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概念,一般是指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在中亚战略利益迭现,在此基础上美国中亚战略经历变迁,并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使中国外交面临选择。

一、冷战后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

　　国家对外战略与国家战略利益作为外交学术语,两者之间的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国家战略利益从本质上决定国家对外战略,国家战略利益的变化必然引发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与重新构建;而国家对外战略又是国家战略利益在外交层面上的反映,国家对外战略以表象的形式折射出国家的战略利益。因此从逻辑上讲,要理解国家的对外战略就必须认识国家的战略利益。所以任何对于冷战后美国中亚战略的深刻把握都应当建立在对于冷战后美国中亚战略利益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具体说来,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地缘。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自古以来都是欧亚大陆的交通通道。早在本世纪初,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认为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并强调“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1]。时至今日,中亚地区重要的地缘价值仍为世人所公认。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2]在地缘政治上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然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最富庶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3]正因为中亚地区具有如此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所以其历来都是大国地缘战略利益汇集之处。对于美国而言,其在中亚的地缘战略利益具体的表现为:在国际层面上,美国对于中亚主导权的把握有助于其打通连接北约与美日安保体系的战略通道,从而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安全体系;在地区层面上,“中亚是通向三个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战略利益地区的门户:它的东边是中国和亚洲,它的南部紧靠伊朗、阿富汗及伊斯兰世界,它的西面与北面则是俄罗斯和欧洲”[4]。因此美国对中亚地缘政治主导权的控制,对于在地缘上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张以及遏制中国的崛起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二)能源。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里海石油的储量估计约为1000亿桶到2000亿桶,市值在2万亿到4万亿美元,这样的储量在规模上仅次于中东地区居世界第二位。”[5]“中亚地区的天然气探明的储量达7.9亿立方米,排在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居世界第三位。”[6]正因为中亚地区蕴藏着如此丰富的油气资源,其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便昭然若现:美国通过对于中亚地区油气资源的控制,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油气的供应,同时可以弥补中东可能发生战事后所导致的油气资源供应的短缺,从而确保美国21世纪能源供应的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制衡依赖进口石油的西欧和日本,并制约今后需要大量石油进口的中国。

　　(三)意识形态。冷战的终结在许多美国人眼中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于是他们便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由此人类将走向“历史的终结”[7]。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必须促使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推广,事实上,无论是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还是克林顿政府的“参与与扩展”战略都体现了这种扩展民主价值观的愿望。克林顿甚至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大国都是民主国,同时还有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8]。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亚地区制度的变迁对于美国而言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利益:一方面中亚五国作为制度变迁的典型范例,其制度转型的成功本身就验证了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普适性;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又是具有巨大对外辐射力的区域,中亚地区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成功构建有助于俄罗斯成功完成制度的转型,有助于弱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中东凌厉攻势。所以美国副国务卿塔尔伯特说:“我们将把注意力投诸于对周边地区有影响力的区域扩展民主……这种情况适合于我们对于中亚国家民主与市场化的支持。”[9]

　　(四)安全。与冷战时代相比,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冷战时代困扰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苏联的威胁消失了,因此“美国更安全了”[10]。但另一方面,为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种族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张、恐怖主义等问题如潮水般地涌出;同时全球化增生了许多新问题,如环境恶化、毒品走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跨国犯罪。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美国又更不安全了”[11]。美国要摆脱这种不安全状态,必须从根源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在中亚地区大都可以找到源头:中亚地区存在的大量前苏联遗留的核生化武器,这就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提供了前提;中亚各国境内大量的毒品种植使国际贩毒成为可能;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合流不仅在本地区制造恐怖,还对外输出恐怖;里海环境的日益恶化对全球的生态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二、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

　　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是美国在中亚战略利益的体现,这显然是无容质疑的,但事实上由于大国关系的演变所引发的决策角度的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美国中亚战略在后冷战时代的各个时期的战略利益的侧重层面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中亚战略是经历变迁的。

