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位的地理特点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使中亚地区拥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诸国近年来较高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率一方面使其市场规模急速扩大而成为新兴市场，另一方面也令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在中亚的角逐和竞争日益激烈。中日韩在中亚既有共同的战略价值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它们试图通过加强多边合作机制、援助外交和经贸合作等手段来提高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尽管中日韩之间的竞争使其有可能产生冲突，但以共同利益为切入点谋求共存、共赢符合各方利益。中国与日、韩在中亚加强能源、物流等领域合作的同时，也应审慎应对竞争所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中亚；地缘政治；战略价值；国家利益；多边合作机制；竞争

　　【中图分类号】F133. 135. 4　【文献标识码】A　do:i10. 3969/.j issn. 1000-355X. 2010. 05. 002 【文章编号】1000-355X(2010)05-0008-06

　　【基金项目】该项成果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朴英爱(1963-)，女，吉林永吉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中亚的战略价值

　　中亚的地区特点之一就是大国云集，这是由中亚的地缘政治、非传统安全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在于中亚位于BRICs①经济增长腹地和伊朗、巴基斯坦之间，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据点，又是EU、俄罗斯、东亚和非洲等4个经济圈相交的地方；非传统安全中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中亚拥有的巨大能源和原材料。

　　第一，新的资源供给源。中亚以石油、天然气、矿物等丰富和品种齐全的地下资源为基础，成为世界新的资源供给源；石油、天然气、煤炭三大能源蕴藏量尤为丰富，享有“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之誉，而且大部分资源尚未被开发，潜力巨大，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保有量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石油生产以哈萨克斯坦为主，天然气生产以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主。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气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产比与中东主要产油国水平不相上下，其开发潜力很大。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探明的铀储量世界第一，乌兹别克斯坦的金储量在世界排第三位。

　　摄取资源是大国角逐中亚的动力源之一，从发展趋势看，在亚洲地区将形成真正的油气大市场。中、日、韩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和第七位石油消费大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分别为40%、97. 9%和97%，是世界第二、第四和第八位能源进口大国；中、日、韩对政局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 的石油依存度分别为56%、85%和82%，都面临极其相似的能源安全问题，都在推行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政策。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对这些国家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和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

　　第二，新兴贸易投资对象地区。中亚预计到2020年为止能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它们将以高增长和大市场为主成为新兴贸易投资对象地区。虽然中亚各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比较落后，主要依赖能源及原材料的出口，但正在用能源及原材料带来的外汇用于产业育成和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产业高级化，积极发展尖端技术产业。另外，积极引进外资来谋求资源开发、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稳定的经济发展，将会提高收入及购买力，并将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出口对象地区。②

　　第三，国际政治秩序中“新大博弈”的中心。一直以来，中亚因其地理位置和资源成为群雄争霸之地。苏联解体使中亚各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实体，在欧亚连接点和战略结合部出现了一个“黑洞”，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在这一“心脏地带”出现了“力量真空”，成为各种势力竞相填补的目标。国际政治学家把这一现象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和俄罗斯在中南亚地区进行的“大博弈”相比较，称之为“新大博弈”。[2]

　　另外，中、日、韩在中亚有着特殊的国家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亚就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亚反而成为威胁中国西部的战线。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与包括中亚在内的原苏联国家的边境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其边境问题由原来的双边关系转变成多边关系。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这一地区战略后方的地位，保证它的战略稳定和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即通过与中亚的交流与合作，掐断新疆地区的分离独立活动，保护和保全中国西部领土；通过中亚的稳定使其成为理想的后方基地；使中亚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经济合作对象，实现中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区域均衡发展。[3]

　　由于中亚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上地缘政治上的阻隔，过去日本与中亚地区并没有太多的外交来往，更多的是从属于日苏甚至是美苏关系的范畴。二战时，日本的侵略势力未曾到达中亚，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中亚不感兴趣。事实上，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新疆和中亚亦垂涎三尺，中亚在日本的称霸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纷纷独立。日本除了作为美国的 同盟配合美国的中亚战略外，把中亚作为成为其“政治大国”的一个舞台。

