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疆通史》编委会、新疆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历史上的中国新疆与中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19~20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共新疆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屹莅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近年来，《新疆通史》编委会致力于组织全国相关专家学者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以将多卷本《新疆通史》打造成一部学术精品。此次研讨会即其中一次精心准备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大会共收到70余篇论文及提要，内容涉及地理交通、考古文物、文献整理，以及历史上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等多项专题。中外学者对相关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体现了新疆地方史研究的开放性，其国际化程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历史时期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关系研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亚”的定义，我国新疆地区也包含其中，今天的我国新疆地区与中亚各国地理相接，自然环境相似，历史上各个民族互相影响，经济文化交流的互动互惠非常突出。与会学者们以古代“丝绸之路”为主题，讨论了两地之间悠久绵长的经济文化交流联系。如苗普生《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新疆与中亚》首先对历史上丝绸之路在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基本走向进行梳理，之后分别论述了丝绸之路对新疆和中亚地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在历史上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民族迁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者列举了各种文化艺术古物，高度强调了古代新疆和中亚地区作为丝绸之路文化汇聚融合之地的重要性。埃丽娜·彼日瓦其科瓦(E-·V·Perevodchikova)《欧亚草原斯基泰人的动物形状和中国文化的联系》依靠新近在俄国境内出土的早期青铜器中的动物形态，以及前人对斯基泰人艺术形式的研究，探索了斯基泰人早期青铜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作者认为文献中的斯基泰人应该是对当时活动在东方草原上诸多游牧部族的统称，故青铜动物形制不仅属于斯基泰人，而且是当时整个欧亚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共同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还应该是游牧部落同周边多种文明进行交流的结果。贾衣肯《汉唐时期中原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西迁及其影响》通过对汉唐时期活动在中国北方草原诸多游牧部族向西部迁徙的考察，将其归纳为衰微时期和兴盛时期两种情况，并对学术界甚少论及的第二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尤其对其迁徙活动给西域历史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了重新认识。

　　周轩《从乾隆帝西域诗看新疆与中亚之关系》对清朝乾隆皇帝西域诗中涉及新疆与中亚地区联系内容的诗文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其中所反映的清朝坚持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以及处理 涉外事务时所秉持的与邻为善、和平共处的态度，并对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进行了评价。李琪《离散族群：中亚维吾尔人》则通过对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从我国新疆迁移到中亚各国的维吾尔族的人数、原因和分布地进行分析研究，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提交会议的论文中还有一些则从考古和文献角度，对历史上在中亚地区和我国新疆交往联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器物或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讨，细微之处更凸显了古代两地之间悠久密切的文化联系，遂引起大家的注意，如羊毅勇《营盘墓葬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宋岘《从“五色 盐”、“西马”的来华，看古代新疆与中亚之间的贸易网》、卢向前《金钥匙考——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一例》等。其中宋岘论文通过对汉籍史书中记载的古代中亚使者朝贡“五色(红、黄、绿、白、黑)盐”、“西马”等物品的辨析，指出在古代东西方贸易过程中，中亚诸国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贸易网络，这个网络对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完善发展曾经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卢向前根据《新唐书·藩镇卢龙传》中记载的所谓“金钥匙”习俗，广引中外文献进行考证，认为“金钥匙”作为一种古代“臣服”制度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其中隐含着诸多 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

二、中亚历史专题研究

　　中亚地区是人类早期居住地之一，历史悠久。其作为亚欧两大洲的交通要道，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就经过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纽带，塔吉克斯坦的古扎丽·玛吉迪诺娃(GuzelMajtdinova)《中亚文化在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上就历史上中亚各族文化的发展在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

