 17%和 10%。

表 12    2007 至 2008 年中亚国家赴俄劳务移民汇款情况

国 别	汇款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GDP（单位：10 亿美元）		占 GDP 比重
	2007		2007	2008	2007	2008
哈萨克斯坦	195	187	103.9	132.2	0.2%	0.1%
吉尔吉斯斯坦	771	1157	3.75	5.1	20.6%	22.7%
塔吉克斯坦	1667	2516	3.75	5.1	44.5%	49.3%
乌兹别克斯坦	1693	2978	21.8	26.4	7.8%	11.3%
土库曼斯坦	30	48	20.93	×	0,1	×

　　资料来源：www.economy.gov.ru/wps/wcm/.../statia_fed_spravochnik_2009.doc.

　　虽然哈萨克斯坦经济近十年来的持续增长也给邻近的中亚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与俄罗斯的虹吸效应相比，差距仍然巨大。比如，2008 年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赴哈的劳工数量分别为 1864、216、34 和 791 人，同期俄接受上述国家的劳工数量相应为 184600、391400、3100 和 642700人。

五、从客体到主体：中亚地区小国政治的喜剧

　　苏联解体后，伴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结构变得非常复杂。中俄美三国在该地区的实力分配逐渐演变为类似于一个复合的三维棋盘格局，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是相互关联的不同层级并且呈现出从单极到两极到多极的不同特征。上文已经描述了三国在中亚的各类存在及其差异，但生成这种格局的动力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中亚国家作为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特征的进一步凸显，是至今各类文献甚少涉及但又是理解中亚变局的一个关键因素。与中美俄三国相比，中亚国家作为小国先天不足，比如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低，参与双边和多边活动时讨价还价的资质和能力弱等。但这种弱势反过来又迫使它们在国际合作中采用与大国不同的目标与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因此，中亚国家均选择了相对均衡的外交方略，游走于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几乎是来者不拒地成了林林总总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国，积极参与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大变动时期一波接一波的“国家集团化”浪潮。

　　但在独立后的头 10 年间，中亚国家与其说是以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毋宁说是以行为客体的身份存在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文明离婚”的产物。俄奉行的是“甩包袱”的策略，希望抛下昔日的兄弟后能轻装上阵，完成华丽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但现实是俄饱受挫折，虽有心但无力经营中亚。俄对中亚的战略关注更多停留在口头上，俄与中亚地区的各项一体化方案是在其国力逐渐恢复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第二，美西方在此期间的对中亚政策是在对俄政策的框架内实施的，从属于对俄政策的需要，未将其视作独立的国际政治单元。相对于俄罗斯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中亚在美的大战略中仅占据“次等重要”地位。在美国国防部的统一指挥计划地图（Unified commandplan map）上，中亚甚至在 1996 年版的地图上都未被纳入。而且不能不提及的一点 是，美国从一开始对中亚的关注点就集中在阿富汗身上，而非中亚国家本身。显然，这决定了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也不会向中亚投入过多力量。第三，中国此时的对中亚政策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内安全，即针对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两个国内议题以及边界谈判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美国类似，中国的对中亚政策同样是在对俄政策的大框架内实施的。张德广大使曾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后，中国和中亚国家一度不清楚下一步彼此的合作空间在哪里。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还要不要举行峰会都曾经是问题。在此情况下，中亚国家即便想要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来谋求本国利益 的最大化，也没有太多的空间。因此，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头 10 年，中俄美三国对中亚的需求以及在本地区的相互牵制作用，在程度上要远远小于后 10 年。这也就决定了中亚国家利用大国竞争因素从中获利的空间也很有限。结果是中亚国家只是获得了主权独立，但却没有成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构建关系时往往处于被动接受或依附于一方的状态。

　　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客体到主体转变的拐点发生在 2001 年。这一年美国借“9·11”事件合理合法地进入了中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除双边关系外确保中国在中亚利益的新平台。这两大事件赋予了中亚地区大国关系和地区格局重组的原始动力。中亚各国此后越来越具有主体性。那么，它们在面临众多的外部力量介入时得以存在（而非历史上的瓜分）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讲，“小国的存在，是大国之间关系的平衡状态导致的，这种平衡是从博弈策略组合的角度来说的。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总体上是有利于小国生存的因素。如果这种牵制作用消失，对于小国生存是不利的。”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逐渐成为多个大国构建地区秩序的竞争对象。当一个小国与多个大国或国际组织分别缔结政治、经济、安全等双边协定时，就有可能出现“轮轴—轮辐”效应，处于轮轴地位的小国可以获得额外收益，但作为轮辐国的大国由于彼此间的竞争性而相互限制，不能获得对方各自给轮轴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但要想成为轮轴国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1）与周边同类型的国家相比，对大国开放的程度要高，相对开放的小国更有可能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2）没有高度约束性和排他性的地区制度安排。换言之，不能存在限定中亚国家与某个特定国家或组织进行合作的限制。（3）大国对该地区具有明显的需求。

