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和分析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指出在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实质是平等互利。这种关系得以维持是与双方的经济实力分不开的。中亚国家与俄国在16—17世纪的交往是中世纪中亚与东欧关系的继续。

　　关键词　中亚国家　俄国　外交关系

　　1558年,莫斯科贸易公司成员安东尼·詹金森作为俄国沙皇的使者出访中亚,他对中亚希瓦和布哈拉汗国的访问标志着中亚国家与俄国之间开始了使节互访的关系。此时,西方的西欧正在由传统文明转向近代文明;东方中国的传统皇权专制体制已经进入没落阶段;而地处欧亚内陆的中亚三个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哈萨克汗国)和俄国刚从金帐汗国的衰亡中崛起,正在筹建封建大一统的国家。

一、中亚国家与俄国交往初期的历史背景

　　15世纪末,欧亚内陆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统治欧亚大陆的蒙古汗国纷纷瓦解,周边势力涌入欧亚中心地带,瓜分它们的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成吉思汗系后裔在中亚建立了哈萨克、布哈拉和希瓦三个封建汗国。与此同时,罗斯诸公国也摆脱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以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为主的东北罗斯、以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为主的西北罗斯和以加利奇-沃伦公国为主的西南罗斯三个地域中心。

　　16世纪上半叶,中亚三汗国与罗斯诸公国都在致力于建立统治秩序。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争夺之后,中亚三个汗国的疆域基本上确定下来。哈萨克汗国占据了锡尔河以东、以北到乌拉尔山以东、额尔齐斯河以西的草原;布哈拉汗国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控制着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希瓦汗国以阿姆河下游的绿洲为中心,统治着从阿姆河至里海东岸的地区。由于中亚三个汗国继续实行成吉思汗时期就开始的分封制,封建割据势力很大,三汗国的统治者都在致力于削弱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的战争。

　　东北罗斯的莫斯科公国在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之后,加速了统一罗斯国家的过程。莫斯科公国在几位王公的励精图治下,经过一系列兼并战争,将苏兹达尔-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等公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1521年,普斯科夫和梁赞并入莫斯科公国,标志着统一俄国的形成。

　　中亚三个汗国和俄国在打击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积极地巩固边疆,并向外扩张地盘。然而,双方的外部条件都限制了它们的发展。16世纪初,中亚三汗国在周边面临强敌,国际环境不利于它们向外发展。哈萨克、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在西部和南部分别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新兴的波斯萨法维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的包围之中,向外发展的空间很小。为争夺呼罗珊地区,布哈拉和希瓦汗国与波斯萨法维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致使中亚西行之路受到阻断。在北部,16世纪中叶以前,希瓦汗国和哈萨克汗国与诺盖汗国和喀山汗国相邻,此后,受到了俄国东扩的挤压。在外部强大势力的阻挡下,中亚三个汗国都未能发展成为像蒙古帝国那样的大帝国,只能是地区性国家。与之不同,莫斯科公国在经过两个世纪的扩张以后,将成为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俄国在统一以后,迅速走上了扩张道路。正如恩格斯所说:“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 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1]

　　在16世纪,西方的外部环境不利于俄国的发展,俄国在北、西、南三面被强大国家瑞典、波兰、土耳其包围,因此,俄国在这三个方向的扩张在此时期内收效甚微。而东方的外部环境对俄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与俄国毗邻的东部政权是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诺盖汗国等小汗国。1551年8月,俄国灭掉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汗国, 1556年,伊凡四世率大军远征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汗国,将其纳入俄国版图。于是,俄国东部领土扩张到乌拉尔山以西,东南部抵达里海北岸和西北岸,成为与哈萨克汗国和希瓦汗国领土毗邻的国家。

　　1558年,沙皇伊凡四世把乌拉尔山脉地带及其以东的所有能够征服的地方作为封地赐给了原居卡马河谷的斯特罗戈诺夫家族,让他们守卫俄国的东部边界。20年以后,斯特罗戈诺夫家族成员率领着一股哥萨克流寇,侵占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部分领土。1587年,俄国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至此,哈萨克汗国在北部和东北部也与俄国的领土接壤。

