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初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邮政编码：100871)

　　迄今为止对于“亚洲主义”、“东亚模式”、“东北亚共同体”等等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把“亚洲”—“亚细亚”作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因此，特别对于传统上受汉字文化圈影响比较深的东北亚各国来说，“亚细亚”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含义的变迁至关重要。这不仅仅因为“亚细亚”并不是生活在如今亚洲这块土地上人们自觉的认同，而且从一个词汇到形成一种观念，从地理范畴的概念到政治意义上的集团概念，“亚细亚”都是一个不断被建构、不断变化、丰富多彩的存在。[1]

　　近年来，欧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于认同的研究不断深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完善的建构主义，不但为我们提出了“观念”的重要性，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方法和角度。本文尝试从中国的前“亚细亚”观念、中文里“亚细亚”的词源以及“亚细亚”词语出现后对中国产生的早期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粗浅分析，希望能够为“亚洲认同”以及类似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中国的“前亚细亚观念”

　　在“亚细亚”一词产生以前，亚细亚所指称的地理范围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所谓“前亚细亚观念”，就是指在“亚细亚”词汇出现之前，中国人对于现代亚洲地区部分或者整体的认识和看法。“前亚细亚观念”受到了“亚细亚”出现以后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亚细亚”观念产生的土壤，可以说，“亚细亚”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受到此前观念的影响，贯穿于自身发展过程的始终。

　　1、中国传统地理观

　　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春秋时代的《山经》，曾提到“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胥居一大洲之上。”[2]这种观念到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完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3]自东汉以来，班固《汉书》中出现了《地理志》以后，正史中就有了以疆域政区的建制沿革为主要内容的专篇。到宋代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大，出现了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当时任福建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撰写了《诸蕃志》，作者根据自己“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稗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畜产。”

　　明代张燮按照《诸蕃志》的体例撰写了《东西洋考》。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拓展，先后出现了《滚涯胜览》、《星搓胜览》和《西洋蕃国志》等详细记载各国风土人情和地理状况的著作。

　　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从秦汉开始对外交流的步伐不断拓展，但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地理观基本特点并没有改变。即使到明朝，郑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数次远航到达现在的非洲的时候，人们地理上的观念仍然局限在传统的框架内。直到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看到的现状仍然是“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4]

　　2、独特的“天下观”

　　任何时代的人们都需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确定自身的位置，这首先是物理空间的划分和区别;与此同时，这种空间的差异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另外一样功能，即确定自己与“他者”其他方面的区别。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之中，人们对于自身及周边环境的看法，集中体现在“天下观”上。[5]

　　中国所谓的“天下观”，“从属于总体的天道-一一天理观念。它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系统。”[6]随着中央王朝不断强盛，陆地、海上交通逐渐得到拓展，尽管在不同时代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在这种体现文化优越感和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的支配下，每个朝代都在追求“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孟，天下平均，合为一家。”[7]这里的地理知识已经与建立一种理想的秩序状态联系起来，这就是对古代中国和周边地区影响至深的“华夷秩序”[8]。

　　对于华夷之说的滥筋，有学者认为“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一切问题。”[9]随着对外交流不断拓展，后面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帝王居内以治天下的大一‘统体系。这种处理当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式严格区分中央、地方、土司土官、藩属、朝贡、互市等不同类型，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同心圆结构模型。[10]。这种结构与传统儒家“礼达而分定”的政治思想紧密相关，希望通过“礼”、“德”、“和”等原则和手段，达到理想的稳定与和谐，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11]。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当时的朝鲜才作为中国最后一个藩属“独立”，随后中国彻底陷人半殖民地社会，华夷秩序逐渐土崩瓦解。

