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亚国家均没有制定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也没有专门的文件。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定散见与《国家安全法》或《国家安全构想》等文件中。从法律和政策文本的内容来看，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和自然资源安全是中亚五国共同关注的经济安全问题，同时，不同国家特别关注的经济安全问题又有不同，比如经济独立性之于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之于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之于吉尔吉斯斯坦显得更为重要。中亚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体制模式选择，以及政治治理模式与政治体制模式选择都受到经济安全问题的显著影响。同时，区域内经济安全问题还制约和影响着中亚国家与区域外经济政治合作对象与合作方式的选择，以及区域内一体化合作的进程和合作模式。区域内经济安全和发展问题的相互依赖性是中亚国家抛开历史恩怨，加强相互协调和沟通，提高协作水平的重要推动因素。

【关键词】中亚国家   经济安全   区域合作   经济政治影响

 

中亚地区在我国的外交战略布局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关乎我国的西部边疆安全。我国西部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等三股势力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他们在中亚地区的危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中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还关乎“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正因为如此，关于中亚地区的研究，特别是该地区的区域安全问题和地区经济与政治形势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有关中亚地区安全与政治稳定的研究，以及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研究，涌现了大量的成果。包毅（2016）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危机的研究[1]，杨雷（2012）关于中亚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2]，许涛（2012）关于中亚地缘政治变化与地区安全的研究[3]，吴宏伟（2016）关于中亚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挑战的研究[4]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不过，分析和梳理关于中亚问题研究的学术文献，可以发现，关于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政权稳定与政治安全领域，关于中亚地区经济安全的研究几乎为空白。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发现的仅有的一篇关键词涉及中亚经济安全的研究[5]，文中探讨的也只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亚地区能源和金融受到外部冲击引发的风险问题，还算不上是关于中亚国家经济安全的规范或系统研究[6]。过去关于中亚经济安全问题研究的空白，可能反映了该问题在中亚国家发展与稳定方面还不是主要矛盾，在时间上还不具有紧迫性，在全局中还不具有重要性。

进入2017年，学者们对于中亚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判断集体转向乐观[7]，关注的重点转向地区政权交接[8]和米尔济约耶夫接替卡里莫夫执掌乌兹别克斯坦政权之后开启的中亚地区国家间和解和区域内协调的新局面[9]。学术界研究重点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亚地区形势中主要矛盾的转换。中亚地区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新局面意味着，区域内经济发展问题正在替代安全和政治稳定问题，成为中亚国家权力当局关心的重点。特别是2017年下半年中亚国家领导人互访活动日益活跃，2017年11月10日，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中亚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合作”研讨会上建议成立“中亚领导人协会”，举行定期会晤，2017年11月28日，纳扎尔巴耶夫迅速做出回应，提议2018年的纳乌鲁兹节举行中亚首脑会晤（圆桌会议），2018年3月15日，中亚领导人会议如期举行，并达成协议，形成中亚国家领导人副总理级定期会晤机制。该机制的建立，是中亚国家领导人对区域内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性观念的体现。2017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出：“没有本地区国家间的相互协作和高水平的一体化，大型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油气资源等领域项目都不可能顺利实施，建立一个安全问题、经济繁荣、可持续发展、团结友好的中亚，符合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10]

综上可见，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政治稳定与政权安全问题之后，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问题在中亚地区正在成为区域内各国的战略性主要矛盾。那么，中亚国家对经济安全问题在国家战略和法律文本上是如何界定的？中亚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是什么？经济安全问题对中亚国家的国内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以及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尝试就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界定

