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地缘战略相结合的视角，对大国角逐中亚的历史、现实与前景进行考察，着重分析各大战略力量特别是美俄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探寻大国间的互动与影响。当前的大国角逐既是历史上中亚霸权竞争的延续与扩展，又具有全新的地缘战略内涵，中亚自主性力量的苏醒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地缘战略意义。本文还力图对此种背景下中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作出初步阐释。

　　【关键词】大国角逐；中亚；地缘战略；自主性力量

　　【作者简介】程毅，昆明陆军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员。(邮编：650207)中亚位于几大文明板块与几大地缘板块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缘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亚的命运。在进入现代史以前，大国交锋成为中亚无法回避的主题，直到俄罗斯将其纳入版图。苏联解体后，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新形势下，中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地缘战略价值。各大战略力量尤其是美俄两国围绕这里的地缘和能源利益进行激烈的角逐，大国间的分化组合、合作竞争以及对抗妥协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与中亚古代史上的陆权争霸、近代史上的海陆权对抗不同，新的大国角逐包含了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中国等外部力量，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也包含了中亚这一独立的地缘整体与各大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矛盾交织、利益多元的力量格局，一个隐含着局势紧张和矛盾激化的国际战略焦点在中亚形成。本文着重结合历史与地缘战略的视角，对大国角逐中亚的历史、现实与前景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大国在中亚的互动与影响，并力图对中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作初步阐释。

一、中亚地缘战略环境变迁的历史轨迹

　　中亚位于所谓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从地缘环境上讲它位于欧洲与中国、俄罗斯与伊朗之间。正是这种处于几大文明的“结合部”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起，乌浒河——药杀河(即今阿姆河和锡尔河，笔者注)流域就是伊朗文明、欧亚游牧文明、叙利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和俄罗斯文明先后相继碰撞的舞台”[1]，使中亚得以造就和享有世界文明的历史辉煌与繁荣，也使中亚不得不面对并承受随之而来的战争与磨难。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海路开通以前，中亚是东西方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接触之地和传播的渠道。”[3]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由此经过，中亚因此对东西方文明交流以及商品流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其价值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成为帝国扩张的动力之一。

　　尽管中亚在历史上也形成了由北部的游牧文化和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周边帝国长期是争霸中亚的主角。近代以前的帝国争霸更多地体现在游牧民族帝国与其他文明中心之间的权力争夺与力量炫耀，同时也伴随着频繁的民族迁移以及广泛的商业文化交流。从公元前6世纪阿赫明尼德家族建立的波斯大帝国实现对中亚南部广大地区的统治之后，先后又有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大夏王朝、贵霜王朝嚈哒帝国、匈奴帝国、萨珊王朝、西突厥汗国、阿拔斯王朝、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花剌子模王国、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先后入主或侵入过中亚，[4]其中多数是中亚周边的游牧民族帝国。这些古代帝国都毫无例外地建立在农耕或是游牧文明的基础之上，其兴起的基本方式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和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而不是扩大和占有海洋。[5]它们在中亚的统治或扩张，本质上是大陆内部大帝国的地缘扩张或其间的陆权之争，争夺的核心是基于土地和人口所带来的财富；同时，这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地区性的地缘争霸，还不完全具备能源战略和全球性战略的地缘争夺意义。

　　大国的争夺使中亚的地缘格局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但受陆权国家主导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地缘特点，直到近代俄罗斯扩张至中亚之后，才首次呈现出陆海权国家间的竞争局面。这一转变从根本上讲肇始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并以其为原动力。15世纪以前，中亚一直是欧洲、西亚与中国、印度之间进行贸易和交流的中介。这一状态在海上新航路的开辟之后被彻底改变了。深居大陆内部缺乏出海口的缺陷在地理大发现后逐步突出出来，中亚逐步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到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大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日益加剧，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在中亚上演了一场“伟大的帝国游戏”(Great Game for Empire)，俄力图占领中亚直逼印度，英国则期望通过中亚遏阻俄罗斯南下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欧亚大陆的深处。双方直接对抗的结果是中亚被纳入俄罗斯版图。此外，海运的迅速发展，更使得被封闭起来的中亚成为落后于时代的贫困地区，“从此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区域的地缘政治功能”[6]。直到苏联解体，中亚才重新以一个独立的地缘区域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突出的战略价值也重新引来大国的关切。