　　李刚《欧亚大陆青铜斧锛研究》通过对新疆哈密等地出土的青铜斧锛用具的考察，结合东到黄河中下游区域，西至南西伯利亚等地出土的同类器具资料进行比对分析，指出这两种器具纹饰的木工工具在古代欧亚大陆分布甚广，其最早使用年代应在青铜时代，各地青铜斧锛所显现出来的纹饰风格的诸多相似之处清楚地表明欧亚大陆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张小贵《古波斯“烧铁灼舌”考》分析了汉文史籍两唐书中所谓波斯国“烧铁灼舌”的记载，追溯了这一神判形式的神学根源，指出这一判罪形式当起源于古波斯尚火的宗教传统，符合琐罗亚斯德经典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判罪形式为专制政权所利用，反映了古波斯地区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许序雅《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考辨》利用汉籍史书和阿拉伯文献，考证了唐代著名的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的区位所在，认为唐僧玄奘笔下的“千泉”即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梅尔克，其与阿拉伯文献记载的“千泉”并非一地，而玄奘书中所谓“白水”应为“泉”之讹，即“泉城”，亦即阿拉伯文献里的“千泉”，至于“恭御城”则是阿拉伯文献中记载的“白水城”。

　　殷小平《元代撒马尔罕籍也里可温及其对回回医学的贡献》以元代著名的撒马尔罕籍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家族为中心，借助于《至顺镇江志》中的《大兴国寺记》，考察了撒马尔罕景教历史的发展脉络，在认真追溯其嫁接希腊医学和阿拉伯医学文化因缘重要作用的同时，揭示了撒马尔罕也里可温在向中国传播回回医学文化方面的贡献。王媛媛《8世纪早期的中亚摩尼教与吐火罗慕阇入华》从公元3~8世纪摩尼教在中亚地区活动的广阔背景出发，解析了8世纪摩尼教慕阇借助于信奉摩尼教的中亚吐火罗地区政治势力向中原唐朝进贡的缘由，认为其实际目的是致力于将本教势力转移和扩展至中原地区。

　　关于当代中亚各国的历史研究，则有韩献栋《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从理论层面对“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的解读；马学琴《独立后初期中亚各国国家建设的若干思考》对苏联解体后初期中亚各国国家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以 及王晓红《吉尔吉斯斯坦的族裔冲突及其对我国新疆的影响》对该国社会问题的辐射和对新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和作用等论文。上述论文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多维度探索了中亚地区独立后所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其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亚地区社会现状问题的全面理解，也对大家从更广阔的范围中深刻认识中亚历史文化多有助益。艾力江·艾沙的《作为人种话语的〈中亚文明史〉——无历史的他者》一文则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五卷本《中亚文明史》进行了评述。综论中亚各国和我国新疆地区交往联 系的论文则有乌兹别克斯坦塔西玛托娃·卡莫拉(TsshmatovaKamola)《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同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乌兹别克斯坦阿迪哈姆江·阿西洛夫(A·A·Aширов)《乌兹别克族与维吾尔族文化渊源关系——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例》等。

三、新疆历史文化专题研究

　　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相关问题依然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重点。中外学者的广泛交流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以往的研究。新疆政治史方面议题中值得介绍的有纪大椿《跨国民族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从理论层面就划清两国疆界涉及的诸多问题，如历史上西域和中亚的概念、藩属和外藩的关系等，同时以当时左右哈萨克为例，陈述了当前的国家观念与清朝时期游牧民族的部落、国家观念之间的相异之处。对人们探究整个中亚地区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张安福、于沙沙《文化认同与唐代西域治理》认为唐朝治理西域之所以取得极大成功，其主要因素在于实行了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政策，特别是重视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多元文化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使西域各地形成了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及对唐朝国家主体认同的凝聚力，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西域社会的稳定。

　　中外文献中出现的“桃花石”一名长期以来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张绪山《“桃花石”名称源流考》则在前贤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对此进行诠释和补充，作者认为：“桃花石”一名最早见于拜占庭历史学家西摩卡塔的著作，该词从语源上应是“大汉”一词的音转，是匈奴和北方草原民族对汉帝国的称呼，突厥兴起后，将该名称传输给拜占庭人，桃花石西传中亚、西亚过程中被各族政权所采用，既指中原王朝，有时自身也使用此名。

