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了政权更迭，虽然彼此情况相似，但是背景和过程各不相同。吉尔吉斯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被西方国家视为民主的样板，但是后来其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令西方国家大失所望。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国内政治发展无法摆脱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在政权的更迭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暴力犯罪，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各派政治力量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确保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西方国家对独联体内部的政权更迭进行了干涉。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俄罗斯仍然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独联体；政权更迭；恐惧

　　【作者简介】　乌韦·哈尔巴赫(UweHalbach)，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学者，俄罗斯/独联体问题专家，博士；弗朗茨·埃德(FranzEder)，国际问题专家。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5)11-0051-06

　　吉尔吉斯斯坦形势的发展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政权更迭明显不同。但就像是独联体内部“传染性的(ansteckend)”权力交替那样，仍然导致了阿卡耶夫政权的瓦解。这一地区的政权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专制的总统制下的“灵活的民主(gelenkte Demokratien)”变成了新极权主义制度(neo-totalitare Systeme)。国家主权没有反映出选民的意愿，而是主要体现在了总统个人身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出现政权和平更迭的导火索都是因为在选举中存在着舞弊行为，由此对候选人展开的选举调查最终使这些国家出现了“民主颠覆(demokratischerUmsturz)”。在这些国家的选举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公民社会(Zivilgesellschaft)和政治公开性。据来自第比利斯和基辅的评论称，在差不多已经是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中出现选举舞弊对于当政的统治者是非常危险的。面对这条消息，阿卡耶夫总统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选举表现得非常不安。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Rosenrevolution)”被认为是起了示范作用，这种分析最初是很令人怀疑的，而且乌克兰当时也没有迹象表明要步其后尘。然而事实发展证明，格鲁吉亚并不是一个例外。乌克兰新总统和他的格鲁吉亚同僚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共同旅行中发表了一份题为《一场新的解放浪潮》(eine neueWelle derBefreiung)的宣言。但是人们在亢奋之中忽视了一点，即独联体国家中发生政权和平更迭的结构性前提是各不相同的，它涉及权力精英的团结程度、组织水平、反对力量的政治成熟、公民社会的活力以及国民的动员。这些结构性前提的差别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2005年春天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摩尔多瓦三国的议会选举中，而且体现在基辅持续了5个月的特殊事件中，在此之前，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不正常的动荡也反映了这一点。

　　与其他国家的政权更迭相比，塔吉克斯坦的特点最明显。在议会选举的准备阶段，国民中几乎没有开展什么政治活动。埃莫马利·拉赫莫诺夫总统牢牢控制住了局势，反对派不仅没有统一的领导人，而且缺少必要的团结。此外，塔吉克斯坦很容易将“权力更迭”这样的概念与1992年至1997年可怕的内战经历联系起来。政府有针对性地利用了人们的妥协心理和社会高度的“去政治化(Entpolitisierung)”。因此，总统所在的塔吉克斯坦民主人民政党(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Tadschikistans)以80%的压倒性多数赢得了议会选举，选举没有对政局造成多大影响——如此高的得票率也在意料之中。政权的稳定有利于一个刚刚经历过内战的国家实现民族和解——塔吉克斯坦最初曾经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典范，甚至伊斯兰政党都能够参与国家政权，但是现在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具有典型地区特色的总统专制国家。

　　2005年2月27日和3月15日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早就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吉尔吉斯斯坦与格鲁吉亚、乌克兰最初的情况很相似:当总统在任期即将届满之时，反对派试图利用权力精英和普通民众对阿卡耶夫政权的不满，制造类似于邻国那样的政治自由气氛和相对活跃的公民社会。

一　阿卡耶夫政权的瓦解

　　20世纪90年代前期，吉尔吉斯斯坦曾是中亚地区“民主发展”的楷模。它从这种自我形象的树立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从而也显得与邻国(如乌兹别克斯坦)与众不同:在中亚地区，它是人均接受西方财政援助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它欠下了巨额外债。事实上，“议会的春天(parlamentarischer Frühling)”在这个最小的中亚国家里转瞬即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的阿卡耶夫总统通过全民公决和修改宪法的方式使国家权力结构适应了总统专制的模式，这种情况至少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了。2003年最后一次全民公决确定将他的任期延续到2005年。此前，他的地位曾由于安全部队和示威者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阿克瑟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而受到削弱。