　　从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亚的地缘战略环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惟独有一点没变，即中亚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或国家，它总是与某个帝国联系在一起。中亚总是为大国所包围，并深受其影响，难以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明中心。那些强大民族及其建立的国家经常把中亚强行纳入版图，或者相互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中亚国家常常因此失去独立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亚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大国争锋、文明碰撞的历史。

二、美俄争夺中亚的地缘较量

　　美俄两国真正在战略全局上对中亚加以重视，实际上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只是在援助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时才卷入中亚地区，随后又很快退了出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亚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在中亚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处理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上。而在这段时间俄罗斯对中亚的目标也是比较模糊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凸现。基于其超强的实力，美国开始实施新的全球战略，致力于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构筑美国第一的霸权主义大厦”[7]。其中，积极实施北约东扩和加强美日同盟为其全球战略的东西两翼，这两翼基本上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中，发展趋向比较明朗。相比之下，南部弧形地带的发展态势则难以预料。然而，“无论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还是从安全等各个方面看，中亚地区都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要冲”[8]，对美国的整个“欧亚大棋局”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是其实施全球战略的关键环节。对于像美国这样以海权为生命的国家，控制陆权才能最终确保其海权，而从经济、政治、地缘战略等方面综合来看，控制世界陆权的关键在控制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在控制中亚地区。[9]因此，对处于“不稳定弧形地带”的中亚，美国谋求的地缘战略目标远不止是从南面围堵俄罗斯这么简单，而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主导权以及持久的无可匹敌的战略优势。“9·11”事件的发生恰好为美国开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的那种重塑世界的机遇”[10]。这种难得的机遇加上巨大的利益诱惑促使美国对中亚这个美国战略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投入更多的关注。随着美国势力进一步扩展与深化，美国的中亚战略与大中东战略齐头并进，已经成功地在欧亚大陆战略棋盘上的关键地带投子布势，并与北约东扩和加强日美同盟紧密配合、环环相扣，进一步压缩了俄的战略空间，取得了相当大的地缘优势和主动权。

　　应当承认，美俄在中亚也有着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打击恐怖主义和国际贩毒、开发里海能源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但这些掩盖不了双方对极端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利益的全方位争夺。除了前述的地缘优势之争外，双方还围绕能源控制、经济合作、军事安全、政治改革等方面展开竞争，而美国一直处于全面进攻的态势。

　　现代石油经济是一种政治经济，石油供应业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中心问题，[11]各届美国政府所确立的目标就是实现对于任何能源基地和运输渠道的军事政治控制(世界经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能源基地和运输渠道)。[12]在美国眼中，中亚的能源不仅具有作为后备基地的战略性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控制该地区的能源生产权与运输权，抢占世界能源战略格局的主导权。为此，美国已经投入上百亿美元，掌握了中亚75%的新开发、待开发的油气区块，并积极筹划和参与了多条输油管线的建设。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美国通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把中亚的军事部署与欧亚大陆的部署协调起来，使中亚、高加索和东欧在战略上连成一体，而且将能源政治与军事战略部署有机结合起来”[13]。在政治改革方面，美国认为，“中亚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展依然比较缓慢。除非领导人发生代际更换或者经济发达程度取得显著发展，否则全面的根本变革就不可能发生。”[14]美国很清楚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留下的“沉重的历史遗产”，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远离中亚的地缘弱点和力量局限，因此，尽管美国一直处于进攻态势，但美国在中亚的政策更突出地是采取“软拓展”的战略，立足于长远的战略目标，注重从根本上扩大美国的影响力。近两年，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导演的“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15]在中东和独联体地区蔓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面对美国步步紧逼带来的巨大压力，俄罗斯重新审视了中亚的战略地位，将中亚视为支撑其大国地位的地缘基础和战略支点。与美国的“不稳定弧”理论针锋相对，普京在2002年提出了“世界稳定弧”的地缘战略构想，其核心就是通过独联体内部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俄周边营造一条从西向东的“稳定地带”，努力消除俄周边存在的威胁，化解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俄“极不情愿”地采取了“相当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了美国在中亚的作用，但美国与俄合作的前提是“与在前俄罗斯帝国控制的区域内巩固多元化地缘政治的努力相同步，从而使俄罗斯恢复其统治的企图永远不能得逞”[16]。换言之，俄美合作的空间被限定在使俄永远不能对美构成挑战这一条件下。俄罗斯限于实力的衰减，在受到北约东扩、日美同盟东西两面夹击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总体防守、局部进取、在总体被动中争取局部主动的策略，力图捍卫南线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国家利益，尽力扩大战略活动空间。具体来说，在能源领域，俄与有关国家协议解决里海问题，并加紧维修改造旧有管道，积极谋划建设新管道，以加强对中亚能源外运的控制。在军事领域，俄仍力图通过其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恢复传统的影响力。近几年来，俄频频与中亚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于2003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俄独立以来在前苏联国家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坎特空军基地。针对美国的“民主”渗透和“颜色革命”，普京在2004年3月连任总统后，把整合独联体作为俄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希望立足于四国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全力推进独联体内部多层次的经济、军事一体化，挟历史、地缘和人文三大优势，主要靠经济手段，加紧在中亚布局，谋求与美国在中亚长期相持。