　　3、对现代“亚细亚”地区的认识特点

　　在中国人“前亚细亚”观念中，对于现代地理上亚洲地区的认识与华夷柳护密不可分，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华夷秩序体系的基本构成规则是文化标准。“华”文明有礼，而“夷”蒙昧无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华”与“夷”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唐代韩愈曾说过，“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丰钡组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2]。王韬对此的议论则更为直接，“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13]这一点从东亚地区曾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华夷思想中得到证实。[14]第二，由于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这种体系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中国的“天朝”地位，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皇帝希望构筑的理想体系是“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15]。这种政治关系既非奴役和被奴役关系，亦非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归属关系。第三、缔结和维持这种关系的原则不是“利益原则”而是“名分原则”。中央王朝并不攫取和掠夺甚至不主动干涉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而只要求后者象征性地向中国进贡。中央王朝从这种关系中满足了“名”的要求，而朝贡国家获得了所期望的贸易机会和安全。从经济上来看，作为“天朝大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贸易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实质上“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人也”[16]。

二、汉语中亚细亚词源分析

　　1、亚细亚词源最早的出现

　　亚洲，全称为“亚细亚洲”，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亚细亚的名称很古老，它的来源有多种说法。希腊人称呼他们国家以东的地方为‘亚细亚’。也有人认为亚细亚一名来自亚述人的‘巫主’一词，意为东方;另外一个解释说亚细亚原先专指以弗所平原地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包括安纳托利亚(今小亚细亚)和亚洲其他部分。”[17]

　　如今的亚细亚(英文为Asia，法语为Asie，德语为Asien等)，都是从胖尼基语的Asu中脱胎而出。用卜尼基人在海上进行大规模贸易频繁活动时，必须首先准确确定方向，他们把地中海以东的陆地，统统称为“Asu’’，意思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旧出处”。相反，自此而西的全部地区，称为“Ereb”，意思是“太阳下落的地方”，“旧没处”。后来增加指地后缀变成如今的拼写方式。最初两个词汇所表示的地理位置比现在的范围要狭窄得多。它们随着海上活动展开逐渐在地中海周边传播开来，并且经过不同民族的改造逐渐丰满起来。[18]

　　从“亚细亚”词源来看，“亚细亚”最早是一个模糊的地理位置概括。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方的迅速崛起，才逐渐把“亚细亚”精确化，确定其基本范围并将这种称呼固定化。现代意义上的“亚细亚”，在进人亚细亚地理范围之内已经存在，它通过欧洲人介绍到亚洲地区，并通过多种手段广泛传播形成共识。

　　2、亚细亚词汇的东传过程

　　尽管元朝史书曾经有过关于地球仪的记载，但是“亚细亚”一词进人中国与耶稣会敲开中国大门紧密相关。1582年利玛窦经过千辛万苦进人中国内地，当时的肇庆知府王伴给予了传教士很多帮助。利玛窦在新建教堂“仙花寺”的接待室里，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引起了当时很多来访中国人的惊讶和啧啧称赞。士大夫阶层对此最初的想法是“能够加以研读，以便作出更好的判断。”于是王伴就请利玛窦和译员一起，把这幅地图用中文表示。因为中文文字比较大，所以新的地图要比原来的地图大。[19]正是在这张地图的翻译过程中，中文的“亚细亚”一词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本人后来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跋中提到，“彼时窦未熟汉语，虽出所携图册与其积岁割记铀绎刻梓，然司宾所译，美免误谬。”[20]由此可见，最初将“亚细亚”这一概念带到中国来的人的确应该是利玛窦，但是这也离不开王伴的支持和翻译的功劳。从利玛窦本人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他自己更多是介绍发音，而真正确定翻译文字的是那些翻译。[21]

　　中国著名学者洪业(煨莲)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指出翻译和印刷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地图的过程非常复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版本：万历12年(15料)版王伴在肇庆刻板，名为《山海舆地图》;此版后在万历23年(1595)、26年(1598)在苏州由赵可怀翻刻;随后在万历28年(1600)由吴中明在南京稍加增订再刻;大约第二年冯应京刻本的名称为《舆地全图》;直到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增订吴中明刻本，名称才改为《坤舆万国全图》，此后还有经过多次翻刻。[22]可以肯定的是，最早的翻译版本应该就是在广东肇庆完成的《山海舆地图》。