国家经济安全被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冷战后国际竞争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的结果。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具有明显的军事特性，经济安全还未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安全观是以国防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国家霸权的维护和延伸。当时设立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对非西方阵营的禁运和贸易限制，是这种国家安全观和经济安全观的集中表现[11]。冷战后期，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得各国开始重视非军事安全的重要性[12]。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面临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威胁降低，经济因素对政权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家间的竞争也逐渐从政治和军事竞争转移到经济竞争领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更加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同时国内经济运行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国际学术界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但国家经济安全迄今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概念。在美国1991年12月发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后来发布的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包括美国在前沿产业上的垄断地位都是其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内容[13]。其他具有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或制定单独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政策的国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定则更偏重于经济独立性或经济运行受到的外部威胁。比如，日本20世纪70年代提出经济安全概念，1980年正式发布《国家经济安全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保障日本国内的资源和粮食供应[14]。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周边影响的扩大，日本在国家经济全方面的焦虑逐渐转向对中国的戒备，并试图通过加强与美国的相互关系来保障自己的国家经济安全[15]。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制定专门的国家安全战略政策的国家，并且对国家经济安全规定了系统的“国家经济安全指标清单”，确定了指标的临界值。在俄罗斯1996年颁布的《俄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原则）》和1997年、2000年《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经济运行、财政金融和社会政治稳定是核心内容。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西方制裁及石油价格暴跌促使俄罗斯在2009年发布《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在2015年发布新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国家经济安全威胁被定位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资源竞争、经济结构单一和技术落后，经济独立性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内容。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方面的实践表明，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在不同国家是有不同定位的。

学者们根据上述世界主要国家在经济安全方面的政策实践，就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了归纳和界定。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类三种界定方法。第一类是概念解析法，从安全这一概念本身出发，把“国家经济”作为安全的定语来使用。根据这种方法，安全是指“特定价值免受损害”[16]，因此，从“保护什么”和“威胁来自何处”的角度看，国家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经济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经济主权不受侵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不受外部势力控制，能够抵御国际市场动荡和风险的冲击。”[17]

第二类包含两种方法，分别从“状态”和“能力”的角度界定国家经济安全。其中，从“状态”的角度来界定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静态的、被动和绝对安全的视角。这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它具体体现在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济的发展进程能够经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冲击等。”[18]俄罗斯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文件中，运用的就是“状态”概念：“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抗拒外来冲击，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确保国家主权不受分割的一种经济状态。”[19]

从能力的角度界定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动态、主动和相对安全的视角。维护安全能力是相对于风险源和威胁大小的，它是一种主动的、预警式的安全风险防范，应对风险和威胁能力是动态性的，这三个方面构成这种概念界定方法的主要特征。这种方法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为使国民经济免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干扰、威胁、侵袭、破坏而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优势的状态和能力。”[20]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将经济安全定义为“经济竞争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21]罗伯特·吉尔平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这种界定反映了美国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方面的政策特征：主动性、进攻性和动态性。

上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界定，从科学逻辑上看，没有优劣之分，都反应了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定维度的内容。各个国家在确定自己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时，往往是根据自身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影响力以及内部经济安全条件与外部经济安全的关系来做出决策的。中亚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就是这种逻辑的反映。

二、中亚五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设定

1.中亚五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五国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独立主权国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中亚五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政治建设、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构建。独立伊始，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不可侵犯和边界不可变动。考察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国家安全战略，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通过卓有成效的对外政治和对外经济活动来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变动；（2）坚持足够防御原则；（3）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际法准则接轨，符合法制国家的要求；（4）通过在各大国之间的平衡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发展。

从中亚五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看：第一，中亚五国都声称奉行和平的方针政策，都把维护和平和保持地区稳定置于首要地位，反对用战争或以武力相威胁作为达到政治、经济和其他目的的手段；第二，各国都表示要作无核国家，加入核不扩散条约。都主张减少生产和试验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主张全部销毁；第三，哈、乌、塔三国与俄罗斯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强调与俄罗斯有共同的利益，认为独联体外部边界即为本国边界，因此，强调加强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土库轻斯坦则表示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或同盟，而是通过积极中立政策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中亚五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上被设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制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单独法律文本或政策，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保护对象、安全威胁、责任机构和基本措施等都包含在一般国家安全战略文本中。

2.中亚五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设定

（1）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经济安全政策及法律规定

哈萨克斯坦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和定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目前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位、基本政策安排和措施等，是由哈萨克斯坦2012年1月6日颁布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进行调节和规范的[22]。该法案是对1998年8月26日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的修订。