　　随着冷战的终结、苏联的解体,中亚五国在1991年8月之后相继宣布独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对于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动,美国是加以承认的。1992年1月美国承认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不久又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之后即形成了早期的美国中亚战略,其主要战略内涵是:支持中亚各国争取独立主权;鼓励中亚国家接受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推进市场化改革;使中亚成为无核区,从而消除对西方的安全威胁。可以说,早期美国中亚战略主要是从促进中亚地区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以及保持中亚地区的稳定、解决前苏联遗留的核安全问题等方面加以着眼的,是以实现美国在中亚的安全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战略利益为主的;而对于地缘和能源层面上的利益考虑得很少。这种战略取向中对于中亚国家制度转变的重视无疑带着克林顿政府时期理想色彩浓重的“谨慎的新威尔逊主义”[12]的烙印。而对美国中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漠视则根源于克林顿政府早期对俄罗斯政策:在美俄“战略伙伴关系”[13]的框架下,希望通过对俄政治、经济、安全上的支持,使俄顺利地完成向市场民主化国家的转变,从而将俄融入西方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去,并进而成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既然俄罗斯在美国的对外战略的预期中可以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加以合作的友好国家,那么中亚地区所固有的遏制俄罗斯的地缘价值就不大了,也没必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索其对中亚的战略。此外,战略中对于能源利益的不关心显然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亚油气资源储量预期的不明朗有关;同时在经济、政治都不稳定,法制、规则都不健全中亚地区,美国能源企业进入中亚投资无疑是困难的。这也妨碍了美国在中亚能源利益的顺利实现。

　　在这种战略框架下,尽管美国与中亚各国在政治上高层接触频繁,更在“支持自由法案”下给予了中亚各国大量的经济援助,但事实上美国外交对于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是有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克林顿第一任内,俄罗斯是美国在前苏联地区外交的重点,而美国中亚政策都是为美国的对俄政策服务的”[14],但克林顿政府对于中亚地区地缘与经济价值认识偏差客观上也促使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冷漠。总之,“就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而言,中亚地区并不是中心”[15]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6年初。

　　1996年,随着普里马可夫被任命为俄外交部长,俄对美外交渐趋强硬,美俄在世界格局的走向、北约东扩、车臣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使美俄关系急剧下滑。同时俄罗斯加强了其在中亚的渗透,利用经济援助、军事威慑、外交斡旋的方式,希望在独联体框架下确立其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复兴的地缘战略利益就显现出来了。同时,随着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储量的明朗,其很有可能成为美国21世纪能源的主要供应地,美国在中亚的能源利益迭现。这一切使得原有的美国中亚战略已经无法很好地维持和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与能源层面的战略利益,必须对其原有的中亚战略加以调整。而在这种调整中,对于地缘与能源层面上的战略利益的重新把握无疑将成为调整的主线。

　　1996年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中亚事务特别顾问科林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致辞标志着美国中亚战略调整的开始,他重申了早期美国中亚战略原有的一些内容,如“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帮助中亚国家建立起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防止任何大规模毁灭武器的扩散与走私”[16];但同时他又说“要使中亚国家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扩大美国在中亚的石油供应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17]。这意味着,通过使中亚地区加入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国际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抵消俄罗斯控制下的独联体对于中亚的制度控制,从而在地缘政治上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这显然有助于美国在中亚的地缘战略利益的实现,而扩大美国在中亚石油的供应则是为了促进美国在中亚地区能源层面上的战略利益。

　　1997年3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伯杰在其讲话中更是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列为美国特别关注的地区,强调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对美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意欲加紧参与中亚和高加索事务的步伐,因为那里新发现的石油资源有望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波斯湾的世界第二的大油田。同年4月美国国务院提交了“里海地区能源发展报告”,7月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中亚是对美国具有切身利益的地区。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标志着美国新中亚战略的正式成型。其演讲既是对早期美国中亚战略内涵的再一次确认,如他说“美国对中亚的目标是促进民主、创建市场经济”[18];又提出了新的战略内涵,即维护与增进美国在中亚的地缘与能源层面上的战略利益,如他说“解决地区冲突是能源开发的前提,又与能源开发同时进行”,“欧洲的大西洋联盟正在不断的发展和扩大,它从大西洋以东出发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以东,它的出现标志着长期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中亚各国与昨天决裂”[19]。这表明,美国希望通过地区冲突解决实现其在中亚的能源层面上的战略利益;而通过使中亚国家成为大西洋联盟的一员以摆脱所谓的“外国统治”,实现其遏制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利益。具体说,美国中亚新战略就是:在地缘上消弱俄罗斯的影响,将其转变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能源上确保中亚成为美国21世纪的能源基地;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中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演变;在安全上就是要解决地区冲突,根除一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源头威胁。这一战略在无疑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美国在中亚拓展势力的指针。