　　俄国疆域的东扩以及中亚布哈拉和希瓦汗国与波斯萨法维王之间的战争,使中亚西行之路逐渐让位于经里海到伏尔加河流域的西北之道路。在这种背景之下,从16世纪下半叶起,河中地区的布哈拉汗国和阿姆河下游的希瓦汗国、七河地区的哈萨克汗国及哈萨克汗国分裂之后形成的三个哈萨克玉兹,还有里海西南的呼罗珊地区,都加强了与俄国的交往。

二、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交往的内容

　　在16至17世纪的两个世纪中,中亚三汗国与俄国之间的交往以贸易为主。随着俄国对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三个汗国的征服,中亚与俄国之间的贸易从东欧平原北部的贸易中心伊蒂尔城和保加尔城转移到喀山、阿斯特拉罕城和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城等城市。贸易中心的南移和东移,使希瓦汗国花剌子模绿洲的地位重要起来,它成为联系中亚市场与北部三海(咸海、里海和黑海)贸易的便捷之地。来自布哈拉、撒马尔罕、巴尔赫的商人经花剌子模绿洲,渡里海到阿斯特拉罕城与西方商人贸易。来自阿斯特拉罕、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的俄国商人,特别是莫斯科商人,也渡过乌拉尔河和恩巴河来到阿斯特拉罕城。第一位出使中亚的俄国使者安东尼·詹金森往返之路就是从伏尔加河经里海而进入中亚的。

　　中亚国家与俄国的贸易继续着以往传统商品的交流。中亚商人出售的商品主要是产自中亚的棉花、染料、药材、矿产等原料和中亚纺织品、棉布、丝绸等。中亚的纺织业、印染业等手工业在当时享誉 世界,布哈拉、撒马尔罕、忽毡和费尔干纳都是著名的纺织中心。棉布卡尔巴丝(karbās)、阿拉查(alācha)、赞丹尼奇(zandān-īchī)和奇特(chīt)最为著名。卡尔巴丝是一种加亚麻织成的平滑布,经过漂白或染成黑色、深蓝色、黄色、绿色或灰色。阿拉查是一种优质纱纺织的宽条纹布,条纹宽窄不一、色彩多样且搭配协调。奇特是一种印花布,布上的图案有手绘的,也有印板印出来的,在16世纪后期,撒马尔罕已有七彩色的奇特。16—17世纪,中亚纺织品大量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出口到俄国。

　　俄国的纺织业集中分布于人烟稠密的中部地区及彼得堡,其中以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省为中心,纺织业大多数是俄国农民的家庭副业。16—17世纪,农民纺织的麻布和粗布,既用于家庭需要,也用于出售。然而,有资料表明,俄国布比东方进口的布贵,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可以买到从东方各国进口的,价钱便宜的棉布,如粗白布、平纹布、大红布、印花布等等。这些记载也说明在16—17世纪俄国需要来自中亚的棉织品。俄国灭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后不久,莫斯科在1580年从布哈拉进口了大约5000匹棉布[2]。此外,布哈拉的纺织品印花、赞丹尼奇布、卡尔巴丝、长袍成衣和一些手工金属 器皿大多数经希瓦商人运到俄国。

　　印染业在纺织品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亚的印染业也十分发达,印染技术高超。在中亚,主要采用色浓且不褪色的植物和矿物染料,染料的配方代代相传,严守秘密。例如,调色工穆拉·米尔·穆罕默德·胡赛因(MullāMīrMuhammadHusayn)能够调出使人想起孔雀的深浅不同的色彩[3]。土库曼妇女的染技也非常高,她们染出的布料颜色随时间的流逝不仅不褪色,反而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暗色和产生一种光泽。在中亚出土的地毯,有的可以呈现出18至24种颜色[4]。

　　俄国在入侵乌拉尔山以东之前,缺乏染料,在侵占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以后,由于长期未解决乌拉尔山到俄国西部的交通问题,所以,俄国纺织业中急需的染料大多数来自中亚。因此,在中亚与俄国的贸易中,染料,特别是靛蓝,是中亚向俄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布哈拉富人曾大量屯积靛蓝,伺机赚钱。