在2012年版《国家安全法》的第二章“总则”之第四条“国家安全的种类”中，列举了公共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六种国家安全利益。其中，第四款“经济安全”是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经济不受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并在此情况下保持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独立”。在第二章第五条关于哈萨克斯坦国家利益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了核心国家经济利益包括“为了全体哈萨克斯坦民族福祉的经济发展”和“农业、燃料能源主体、运输和生产部门、金融体系充分保障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经济安全持续运转”等内容。第二章第六条“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包括：（1）“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危害，包括违背国家利益利用战略性资源，妨碍创新发展和投资积极性的增长，资本和商品不受控制的外流，影子经济的增长”；（2）“金融体系稳固性的降低”；（3）“产品和商品生产的减少、质量和竞争力的下降、出口、过境和获取潜力下降，来自其他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不生产的产品和商品供应的减少”。

在第四章“国家安全保障”中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规定“经济安全”包括：“（1）表现为金融体系不受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以及在此情况下国家能够保证其统一、独立和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安全；（2）表现为包括粮食企业在内的经济受保护状态并在此情况下国家能够确保居民的充分满足生理需要定额和人口增长的优质和安全的粮食商品的身体和经济获取的粮食安全；（3）表现为燃料能源、油气和原子能企业不受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并在情况下国家能够保障能源独立以及满足社会和国家能源资源需求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4）表现为交通部门不受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并在此情况下国家能够为满足经济和人口的公路、铁路、航空、海洋和内河运输需求以及与其有关的服务的条件，建立和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运输潜力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其竞争力的交通安全。”随后，进一步规定了17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包括确保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保持金融、能源、粮食和运输独立，保持国家经济独立，确保财政稳健，减少影子经济等原则性规定。对于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国投资、战略资源所有权转移、商品进出口等，《国家安全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政府可以处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设置限制性障碍。

哈萨克斯坦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在中亚五国中是相对比较系统和完整的。

（2）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经济安全政策及法律规定

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专门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战略构想或法律规定。1997年8月29日颁布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构想》[23]是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政策的最主要文件。另外，1998年12月14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稳定发展构想》、2000年5月26日修订颁布的《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济活动法》以及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等文件也有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表述。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出任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之后，明确指出，随着世界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迫切需要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不会加入任何政治军事联盟[24]，预计新的《国家安全构想》文件将在2018年内颁布[25]。

根据上述涉及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文件，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经济独立得到保障，具有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对国家重要利益的威胁的能力。衡量经济安全的指标包括：（1）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包括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状况；（2）经济独立性状况，包括投资结构、能源和粮食安全、储蓄与负债状况等；（3）金融与财政状况，包括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内外债水平、国际收支状况等；（4）市场和经济体制变革，包括影子经济治理、经济司法质量等；（5）社会生活水平，包括失业率、可支配收入、公共卫生状况等。

（3）吉尔吉斯斯坦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和法律规定

吉尔吉斯斯坦同样没有制定专门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文件，目前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政策主要是由2012年6月21日颁布《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构想》[26]规范和调节的。根据上述文件，国家安全是指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利益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对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包括：世界大国在全球和中亚地区以及若干地区之间矛盾的加深；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范围的扩大；中亚地区国际贩毒集团的活动；与个别地区国家之间划分国界的国际法手续尚未完成；费尔干纳谷地人口问题的无法解决。外部威胁中，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中亚地区水资源问题的加剧”。

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内部因素包括：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分离主义倾向、族群间矛盾、地方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加剧；居民教育、道德和文化潜力的恶化，社会生活中非传统宗教派别影响加强，共和国个别地区人口形势的紧张，国内外移民问题难以解决；共和国管理体系效果不充分等。来自内部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主要有：共和国经济的危机状态和能源保障体系的脆弱性；影子经济规模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腐败的蔓延；犯罪、吸毒、酗酒和失业；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不足和国家信息空间保护的薄弱；生态恶化、自然资源枯竭和不合理利用以及现存的对自然性和技术性非常形势预警和反应体系效果不足。