　　目前，美俄在中亚的总体态势仍是美攻俄守，但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并不意味着已经将中亚完全掌握在手中，俄罗斯的影响依然对中亚国家具有相对优势。可以肯定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将着眼于整合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力量，逐步消化已经取得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俄罗斯也会进一步整合独联体的力量，全力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美俄任何一方要单独主导中亚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双方仍将保持竞争合作、各擅胜场的态势，谁都无力将对方的势力排挤出去并取而代之。

三、中亚国家的地缘战略对策

　　历史上，中亚地区始终在帝国争霸的漩涡中随波逐流，一直未能形成真正的地区大国，也未能扭转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与此相比，今天在中亚发生的大国角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首要的就是中亚国家的独立已经使该地区成为独立的地缘政治主体，不再是大国角逐的“被动施予者，而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方”[17]。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都必须准确把握自己的国情特点，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便立足于对自己所处地缘环境的清醒认识：一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深受俄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影响而具有首要地位；二是资金技术短缺使其不得不寻求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与支持；三是借道出海的强烈需求使其必须同周边可提供出海口的国家搞好关系；四是伊斯兰文明的深刻影响与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其必须考虑加强同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五是地区动荡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使中亚国家倾向于利用多元的国际安全机制来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基于这些判断，冷战结束之后，中亚各国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多边、平衡、务实的外交战略，特别注意有意识地吸引各方势力进入，“力图在大国和地区力量之间谋求‘平衡’，为自己的独立与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

　　能源是中亚国家用以吸引大国和发展自己的主要筹码之一。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在2003年8月所作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在中亚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能源资源，仅里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就分别占到世界总量的3%和4%，其中石油约有170~330亿桶，天然气约有232万亿立方英尺(约合6·6万亿立方米)。[19]按照乐观的估计，这个数字会更可观。从总体来看，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里海地区，虽然不会超过中东的总产量，但是它在未来10年内却很可能成为欧佩克(OPEC)以外最大的生产增长源地”。[20]中亚国家将丰富的能源作为平衡大国竞争、维护政治经济主权的重要工具，它们打出的“能源牌”吸引了众多的国家在此展开竞争。同时，为了减少对俄罗斯输油管道的依赖，中亚国家积极参与由西方国家倡导的多种外运线路的选择，力图避免由某个国家单独掌控中亚的能源输出。除俄罗斯外，中亚国家还着手开通与周边国家的管道线路，包括通往乌克兰、伊朗、阿富汗和中国等方向，以实现能源外运的多元化。

　　就国际社会的现实而言，大国通常是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主导力量，小国则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中亚国家都是小国，都有条件吸引和诱使外部势力介入，但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左右和控制外部势力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因此，外部力量的进入在增加中亚的战略价值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其推向一个更为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在对中亚战略利益的竞争中，外部力量之间，本地区国家之间，外部势力与本地区国家之间复杂的国际关系、各种战略的碰撞和融合使得该地区地缘政治框架难以最终形成并稳定下来。其中，美俄之争作为地区主要矛盾之一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其他大国或力量如欧、中、日、印、伊朗、土耳其等在中亚的竞争合作也都是长期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或是其他大国，基于对各自实力优劣的清醒认识，谁都没有能力独享中亚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亚被某一势力独占，使该地区力量失衡而陷入混乱、动荡甚至战争。布热津斯基就曾写道：“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碍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为达到此目标，美国“必须反对俄罗斯为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作努力”。[21]俄罗斯与其他各大国的态度总体上与此如出一辙。但各方在利益的取向上又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针锋相对。中亚国家作为本地区的当然主角，其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在弱势状态中厘清大国竞争的矛盾规律，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国家利益，防止被大国控制与分化，避免成为大国角逐的牺牲品。