　　此外,俄国还需要中亚的矿产品。中亚地区矿藏丰富,在中亚南部地区有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和马什哈德等几大矿区。巴达克山境内(除高山外)的天青石矿从古代起就大量开采并输出到西亚和北非,在巴达克山开采的半宝石,其中大部分出口到俄国。16世纪末期,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将西伯利亚并入俄国版图。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有储量很大的金、白金、铁矿、铬矿、碱、硫酸、盐酸、蓝矾、 绿矾等矿藏资源。由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些新征服地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此难以大规模地进行开采和利用。直到18世纪,俄国吞并哈萨克小玉兹和中玉兹以后,这一地区的交通才得到改善。

　　中亚商人不仅经营本地产品,还利用地处东西商道的有利条件,经营着与中国、印度、波斯的过境贸易。中国的大黄被认为是万能药品,作为染料也很有价值,在俄国深受欢迎。从17世纪上半叶起,布哈拉商人垄断了波斯和俄国的大黄贸易[5]。1653年,仅一个中亚商人销往俄国的大黄就达671公斤[6]。到18世纪后期,俄国对大黄的需求量仍然很大,中亚有两个家族在1772年以后的45年中,平均每年向俄国运送16. 38吨大黄[7]。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以后,开始向西伯利亚移民。由于西伯利亚地区没有制造业,中亚一直是该地区手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的供应者。布哈拉商人在西伯利亚销售赞丹尼奇布、卡尔巴丝和印花布。这些商品补充了草原的游牧经济,满足了俄国移民对手工业品的需求。俄国也利用在西伯利亚获取的皮毛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这些皮毛有一部份出口到中亚国家。哈萨克商人是这一贸易的中介者,他们常常把西伯利亚的毛皮、石蜡等商品带到中亚南部的市场上出售。

　　除了贸易往来外,在16—17世纪,中亚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与俄国开始了正式的使节访问。使节互访涉及的内容集中在两国之间的贸易、释放俄国奴隶、中亚穆斯林途经俄国前往麦加朝圣以及俄国经中亚南下印度洋的道路等问题。

　　在俄国与中亚国家的使者互访中,谈论较多的是俄国奴隶问题,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交涉。安东尼·詹金森在1558至1559年访问中亚期间,赎回了在中亚做奴隶的25个俄国人[8]。此后,赎买俄国奴隶成为俄国使者与中亚国家交涉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中亚诸汗国统治者想以此向俄国索取大笔赎金,而俄国使团往往所带资金有限,不能满足中亚诸汗国提出的要求,因此,每次使节赎回的奴隶都不多。直到17世纪末,双方仍未能就此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

　　双方使者往返谈论的又一件事是关于中亚假道俄国去麦加朝圣的问题,这件事在17世纪开始突出。中亚居民到麦加朝圣的路线原来是经波斯国境前往阿拉伯半岛,非常便捷。布哈拉汗国与波斯萨法维王朝发生战争之后,这条道路被阻断,中亚居民朝圣必须绕道而行,先向西北渡里海到阿斯特拉罕城,然后向西取道黑海到伊斯坦布尔,最后南下到麦加。新的朝圣之路在里海至黑海之间有一段掌握在俄国境内。中亚诸汗国不得不假道于俄国。在布哈拉和希瓦汗国致俄国的外交信件中,尤其是17和18世纪的信件中,常常恳求俄国不要阻断这一交通。而沙皇认为各国穆斯林间的交往将对俄国造成威胁,于是,极力阻止国内穆斯林,特别是阿斯特拉罕城的穆斯林,与宗教狂热者交往和联系。因此,这一问题直到19世纪下半叶也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一时期,中亚诸国与俄国之间交涉的问题还有长期在俄国经商的中亚居民的居住地问题。在这些商人中,大多数人已经与当地的鞑靼妇女和巴什基尔妇女结婚。沙皇不愿意让这些中亚商人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带回中亚。为此,中亚商人曾举行过请愿活动,他们要求沙俄政府批准这些家庭永久移居境外,但是他们的请求常常遭到拒绝。与此同时,在布哈拉和希瓦为奴的俄国人通常也与当地女子结婚,并且改宗信仰了伊斯兰教。俄国人迫切地想把他们的同胞从这种“危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双方使者就此问题进行过多次磋商,然而,最终也未提出任何突破性的方案。

