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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因素及其影响
陈新明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2期 2011年02月28日

  “《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系列学术研讨会之十一

中亚局势分析与展望

  [编者按] 作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9.11”后随大国力量的积极介入,中亚的地位可谓进一步凸显。从2005年开始,中亚各国将分别进入以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为标志的政治更迭期。由于地区内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活动猖撅;各国经济发展尚未进入良性状态;格鲁吉亚、乌克兰历次“革命”对中亚反对派又具某种示范、鼓舞效应;加之大国在中亚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中亚局势充满了诸多变数。为了对中亚局势走向有一个较准确的把握,“《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室合作,于2005年元月19日以“中亚局势分析与展望”为主题,在万寿山庄举行为时一天的研讨会。来自京、沪、兰、宁的学者、专家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从多个角度对中亚局势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现将与会代表的发言整理发表,期望有助于您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进而推动中亚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化。

美国因素及其影响

陈新明

  1992年中亚国家独立后,美国即开始进人该地区,经济军事政治介人逐渐深人,其影响力迅速上升。特别是阿富汗战争摧垮塔利班政权之后,美国对中亚国家施加了更多政治压力,试图“民主改造”中亚国家、将格鲁吉亚“玫瑰革命”输人到中亚国家。

  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后,该地区地缘政治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俄罗斯传统影响一度减弱;周边地区的国家诸如土耳其、伊朗甚至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纷纷施加影响。但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美国并没有对其表现出很大兴趣,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克林顿政府意识到里海石油储量巨大价值时,才开始积极鼓励美国公司进入该地区,并迅速成为该地区的竞争者。整个90年代,美国对前苏联地区的战略,主要是防止出现独联体国家围绕俄罗斯重新整合进而危害到美国的利益。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哈萨克斯坦,主要是防止哈境内的核武器失控。“9·11事件”后,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迅即提升,排序也紧跟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国家之后。

  美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是商品贸易。1995—2001年期间,双边贸易额从2.09亿美元增加到5.58亿美元,几乎是2.7倍。美国从中亚主要进口有色金属材料(例如从乌兹别克进口锌,从塔 吉克进口铝)、纺织材料(首先是棉花)、无机化学材料、电线电缆;美国对中亚市场主要提供工业制成品与生产技术设备,包括交通运输设备(汽车、飞机)、农业机械(棉花采摘机械、粮食收割机械、拖拉机)、石油天然气、采矿、食品、纺织、电力、通讯、医疗、油脂、塑料等。美国在中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土库曼,200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3亿美元;其次是乌兹别克,接近2亿美元;塔吉克6000万美元,吉尔吉斯3000万美元。美国同中亚国家商品贸易额总量在增加,但近十年来它在中亚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却在下降。2000年在土库曼、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的进口当中,美国占有比重分别是5.9%、7.4%、0.2%;在它们的出口当中,美国占有比重分别是0.5%、1.6%、0.1%。而在1992年三国的进口当中,美国所占比重分别是27%、19%、23%。

  随着中亚开始注重引进外资和投资环境逐渐改善,进人中亚的美国资本也在增加。根据美国官方资料,自2000年以来进入中亚的美国私人直接投资不少于5.2亿美元。但是,因为当地投资环境不好,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抱怨较多。与此同时,“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了同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美国军事力量进人中亚国家,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取得六个军事基地。根据官方的说法,美军人驻的目的是,协助清除塔利班政权与拉登势力的残余分子,向阿富汗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美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但是至今,美国在中亚仍然驻扎了军人和军用飞机,仍然在经营那些军事基地。另外,美国还加强了在中亚的政治渗透。“9·11事件”后,美国明显地增加对中亚国家的财政援助,从2001年2.44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4.08亿美元,其中乌兹别克获得的援助增加了约2倍:从2001年5590万增加到2002年1.618亿美元。其他国家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所获援助均有所减少。

  美国对于如何使用这些援助有明确的要求。以2002年为例,美国要求塔吉克将其援助用于促进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即支持独立政党、非政府组织,向年轻一代提供教育,促进社会服务,促进地方社团在解决社会冲突的作用,发展卫生事业等。该年美国对吉尔吉斯援助总额为5070万美元,其要求是:1140万用于民主化计划,1200万用于市场改革,1200万用于安全领域等。民主化计划旨在发展非政府组织,以便使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支持独立的广播出版事业;扩大公民参与地方政权机关事务;解决冲突。美国甚至公开支持中亚国家的政治反对派。例如美国驻吉尔吉斯大使和国务卿助理前往狱 中会见政治反对派领袖库洛夫,国务院还邀请四名反对派头面人物到美国接受建党与选举培训。