　　中亚虽然远离朝鲜半岛，但位于中国西部、俄罗斯南部的中亚可以起到韩国进入欧洲和中东的桥头堡作用，是韩国实施大陆外交的重要地区之一。为了在与世界大国和强国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韩国正在探讨其战略价值，并研究制定其中亚战略。[4]

二、中、日、韩与中亚的多边合作机制

　　中、日、韩都并用双边和多边的方式，加强与中亚的关系。三国分别用“上合组织”、“中亚+日本对话”框架、韩-中亚合作论坛等多边外交体系来强化区域内的经济、反恐、维和、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合作。最近，中国又致力于扩大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以此来弥补政府组织之间交流的不足。

　　1.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参与中亚发展进程的驱动力量主要是防御性的，即预防中亚局势的变化对中国新疆和西部带来的影响。中亚各国也希望国内局势稳定。基于这种共识促成了2001年上合组织的出台。中国要通过合作打击任何足以威胁新疆安全的“三股势力”。[5]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发展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 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是上合组织的主要发起国之一，中亚国家位于上合组织成员国所构成区域的中心位置，从而至少在地理上将中亚国家有效地纳入上合组织框架之内。借助这一机制，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贸、反恐、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上合组织正表现出“地区全面合作”的样板特性，并将逐步向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扩展，未来将有可能发展成为影响整个欧亚大陆的地区组织。[6]

　　2.“日本+中亚对话”框架

　　反恐、贩毒、物流、水和能源的和平利用、区域 内经贸合作、环境保护等是中亚诸国未来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别国家，需要多边合作。以中亚为中心形成的上合组织、中亚经济共同体、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为数不少的多边组织，也基于中亚这样一个特殊的现实需要。日本也考虑到这一情况，从以双边关系为中心转向谋求多边合作的方向。③

　　1996年以后大国间在中亚的外交竞争逐步升温，日本也不甘心在中亚地区充当政治经济的配角，以更主动的姿态在经济、外交等领域加速参与中亚地区大国竞争的行列；从经济角度实施了以经济援助为中心的经济支援政策，从外交角度 由初期的双边关系为中心转移到多边主义，典型的就是分别在1997年和2004年提出来的“新欧亚外交”战略和“中亚+日本对话”框架，从此走上了双边和多边互访的制度化、合作一体的多样化道路，并寻求中亚国家对自身国际政治地位的支持。“中亚+日本对话”不断升温，它以囊括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揽子合作为目标，设定了尊重多样性、竞争和协助、开放式合作等3个基本原则。2006年的“对话”中，还讨论了强化中亚地区边境警备所必要的巡逻车辆和监视装备的支援问题和支持加入其世贸组织的方案，这意味着日本在中亚不仅牢固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还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安全领域。“中亚+日本对话”框架可以被评价为在欧亚大陆中央强化自身存在的外交成果。④日本虽然强调与中亚没有历史的和现实的矛盾，没有领土、政治等方面的纠纷，只关心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并强调中亚地区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和稳定所具有的影响力，但它却分明有着参与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新秩序形成过程的政治目的，有着牵制中国和平崛起和俄罗斯复兴的战略意图。[7][8]

　　3.韩国-中亚合作论坛

　　一直以来，韩国与中亚之间的关系是以双边关系为中心展开的，没有形成多边合作框架。

　　2007年韩国发表了《中亚进出综合对策》，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三国选为“战略性合作对象国”，扩大了全方位的合作领域。2007年11月，在首尔召开的韩国与中亚论坛，主要探讨了扩大合作、构筑共同繁荣为目的的伙伴关系、建立高层对话机制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创设“韩-中亚和平共同体”或“韩-中亚和平网络”的意见，把构筑中亚五国、蒙古、韩国等非核保有国为中心的和平体制的议案。韩国与中亚合作论坛的创设意味着韩国拥有了把中亚整体作为对象的多边合作机制。[9]

三、中、日、韩对中亚的援助外交战略

　　1.中国强化对中亚的援助

　　近年来，中国对中亚的援助大幅增加，积极援助中亚国家改善交通，为物流合作提供保证。同时尝试了新的对外援助方式，优惠贷款援助和援外项目合作方式逐渐增多，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援国建设当地有资源、有市场的生产性项目，鼓励国内的企业到受援国进行投资建厂，将对外援助与投资、承包等项目互利合作起来。这也体现了把重点转移到亚洲周边国家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