　　在这一时期,俄国与中亚国家交往最成功的事情是探测通往印度之路,此事始于17世纪60年代末。1669年,沙皇派使者帕祖欣调查从中亚通往印度的道路, 1674年,帕祖欣兄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访问了布哈拉和希瓦汗国。他们收集了有关从中亚南下印度的材料。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 1695年,俄国派往印度的使团终于经中亚抵达印度,在德里受到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的接见,俄国探测从中亚南下印度的目的实现了。

　　从中亚诸汗国与俄国在16—17世纪的关系来看,双方按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交往。

三、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关系的实质

　　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是互利的。中亚诸汗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俄国处理一切外交事务。这一点首先从布哈拉汗国接待俄国使者的礼仪上反映出来。1620年,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派伊凡·霍赫洛夫出使布哈拉。布哈拉汗伊玛姆在撒马尔罕城接见了霍赫洛夫。霍赫洛夫返回俄国后,向沙皇呈报说,他被要求以布哈拉汗国之礼参见伊玛姆汗,在他进宫廷之后,必须把沙皇给布哈拉汗的信转交给一位官员,由这位官员转呈到汗手中。在霍赫洛夫向伊玛姆汗转达俄国意见的过程中,当他提到沙皇之名时,伊玛姆汗没有做出诸如起身等任何尊敬的表示。霍赫洛夫认为他在布哈拉汗国内受到了侮辱。沙皇大为震怒,下令拘留了随霍赫洛夫回访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使者,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9]。由此观之,当时中亚国家与俄国是以平等地位交往,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臣属关系,当然,双方统治者之间也无君臣之分。

　　其次,双方处理的外交事务也反映出中亚诸汗国是以平等的身份在与俄国交往。17世纪上半叶,希瓦汗伊斯法德雅尔(1623—1642年)在一封用察合台文写给俄国沙皇的信中,谈到了希瓦商人在里海遭到俄国人刁难的情况。信中说,俄国商人在希瓦享受着自由贸易,而希瓦商人前往俄国通商,在里海受到阻拦,俄国船长要他们将商品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们,即便来到了阿斯特拉罕城,希瓦商人也会受到该城官员的勒索,官员要他们缴纳重税或非法税款。沙皇接到此信后,下令停止以这种方式对待希瓦商人[10]。1700年1月21日,希瓦汗尼雅兹·伊斯哈克派使者多斯特·伯克·巴哈杜尔到莫斯科,带了一封给彼得一世亲信波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哥里津亲王的亲笔信。信中提议希 瓦汗国与俄国签订条约之事,并且提到了双方共同缔结防卫联盟的问题[11]。

　　再次,在16—17世纪,中亚国家具有完整的领土权,俄国人不能随意进入,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9世纪俄国征服中亚前夕。在此时期,中亚国家与俄国来往的商人出入境都必须登记。这可以从托博尔斯克城、阿斯特拉罕城及以后的奥伦堡城的海关出入境登记表上反映出来。在俄国征服中亚前夕,俄国在一次咨询会议中决定侦察中亚第一条交通大道阿姆河,寻找一个适宜于俄国将来与布哈拉汗国贸易的据点[12]。这次任务的完成要经过希瓦领土,考虑到俄国船只在阿姆河上航行可能会遭到希瓦方面的抗议,于是,俄国企图利用护送布哈拉使节涅吉麦金和卓回国之机完成这次侦察任务,为此,俄国方面还特派切尔尼耶夫中校率一支由125人组成的护卫队护航[13]。中亚国家领土权的丧失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1873年8月12日,在希瓦被迫签订的投降条约中,俄国才拥有阿姆河的航行权[14]。至于中亚的第二条大河锡尔河,俄国是在攻克中亚浩罕汗国(原布哈拉汗国属地)的阿克麦切季要塞之后, 1853年,俄国轮船才开始自由地在锡尔河上航行[15]。

　　不难看出,在16—17世纪期间,中亚诸汗国与俄国以平等国家的身份处理着外交事务。俄国企图使中亚国家成为自己属国的想法是在18世纪初。18世纪初出使中亚的使者别科维奇的使命之一是劝说希瓦汗和布哈拉汗接受俄国国籍,或者至少承认俄国的保护。1700年6月30日,俄国在写给希瓦汗的一封信中,强调“我们伟大的沙皇陛下命令你臣服于我们”[16]。