　　2001 年后中亚国家完全符合上述条件，中亚格局也慢慢具备了“小国带动大国”的特征。中亚国家的主体性可以透过许多案例观察到：哈萨克斯坦：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俄无疑扮演者“火车头”和“主体”的角色，但中亚成员国同时扮演着该组织活动主体和客体的角色。哈萨克斯坦日益把自己定位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特殊成员”，一方面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领导者之间，另一方面在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这些“局外人”中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因而形成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三级权力结构。

　　确立了上述定位后，哈萨克斯坦努力加强它在中亚的地位，包括通过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竞争地位的方式。比如，哈萨克斯坦迄今没有放弃主导中亚地区“没有大国参加的区域组织”的战略意图。在即将接任 2010 年欧安组织（OSCE）轮值主席国的情况下，哈越发强调对外政策的“欧洲向度”。

　　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一度接近并不意味着中亚各国完全倒向两国，尤其是卡里莫夫政权仍然信守在主权问题上毫不退让的原则，任何来自俄罗斯的倡议如果被认为挑战到乌当局的利益，自然也被同样视为一种来自外部对执政体制的现实威胁。这本身就是中亚国家主体性的体现。所以，乌在一系列问题上近来重新拉开了与俄的距离。比如，自 2008 年起乌开始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当年的北约峰会上还提出了成立协调解决阿富汗问题“6+3”小组的倡议，拒绝参加 2009 年 3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特别国际会议。

　　吉尔吉斯斯坦：2009 年 2 月，在俄罗斯承诺向其提供 20 亿美元贷款和1.5 亿美元无偿援助后，吉以“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回报。如前文所述，在当年 6 月，这一基地就用更名的形式继续存续下来。塔吉克斯坦：2009 年 3 月，RTR 电视频道海外版在塔吉克斯坦被停播。2009 年 10 月初，塔领导人又签署了新的语言法，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去掉了俄语作为族际间交流语言的法律定位。但在与俄方沟通后，塔又宣布将尽快重播 RTR 频道电视节目并保证重视俄语的地位。

　　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与乌克兰在 2006 年后连续数年围绕天然气供应问题发生争端，俄选择了提高中亚天然气进口价格的方式试图用高价天然气压服乌克兰，但也成全了土，使其能在近年与俄在天然气价格谈判上占据一定的主动权。今年 4 月土一度停止对俄出口天然气，最终两国于12 月签署了恢复供气的协议。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发现，中亚国家日益具备主体性的最大秘密仍在大国身上。中亚国家可以说也是“小而巧”的典型。当美国进入中亚后，无论是 为了反恐还是为了巩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决定了它无法忽视这些小国，这也是安集延事件后乌美关系得以起死回生的关键因素。中国在面临美国军事存在时新疆问题的迫切性进一步上升，加上能源合作上的突破更加离不开中亚。俄罗斯一方面要拉中国抗衡西方在中亚的影响，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崛起威胁俄在中亚的利益，它同样不得不更多地增加对中亚的投入。相应地，中亚国家出于对俄罗斯“帝国野心”复苏的担忧不愿完全与俄绑在一起，希望借助中国的经济实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又担心中国对中亚事务的可能主导。美国一家独大也不符合中亚各国的利益，它的 存在意味着中俄对中亚的需求也不会消失。于是，中俄美三国的需求出现了累加的效应，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调和。这种为权力而无休止的相互竞争被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称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但这也成就了后冷战时期中亚地区小国政治的喜剧。

　　重要的一点是，中亚地区的各种多边机制安排进展得并不顺利，因此各主要力量中心在保留多边框架的同时日益重视借助于双边渠道寻求扩大在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受上海合作组织“协商一致”原则的制约，显然难以达成共识。俄吉奥什军事基地的协定就是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达成的。“以多 边促双边”或“以多边的名义推动双边合作”已经不再是偶然现象。大国对待中亚地区主义的这种政策转变，使得小国可以分散一定程度的外在压力，也使得它们可以更轻松地周旋在大国之间。此外，中亚的主体性也是在不断学习中提高的。小国多处于大国或主要力量中心对峙的前沿，大国均势格局中任意的力量对比变化，都会直接冲击小国，并可能使之成为下一轮大国关系重组过程中的牺牲品。颜色革命后的格鲁吉亚试图借助“离岸大国”美国的力量维护安全，结果在处理俄格关系时因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而遭 到俄的反击。格不仅没有盼来美国的支持，反而在有关解决俄格冲突的国际协议中被晾在一旁，最后被动接受俄法总统达成的六点共识。