　　汉族是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近年来学界对汉人在新疆历史上的活动研究引起世人关注，贾丛江：《13世纪前期西域汉人的来源》经过对各种相关文献的梳理，探索了宋元时期西域汉人来源，并对这一时期活动在西域地区的某些汉人是唐代汉人或者西辽汉人遗裔的可能性进行了有益探索。王颋《“瘿裂得婴”—— “高王祠”与元“高昌王”世系》和玉努斯江·艾力《论卫拉特与叶尔羌汗国的早期关系》则是元明时期西域民族史研究的专文，前者检索清朝《康熙嘉兴府志》中的《风泾仁济道院高王祠》中相关记载，通过对其中涉及的蒙古时期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家族成员事迹进行分析，指出该文献揭示的这段资料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意义。后文则主要依靠楚拉斯的《编年史》，旁征博引，对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与叶尔羌汗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 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使用的一些人名实际上可在同时代汉文史籍中找到对应的翻译，如满苏尔——满速儿等。

　　有关经济史和交通方面的论文中，李艳玲的《鄯善王国畜牧业生产略述》一文经过对新疆地区出土的佉卢文世俗文书认真的爬梳整理，分析比对，对鄯善古国的畜牧业经济发展进行了评述。王厚匡《中国古代西域的屯与戍》和何汉民《清代新疆的三个屯所》对历史上中央王朝在西域的屯田壮举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其中《清代新疆的三个屯所》一文以小见大，通过对清朝 在乌鲁木齐范围内的三个具体地点屯所的设置和管理过程的解读，展现了清朝政府屯田举措对于稳定新疆政局，发展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印度阿加依·帕特奈克(Ajay Patnaik)《印度—中亚纽带：丝绸之路中的新疆路段》，杨铭《唐代吐蕃与于阗的交通路线考》、陆水林《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等从不同角度对古代丝绸之路走向，特别是新疆段的交通路线以及意义进行了专门探讨。

　　关于新疆各族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研究论文，陈明《简论中古时期新疆医学文化的多元混融》根据新疆地区出土的各种语言文献中的医学方面的材料，拼绘了一幅中古时期新疆地区各族多元 医学知识的图景，对今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李树辉《西天山南北地区归属喀喇汗王朝的时间及相关历史——兼论龟兹石窟的始毁年代》以龟兹石窟始毁年代为切口，将喀喇汗王朝控制西天山各地的年代定在11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新疆宗教史论文还有买买提祖农·阿布都克里木、布阿衣夏木·阿吉《塔里木盆地伊斯兰化的政治因素新探》，黄玉明《1930年代内地会在新疆的基督教事业：历史因素和发展》等。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论文则有热合木吐拉·艾山的《新疆维吾尔族扎吉德教育研究》结合社会调研材料对新疆维吾尔族中扎吉德教育问题的探讨，吐娜《民国时期新疆 派遣留学生事宜》对当时新疆地方当局派往前苏联诸国留学生有关情况的研究等，这些专题的学术探索虽然都以新疆地区作为切口，其内涵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情况，从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中亚和新疆历史研究领域的广度和范围。

　　属于这一专题的还有邱轶皓的《窝阔台后妃谱系新证——基于汉文、波斯文文献的考察，兼辨脱列哥那非太宗“六皇后”》、成一农《乌鲁木齐市形态复原研究》等。

四、相关考古材料刊布和研究

　　参会论文中刊布的相关考古新材料以及研究成果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例如伊弟利斯· 阿布都热苏勒和安尼瓦尔·哈斯木《塔克拉玛干北部文化遗存调查》一文对2008年3~4月间考古工作者对塔克拉玛干北部区域的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和采集到的部分文物进行了介绍。张玉忠《2008年呼图壁县石门子古墓葬的发掘与收获》则对该古墓葬的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了解析，认为这批墓葬中位于河岸一级台地上的竖穴土坑墓、石室和石棺墓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墓中出土的虎首铜刀、鹿形铜带钩是新疆地区首次发现，根据对出土古尸的初步推测，这一带居民之先民可能属于欧罗巴人种，经济形式当以畜牧业为主。唐代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曾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新疆地区历史上曾是景教活动的重要区域，存留不少遗物，王静、吕卓民的《新疆境内出土景教遗物综述》对新疆境内的景教遗物，诸如壁画、写本及石刻等进行了认真排列和整理。