　　在政治上平等外交的同时,这一时期,中亚诸汗国与俄国在经济上的交往是双方的需求,是互利的。1620年,俄国使者伊凡·霍赫洛夫出使布哈拉时,按沙皇的指令,他的使命首先是说服布哈拉汗加强与俄国的贸易和友好关系。指令说,要使布哈拉汗确信:与土耳其、伊朗、克里米亚汗国、意大利、法国、英国、丹麦等国有外交关系的俄国是强大的,与俄国贸易和保持友好关系是必要的[17]。

　　俄国与中亚贸易的需求还从俄国在东部增加贸易点和与中亚商人贸易数额上反映出来。在16—17世纪,俄国在维护沿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南下与中亚各国贸易渠道畅通的同时,还注意发展新的贸易城市。17世纪,俄国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城也成为俄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的重镇。中亚商人到托博尔斯克的贸易路线沿伊施姆河、额尔齐斯河而至。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的另一些城市还划出布哈拉人的侨居区。据伊布拉西莫夫的《哈萨克贸易史》一书记载,在1639至1672年,布哈拉商队到达托博尔斯克城共16次,商队成员308人[18]。

　　俄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不仅频繁而且贸易量也很大。在詹金森访问中亚之时,随他而行的商队有一千峰骆驼[19]。1619年末,一个布哈拉商人托运到喀山的货物就有1294匹赞丹尼奇布、223包棉花、300条饰带、70米印花布、4. 5公斤丝、几件衬衫和长袍、13张山羊皮[20]。在与中亚的贸易中,托博尔斯克城与布哈拉汗国的贸易所占比例最大。根据托博尔斯克海关公布的数据, 1655至1656年,布哈拉产的赞丹尼奇布在该城的年销售量是8080匹[21]。

　　中亚国家与俄国在16—17世纪建立起来的政治平等、经济互利的关系是在双方国力相当的前提下实现的。

　　在16—17世纪,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在经济上整体落后于西欧,西欧正在迈入近代化,充满活力,而东欧与中亚一样仍然是以农牧结合的农业社会。地处东欧的俄国也未摆脱这种状况,它的经济实力与中亚国家几乎处于同一个水平。因此,除了向远东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发展外,俄国在此期间无力南下征服中亚,只能与中亚国家保持着平等交往。

　　俄国与中亚的希瓦和布哈拉汗国一样都是兼营畜牧业的农业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然而与西欧和东亚相比,俄国的农业受到了地理环境因素的限制。东欧平原属于大陆性气候,降水量自西而东逐渐减少,里海西北部沿岸地区年降水量仅二十多毫米,成为欧洲唯一的沙漠地貌。尽管大西洋吹来的海风湿润而温暖,但它对东欧的影响主要在东欧北部地带,东欧南部地带受到来自亚洲内陆的干燥寒冷风的影响。加之,东欧平原纬度高,冬季漫长,积雪时间从三四个月(基辅、伏尔加格勒)到六七个月(彼得堡、阿尔罕格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等,在莫斯科附近,农业耕作期只有5至6个月(在西欧农业耕种期达8个月)。因此,俄国农业在时间上受到了限制。

　　从农业生产力水平上看,俄国也与中亚国家一样,使用铁农具。在俄国,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是 在14—15世纪。16—17世纪,俄国在农业生产中主要使用带铁铧的木制工具。俄国与中亚国家一样,粮食亩产量当时都以播种数和收获数之比的方式表示,这种方式在中亚被称为“籽种地亩”数。俄国的籽种地亩数是3: 1[22]。因此,俄国要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依靠扩大农耕面积。

　　俄国在军事上也没有超越中亚国家的实力。中亚在16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火炮。帖木儿后裔巴布尔(1483—1530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巴布尔回忆录》),书中提到在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统治者速檀·忽辛·米尔咱(SultānHusaynMīrzā)于1495—1496年围攻喜萨尔时,使用了一门火炮(qazān)[23]。巴布尔本人有一位铸造大炮的工匠师傅阿里·库里(AlīQulī)。《巴布尔回忆录》一书缺1508至1519年这段时间的记载,而这11年正是中亚火炮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巴布尔于1523年进入印度时,将火炮排在自己军队的前面,用牛皮拧成的绳索将炮架连接起来,以粉碎骑兵的冲锋[24]。