　　中亚国家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俄格冲突后中亚国家没有因为俄的强势而进一步与俄靠拢，反而重构与美西方的关系，绝非无心之举。两面下注、随波逐流，仍是当前中亚各国外交的鲜明特征。在“体制安全”问题暂时缓解后，中亚国家又重新捡起大国相对均衡的外交政策法宝。

六、结论：中亚的复合权力结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亚地区的权力架构异常复杂。全球霸权美国、 地区传统主导大国俄罗斯、崛起中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日益自视为特殊成员的哈、乌和游走于区内区外各种势力之间的吉、塔等小国集合在一起，按照不同领域形成了一个多维的复合式权力结构：

　　政治上，“制度安全”的优先考虑使得中俄两国，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暂时难以比拟的认可度和亲近度。“友善—敌意”的二元模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是相当初步的，目前仍主要是基于历史发展经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实质上是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一种积极的政 治回应，尚不具备可持续性，但相较于美西方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经济上，中亚地区的权力机构是更为复杂的多极地区体系：贸易合作中，中俄的影响力逐渐靠近，并且中国有望在短期内超过俄，可以说是一种两极格局；投资方面，美国先声夺人，中国迎头赶上，俄罗斯正在回归，三方各有所长；在对外援助方面则是美国一家独大，中国近年来的援助规模也在扩大。在贸易、投资和援助的三角中，总体而言，俄仍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军事方面，俄美形成了两极格局，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俄形成了统一阵线，但三国以及中亚国家都希望本地区能保持和平安宁， 解决阿富汗问题以及打击三股势力成为各方的共同利益。人文方面，苏联遗产确保了俄能够拥有中美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在本文所列举的子领域，俄的影响力中美暂时难以企及，形成了尚存的单极残余格局。

　　作为中亚的整个权力结构，中亚国家本身、以传统霸权身份出场的俄罗斯、作为地区外超级大国的美国、崛起中的中国围绕上述四大议程进行着特殊的权力分配网络建构：经济领域的竞合要求政治体制的支撑；人文和政治既影响着经济活动，也为经济活动所影响；军事和政治、经济与社会动力始终密不可分。在中亚这一地缘政治板块上，我 们可以看到各个参与者在不同领域形成了从冲突、竞争到合作关系依次变化的绚丽景观。在某一领域的对抗方到另外一个领域则可能成为合作方。比如俄中在中亚的经济存在方面有着明显竞争，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又能结成柔性的联盟抵御美西方的冲击。

　　长远看，今后在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中亚地区格局不仅取决于大国博弈的阶段性结果，也取决于中亚国家的政策变化并可能出现各种复杂动向以及不断变幻的合纵连横局面。至于谁将与谁合纵，谁将与谁连横，则因时而定，因势而变。各方同时并存、相互对冲、得失交替 可能会是一个基本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参与者划分的话，中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可能有很多种场景：一种是合作的多极；二是对抗的多极；三是新的单极，某一个大国或国际组织对中亚事务实行一种垄断；四是作为过渡阶段的一超多强。如果以领域来划分，可能会出现一个层面非常丰满的多维空间，既能看到单极的痕迹，又有两极对立的影子，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其他组合力量的上升。以上的模式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可能，而可能是某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混合发展。就中国而言，以合作性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基于中亚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实行开放性合作，建立和谐的中亚地 区，促成一个稳定的、合作的多极结构，将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在这种地区格局中，中亚国家与各大国一样均为独立的平等行为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客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03）的中期成果。杨成，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2009/2010)。

[1] 比如：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Worl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Barry Buzan and Ole W ver, 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er J.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2005.等。

[2] 参阅：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 Польза от интеграц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вопрос спорный//Фергана.Ру. 18.06.2007; Наталия Ярмолог. Перекресток интерасов//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8 июля 2009 г.;A. Libman, “Regiona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EDB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09.

[3]F. Kempe, “CentralAsia Emerges as Strategic Battleground”,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6, 2006.

[4]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Рой Аллисон.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Закавказь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абочие материалы №10,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Карнеги, 2004, С. 4; Досым Сатбаем. Эффект присутив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7 марта 2006 г.

[5]Vladimir Shlapentokh, “Perceptions of Foreign Threats to the Regime: From Lenin to Putin”,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No.42.

and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No.42.