　　2000~2005年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支出中亚洲国家所占比例最大，达40% ~50%，其次为非洲，在30% ~40%之间波动。⑤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区域特点是，周边国家成为首要重点。这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周边安全，即通过积极的援助，以帮助周边国家实现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资源安全，即通过援助，寻求与相关国家开展资源、能源合作，保障中国能源通道的畅通。

　　2.具有战略性的日本对中亚的援助

　　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是以ODA先行的。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将援助重点区域从“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延伸到“包括南亚、中亚的亚洲地区”。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之前的援助外交对其出口振兴政策、资源确保政策和经济安全保障政策起到了辅助作用；而之后转向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加强国家间的亲善关系、发挥地区领导者作用、维持地区稳定及国际和平等方面发挥作用。1992年开始，日本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援助外交转向强调国家利益和非意识形态同盟的重要性。从1993年到2003年，日本与中亚五国双边ODA总额由2. 4亿美元增加到19. 8亿美元。

　　1997年日本提出了“新欧亚外交”，这标志着由原来“安静的介入”与双边关系为中心的援助外交政策向经济援助与政治对话双线并进的多边主义转变，并把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并列为其中亚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它把其援助对象由原来的中亚扩大到高加索地区，建立了广义的中亚战略。1997年以后日本致力于与中亚国家的双边政治对话、经济合作、资源开发及加强领导力。为此，选择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所需的技术支援、经验传授、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4个领域作为支持的核心。作为改革ODA政策的内容之一，日本根据不同的战略价值，制定不同的国别援助计划，其标准是改革的努力程度、从中长期角度的可预见性、“中亚+日本对话”机制中区域合作的重视程度、在重点项目及领域的协商等。[7]

　　3.加强经济合作为目标的韩国对中亚的援助KOICA⑥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无偿援助集中 在亚洲，2006年占韩国整个ODA的36%，而中亚的比重只占3. 0%，但这与非洲53个国家占10. 9%、中南美33个国家占7. 5%、大洋洲15个国家占2%相比，还是处于相对高的水平。KOI-CA对中亚的无偿援助持续增加，由1992年的18. 9万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578. 1万美元，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重分别达51. 6%和39. 1%。到2005年末为止韩国EDCF对中亚提供了1. 09亿美元的贷款。

四、中、日、韩与中亚的经贸合作战略

　　1.中国

　　中国把中亚作为西部大开发和确保能源供应的一环加强其合作，致力于输油管道等新丝绸之 路建设及廉价消费品的边境贸易。中国与中亚(包括阿塞拜疆)的贸易额由1992年的5千万美元增加到2006年124. 2亿多美元，增加了248. 5倍。中国对中亚的通商战略是以廉价的消费品作为基础，不断扩大中高档设备的出口。最近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同时积极参与中亚各国农业生产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也就是说中国在互惠原则下，向中亚出口消费品和设备，从中亚引进能源资源和原材料及农产品。

　　中国对中亚的投资根据已经签署的双边经济合作协定及其后续措施而实施。投资领域除了石油天然气部门以外，还涉及纤维、钢铁、农业等很多产业。投资特征是投资额大的能源及农业领域以政府及国营企业为主导下进行，零售等领域以民间投资为主实施。特别是农业领域的投资越来越突出，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和中亚农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但中国对中亚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从1993年到2002年间，在哈萨克斯坦的外国直接投资韩国达16. 64亿美元，而中国只有8. 28亿美元。哈萨克斯坦还是中国在中亚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对其他中亚国家的投资则很少。可是，日本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和贷款达16亿美元。

　　2.日本

　　从2000年到2005年间，日本与中亚的贸易 额由3. 2亿多美元增加到6. 9亿多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 6%。日本把哈萨克斯坦与中亚其余四国相区别实施不同的通商战略，对前者的核心是扩大中高档消费品及设备的出口，实施攻击性的出口战略；而对其余4个国家实施设备优先出口政策，因为在这里日本的消费品与中国及土耳其相比较缺乏价格竞争力。

