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特的开发战略和措施

　　中亚是前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也是宗教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十月革命后，为了帮助中亚各国走上共同繁荣之路，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苏联从30年代开始，对中亚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科技为先导、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基础的独特开发战略。这一开发战略既不同于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消灭印第安土著、发展资本主义农业)，也有别于苏联的“西伯利亚开发模式”(几乎是在纯自然状态下的能源、资源开发)。

　　苏联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确保开发中亚战略的有效实施：

　　政策倾斜。联盟中央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中亚实行明显的倾斜政策。“一五”计划(1929-1932年)期间，全苏固定资金增长了289%，中部发达地区为199%，而哈萨克则达到549%，中亚四国为494%。从“二五”计划(1933-1937年)起，中亚各联盟共和国在全苏工业投资中所占比重明显加大：哈由“一五”时期的2.1%增至3%，其他四国由1.6%增至2.4%；“三五”计划和二战时期，这一比重又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一五”至“二五”期间，中亚各共和国财政预算大部均来自中央，塔这一比例竟高达80%。此外，各国还享受信贷、不上缴利润，免税等优惠政 策。

　　另外，从“一五”时期起联盟中央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中部地区企业连人带设备一同迁至中亚。如二战期间共有308个大型企业疏散到中亚，还兴建了大批新企业。

　　人才支援。中亚地区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与苏联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技、文化人才的到来有直接关系。“一五”期间仅向土库曼派遣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5万，1928年至1936年有170万斯拉夫人来到中亚。另外，二战期间，随企业迁往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人员多达2500万。这些人在中亚地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大垦荒运动。这是赫鲁晓夫时期开发东部地区(主要是哈萨克)农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1954年至1960年，国家通过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数百亿卢布资金，移民120万人)，在哈开垦荒地2550万公顷，建立了数百个国营农场，使哈成为继乌克兰之后全苏第二大粮仓，1960年哈谷物产量比垦荒前增加了3倍多。此后，哈粮食年产量基本保持在全苏产量的10%以上。

　　大力发展科教文等事业。十月革命前，中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落后地区，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游牧人口，当地居民绝大多数是文盲，识字率仅为2.3%。为迅速提高 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党和政府采取全民扫盲，兴办普通教育，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措施，成效显著。到1939年，中亚五国居民识字率已达77.7-83.8%，接近全苏87.4%的水平。1940年，中亚五国已有315所中专和67所高校，另有普通中学7162所，在校学生总数达328.2万人。此外，中亚的科研事业也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到1940年，中亚五国都建立了全苏科学分院，共有195个研究所，科研人员已达5900人。

二、历史性飞跃——从游牧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苏联对中亚几十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大大拉近了中亚地区与现代文明社会的距 离。这些成就主要表现为：

　　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工农业产值的增长和专业化经济区的形成上。与1922年相比，1981年哈的工农业产值分别增长数为904和12.8倍，乌为414和11.8倍，吉为668和10.8倍，塔为875和14.2倍，土为206和10.7倍，同期苏联增长了514和5.2倍，俄罗斯联邦增长了497和4.1倍。哈、吉、塔三国工业增长和五国农业增长均超过了全苏和俄联邦的增长。按照经济发展区域分工协作的原则，中亚经济成为苏联国民经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哈是全苏重要的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化工基地，乌为棉花种植及与此有关的机械制造业基地，土主要发展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种植业，吉成为电力和有色金属基地，塔发展电力和化肥工业。

　　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人口和脑、体劳动者比例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1913年中亚五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均高于全俄城乡人口18%∶82%的比例。到1982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哈、乌、吉、土、塔的城市人口分别为56%、42%、39%、48%和34%，虽与俄联邦71%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中亚人口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事实(70年代中亚人口的增长率是波罗的海三国的6-10倍)，中亚的城市化进程还是取得了巨大进展。另外，在国民经济从业人员中，每千人受过高、中等教育人数，1939年哈、乌、吉、土、塔分别为99、61、56、78、45人，与俄联邦124人相比差距很大。但到1982年，这一差距已不存在，俄联邦、哈、乌、吉、土、塔分别为842、848、888、846、867、817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亚劳动力结构中脑力劳动者比例在不断增大。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到1982年，哈、乌、吉、土、塔五国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拥有数分别为172、183、155、125、138人，虽低于全苏197人的平均水平，但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科技事业的腾飞。经过几十年努力，中亚各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迅速增加，在许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哈的宇航、化工研究，乌的植棉技术，土的沙漠治理和太阳能利用技术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1981年，哈、乌、吉、土、塔五国拥有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分别为：3.85、3.65、0.86、0.52、0.77(万人)，比1940年增长了23、12、29、10和19倍。

　　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到1981年，哈、乌、吉、土、塔五国每万人中医生的拥有数为30人左右，虽然低于全苏38.5的平均数，但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巨大的投入带来了全方位进步， 各民族共同繁荣，综合国力增强。1991年3月苏联解体前夕，中亚五国要求保留联盟的呼声最高就是上述巨大成就最有力的证明。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发中亚的经验和教训

　　中央高度重视、决策正确是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20世纪初，一份资产阶级权威杂志曾断言：要在中亚这一几乎遍地文盲的极端落后地区普及识字，需要花费4600年。苏共不信邪，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使中亚当地居民识字率达到80%左右，接近全苏平均水平。到80年代，连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苏共坚持不懈 的努力，它制定的苏联各民族在经济上共同繁荣，在科教文卫方面相互接近的“目的达到了”。

　　妥善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是重要保障。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在尊重、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和特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片面强调民族性或忽视少数民族利益的做法，都有悖于开发宗旨，苏共在这方面教训十分深刻。联盟中央曾为中亚许多少数民族规范、甚至“制造”文化，并在就业、升学等许多方面给予特殊优先照顾。但另一方面，联盟中央在中亚过渡到社会主义后，忽视各少数民族习惯和特点，认为民 族问题已经解决，盲目推进民族接近和融合，在移民、推广俄语等问题上操之过急，结果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引起不满。

　　解决好开发的动力机制问题是前提。中亚开发经验表明：处理好中央推动、发达地区支援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性、主动性关系问题是开发成效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苏联中央政府大包大揽的一些做法不仅让中央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使发达地区(输血者)感到吃亏，也抑制了中亚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培养了其坐享其成的依赖心理和民族情绪。

　　生产力的总体布局与经济协调发展并重。苏联片面强调“分工协作” 原则，造成中亚经济结构畸型，加工制造、轻工业发展长期滞后，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1991年9月，乌总统卡里莫夫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央的政策损害了乌的利益，“联盟只关心让共和国提供棉花，而把困难统统留给这里的人民自己解决，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乌棉花产量一直占全苏60%以上，但棉织品产量却不足3%。

　　实施保护性开放战略是保证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苏联建设中亚过程中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掠夺性开发做法导致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等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教训同样十分深刻。其中最典型的是咸海干枯问题。咸海是世界第四大内陆湖，由于在两河流域盲目扩大农田开发(30年共开垦灌溉农田200万公顷)，耗水量猛增等原因，致使咸海因得不到水源补充而日益干枯，90年代初，已有约40%的海底裸露，成为中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