（4）塔吉克斯坦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和法律规定

塔吉克斯坦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主要体现在2011年6月28日颁布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安全法》中。另外，由于粮食生产和供给在塔吉克斯坦经济中的特殊重要性，塔吉克斯坦2006年7月28日专门制定颁布了《塔吉克斯坦谷物法》，对国家粮食安全进行了专门的规范[27]。

总体上看，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安全法》基本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翻版。《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安全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概念”部分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重要的利益不受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安全状态”；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免受威胁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独立的国内外条件、过程和因素免受影响的状态”；粮食安全是指“国家依照自身生产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确保积极、健康生活、人口增长和全体居民所必需的生理需求的经济状态”；生态安全是指“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生死攸关的重要利益免受由于人类和自然对环境的影响产生的威胁的状态”。第五条“国家利益”规定，“国家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是国家核心利益。第六天“安全威胁”规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第十八条“经济安全的保障”规定，通过国家机关、法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保障下列方面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经济独立；不允许塔吉克斯坦经济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保护和加强国家经济的能源基础；最大限度的减少国家经济与受国家地缘政治环境中发生的可能的消极因素影响有关的脆弱程度；保障与国内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互利合作和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方面的国内外贷款和投资机会优先；国家财政赤字不得高于容忍的水平和加强国家财政收入；不得无目的使用国家预算和国家资源；不得增加违反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的数额的外债；不允许和消除导致国家社会经济中出现威胁性的失衡；在鼓励竞争和限制垄断活动的条件下扩大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的经济中的份额；确保经济增长。”并规定，为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对在塔吉克斯坦投资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实施必要的监控，“在签订、履行和监督履行利用国家资源合同的情况下必须考虑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第十九条“粮食安全保障”条款中，专门规定了确保粮食安全的保障原则和保障措施。

（5）土库曼斯坦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和法律规定

土库曼斯坦在1991年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土库曼斯坦独立宪法》规定，奉行国家中立的原则，不加入任何政治或军事联盟、组织。目前规范土库曼斯坦国家经济安全的文件主要有2013年5月4日制定、2016年6月18日修订的《土库曼斯坦国家安全法》，以及2016年11月23日制定颁布的《土库曼斯坦食品安全法》和2017年3月20日制定颁布的《土库曼斯坦谷物法》[28]。由于土库曼斯坦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因此，在《土库曼斯坦国家安全法》中，关于土库曼斯坦经济运行、经济安全的问题，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法条。在第一章“总则”中，引用的基本概念包括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威胁、国家安全主体、国家安全客体、国家安全战略、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空间等10个基本概念，但没有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设定。在第三章“国家安全保障原则”中，十大原则也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综合上述三部法律文本，经济独立性、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是土库曼斯坦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

三、中亚五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特点

1.中亚五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内容

从上述中亚五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设定看，中亚国家对经济安全内容和范围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俄罗斯的文本。俄罗斯1996年4月制定颁布《俄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同年10月，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拟订了包含22项内容的经济安全指标清单。从特征上看，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安全属于全能型集中式安全战略，不仅有专门的法律文本规范和设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而且明确规定了影响经济安全的具体指标，确定了经济安全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确保经济安全目标实现的政策措施。

作为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独立主权国家，中亚五国在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和基本战略举措的设定方面，基本借鉴了苏联时期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方法。因此，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上，中亚国家虽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制定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文件，但从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文本看，中亚国家关于本国经济安全的内容也相当丰富，范围也相当广泛。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方面，中亚五国基本上遵循的是“状态论”国家经济安全界定方法。明确界定国家经济安全概念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他们都规定“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不受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并在此情况下保持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独立”的状态。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定义专门的经济安全概念，但国家安全被设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利益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土库曼斯坦也规定，“国家安全是捍卫土库曼斯坦国家利益免受现实和潜在威胁的状态”。这是中亚五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相似的地方。但由于各国基本国情的差异，中亚五国各自强调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又是不同的。归纳起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类安全是被集中强调的：