　　自此，对阿卡耶夫政权的不满以及这个政权的衰落也就显而易见了。无效率的国家机器和冷漠的政权面对危机束手无策，这使总统的权威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的谢瓦尔德纳泽时代结束了。制度本身的腐败在权力精英内部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财富实力成了一种判断能力高低的标准，开始左右政治职位的安排。这种情况导致的是一种“恶治(bad governance)”，进而使本来已经很严重的问题(高额的外债、贫困化、失业、毒品贸易)变得雪上加霜。总统反复地更换政府，但是每次组成的新政府大都又会遇到反对派的挑战。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jew)、费利克斯·库洛夫(FelixKulow)和罗莎·奥通巴耶娃(RosaOtunbajewa)是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他们都曾在前政府中担任高官或者在外交界 从事重要工作。通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形成的家族式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激怒了广大民众和工商界，从而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总统的家庭成员或者是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朋友控制着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部门和最重要的媒体。在所有的“后苏联国家(postsowje-tische Staaten)”中，权力和财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想在这些国家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迭都是很困难的，并且充满了火药味。权力精英一定在害怕，他们不仅会失去政治影响，还会失去经济特权。

　　在2000年的最后一次总统大选中，阿卡耶夫依靠最高法院的判决得以再次连任，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 却是致命性的。当时执政党的目标是排斥最大的竞争对手:费利克斯·库洛夫——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末享有盛名并有望在大选中超过现任总统的政治家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大选之后他被指控滥用职权，随后被判处了数年的有期徒刑并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与大多数“后苏联国家”一样，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弱小。它们支离破碎、组织松散，它们的政党结构在每次大选前都不断地变化着，它们所遵循的是某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固定的政治纲领。

　　受到冲击的政府把反对派视为造成国家动荡的煽动者，维护社会稳定则是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先决条件。由于受到来自西部的“天鹅绒革命(samteneRevo-lution)”的推动，在这一地区流行的观点是:不仅要实现政权的和平更迭，而且还要结束内战或者避免内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阿卡耶夫也在努力争取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角色。就在第一轮大选投票即将开始之前，阿卡耶夫向外界透露:美国不应在这一地区驻军，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的侦察机应该从美国设在比什凯克附近的冈奇基地[1]撤走，同时，应该允许俄罗斯投资建设坎特空军基地。[2]华盛顿对阿卡耶夫的言论非常惊讶，因为它们对所谓的用于预警与控制系统的驻军从来就没有向吉尔吉斯斯坦提出过申请。阿卡耶夫的信息表明，吉尔吉斯斯坦要留住的是俄罗斯的而不是西方的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把俄罗斯视为可信赖的伙伴，因为它没有在独联体内部推动“民主颠覆”。

二　颠　覆

　　面对前文所提到的实力相对较弱的反对派，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最初对发生在南部地区奥什和贾拉拉巴德的集中抗议活动感到很意外，但是这些局部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为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2005年3月24日，政府在最短的时间里崩溃了，而且几乎没能做出什么抵抗。政府的无助甚至令它的批评者感到惊讶。反对派的目标当然是为基辅和第比利斯再次树立 一个可以被效仿的“天鹅绒革命”的样板，但是比什凯克几天内就完成的政权颠覆使他们的设想没能实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Tulpenrevolution)”中，要想玻璃窗不被砸破、示威游行没有暴力、抗议活动遵守法律是不可能的。抢劫和街头斗殴自然成了这个国家的一道风景。反对派的领导人也都对局势感到震惊，为了使首都地区尽快恢复平静和秩序，费利克斯·库洛夫[3]首先被任命为“安全协调人”。2005年3月底，政权更迭的后期出现了重大险情——南部地区发生了暴动，比什凯克地区发生了地痞流氓肆意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新老议会之间出现了双重统治——形势曾一度危急。目前的形势仍然紧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已经对吉尔吉斯斯坦当前的局势表示了严重的忧虑，并呼吁国内外政治力量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确保吉尔吉斯斯坦的和平。

　　费利克斯·库洛夫作为反对派的领导人是在2005年3月24日被释放的，此前他作为安全部门的领导人，曾是阿卡耶夫幕僚中影响范围很广的一个人物。费利克斯·库洛夫获释后会接受临时政府总理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对“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导吗?他从临时政府中退出可能会有助于他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一个更好的职位吗?