　　在新战略的指引下,美国已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开始向中亚地区加大渗透力度,扩大其影响。在政治上,1996—1997年间,美国邀请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总统访美,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定。2000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访问中她强调了美国与中亚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要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在经济方面,美国对中亚各国的官方援助大量增加,其数额也由1997年度的6.2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9亿美元,同时又与中亚各国签署了包括鼓励投资与投资保障在内的大量经济协定。在军事方面,美国加强了与中亚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加大了对中亚的军事渗透。通过北约这一多边合作机制与中亚国家频频进行诸如地区维和、军事演习的合作。1997年9月美国借着“中亚维和演习”的名义派军了进入中亚。而通过美国与中亚直接双边合作,双方在军事技术、反恐怖主义等诸领域上进行紧密交流。

　　综观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中亚战略,其演变无疑是沿着两条轨迹加以推进的:其一是战略内涵的不断扩大,由最初战略中对于意识形态与安全层面利益重视转变为新战略中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能源四个层面利益的并重;其二是战略实施力度的逐渐强化。但无论如何,美国中亚战略都是其中亚战略利益的体现,无论早期战略也好、新战略也罢,都是如此。

三、美国中亚新战略的展望

　　1997年,随着美国中亚新战略的出台,美国对中亚地区加大了势力渗透的力度,力图在地缘、能源、安全、意识形态诸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更是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向中亚地区大举扩展势力。在此过程中,美国不仅获得了中亚五国向其开放领空的承诺,更在《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申明》框架下于2001年10月7日向乌兹别克斯坦派驻了军队,使中亚地区有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可以预见,随着阿富汗事态的发展,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会对美国愈发有利。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美国中亚新战略成功在即,但事实上困扰美国中亚新战略成功实施的因素还很多,这就使其战略实现决不会一蹴而就。具体说来,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美国中亚新战略的战略环境和战略意图之上。就美国中亚战略的战略环境而言:在国际层面上,美国在中亚地区推进新战略无疑将触动诸如俄罗斯、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的战略利益,这就使得大国合作对抗美国中亚新战略成为可能。这样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现在2001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这一系列事件之中。在地区层面上,美国中亚新战略缺乏坚实的地缘依托,这对于新战略的成功实现是不利的。虽然美国的北约盟国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美国中亚新战略在地缘层面上的缺陷,但土耳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很不确定;随着其多次申请加入欧盟受阻,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极有可能摆脱北约的束缚发展其全方位外交,从而使美国那已经很薄弱的地缘依托也化为乌有。在国别层面上,美国中亚新战略环境依然不乐观:一方面,美国在中亚主导地位的确立与中亚五国所希望的中亚战略格局是相背离的,中亚各国普遍认为中亚地区只有在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竞争性”均势格局中,他们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因此他们不希望摆脱了俄罗斯的霸权统治,又迎来了美国的新霸权;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于中亚五国威权政治的频繁指责无疑挫伤了中亚各国政治精英对于美国的好感,这同样不利于美国中亚新战略在中亚加以实现。就美国中亚战略的战略意图而言,美国也未必有推行这种战略的决心:一来,霸权过度扩张导致大国衰落这一为历史所证明的铁律使美国决策者觉得,要有效地维持美国现有的所谓“高处不胜寒”超强地位,就必须节制地使用其资源。而美国中亚新战略的成功必然是以美国资源的大量投入为代价的,这就使得美国决策者未必有很强的决心去实施该战略。二来,在中亚推行新战略势必将触动诸如俄罗斯、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的战略利益,进而引发美国与这些大国关系的恶化。大国关系的恶化无疑对于实现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不利的,同时也会使得美国在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筹莫展。美国似乎没有必要为了区域化的中亚而牺牲其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稳定。所以客观地讲,美国中亚新战略的前景虽然看好,但其成功实施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毕竟有这么多不利的因素制约着。

四、美国中亚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外交之抉择

　　尽管冷战后美国中亚战略历经变迁,但事实上无论是其早期战略或是新战略都对欧亚大陆上的大国——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地体现在美国中亚战略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触及上。一般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是由两个层面上的利益所构成的,即安全层面上的利益和发展层面上的利益。美国中亚战略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触及也就体现在这两个层面上。

　　安全层面的中国国家利益,主要是维护中国的国家独立、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以及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在这个层面上,美国中亚战略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互现:一方面,对于影响其国家安全利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遏制与中国打击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是相吻合的;但另一方面,其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无疑又是不利的,因为这种扩张以及北约和平合作伙伴关系在中亚地区的扩展,使中国丧失了中亚地区纵深达几千公里的战略缓冲空间,从而直接面对美国与北约的威胁,这就恶化了中国西部的安全环境。