　　3、亚细亚词汇的翻译和发音

　　亚细亚一词是外来语没有什么疑问，但是究竟来自哪一种外语却没有确切的答案。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但显然不能简单根据他的国籍来判断亚细亚词语的来源。关键在于，当时利玛窦翻译的地图到底是哪国语言，即使利玛窦在介绍的过程中加上大量自己的观念和想法，但是对于当时的译者而言，母图语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利玛窦翻译地图的母图版本，一直存在着争议。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中，通过分析断定母图是原籍德意志的比利时著名地理学家奥代理(Ortelius)在1570年完成的地图[23]，这种推论也可以通过金尼阁在《中华传教史》中的记载得到证明。奥代理在1570、1595年于安特卫普编辑出版了《舆图汇编》，其中收录了各家地图53幅。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中这两个版本都有，其文字是拉丁语。[24]因此，应该说中文“亚细亚”一词源于拉丁语较为妥当。

　　对于“亚细亚”这个词语的读法，无论从词根还是发音来看，用现代汉语的读音来阅读，很难感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利玛窦学习汉语以及翻译的背景来看，这种翻译方法更多可能带有当时南方官话尤其是广东方言的特点。清代著名学者徐继舍在《瀛寰志略》中也充分阐述了这一点。“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泰西人学汉字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展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25]尽管徐继舍尝试了把各种不同翻译都注在国名之下的方法，但是仍然难以彻底辨别清楚。为此，在“凡例”一节，徐继舍明确提出，“地名中，亚字在首者皆读为阿，在尾者多读为讶。”[26]通过这个明晰的说明，我们可以发现，亚细亚在当时的发音应该是“阿细讶”，基本上与其词源发音一致。

　　4、最终确定存在

　　利玛窦几次修改整理世界地图在中国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多记载普遍常识的类书都收录了这种世界地图。如万历三十年(1602)序刊的《月令广义》、《方舆胜略》，万历三十七年(1609)刊印的《三才图会》、万历四十年刊印的《性理笔乘集要》、万历四十一年(1613)章演编写的《图书编》等都收有利玛窦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天启3年(1623)，被称为“西来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利玛窦的基础上又写了《职方外记》，此书更加普及，影响巨大。

　　1735年定稿的《明史》中就明确记载“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日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27]无论官方认可与否，这是“亚细亚”一词正式出现在官方史书中并逐渐广为人知。一般来说，“亚细亚”的含义，即其范围被确定如下，“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蜡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和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28]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利玛窦用汉语翻译的世界地图影响不断拓展，该地图很快就向周边各个国家传播，尤其是当时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几个国家。这些地理知识进人朝鲜，主要是通过朝鲜赴北京使团的成员从耶稣会士处获得赠书以及在琉璃厂等处购买。据说最早是在l印3年由李光庭从北京带回的舆地图一件六幅。随后各种版本不断涌入，在朝鲜引起了很大震动。[29]

　　日本接受这些地图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当时传教士们将这种引起中国士大夫阶层重大兴趣的传教工具不断向外扩散。地图印刷之后，“曾寄数本于各省，吾人印本且寄至澳门、日本，闻他处尚有刻本。”[30]日本著名思想家新井白石所著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二书，包括了世界五大洲的介绍，是日本最早有系统的世界地理书，在对资料严加考证的基础上，参考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说》，其主要地名所使用的汉字成为现在日本世界地名的源泉。[31]

三、早期“亚细亚”观念的影响

　　1、对地理观念的影响

　　利玛窦曾经意识到，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对中国人肯定会有观念上的影响，“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比起许多别国来是那么小，骄横可能会打掉一些，会屑于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32]也就是说，他可以借此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更容易接受天主教信仰。