  对于中亚国家的国内政治状况,美国早就提出过批评,虽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态度有所收敛,但战争结束后又老话重提。可以说,对中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是美国的一贯主张。美国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政治理论界对中亚国家现状与未来问题早在2002年就已经形成一种相当明确的看法。这就是,前苏联地区的中亚国家出现了不稳定的独裁政权,它们是那些新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恐怖组织滋生的根源,而这些组织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并使美国与联合国 旨在促进阿富汗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种种努力无法落实。为了防止事态的发展,必须对中亚国家实施民主化改造。2002年2月,美国务院负责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琼斯趁工作访问机会,向中亚国家领导人转达了美国的态度与立场,并论证说,要保障本地区真正的安全,不能只靠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必须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化、尊重人权、在经济领域实行市场改革;如果某一国家的民众感觉到他们处在无权状态,对总统、议会、政府,总之对政权,他们不能施加任何影响的话,他们就会转而追随激进主义组织;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不实行市场化改革,就不能改善居民生活,绝望情绪会使民众成为极端主义组织的俘虏。琼斯的说法在美国政、学界几成共识。所以,2003年5月1日参议院在经过长达数月讨论后,通过了一个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制度的决议案。决议极力强调:美国为中亚国家创造了有利环境,因为战胜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消除了危害中亚国家安全的制度,极大削弱了恐怖主义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但决议案还提到美国国会在世界人权报告中已经多次注意到中亚国家的人权状况,并强调,国会多次表达了关于中亚国家尤其是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两 国必须深入民主化改革的建议。这项决议案甚至提出种种要求: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在同中亚国家领导人高层会晤中要敦促后者高度尊重人权和民主自由;美国同中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程度与性质、美国提供援助数额(包括军事援助)要同这些国家改善人权与推进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保证美国财政援助不被用于加强那些破坏人权的安全力量;通过美国计划对那些非政府组织和人士给予帮助,以促进中亚成为更加开放的社会。

  在美国看来,中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与美国的安全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它思考问题的逻辑是:中 亚国家存在独裁政权,社会诱发当地新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恐怖组织产生,这些组织又会威胁到美国安全。可以说,美国是把“民主化”当作保障中亚地区稳定的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本国安全。

  中亚国家独立后,原来的领导人继续执政。目前领导人的权力交替问题逐渐提到日程上,2005年下半年吉尔吉斯将首先开始总统换届。中亚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推行政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民主”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和充实。但要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实行西方式自由选举,尚无法做到。他们顾虑重重,最主要的就是担心外部势力乘机插手和国内 反对派势力走强,致使其失去权力并造成国家动荡。其中,最令他们不安的是美国的插手。

  美国不仅同中亚国家发展官方关系,而且支持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美国支持的萨卡什维利取代谢瓦尔德纳泽;一年后,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美国支持的尤先科最终取代亚努科维奇。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后,中亚国家人权组织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声称美国务院打算把“玫瑰革命”复制到中亚国家,第一个就是针对那个“难以驯服”的卡里莫夫。

  鉴此,中亚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方面重新拉近同俄罗斯关系,因为后者支持中亚领导人,并主张目前中亚只能实行“可控民主”,反对美国的民主化要求,从而再度出现疏美亲俄的明显动向。他们有的争取延长任期或者准备推举自己的候选人接班;有的对美国的压力进行抵制,以维持政局稳定。为防美国将格鲁吉亚“玫瑰革命”输人进来,2004年1月,卡里莫夫总统发布关于乌兹别克境内国际组织重新登记的命令,据此所有国际组织必须在司法部重新登记,并加强对国际人权组织和民主组织活动的严密监督,甚至冒着失去大量外来援助的风险,取缔了同政治反对派保持密切关系的索罗斯基金会。

  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个人集权特征,并非像美 国所说的仅仅是苏联遗风,而是与其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试图立刻将中亚国家变成稳定的亲西方国家,这只是一种浪漫想法。美国在中亚的渗透与影响已经是该地区安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民主改造”中亚国家计划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也需密切注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