　　俄国在这一时期开始制造铠甲和火炮,莫斯科有专门的枪炮作坊,制造大炮和生产火药。17世纪的土拉是俄国大规模的武器生产中心。但是,俄国的铸铜生产发展缓慢,影响了火炮的生产。不过,在武器制造上, 17世纪俄国可能开始显示出优势,这一点也可以从哈萨克汗特夫克勒向俄国要求武器支援,以对付布哈拉汗国一事反映出来。尽管如此,在16世纪下半叶,俄国军队在本质上与同时代的亚洲军队相似,基本上是由马上弓箭手及以笨重粗糙的火枪武装的步兵[25]。俄国人极力想打破这种“亚洲局面”,这一愿望在16—17世纪没有实现。

　　综上所述,在16世纪至17世纪,俄国与中亚国家生产力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双方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差别。在此经济力量的前提下,平等交往成为俄国与中亚交流的主旋律。直到19世纪中叶,俄国才有力量去考虑征服中亚国家的问题。而就是此时,俄国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也只能采取步步为营的要塞线战略。

　　16—17世纪,俄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平等互利关系的建立对双方经济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从16—17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上考虑,这种外交关系仍然属于传统外交关系的范畴。

　　中亚国家在与波斯萨法维王朝战争以后,能够吸收西方新技术和新思想的渠道就是通过东欧。而背靠着正在步入近代化西欧的俄国在此时期对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瑞典、波兰、土耳其三大强国严密防范着俄国,企图割断俄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阻止俄国从西方获得武器和先进的技术。因此,中亚国家在与俄国的交往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未能吸收到任何新东西。既学不到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技术,也学不到先进的组织形式。除了外部环境的阻隔使中亚和俄国未能吸收到新时代的气息外,在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自身的发展也没有这种需求。在政治上,当西方已大踏步走向近代化之时,俄国与中亚诸汗国正在筹建封建国家,正在筹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在社会经济方面,当西欧国家的工场手工业已经得到极大发展,商品生产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之时,中亚国家与俄国却仍然以手工业作坊的形式进行着生产。

　　在中亚,小作坊是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16世纪手稿中的几幅插图反映了当时作坊的情况。铁匠铺一般由师傅、打铁助手和拉风箱的学徒三人组成;设备有炼炉、风箱、铁砧、槌棒和火钳[26]。手工业者的组织处于封建的行会阶段。手工业者依职业组织了手工业行会。从陶工手工行会的章程(risālas)得知,行会会长的职责是监督行会生产的产品质量,保证达到公认的标准;分配和征收政府规定的税款;给行会学徒指定传授技术的师傅等[27]。俄国在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初,农村小集市得到发展。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定期到靠近商道的村内集市进行买卖。在这些有市集的村庄中住着铁匠、陶器匠、皮靴匠、鞍匠、制木桶匠、制熟羊皮匠、裁缝和木匠等。他们在家内制作产品,在长凳上做买卖。16世纪以后,手工业者也组织了自己的公会,在莫斯科、普斯科夫和其他各大城市,手工业者还与商人联合成“一条街”、“同业公会”、“行会”、“团伙”等等。公会的职责是:遵循本会规矩,保护本会成员,联系贸易地点、监视重量和长度单位,监视市场和贸易情况。17世纪上半叶,俄国出现了第一批手工工场。但是,工场发展迟缓,到17世纪末尚不足30家。而且手工工场基本还是封建农奴制的作坊,技术低下,效率不高[28]。俄国真正开始“工场手工业”是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执政时期。