　　但是“亚细亚”为代表的崭新地理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它挑战并且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意识，所以短时间内无法接受。尽管利玛窦为了满足中国人的心理，故意把中国挪到地图的中间，但还是引来了魏溶等传统文人的激烈抨击，“鸣莺、交趾，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如此墓尔，而居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33]

　　《皇朝文献通考》中认为“五大洲说”无非是“沿于战国邹衍稗海之说”，根据传统观念痛斥了这种把中国仅仅当做五洲中、而且仅仅是“亚细亚洲”一国的说法，提出“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34]。《四库全书总目》中的一些观点很值得思考，当时的朝廷之所以把大量耶稣教士的著作收人的目的是，“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35]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中体西用”观点，即使“亚细亚”作为新的地理知识可以接受，但决不能因此动摇传统秩序和观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判的态度有所缓解。比如：万季野《明史稿》抄本《意大里亚传》中称“五洲说”为“其说荒诞不可信”，到《明史》定稿后则改为“其说荒渺莫考”[36]。后文客观地提出“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也算是前进了一步。同时还特意提到利玛窦等人“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37]也就是说，新的知识在少数人中还是得到了传播和承认。

　　2、少数人的觉醒—“亚细亚”观念的产生

　　这些最早接受以“亚细亚”为代表的新知识的人，除了帮助利玛窦刻印地图的王伴、赵可怀、李之藻等人夕卜，还包括李蛰、冯应京、徐光启等很多当时著名人物。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认可、了解了新的知识上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种知识出发，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有意或者无意把矛头对准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观念。

　　李之藻在《职方外纪》卷首提到艾儒略曾组织寸他说过的话，“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而争名兢利于蛮触之角也软哉!”这看似是对地理知识的感慨，实际上直接涉及到了人们的观念，“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异俗地灵物产真实不虚者，此见人识有限，而造物者之无尽藏也。”[38]同样，瞿式谷在同书中的《职方外纪小言》中也阐述了自己对于传统华夷秩序的疑惑，“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菱菱持此一方，青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消乎!易微之儒先，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踌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39]可以说，伴随地图而来的“亚细亚”一词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冲击。

　　以“亚细亚”为代表的新的地理观念，给予传统华夷秩序体制中被动者一方的启发则更为明显。

　　例如朝鲜著名学者李澳看到地图以后，受到深深启发，认为既然中国也只不过是大地中一小部分，那么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因此，“贵夏贱夷，为无义也”[40]。18世纪中叶的著名思想家洪大容对此的批判更为经典，“天之所生，地之所养，凡有血气，均是人也。出类拔萃，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门深壕，谨守封疆，均是邦国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题，均是习俗也。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41]日本也同样掀起轩然大波，杉田玄白认为：“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置焉，所居皆中也，何国为中土?中国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42]这种对传统华夷秩序体系的批判，显然与构建“同属亚细亚”观念这种新的尝试有关。

　　3、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蒙昧感知

　　与现代主权国家严格界定领土边界不同，地球大洲的划分准则，主要根据地势走向和山脉、河流的分布。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久欧洲从自身出发的划分标准向世界各地传播，并逐渐固定化。作为这种观念的接受者，部分知识分子意诊倒“亚细亚”并不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既定存在，甚至还从自己的思考出发，提出修正“亚细亚”的尝试。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详细介绍过五大洲和各国的地理状况。但是在书中他也对“五大洲说”提出了质疑。尽管这种质疑更多是建立在传统佛教思想的“四大部洲说”之上，但还是敏锐地提出既定的划分方法存在问题。例如，他从《说文解字》中对“洲”的解释，认为“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43]从这个标准出发，他认为欧亚两洲之间的划州良不合理，同时地中海并没有把非洲和欧洲隔断，南北美洲并不能因为中间狭窄就分成两个大洲，因此当时主要的四个大洲，在魏源看来实际上仅仅是两个大洲。