　　在一个国家，地区派系和部族结构将对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政治活动家的出身具有重要意义。来自南部地区的临时政府领导人，如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罗莎·奥通巴耶娃能够在吉尔吉斯斯坦胜任最重要的政治使命吗?他们有能力使南方和北方实现和解吗?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的追随者最初只局限于他们的家乡贾拉拉巴德，那里曾在上次大选之后爆发了最激烈的抗议活动。作为前政府总理、重要的楚河州(Tschu-Provinz)州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自然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足够的影响和尊重。费利克斯·库洛夫也是一样。他作为来自北方的政治精英的代表，长期活跃在权力的核心。作为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和旧政权的囚犯，他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知名人物。每个政治家都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他们的活动都将对国家的稳定和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2002年在阿克瑟地区发生的骚乱就与当地的一名反对派领导人被逮捕有关，这名反对派领导人曾卷入了与阿卡耶夫有关的权力斗争。

　　对于新领导人来说任务相当艰巨。吉尔吉斯斯坦有讲俄语的国民和讲乌兹别克语的国民，他们都有种族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倾向，无论谁上台执政，都要打消他们对新政府的恐惧、不信任和分裂念头，将他们凝聚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发生在南部地区的骚乱唤起了人们对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民族冲突的回忆，那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局部冲突曾经夺去了数百人的生命。冲突事件已经在前政权中造成了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事实上，乌兹别克人在那些地区参加了反对阿卡耶夫的暴动。

　　新领导人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在经济领域。在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经济情况是继塔吉克斯坦之后最糟糕的。大选后的政局动荡与贫困有直接关系，贫苦对政局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动荡的政局又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被认为是经济领域的内行。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面临的艰巨任务一样，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领导人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同腐败做斗争，以此来与前政权彻底决裂。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已经宣布:同腐败做斗争将是他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地区联系

　　比什凯克的新领导人面对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有蔓延到整个中亚地区的趋势。吉尔吉斯斯坦存在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它共有7个州，北方的4个州和南方的3个州在地理、种族、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差别巨大。反对派主要在以贾拉拉巴德和奥什为中心的南部地区活动。使南部地区融入整个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建设和大民族建构的一体化进程，迄今为止是比什凯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南部地区存在着爆发民族冲突的可能性，[4]当地居民有一种政治上受到北方歧视的感觉，加之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低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平均水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情况在整个中亚地区本来就不好，因此南部地区的矛盾就更加尖锐。[5]此外，这一地区还是伊斯兰反对派活动的中心，首先一个重要派别就是“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由此而产生的“哈里发运动(kalifatsorientierte Bewegung)”反对中亚地区所有“后苏联国家”的政治体制。这项运动在吉尔吉斯斯坦大约有3 000名所谓的支持者。他们已经发出了抵制议会选举的号召。

　　中亚的人们还有其他的忧虑:如果比什凯克的政权更迭在中途失去了和平，那么前总统阿卡耶夫的支持者就遇到了麻烦。面对成功的“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邻居们可就再也坐不住了。

　　在中亚地区，从2004年到2005年有一系列的大选，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开始，各国的权力精英都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至少从1999年开始，伊斯兰反政府力量就把专制作为他们政治上的头号敌人，并以反对专制为名开展活动； 2003年“玫瑰革命的输出”成了政治危机的又一个原因。人们普遍相信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国家出于扩张地缘政治权力的目的，对格鲁吉亚等“后苏联国家”发生的政权更迭进行了幕后操纵。这种观点在俄罗斯也很流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是总统专制式的国家，同时，它们也是最早采取措施抵御“玫瑰革命”传播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2004年4月，设在塔什干[6]的由索罗斯基金会(Soros-Stiftung)资助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被关闭。2005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议会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外国思想家和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破坏性的影响，他们正在充当敌对势力的工具。

　　2003年11月，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这部法律被认为存在着一定弊病，它可能会引发选举舞弊，哈萨克斯坦有可能发生与格鲁吉亚同样的政权更迭。2004年9月的议会选举就被怀疑有舞弊行为。然而西方观察家对这次选举的评价相对比较克制，为此，他们还受到了哈萨克斯坦某些政治权力精英的严厉批评。哈萨克斯坦议会现任下院议长图亚克拜(Tuyakbai)宣称，人民的选举权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首先就会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在这次大选中，通过选举产生的上院议长尽管来自执政党，但是却宣布加入了反对派。在哈萨克斯坦国内，一个有代表性的追求“哈萨克斯坦民主选举”的重要反对党曾在乌克兰选举斗争中加入了尤先科的支持者队伍。从乌克兰返回哈萨克斯坦后，这个反对党对“橙色革命(orangeRevolution)”进行了宣传和鼓动，号召“全社会的一切进步力量”在2004年12月的选举中采取“决定性的、毫不客气的行动”，反抗“非法的”政府。随后，法院判决宣布解散这个政党。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对一些非政府组织采取了措施，特别是针对“开放社会研究所”。期待政权更迭的候选人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有限:尽管来自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内部的批评声此起彼伏，但是纳扎尔巴耶夫的安全部门对政治生活的控制迄今仍然十分牢固。哈萨克斯坦民众的不满情绪远没有达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权力更迭前那么严重的程度，毕竟，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任期将一直持续到2006年，而即将在2005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很有可能再次巩固他的地位。