　　王博和王明芳《新疆考古出土裤服的研究》根据在新疆15个墓地出土的近百件裤服资料分析，推断出新疆裤服出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除此，该文还对新疆地区裤服发展阶段，以及裤服的类型、款式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有创建性的探讨。另外，刘文锁《小河墓地墓葬形制与葬俗的若干特征》则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小河流域和罗布泊史前历史文化更为广阔的背景。

　　从新疆地区出土文物中探索古代东西文化交流联系是与会学者诸多论文的特点之一，在俄国学者埃丽娜·彼日瓦其科瓦论及史前时期斯基泰人青铜器生活用具的同时，吴艳春《亚欧草原动物纹艺术典型题材——鹿—鸟组合图像探析》则利用新疆地区文物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说明，作者将在天山南部山普拉古墓出土的鹿—鸟组合图像与欧亚草原其他地方发现的同类器具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二者在动物纹风格上相近处较多，它们的意义在于其中所表达和凝聚的应是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的精华，当然，在细部构图及表现风格上依然有地域性差异，说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文化传播的广泛性和区域性特点。日本西村阳子《利用斯坦因地图的塔里木盆地的遗址同定方法与丝绸之路探险队考察地点的解明》则从技术层面探索了利用现代数字化地图对一个世纪前斯坦因考古探险队绘制的新疆古代遗址点进行链接的可能性。

五、文献资料的刊布和诠释

　　文献资料是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和叙述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对中亚和新疆历史文献方面的整理刊布和释读是此次会议的另一个议论焦点，其中有些论文公布了一些新的材料，还有的则对以往的文献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解读。

　　摩尼教曾长期在吐鲁番盆地一带传播，上世纪初就不断有各种摩尼教文书残卷出土问世，其中帕提亚语赞美组诗《胡亚达曼》是篇幅比较大的文书残卷，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发现，该组诗中的第一篇系摩尼教汉语文献《下部赞》中《叹明界文》的译文来源，所以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芮传明的《摩尼教帕提亚语赞美组诗〈胡亚达曼〉译释》，对《胡亚达曼》进行了翻译和注释，给国内西域史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吴玉贵《〈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通过对《资治通鉴》中有关突厥史料的检索分析，在肯定该书对研究突厥历史重要文献价值的同时，从“一事重出”、“分系两处”、“误系年代”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其在处理突厥史料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另外，还对司马光的“考异”易于造成后人误读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校正。

　　土耳其麦尔丹·敦达尔(A·Merthan Dundar)《奥斯曼土耳其文献中的东亚——A' bdürresit Ibra-him Efendi'行纪里的中亚、中国和日本》分析了20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出版的各种行纪类图书资料的历史原因，还顺便罗列了一些16~19世纪土耳其出版的相关中亚历史方面的著作，如SeydiReis完成于1557年的“Mira' t-uMl emalk”，AliEkber(AliEkberHitayi)写作于1516年的专门叙述中亚和中国史实的《契丹国志》(Hitaname)等等。作者在文中主要介绍了Abdürresit IbrahimEfendi的行纪中的有关中亚等方面的内容。李勤璞提供的《剿平喀什噶尔奏折》是收藏在大连图书馆的一部清代抄本，一直没有公布，对了解嘉庆、道光年间张格尔之乱前后情况以及中亚局势有重要价值。历史文献探索论文中，李锦绣《〈西域图记〉辑考》一文运用在后人辑录史籍中寻觅《西域图记》佚文的方式，对隋朝裴矩《西域图记》散佚内容进行了有益的复原工作，同时还对《西域图记》一书相关的编撰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度论述。