　　恰恰相反，薛福成参照《史记》所载邹衍的“大九洲说”，在1890年赴欧洲的旅途中设计了新的“九洲说”。在他看来，对于大洲的划分应该更全面地考虑各洲面积以及地貌特征。完全可以对当时的亚、欧、非、澳、南、北美六大洲进行改造。其中，亚洲可以一分为三，大体现在的俄罗斯东部和中亚地区(北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中东地区(南亚、西亚)、以及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东亚)都可以成为新的大洲。另外，根据非洲的特征，也可以按撒哈拉沙漠南部山脉走向分为南北非洲，合计为九大洲。[44]

　　尽管这些知识分子的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缺乏实地考察和科学依据，但是前人这种怀疑本身提醒我们，无论是“亚细亚”这个词汇，还是划分亚细亚的方法都是欧洲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提出荆专播到整个世界的，这些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束缚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而且能够摆脱“亚细亚”带来的深人潜意识内的影响呢?结束语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亚细亚”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地理名词，更不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我认同的产物。这一点古人同样有敏感的认识，例如徐继舍在《滚寰志略》中提到，“四大土之名乃泰西人所立，本不足为与要，今就泰西人海图立说，姑仍其旧。”[45]谈到亚细亚时说，“亚细亚，本土耳其买诺古时地名。泰西人于此土之东统名曰亚细亚。”[46]这里在承认西方在地理学方面领先的事实后，明确提出古代的亚细亚与现在亚细亚不是同一个概念，同时清醒认识到亚细亚是西方人对“他者”的称呼。

　　当利玛窦向知识阶层灌输“五大洲”、“地圆说”等知识的时候，当州良多知识分子相当迅速地予以接受。有学者认为，这种奇特的现象与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有重要关系。[47]例如，陆九渊说曾说过，“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48]在面对这种全新知识的时候，知识分子首先更多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在这种相对开放思想的支持下接受了新知识。同时，他们也必然会从自身既有文化中去寻找证明，不断建构自己可以接受的新观念。无论是把“亚细亚”和邹衍联系起来，还是把“地圆说”和张衡联系起来，都是这个建构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因此，在研究“亚细亚”观念的时候，对其“前观念史”更深人的思考至关重要。

　　当时少数知识分子的觉悟并不代表“亚细亚”观念的全面形成，作为观念构成中不可或缺的“自我”、“他者”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清醒认识还远未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统治者来说，“亚细亚”为代表新的地理观，只不过为既有的华夷秩序体系增加了一些可以“思皇帝浩荡之恩，中国仁义之大”[49]的“藩属”对象而已。利玛窦通过地图把“亚细亚”介绍到中国来的17年后(1601年)，由郭裴等编纂的《广东通志》中，完全无视在本地已经出版并广为流传的崭新地理知识，在“佛郎机”条中写道，“爪哇南有佛郎机国，向不通贡”[50]，仍然完全按照华夷秩序的标准来对外国进行定位。梁启超则是18如年在上海第一次看到《派寰志嘟后，才发出“读之始知五大洲各国”的慨叹。此时已经是利玛窦翻译“亚细亚”一词三百多年后的事情。由汉语“亚细亚”词汇的产生到“我们亚洲”或者说“亚洲观念”的出现，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唐士其)

　　（本论文于2003年10月23日提交在日本东京举行、由日本大学主办的“东亚可持续性发展与合作体系的构建”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收入会议编纂的论文集。原文为日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尚会鹏、宋成有、刘金才诸师指导，特此说明。）

　　注释：

　　[1]在类似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沟口雄三、洪下武志、平石直昭、宫屿博史等学者在他们联合主编的《从亚洲来思考》的丛书中曾提出的，“到现在为止的亚洲，是在以欧洲为坐标轴而形成平面上变化的一个函数。”参见该丛书中的《交错的亚洲》，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顾领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从》，第一册，北京大学潜社，1934年。

　　[3]《尚书·禹贡》。

　　[4]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

　　[5]从中国古代世界地图来研究中国人的“天下观”，可参见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44-61页。