　　独联体国家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选举反应强烈。2004年6月，阿卡耶夫在俄罗斯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将国外的民主化政治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输出革命”做了比较。同年9月，他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玫瑰革命”竭力向各国扩散的目的就是要把独联体搞垮。反对派的活动清楚地暴露了外国势力策划的阴谋，各个国家的大选日期越是临近，它们的活动就越是激进和片面，由此产生的结果会将一个民族国家引向灾难。

四　外部的影响

　　跨国社团组织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特别是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自1993年以来，它一直资助在独联体各国建立当地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分支机构。俄罗斯和其他一些独联体国家都把“民主的政权更迭”归咎于来自国外的鼓动。上述独联体国家的民主进程有的受到国际基金会或者国际组织的资助，有的受到外国的直接干涉，外部的支持推动了政权的更迭，而且这些资助或者干涉都带有一定的目的。美国在格鲁吉亚的行为构成了直接干涉，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Miles)的政治表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讲话被视为对反对派的鼓励。迈尔斯在来格鲁吉亚任职前曾在塞尔维亚担任领导职务。据说他在那里工作时就和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有过密切的联系。2003年11月20日，美国首次公开指责格鲁吉亚的大选中存在着舞弊并由此引发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的垮台。在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大使斯蒂芬·扬(StephenYoung)曾警告阿卡耶夫总统要按照宪法的规定在2005年按期结束总统任职，不要再拖延。上述事件都是西方国家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典型案例。

　　索罗斯基金会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是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它的目的首先就是传播选举信息和建立公民社会。索罗斯基金会有一些隶属于它的青年组织或学生组织，如“克玛拉(Kmara)”和“波拉(Pora)”，[7]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它们是抵制选举舞弊的核心力量，它们的活动促使选举结果无效。它们有自己的榜样，那就是在塞尔维亚学生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奥特波(Otpor)”。[8]在吉尔吉斯斯坦形成了自己的青年组织，如“凯尔-凯尔(Kel-Kel)”，[9]它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同行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独联体国家的政权更迭，西方国家的反应并不一致。西方国家在2003年秋天支持了格鲁吉亚的政权更迭，而对于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Alijew)家族内部实行的类似于王朝继承式的权力交接以及存在舞弊的选举结果，西方国家的批评则保持了克制。鉴于此，独联体国家的权力精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一个国家存在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反对派，拥有显而易见的、广泛的社会变革条件，并且这个国家的政府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才会卷入这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在阿塞拜疆，人们能够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反对派要依靠外国的支持破坏“阿利耶夫治下的稳定”是没有意义的。一位阿塞拜疆的评论家认为，西方国家对总统选举结果的承认使政府感到轻松，反对派的理想破灭了。在亚美尼亚也是这样，反对派经常抱怨，他们认为，对于政府的反民主行为，西方国家(首先是欧盟)的反应总是前后矛盾。在吉尔吉斯斯坦，西方也曾设想过支持阿卡耶夫的政治改革，但是在许多国家，这早已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五　地缘政治向国内政治发展

　　在看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政局动荡后，一些观察家认为，欧亚地区的“后苏联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转型；这一地区的国家不仅在国内局势，而且在相互关系上进入了一个新的质变时期。一些观察家认为独联体国家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出现“西方化的革命”；二是继续推行依靠俄罗斯的“保守的本地区主义”。一系列的地区性组织足以证明这两种趋势。

　　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转向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地区性的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亚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在这些地区组织里，吉尔吉斯斯坦是衔接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推动合作进程的重要成员。乌克兰政权发生更迭后，对由俄罗斯推动的，并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同参加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提出了质疑。迄今为止，吉尔吉斯斯坦的过渡政府表示要在外交政策方面继续保持连续性。吉尔吉斯斯坦新任外交部长罗莎·奥通巴耶娃曾担任驻华盛顿和驻伦敦的大使，在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期间，她作为联合国驻格鲁吉亚代表与西方保持着外交联系，而且她还将在这方面继续发挥影响。但是新政府不会疏远俄罗斯而执行片面的亲西方政策。