　　在16世纪,西欧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商船队,进行远洋贸易,代表各国商业资产阶级的组织和机构遍 布世界许多地区。西欧国家广泛采用公司贸易的形式,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中亚国家与俄国的贸易却仍然是集市贸易,商品经济不发达。在俄国,行商成为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在俄国境内收购零星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待某种商品积累到一定量时转卖给较大商人,再由商人带到集市贸易。而且大多数集市具有季节性。在中亚,据詹金森的见闻,在花剌子模绿洲上的乌尔根奇“城内的建筑也是土建的,陈旧而杂乱,一条很长的街道穿城而过,市场也就在这条街上。由于内战,该城七年里四易其主,因此,城内几乎没有多少商人,而且商人们非常贫穷,我在各城镇中总共卖出的布不超过4匹。他们所卖的商品主要来自布哈拉和波斯,但是,其数量之少不值一提”[29]。此外,在中亚国家内,商业的发展还因重税和层层关税而受到限制,封建统治者把持着对外贸易。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世纪,俄国人涅鲍利辛于1850年11月14日从奥伦堡写给俄国地理协会领导人的一封信说:“汗国与俄国的全部贸易都集中在某些资本家手里,他们多半是参与统治的人。”[30]在布哈拉、希瓦、浩罕经商的富人,“对统治者隐瞒自己的财富,免得触动他们的贪欲,以便在不利的时刻好逃避他们的抢劫。因为这些统治者虽然挂着汗和埃米尔称号,实质上却是暴君。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总是不知羞耻地占有被自己统治的人的财富。所以在那里连最富的人都无法确信,说不定将来会有一天,尽管自己没有一点过错,却会遭到不经任何法庭审判就被剥夺全部财产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穷光蛋”[31]。

　　不难看出,中亚国家和俄国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都沿袭着封建经济的老路在前进,没有新生产力出现的迹象。惟有解放俄国奴隶似乎是新时代的内容。然而,俄国沙皇要求中亚释放俄国奴隶并非是近代意义上的奴隶解放。

　　奴隶贸易在俄国历史悠久。在基辅罗斯时代,奴隶贸易就是罗斯大公们致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至 少在9世纪罗斯大公们就开始把奴隶卖给拜占庭以及其他东、西方买主。贸易中心保加尔城和伊蒂尔城有出售奴隶的市场,以后,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城的奴隶市场也很繁荣。哈萨克商人和布哈拉商人也到俄国市场上购买奴隶。沙俄政府垄断了奴隶输出,常常把奴隶输出作为特权授予中亚商人,给他们颁发特许证,允许他们在俄国购买奴隶。

　　俄国使用奴隶和买卖奴隶的现象直到17世纪都还很普遍。17世纪中叶,布哈拉汗纳迪尔·穆罕默德(1642—1645年)曾写信给沙皇说:“你写信给我们说,我们应该释放在布哈拉的和我们其他城市的俄国百姓及俄国战俘,并把他们送到俄国,不管他们是由于其所作所为而受罚和处在束缚之中。我们得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你的国家,以上帝的旨意有许多诺盖米尔咱的百姓和他们的穆斯林法律法定的部落地区;我们是穆斯林,诺盖人也是穆斯林,诺盖米尔咱与我们的祖先一道游牧,他们之间存在着友谊和爱护,我们现在请你同样也命令挑出你国家的诺盖俘虏们,并让他们自由,让他们到我们国家来。当你……采取这一有益的行动时,我们也将挑出在我们国家的所有俄国俘虏并让他们自由。”[32]到17世纪末期,托博尔斯克城和阿斯特拉罕城已经成为俄国买卖奴隶的主要市场。俄国的奴隶交易在奥伦堡迟至1818年还在进行[33]。因此,俄国政府在与中亚国家交往中所提出的解放俄国奴隶,并非现代意义的奴隶解放。18世纪以后,这种要求还成为挑起战争的借口,每当外交攫取中亚利益进展不顺利之时,俄国统治者便以此为由采取武力获取外交上未能获得的利益。此外,俄国利用奴隶问题在国际上大肆宣扬,由于中亚存在着奴隶制,因此,俄国对中亚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和正当的,在俄国统治者的话语中一再提到了要给希瓦人和布哈拉人一点教训,使他们恢复理性。

　　综上所述,尽管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都是在新建立的国家的基础上交往,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新时代的新开端,而是封建国家之间的交往,是中世纪中亚与东欧关系的继续。

　　[本文作者蓝琪,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　550001]

　　(责任编辑:国洪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

　　[2]伊尔凡·哈比卜主编:《中亚文明史》第5卷( Irfan Habib,History ofCivilizations ofCentralAsia,Vo.l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版,第53页。