　　[6]李扬帆:《‘天下’观念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5页。

　　[7]司马迁:《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8]现在的学者一般使用“朝贡体系”或者“朝贡制度”(tributazy systezn)。也有人强调朝贡国家并不一定是当时经过册封的藩属国，因此应该用“册封一朝贡制度”(investiture tributary system)。但这二者还是不能完全展示当时体系中对非朝贡国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找到替换“华夷秩序”的词汇。相关研究参见陈文寿:《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第442页。

　　[9]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第31页。

　　[10]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40页。

　　[11]具体研究参见黄枝连著:《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5年。

　　[12]韩愈:《原道》，载《古文真宝》后集，卷2。

　　[13]王韬:《华夷辨》，载《技园文录外编》，卷十。

　　[14]相关研究参见酒寄雅志:《草夷思想内锗相》，载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亚洲中的日本史》(V自我意识与相互理解)，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7-54页。

　　[15]《贞观政要》，卷9。

　　[16]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5。

　　[17]《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5月第11版，第804页。

　　[18]类似观点参见刘伉著:《外国地名谈丛》，北京旅游出版社，1987年，第16-19页;日本学者奥野隆史在为《人文地理学辞典》一书所写的“亚细亚”词条中的解释也大体如此，参见山本正三等编:《人文地理学辞典》，朝仓书店，1997年，第3页。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亚细亚”应该源于亚述语，相关研究参见他撰写的“亚细亚”词条，载下中邦彦编:《亚洲历史事典》，第1卷，平凡社，1959年，第16页。

　　[19]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

　　[20]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21]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以及裴化行的《利玛窦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利玛窦教堂内的翻译并不止一个，其中最主要负责教授利玛窦汉语并帮助他审定稿件的是一个福建秀才，他也是利玛窦来华后最早发展的墓督教徒之一。其中文名字暂不可考，但受洗后教名是“保禄”。

　　[22]洪业著:《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78页。

　　[23]李约瑟(JosePhNeedhanl):《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229-231页。

　　[24]曹婉如、郑锡煌、任金城著:《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的开始》，载杜石然编:(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25]徐继舍著:《流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6]同上，第9页。

　　[27]张廷玉等编:《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意大里亚》(第六卷)，中华书局，2000年，第5667-5668页。

　　[28]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82页。

　　[29]邹振环:《明清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与中韩学人的‘世界意识’》，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5-249页。

　　[30]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第44页。

　　[31]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原书房，1978年，第22页。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对日本人世界认识的影响，参见应地利明著:《地图反映的世界》，第四章，岩波书店，1996年。

　　[32]裴化行:《利玛窦评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57页。

　　[33]魏溶:《利说荒唐惑世》，载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卷三。

　　[34]《皇朝文献通考)，卷298，四裔。

　　[35]《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寰有诠六卷》条。

　　[36]万季野《明史稿》抄本(残卷)，后经过王鸿绪整理，《明史》主要参考王稿并略加损益。关于《意大里亚传)的校订，参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37]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26，列传214，意大里亚传。

　　[38]艾儒略著、谢方校定:《职方外纪》，中华书局，1996年，第7页。

　　[39]同上，第9页。

　　[40]李淇:《答安百顺问目》，载《星湖先生文集》，骊江出版社，1984年，第296页。

　　[41]李溪、洪大容:《医山问答》，载《湛轩书·内集补遗》，景仁文化社，1969年，第362页。

　　[42]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载《日本思想大系》，第醉卷，岩波书店，1976年，第230页。

　　[43]魏源:《海国图志》，《国地总论—释五大洲》。

　　[44]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76-79页。

　　[45]徐继舍:《流裹志略》，第4页。

　　[46]同上，第6页。

　　[47]朱维铮先生强调耶稣会入华带来的新思想传播与当时的王阳明学说思想盛行关系密切。参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第43页。

　　[48]《象山先生全集·杂说》。

　　[49]徐学聚:《徐中垂奏疏·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33。

　　[50]郭集等编:《广东通志》(万历)，卷69，外志四，番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