　　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权更迭后，俄罗斯与它们的外交关系遇到了挫折。俄罗斯有一种幻想破灭的感觉，它不得不重新评估它在独联体内部的领导角色。在华盛顿的影响下，保守气氛浓厚的独联体形势令人担忧，这里可能会产生一种完全倒向西方的新的地区结构，也可能使诸如“古阿姆集团(GUUAM)”这样的组织再次活跃起来。[10]古阿姆集团是1996年由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起成立的，它以反抗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推行霸权政治并执行亲西方的安全政策而 受到欧美的赞扬。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强调了使这个组织重新活跃起来的重要意义，称“它将成为新的民主国家反抗前苏联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但是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再次脱离了这一组织，因为它们谈不上是“新的民主国家”。对于“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民主的发展，外国观察家、第比利斯的西方外交官、人权组织和欧洲理事会都认为还远远没有稳定下来。

六　俄罗斯的力量现状

　　“玫瑰革命”激怒了俄罗斯。为了巩固在中亚的战略地位，俄罗斯已经开始竭力地争取这一地区的权力精英。例如2005年1月，普京和纳扎尔巴耶夫共同表示，他们对独联体内部的“革命经验的输出”感到极不舒服。俄罗斯国防部长曾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明确表示，对于莫斯科来说，确保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利益是其最重要的战略。因此，俄罗斯对独联体内部的“输出革命”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在乌克兰发生政权更迭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反应将其在“后苏联地区”的力量现状暴露得很清楚。有的分析家将现在的俄罗斯与19世纪前半期沙皇帝国在“神圣同盟”中扮演的角色做了比较。当时的俄罗斯作为欧洲君主政体的顽固堡垒被1848年的欧洲革命弄得疲惫不堪。

　　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应要比在乌克兰快得多。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当政的同僚们举行会谈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Lawrow)拒绝对独联体国家选举中的任何一方表示旗帜鲜明的支持。但是在投票即将开始时，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敦促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不要执行反俄路线。俄罗斯的分析家从对乌克兰的外交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同邻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学会听取全社会的声音，而不应眼睛里只有在台上的权力精英。

　　针对独联体内部现存的联盟，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领导人构建了反对阵营。2005年3月，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两国总统签署了两份共同宣言:一份是关于民主的价值问题的；而另一份则涉及外国支持的、从独联体分离出去的内容。这两份宣言都反对俄罗斯在独联体内部追求专制性的权力，进而对俄罗斯在独联体内部的支柱性功能提出了挑战。

　　作为现状的捍卫者，俄罗斯首先就受到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批评。从明斯克到塔什干，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驻独联体的选举观察员见证了当政权力精英在大选中的失利。俄罗斯外交部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对“后苏联国家”抱有偏见。2003年独联体成立了自己的选举观察组织，它有 自己的判断标准，如白俄罗斯的选举就被它评定为“公开、自由、民主、合法”。这个组织只局限于在本地区活动，它对民主的定义受到了外界的批评，西方国家认为它忽视了民主和人权在安全政策领域的重要功能。

　　有了处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问题的教训，俄罗斯对比什凯克权力更迭的评论自然不能大量集中在地缘政治层面。独联体研究所(GUS-Institut)所长康斯坦丁·扎图林(Konstantin Zatulin)曾简明扼要地概括说:“这里没有反对俄罗斯的阴谋。”

　　(人民出版社刘可扬译)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注释：

　　[1]冈奇(Ganci)基地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马纳斯机场(FlughafenManas)。

　　[2]坎特(Kant)空军基地也设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距离马纳斯机场非常近。

　　[3]库洛夫曾在前苏联警察部门任职。在1997~1998年，他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部长。在阿卡耶夫执政时期，他担任过副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首脑。

　　[4]这一地区有1 /3的居民是乌兹别克人。

　　[5]如这一地区的费尔干纳(Ferganatal)盆地，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交界的地方，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三个国家在这里纠缠不清。

　　[6]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7]克玛拉(Kmara)和波拉(Pora)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青年组织或学生组织，“Kmara”的意思是“受够了”，“Pora”的意思是“是时候了”。

　　[8]奥特波(Otpor)也是一个得到美国资助和支持的学生组织，它在推动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Otpor”的意思是“抵抗”。

　　[9]凯尔-凯尔(Kel-Kel)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青年组织，“Kel-Kel”的意思是“革新之路”。

　　[10]古阿姆集团(GUUAM)由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5国组成，因这5个国家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为“GUUAM”，所以这一组织被称为“古阿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