[7] 关于“颜色革命”问题的讨论可参阅：Vicken Cheterian, “From Reform and Transition to ‘ColouredRevolutions’,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June-September 2009,Vol.25,No.2-3.; Maksym Zherebkin, “In Search of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lourRevolutions’: Transition Studies and Discourse Theor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No.42; David J. Galbreath, “Putting the Colour into Revolutions? The OSC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Post-Soviet Regi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June-September 2009, Vol.25,No.2-3.

[8] Bruce Pannier, “Kazakhstan: President Tells West—We Don’t Need Your Advice”, Eurasia Insight, 19November, 2006.

[9] 参见 Roy Allis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Western States and Russia over CentralAsia/Afghanistan: The Changing Role of Uzbekistan”, Briefing Paper: REP 11/08, November 24, 2008.21

[10] Владимир Парамонов, Алексей Строгов, Олег Столпо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Бишкек, 2008, С.155.22

[12]参见 Sadykzhan Ibraimov, “China-Central Asia Trade Rel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Patterns”,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2009, Volume 7, No.1.; Владимир Парамонов и Алексей Строгов.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Central Asian Series, 07/12R.

[13]有关俄罗斯积极推行对外经济扩张的政策可参阅：А. М. Либман, Б. А. Хейфец. Экспансия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страны СНГ. М.: Экономика, 2006; 杨成：“俄罗斯经济的全球化特征分析——以俄企业海外扩张为例”，《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3 期; А. М. Либман, Б. А. Хейфец.Корпоратив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дл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ЛКИ, 2008.23

[14]有关俄罗斯企业在中亚拥有的各类股份统计参见：Б. А. Хейфец. Роль бизнеса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 май 2009 г., С.43-44.

[15]Александр Либман.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низу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Евра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интеграция. 2009. №1(2). С.21.

[16]《200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 10 页、第 6 页。

[17] 参见美国商务部的哈萨克斯坦 2007 年度投资环境报告。

[18] Richard Boucher, “Remarks at the South and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eeting”,July 18, 2007.

[19]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 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he Developing World”, CRS Report, No. RL34620, p.108.

[20] “Trade Capacity Building: Foreign Assista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CRS Report, No.RL33628.[21] Eurasia Insight,April 28 and May 4, 2006.

[22]石婧：“中国对中亚的援助状况分析——以中国援助中亚国家重点项目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23]Интерфакс. 7 Декабря 2007 г

.[24] [俄]米赫耶夫：“俄中关系：问题与前景”，载俞立中主编：《大夏讲坛丛书 2：全球化时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2-13 页。

[25] 刘侣萍、崔启明：“俄罗斯海外军事存在的现状及前景分析”，《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1 期。

[26]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俄在谈判中还以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在俄赚取的高额收入为杠杆向塔方施加了较大压力。参见 Charlotte Niklasson, Russia Leverage in Central Asia, Stockholm: Swedish DefenseResearch Agency, 2008, FOI-R-2484-SE, p.30.[27]Lena Johnson, Tajikistan in the New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RadicalIslam, London: I. B. Tauris, 2006, p.79.27

[28] 参见 Martha Brill Olcott, Central Asia's Second Chance,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p.188.

[29] Hedenskog & Larsson, Russian Leverage on the CIS and the Baltic States, Stockholm: SwedishDefense Research Agency, 2007, p.92.

[30]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 Бек Орозалиев.Успех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России уд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сучастниками ОДКБ//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39/П (4194) от 03.08.2009.

[31] 参见 Zdzislaw Lachowski, “Foreign Military Bases in Eurasia”, SIPRI Policy Paper, June 2007,No.18.29

[32]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he Developing World”, CRS Report, No. RL34620, p.97, p.99.

[33]New York Times, 2009.07.26. 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度阅读可参见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RS Report, RL33458, April 17, 2009; Jim Nichol,“Kyrgyzstan’s Closure of the Manas Airbas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R40564, May 4,2009.等。

[34] 参见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harlotteNiklasson, Russia Leverage in Central Asia, Stockholm: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2008,FOI-R-2484-SE, p.28

[35] 参见 Казанцев А. А., Меркушев В. Н. Россия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ягкой силы // Полис. 2008. №2.

[36]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М.: Фонд Наследие Евразии , 2008, С. 120

.[37] 如俄罗斯最高学府莫斯科国立大学拟在近期在杜尚别开办分校。参见 Игорь Ротар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без русских// газета Россия . 29 октября 2009 года.31

[38]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2005 年明确宣布，该项计划人数上限增至每年 3000 人。

[39] Юрий Мороз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тран ШОС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сфере: проблемы и возможныепути их реш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9. №4-5(64-65). С.164.

[40]“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创建工作启动——中俄项目院校就教学科研等达成共识”，《中国教育报》，2009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