　　发展层面的中国国家利益,就是中国要发展自己尤其是要发展经济。但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必须要有稳定的能源供给,尤其是被誉为“工业血液”的石油资源的有效供给。虽然中国是产油大国,但一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于石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本国的生产却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二来由于中国油田多为陆地油田,地质条件复杂、开采困难,这就使得中国石油的生产成本高于世界平均生产成本。因此无论是出于满足工业生产需求的目的,还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中国都有必要进口一定数量的石油,而石油蕴藏丰富且毗邻我国的中亚地区就很自然地将成为未来中国石油资源的主要进口地;而美国对于中亚油气资源的控制限制了中国对于该地区石油资源的输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扼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西部地区必然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源区,而美国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对于西部的发展环境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美国中亚战略对中国而言是弊大于利的。严峻的现实已经摆在面前,我们必须找出应对之策。中国外交可供选择的战略概括地说有四种:孤立、搭车、自助、联盟。孤立显然不可行:中亚地区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攸关之处,是不可轻言放弃的地区。搭车,即搭美国中亚战略之车,通过与美国合作来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似乎是一种很不错的战略选择,但这种战略在实践上有局限性。虽然中美两国在诸如打击恐怖主义与维护中亚地区稳定等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但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核心战略利益迥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抗性。这就使得中美之间合作的深度是有限的,双方只可能在一些大家都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层面进行合作,而就整个中亚进行战略意义上的深层次合作是不太可能的。自助,即靠自身的实力来对抗美国的中亚战略,这同样是一种存在局限性的战略:一来,中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如果贸然推行此战略,实力与手段的脱节将给中国外交带来无穷的后患;二来,与美国在中亚的对抗会有引发中美关系大幅度倒退的可能,这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中美关系的恶化,在中国国家利益发展层面上将使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市场、资金的方面的限制,这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在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层面上,这会使得美国加大对台湾干涉的力度,从而在客观上影响祖国统一的进程。联盟,即借助于大国同盟来对抗美国中亚战略,这也不妥当:一来现有的可以与中国联盟的大国非常有限,主要就是俄罗斯;二来,即使中俄结盟,就实力的角度而言是不足以对抗美国的,况且中俄同盟的内部凝聚力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一些基于历史和地缘所导致的问题的存在而弱化,这就使得本来实力就不强的中俄联盟无法与美国相抗衡。可以说,以上诸种战略在实际运用中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这就使得这些战略的任何单一运用都是不可取的。但同时,除却孤立战略之外,这些战略又都有其可取之处。如通过搭车战略,中国在“九一一”恐怖事件以后,主动加入了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这既有利于中国有效地打击国内外恐怖主义势力,又降低了中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基金投入,无疑一举两得;又如通过自助战略,中国发展自己、壮大自身的实力,从而就增加了中国对抗美国中亚战略的资本;再如通过结盟战略打俄罗斯牌,一方面可借俄罗斯之力对抗美国中亚战略,另一方面又使美国有所顾忌,从而减缓了其推进中亚战略的速度。所以笔者以为,比较可取的中国外交对策应当是:在充分认识到搭车、自助、联盟这三种战略局限性的基础之上,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运用这三种战略的可取之处。但如何灵活、如何在运用三种战略的基础之上又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以及如何运用此三种战略之间的互动从而产生最优化的战略效果,这无疑是需要高素质的外交作保证的。

　　注释:

　　[1]麦金德:《历史地理的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

　　[2]布热津斯基在其书《大棋局》中认为“欧亚大陆巴尔干”是指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

　　[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4]Talbott,“Promoting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in Central Asia”,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5,number.8,Feb 21,1994

　　[5]Hugh Pope,“U.S.Report Says Caspian Oil Deposits Might Be as Large as Expected”, The Wallstreet Journal,April 30,1997,p10

　　[6]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7]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National Interest,number.6,summer.1989,pp3-18

　　[8]William Clinto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1994-1995: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Washington D.C:Brassey' s Press 1994,pp7-13

　　[9]Talbott,“Promoting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in Central Asia”,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5,number.8,Feb 21,1994

　　[10][11]Richard N.Haass,“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 After the Cold War”,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Inc.1997.pl

　　[12][13]Williamg.Hyland,“Clinton' s World:Remak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aeger Publisher.1999,p23.p86

　　[14][15]Fiona Hill,“A Not-so-Grand Strategy: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Politique etrangere,Feb.2001,p4.p6

　　[16][17]James F.Collins,“Remarks before Foreign Policy Expert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7,number.4 Nov.4,1996

　　[18][19]Talbott,“American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8,number.6.july.10,1997

　　(作者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