　　尽管大国力量对中亚走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中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中亚内部自主性力量的发展状况。目前，各种势力在中亚的角逐日趋激烈，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之后，美国的势力前所未有地渗入到中亚内部，并开始发挥重要的影响。但是，中亚国家大力发展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已经倒向美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22]中亚国家不论是谁掌握政权，都会将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会改变在大国之间的平衡政策，倒向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随着中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地区安全趋于稳定和区内外合作进程的继续深化，特别是中亚各国对灵活、务实、多元化政策的综合运用，中亚地区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将大大加强，大国不再成为决定中亚走势的惟一力量。这样，在该地区将最终形成一种多层次、多元化的地缘战略格局，而这种新型结构所体现的独立的自主性力量将是中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必将使中亚更趋稳定。

四、中国经略中亚的地缘战略

　　“地缘战略就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方略。”[23]地缘战略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在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下谋求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非自由选择的地缘环境基础上自觉自主地选择国家战略的目标。[24]面对各大国在中亚的激烈较量，中国必须采取有效的中亚地缘战略，充分发挥与中亚相邻的地缘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维护自己在中亚的切身利益，拓展西部陆缘的战略空间。

　　对于中国来说，中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与其他大国在中亚的目标不同，中国不谋求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不将中亚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中国在中亚的利益是多元化的。其中，首要的是中亚的地缘战略价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来说，如果东部沿海地区是战略前沿和战略重心的话，那么，中亚地区则是可以依靠的战略大后方和战略缓冲区。因此，在当前东部海权形势趋紧而陆上相对稳定的背景下，中国要想确保经略好战略重点方向，就必须使中亚这片战略后方发挥出更大的保障功能，全面改善西向的地缘环境，拓展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其次是安全利益。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仍很严峻，特别是在西北必须防止新疆的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与中亚的三股势力进一步扩大相互联系和影响，防止美国在中亚乘机制造分裂。再次是能源问题。在全球能源竞争硝烟四起的形势下，中亚在世界能源生产和供应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急剧扩张的能源需求与应对世界能源市场变化的免疫力弱小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能源战略必须直面的主要问题。

　　紧靠中亚的地缘优势，给中国提供了实现能源供应地和运输线路多元化的可能性。中国经略中亚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希望中亚保持稳定与发展，谋求与之保持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在中亚营造有利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战略环境。然而，中国为此目标制定的政策却不得不受到大国角逐与中亚国家多元化战略的制约，中国在大国多边博弈中并不具有优势。在与美俄两国的比较中，劣势更为明显。由于美俄双方的竞争已经不再水火不容，双方各有许多优势也都有不少弱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妥协避免陷入直接的对立和冲突。而且，美俄双方对中国进入中亚都保持着排斥性的警惕。因此，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在美俄之间作为一种平衡力量的战略价值要小得多。当然，尽管在力量上偏弱，但中国的优势在于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相对超脱性，这样就可以在美俄角力的框架中保持弹性，灵活处理与两国的关系，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相对而言，中国与其他大国势力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而且在经济利益特别是能源问题上的共同点较多，完全可以通过对话与协调，借助它们的力量，拓展在中亚的影响力。

　　需要强调的是，中亚国家的态度对中国经略中亚的地缘战略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如前所述，中亚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的时候首先看的是能否为本国和本地区带来现实而有效的利益，比如在政治上提高其独立的政治影响力，在经济上提供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在军事上提供保障其安全的军事实力等。相对美俄而言，中国所能提供的帮助与中亚国家的现实期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除拥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外，在实质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实力有限，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与中亚有着休戚与共的经济联系，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能够投入巨额援助和投资，像它们两国那样同中亚进行深入的军事安全合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中国以经济和安全合作为主导的政策取向，以及不干涉中亚内政的政治立场，不会对中亚国家构成心理压力，也不会使中亚陷入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因此，中国在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安全合作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也有着非常广阔的扩展空间。