其中，哈萨克斯坦对国家经济安全具体内容的强调更集中于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资源和能源安全、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塔吉克斯坦则更强调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交通安全和经济独立性问题，土库曼斯坦强调的是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和食品安全，吉尔吉斯斯坦则强调经济危机、水资源安全、自然资源枯竭和影子经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更加强调经济独立性、能源安全、水资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梳理中亚五国各自所强调的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可以发现，中亚国家所关注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这些国家各自所拥有的国家赖以生存主要自然资源和主要财政来源。如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源，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资源。第二类是这些国家稀缺但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资源或物资安全，如水资源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经济安全中的特殊地位，粮食在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安全中的特殊地位。第三类是来自外部冲击和内部风险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如哈萨克斯坦对金融安全和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的关注，塔吉克斯坦对经济独立性和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的关注，吉尔吉斯斯坦对影子经济、经济危机和资源枯竭问题的关注，乌兹别克斯坦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独立性的关注等。

2.中亚五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特点

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特征可以从许多方面概括。其中，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发现一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特点是最常用的方法。另外，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本内涵

中亚五国经济安全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中亚五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设定和法律规范表明，中亚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政策设定均属于分散、嵌入式的安全战略。没有单独的经济安全战略文件，经济安全政策制定和执行分散在各部门。

第二，从对经济安全战略的定位和应对经济安全威胁的执行情况看，属于防御性的经济安全战略。根据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归纳梳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界定主要分为“状态型”和“能力型”，实现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方式则分为进攻型和防御性。通常情况下，被动防御型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更注重经济安全状态是否实现。而主动进攻型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则更注重确保经济安全能力的维持。中亚五国的状态依存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在类型上基本属于被动防御性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来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实现经济安全。这也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集体安全条约》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础。

第三，从经济发展的状态和经济总量来看，中亚五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均属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安全战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安全战略的设定上有着巨大差别。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维护自身的领先地位或特定区域、领域的霸权地位，因此，往往是进攻性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比如美国并没有制定像俄罗斯那样的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文件，但美国有一个机构即美国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职能非常强大。在2017年12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经济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基于这一设定，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实际上是对二战以来美国的国际治理霸权（国际规则）和前沿产业霸权（经济技术垄断）的维护，是一种进攻型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美国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随时审视威胁来源，包括贸易、投资和国际区域合作，并制定进行反击措施。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型经济体而言，一般都属于生存型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亚五国基本属于这个行列。甚至大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比如印度的经济安全战略，其定位也基本上属于防御性的。

另外，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家经济安全一般是由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这些经济体在市场权利、产业技术水平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完整性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国际话语权，这决定了其经济安全战略具有的特定内容，比如资源安全的特殊重要性，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

第四，中亚五国的经济安全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与较强的外部依赖性。首先，从中亚五国非常关注的经济独立问题看，这些国家基本缺乏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因为：（1）中亚五国无一例外地无法独立供给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主要资本品；（2）这些国家主要出口品的外部市场集中度指数非常高[29]；（3）专业化产业分工具有高度的外部依赖性。俄罗斯仍然是中亚五国的主要国际分工伙伴，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内分工相互依赖度正在逐渐提升。这就形成了一种区域间的经济安全相互依赖。其次，中亚五国之间还存在着高度的水资源和能源的地区相互依赖。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资源对下游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意义重大，同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能源通道也存在很强的地缘依赖。与此同时，中亚五国作为内陆国家，交通安全的相互依赖也具有典型的区域地缘特征。再次，由于中亚五国经济结构的单一性，这些国家还普遍存在粮食安全的脆弱性问题。区域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使得中亚五国的金融与货币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中的短板。