　　为了确保中亚石油、天然气及铀的稳定供给，日本推进对能源资源的积极投资开发及进口政策。日本对中亚的投资特点是政府及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优先于企业进入中亚，为民间企业的投资提供基础。其次，积极支持民资对中亚的进入，特别是经产省和日本进出口银行为了降低能源和运输部门的投资风险，积极支持民间企业的资金筹措，政府向企业提供偿还期20年、5年缓还、低息等破例性的贷款和政策支援，以此来降低其进入风险；同时把政府主导的中亚进出计划及相关信息提供给民间。再次，日本的民企采取了与西欧企业不同的进出战略，即前者采取了高风险、高回报战略，而后者采取了低风险、预期稳定回报战略，以此来追求可持续利润和低风险。为此，日本企业加强了与当地中小企业的合作。

　　3.韩国

　　一直以来，韩国和中亚的通商关系是通过贸易、投资、政府开发援助、资源开发合作等来维持的，尽管韩国和中亚贸易和经济结构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上来看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虽然韩国政府把中亚选定为资源外交的对象区域，逐步扩大高层互访，并积极支持民间企业对中亚的投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处于劣势。

　　1990年代初，韩国与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国家建交，从1992年开始贸易活动活跃起来，5年后的1997年贸易额增加到11亿美元，但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8年开始急剧减少。从2002年开始又开始反弹，到2006年其贸易额达到约14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100倍左右。但在韩国的对外贸易中中亚所占的比重很低，1992年为0. 01%，1997年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0. 58%和0. 27%，达到历史最高；进入2000年代以来几乎维持在0. 30%和0. 10%水平线上。

　　从1991年开始的韩国对中亚的投资，到2006年达到163件和9. 2亿美元，在韩国对外投资总件数和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0. 5%和1. 3%。

　　除了韩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进口对象国以外，中亚对外贸易中韩国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另外，韩国的中亚贸易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余3个国家在韩国贸易对象国中的名次在100位以外。相对集中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其不平衡问题正在加深。

　　为此，韩国提出2015年为止把贸易额由现在的11亿美元扩大到100亿美元；道路、港口、房地产等的年间建设订单额由现在的10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到2013年为止，在中亚地区确保韩国每年铀需求量的10%的目标。[9]

五、结论

　　中、日、韩在中亚地区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特殊利益，以共同利益为切入点谋求各方的共存、共赢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中国对韩国进入中亚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与俄罗斯都是韩国进出中亚的“地理运输通道”，韩国的中亚进出，只有在中国和韩国的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础上，其成功的可能性才能提高。日本一直试图在所有亚洲区域性组织中都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看到上合组织地位不断提高及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日本也试图在这一区域发挥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作用。日本政府将继续实行经济援助政策的同时，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战略外交力度，并仿效上合组织形式建立了类似的“日本+中亚对话”模式，以便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战略外交平台来制约中国。尽管中日在该地区存在竞争和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但“中亚+日本”对话机制对上合的负面影响不会很大。中国在中亚，与日、韩推进能源等某些领域合作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应对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在中亚的消极影响。

　　第一，提升上合组织的合作平台。“中亚+日本对话”机制正在不断升级，日本借此平台获得中亚国家的政治支持，从而增加其在“入常”问题上的政治资本，并削弱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但“中亚+日本对话”不具备上合组织那样的组织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中国在地理上与中亚国家同属欧亚大陆国家，与中亚国家有着共同边界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并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分离主义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因而都支持该地区各国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应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的同时，将经济合作提升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从反恐合作扩大到全面合作。

　　第二，进一步突出上合组织的开放性特征，吸收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壮大其力量。上合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各成员国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所决定的，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前途的组织之一”，吸引着组织外更多国家的观望和谋求加入，在条件成熟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完全可以吸收新成员。韩国还没有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但上合组织能给予它巨大利益，因此，韩国政府已经提出从中长期角度要研究加入中国、俄罗斯主导下的上合组织成为会员国的方案。

　　第三，明确中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面对日本以各种经济援助为诱饵，发展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培植日本在中亚地区势力这一图谋，中国应充分利用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地缘优势、人文优势、交通运输优势、政治环境优势和经济互补优势，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作为增加双方政治互信的砝码，从繁荣地区经济和稳定大局出发，加强战略筹划，完善合作机制。