　　在中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中，上海合作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取决于俄美中三国在中亚的力量消长以及中亚国家的政策取向。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对俄罗斯来说只是其发展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中亚的影响和控制的一种补充手段，对中亚国家来说也只是其借以维护地区稳定的国际机制中的一种可用选项，却是中国参与主导的在中亚惟一可以依靠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中国推进与中亚国家双边与多边合作的主要战略支柱。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的两大常设机构——北京秘书处和塔什干地区反恐中心分别于1月和6月正式成立，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结束初创阶段，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为防止“上海合作组织”被虚化，化解美国强力进入中亚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中国必须继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职能，增加经贸合作的内容，使其成为一个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组织，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机制。

五、小　结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近代以前相对单调的帝国竞争相比，当前围绕中亚的大国角逐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非均衡性等特点。这一态势深刻地反映了当今世界不均衡发展的规律。鉴于各国实力对比的不平衡、利益追求的不吻合以及力量分布的不对称，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亚的大国关系格局仍将保持非均衡的发展态势，美俄主导中亚格局的态势不会转变。没有一个大国在中亚具有绝对优势，这就意味着大国间不得不在更广泛的空间中寻求共同的利益基点，将地缘竞争与地缘合作结合起来，避免走向直接对立，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它们在国际关系中首次取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体地位，它们不会寄希望于获得某一大国的庇佑来实现自己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也不会容忍任何一个大国独霸中亚。但历史给它们提供的可选途径非常少，也非常艰难：既要防止出现独霸局面，又要积极获取发展机会，还要极力避免出现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大国争夺的历史性悲剧。所幸中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亚格局将会随着地缘竞争与地缘合作的深入而发生新的变化。中亚国家只有不断增强自身力量，才能彻底扭转中亚地区完全受制于地缘环境和霸权争夺的被动局面，使自己成为主导本地区事务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中亚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大国+中亚”的复合型稳定格局。

　　对中国来说，中亚地区是中国在新世纪拓展战略活动空间的重要方向。面对中亚的大国角逐，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其特点规律，现实地看待自身的战略优势与缺陷；必须充分发挥相对超然的有利条件，努力保持大国力量的相对平衡，避免与美俄两国形成直接对立的不利局面；必须在继续巩固并加强与中亚的政治、安全关系的基础上，突出经济合作的基础性作用，将中亚营造成中国实现崛起的战略支点之一，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

　　(责任编辑：钱雪梅)

　　注释：

　　[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2][英]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3]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序言部分第1页。

　　[4]历史上的中亚同中国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中亚历史上的许多民族是从中国迁入的。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中亚建立了与中国的直接联系，也曾几度被纳入中国的版图。

　　[5]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6]王桂芳：《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楚树龙主编：《跨世纪的美国》，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67页。

　　[8]袁鹏、何希泉：《大国战略与中亚地缘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2期。

　　[9]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第175页。

　　[10]拉姆斯菲尔德语，转引自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1][德]米歇尔·埃尔克：《石油与战略》，转引自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12][美]彼得·高恩：《美国霸权与全球混乱无序》，转引自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第148页。

　　[13]王桂芳：《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第150页。

　　[14]转引自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第359页。

　　[15]所谓“颜色革命”，是指一些西方领导人及媒体针对近两年发生的一系列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而推出的以颜色来指称这种事变的概念。如格鲁吉亚的“玫瑰色革命”(也称“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也称“栗子花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也称“柠檬革命”)等。其主要目标是独联体国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假借“民主”与“革命”的伪装干涉别国内政并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其真正的战略目的是遏制俄罗斯东山再起，谋求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

　　[16][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7]宋德星：《中亚地缘战略态势的五大特征》，《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2期。

　　[18]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19]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Caspian Sea Region Country Analysis Brief”，http://www.eia.doe.gov/emeu/cabs/Caspian.html.

　　[20]http://www.brookings.edu/dybdocroot/fp/projects/fsu/faq20021112.pdf.

　　[2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

　　[22]安维华：《美国两场“反恐战争”与帕西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23]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4]王生荣主编：《金黄与蔚蓝的支点：中国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