　　对历史文献的研讨论文还有李鸣飞《〈书记规范〉蒙古官员任命书部分翻译及研究》、聂静洁《〈悟空入竺记〉的史料价值》、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卡迪尔阿里·孔科巴耶夫(КадьιралыКонкобаев)《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历史研究的语言资料》、俄罗斯学者尼古拉(Н·И·Егоров)的《汉文史料的ТуцэгоА民族语言分类》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大量清朝历史的珍贵资料，近年来受到各国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工作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日本学者小沼孝博(Onum Takahiro)的《台北故宫所藏1848年两件浩罕来文再考》主要论及两件浩罕使者阿布都噶甫尔于1848年所携带的致喀什噶尔清朝官吏的信件，该文书系察合台文撰写，对全面了解清朝与浩罕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田卫疆《记录清乾隆年间西域各族风貌的真实画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谢遂〈职贡图〉评述》讨论了谢遂与后来流行的《职贡图》的源流关系，运用图文并茂的资料分析了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诸地民俗的变化情况。菅原纯(SugawaraJun)《关于阿古柏宗教政策的再探索——根据文书残简的记载》则依据两件新近发现的历史文书的内容(应该分别是喀什和和田地区)，对19世纪阿古柏侵占天山南部诸地时期的宗教 情况进行了探讨，为学术界认识和了解阿古柏侵略政权推行的宗教政策以及结果提供了新的证据。

　　近代以来天山南北各地出土的诸种文字资料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尤其是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主要有华吉《郑玄以礼注经之一例——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王启涛、徐华《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言系统》，土耳其学者美勒克·乌兹耶特勤(A·Melek zyetgīn)的《关于古代突厥法历史——吐鲁番回鹘文献中的土地和商业契约文书评述》等，王睿《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和佛教典籍，通过对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胡名“阿揽(榄)”、“牛”、“鹿”、“苟(狗)”等的研究，认为这些带有佛教因子的祆神名称，以及亦佛亦祆的胡名形式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吐鲁番地区的粟特人融祆、佛、汉多种文化现象于一体的特征。陈丽萍《唐宋时期敦煌吐鲁番地区所见的两种婚姻形态略考》依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籍帐类社会文书及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原始资料，从分析其中所见的婆媳同姓、妯娌同姓、母子同姓、岳母女婿同姓这一特点入手，对重亲婚与同姓婚这两种婚姻形态在该地区通行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重亲婚应当是当时民间社会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形态。

　　介绍和交流学术界相关研究动态和成果是与会学者提供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中王欣《本杰明的月氏研究》介绍评述了澳大利亚学者本杰明的新作《月氏：其起源、迁徙及其对北部巴克特利亚的征服》的内容和主要观点，并对当前国际学术背景下的欧亚历史研究趋势和方法进行了前瞻性论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К·哈菲佐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档案馆所藏中国资料》一文使人们对目前收藏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档案馆相关档案情况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乌兹别克斯坦Д·u·н·霍加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关于新疆历史研究综述》详细介绍了近年来该国学术界对于新疆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情况。另外，阿合买提·苏来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维吾尔史研究概述》分若干阶段对国内学者研究维吾尔史情况作了介绍，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学术信息，对于人们深刻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提供了极大帮助。

　　上述参会学者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收藏的新疆和中亚历史方面相关文献资料的介绍和诠释，丰富了我们研究历史问题的文献基础，更给深化探索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各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诸多学术问题交流的范围应该说非常广泛，共同关注的话题很多，学术交流的空间十分广阔，广泛的学术交流有助于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正如《新疆通史》编委会主任吴敦夫在大会开幕式中指出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方面促进《新疆通史》的编撰工作，另一方面促进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的历史研究、增进我国新疆与中亚地区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此次学术研讨会可谓各国学者彼此切磋、相互交流的一个良好开端，我们深信，随着各国学术界对中亚和中国新疆历史和现状的广泛接触和深入交流，人们对历史时期中亚地区和我国新疆关系的认识水准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文洲

　　责任校对：李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