　　第四，提高中国对中亚的援助水平。和平和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正处于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对外援助的功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改进援外工作，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和外交领域的行动能力，从而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共同繁荣。特别要进一步加强对中亚等周边国家的援助力度。

　　第五，建立与中亚国家不同层次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以此来提高政治互信度，对影响双边关系的问题诸如由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导致的中亚国家对与中国合作所持的保留态度，拥有一定市场的“中国威胁论”等应通过平等协商逐一加以消除，以实际行动阐述中国一贯倡导的“睦邻、安邻、富邻”周边政策立场，抵消中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注释:

　　①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英文名字简称。美国高盛集团高级经济学家在高盛2003年10月《BRICs的梦想:通往2050年》报告中首次提出了BRICs概念，并预测在40年左右时间内，上述国家经济总量将超过目前的G6(从G7中除去加拿大后的六国)，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这些国家转移，并将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他们在以前的研究中选择了4个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认为这四国在全球政策制定中应当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发现上述四国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投资者日益关注的目标。

　　②当然，这种展望是以中亚各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保持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如国际油价维持在较高水平、通过渐进的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来减少贸易及投资风险并推进中亚国家的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等。

　　③1992~1996年间，日本对中亚政策可以用“安静的介入”(QuietEngagement)来概括，它比较含蓄地表达了悄 悄地在中亚培养其影响力的“援助外交”政策，是以政府开发援助和双边关系为中心展开的。

　　④2006年3月，日本推出针对中亚的三大外交方针。一是“从全局看地域”。强调日本的中亚外交必须具备全局视点，即打通“南方路径”，将中亚的能源通过南方阿富汗、巴基斯坦后接入海港，通过海运输往日本。二是“支援开放的地域合作”，强调主角是中亚诸国，日本则是“中介”，负责提供各种援助。三是“以普遍价值观基础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准备将日本的民主人权模式和市场经济制度植入中亚各国，在该地区形成一个“民主同盟圈”。其意图是要在“中亚、阿富汗和西南亚建造一个和平安定的长廊”，在这个长廊中流动的是摸得着的资源和摸不着的西式民主化进程。

　　⑤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是非洲，其受援国的数量和和价值分别占中国对外援助国家总数和总支出的68. 18%和56. 96%；而亚洲仅占25. 76%和39.65%。1979~1999年的20年间，受援国(地区)的总数变化不大，但地区分布略有变化。其中非洲略有减少但仍占中国对外援助国家(地区)总数的57.8%，对亚洲国家的援助金额增幅较大。

　　⑥韩国负责政府开发援助主要由财政经济部、外交通商部负责。财政经济部的EDCF(对外经济合作基金；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d)负责双边有偿援助和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的多边援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其目的就是支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开发及经济发展，增进韩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其事务由进出口银行担任；而外交通商部下设的KOICA(韩国国际合作团； korea overseas volunteer)，负责双边无偿援助和通过联合国进行的多边援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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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沈旭辉，刘　鹏.从援助型外交转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演变浅析[ J].日本学刊，2007，(2):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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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李哲元.中亚经济政治展望和启示[J].韩国:世界经济，2006，(4): 112-119.

　　责任编辑　鲁燕

Central Asian cooperative Strategies of China，Japan and Korea

PIAO Ying-ai

(NortheastAsia StudiesAcademy of 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in the center ofEurasia and the rich reserves of oil and gas have made CentralAsia a regionwith strategic importance. On one hand，the high economic and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havemadeCentralAsia countries an emergingmarke；t on the otherhand，the competition ofworld and regional powers in this area hasbeen increasingly intense. China，Japan andKorea have both common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in CentralAsia. Each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ttempts to exertmore influencesbymeans ofmultilateral dialogue，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Despite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 it is feasi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mmon benefits to coordinate towards coexistence and cooperationwhich are in the interests of each party.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Korea in the fields of energy andlogistics，China should prudentlymake responses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 in CentralAsia.

　　Key Words: CentralAsia； Geopolitics； StrategicValue； National Interests； MultilateralCooperationMecha-nism，Com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