　　[3]穆克米诺娃:《16世纪撒马尔罕与布哈拉手工艺简史》(R. G. Mukhaleva,Ocherkipo istorii remesla v Samarkande iBukhare v XVIv.),塔什干1976年版,第80页。

　　[4]伊尔凡·哈比卜主编:《中亚文明史》第5卷,第686页。

　　[5]库尔兹:《1650—1655年俄国状况》(B.G. Kurts,“Sostoyanie Rossii v1650 -1655 gg.po doneseniyam”),《莫斯科大学皇家中世纪史学会报告》(Chteniya v imperatorskom Obshchestve istorii idrevnosteypriMoskovskom niversitete)第15卷,第153页。

　　[6]波塔宁:《论18世纪准噶尔与布哈拉的商队贸易》(G.N. Potanin,“O karavannoy torgovle sDzhungarskoyBukhariyeyvXVIIIsto-letii”),《莫斯科大学皇家中世纪史学会报告》第2卷,莫斯科1868年版,第53页。

　　[7]同上,第211—213页。

　　[8]爱德华·阿尔窝什:《俄国统治中亚百年》,《中亚史丛刊》第3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增刊,第12页。

　　[9]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16—18世纪历史地理文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70页。

　　[10]爱德华·阿尔窝什:《俄国统治中亚百年史》,转自《中亚史丛刊》第3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增刊,第12页。

　　[11]同上,第22页。

　　[12]乌兹别克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馆藏号715,卷宗号21,文件号138, 1859年5月27日,卡捷宁给布塔科夫的命令。

　　[13]同上,文件号82。

　　[14]斯克林、罗斯:《亚洲心脏》(F.H. Skrine and E,D. Ross,TheHeart ofAsia),伦敦1899年版,第257—258页。

　　[15]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16]爱德华·阿尔窝什:《俄国统治中亚百年史》,转自《中亚史丛刊》第3期,第22页。

　　[17]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16—18世纪历史地理文献》,第268页。

　　[18]转引自《民族史译文集》1978年第1期,第27页。

　　[19]爱德华·阿尔窝什:《俄国统治中亚百年史》,转自《中亚史丛刊》第3期,第11页。

　　[20]伊尔凡·哈比卜主编:《中亚文明史》第5卷,第411页。

　　[21]聂伯尔辛:《俄国与中亚贸易概况》(N. N. Nebol’sin,“Ocherki torgovliRossii so SredneyAziey”),《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Zapiski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estva)第10卷,莫斯科1855年版,第278—279页。

　　[22]徐景学:《俄国史稿》,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72—74页。

　　[23]贝弗里奇(Annette Susannah Beveridge)的突厥语英译本《巴布尔回忆录》(Memoirs ofBabur)第2卷,伦敦1922年版,第588页。“qazān”一词指大炮,当点燃一块石头时, qazān发生爆炸,其中一枚炸死了8个人。

　　[24]《巴布尔回忆录》第2卷,第468—469页。巴布尔认为,这些配制品是按奥斯曼式样制造的。

　　[25]弗雷策尔:《关于俄罗斯及其周邻地区的论文》(Fletcher,“A treatise ofRussia and theAdjoyningRegions”),塞缪尔·珀切斯编:《世界旅行记集成或朝圣》(SamuelPurchas,HakluytusPosthumus orPurchasHisPilgrimes)第12卷,英国格拉斯哥1588年版,第499—633页。

　　[26]苏哈瑞娃:《布哈拉封建制度晚期的城市》(O. A. Sukhareva,Pozdnefeodal’ny gorod Bukhar),塔什干1962年版,第32页。

　　[27]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社会生活史》(V. V. Barthold,“Istoriya kul’turnoy zhizniTurkestana”),《巴托尔德文集》(Sochineniya)第2卷第1部分,莫斯科1963年版,第224页。

　　[28]徐景学:《俄国史稿》,第72—74页。

　　[29]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社会生活史》,第21页。

　　[30]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转自《中亚史丛刊》第4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第28页。

　　[31]俄国国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基藏1, 1850,目录1,卷宗号17,第79—80页,转自《中亚史丛刊》第4期,第28页。

　　[32]爱德华·阿尔窝什:《俄国统治中亚百年史》,《中亚史丛刊》第3期,第16页。

　　[33]同上,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