第五，与上述四个特点相关的，是中亚五国经济安全的政治性与地缘性。这里包括国内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相互依赖，以及外部国家经济安全的区域内相互依赖。在获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之后，中亚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国家现代化成为重要任务。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益活跃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安全变得高度依赖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反过来，经济安全又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影响。这是中亚五国经济安全的国内政治经济安全相互依赖。除了这种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相互依赖之外，在外部也存在着地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前述的中亚五国经济安全外部依赖性中，最主要的是强调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安全的威胁。实际上，从中亚各国强调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看，无论是当前立国的基础——丰裕资源（石油、天然气、水资源和有色金属），还是稀缺资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抑或是作为内陆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外部联通的脆弱性，中亚五国的经济安全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具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经济特征。

四、中亚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经济影响

1.中亚五国经济安全状况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

中亚五国上述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特征以及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对国内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对中亚国家的市场化经济转型、经济体制选择和对外经济战略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1）中亚国家经济安全状态和经济安全战略对对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亚五国在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治现代化走出了一条非常具有中亚国家历史文化特色的道路，形成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具有威权特征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时，在吉尔吉斯斯坦还形成了所谓的“吉式议会制”政治权力结构体系。中亚国家的“强人”总统或“强势”家族式政治结构的形成原因，在既有的文献中往往归结为中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部族政治）的影响，以及这在新独立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去俄罗斯化”（或“去苏联化”）和再伊斯兰化需要[30]。但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现代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对国家经济资源的控制的分配，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运用关键经济资源实现的经济发展，至少要为政权的生存提供最低限度的民众支持。在中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无论是“强人”政治还是“吉式议会制”，其中的政治权力底色恰恰是部族政治或家族政治。来源于部族或家族的政治精英控制着对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这是中亚五国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执行层面上呈现出的显著特征。

在维护政治权力的有效运转和确保政权当局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资源的有效控制方面，中亚五国的部族政治及其形成的政治精英代理结构[31]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中亚五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执行部门和责任机构中，政治精英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资源的掌控是中亚国家政治结构的独有特征[32]。在其他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中，饱受诟病的裙带资本主义在中亚五国则演变成部族和家族政治和经济结构。这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状态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之间存在这密切的关系。

中亚国家20多年来经历过“颜色革命”的挑战，目前还正在经历老人政治的代际传递的挑战。回顾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是这些国家的首要议程，相对而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本国的优势资源，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非常缓慢。之所以如此，既与关键经济资源被大量投入政治稳定进程有关，同时也与经济安全战略的实施本身就是政治议程有关，更与政治权力结构与经济安全资源的政治支配结构有关。

（2）中亚五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亚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和安全战略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化转型、经济体制选择和对外经济开放领域。

中亚五国的市场化转型在速度上是不同步的，在结果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是保留更多国家经济控制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米尔济约耶夫新政在放松国家控制方面有突破），以及介于前两类之间的塔吉克斯坦，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资源或要素流动领域，市场化进程都是基本被严格控制，甚至是被禁止的。在前述中亚五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内容中，国家资源主权安全严格被置于市场原则之上，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开采，土地租赁和水资源开发等领域，基本上都没有开放市场准入，也不会完全遵循市场原则来管理。另外，金融开放和对外资的使用，都必须严格置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框架之下。

中亚国家的上述国家经济安全特征和经济安全战略设定，是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设置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深度干预，对金融和经济资源的全方面监控，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部族化和家族化，是政治结构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结出的果实。

（3）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中亚五国经济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

直到2015年之前，中亚五国的对外经济开放都基本被限定在商品贸易领域，投资合作和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一般被限定在项目合作和个案审查的水平上，基本不存在金融、投资和服务业开放合作的一般性制度安全。2015年石油价格暴跌和俄罗斯经济危机对中亚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中亚国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了缓解内外不平衡的压力，对货币制度安排和金融领域的开放进行了调整。中亚国家的这种开放进程和制度安排的背后，起作用的主要因素与国家经济安全政策和战略安排是分不开的。

在中亚五国特别关注的经济安全影响因素中，外资对关键经济资源的投资和控制，金融领域防范外部冲击的能力，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最核心的变量。在中亚五国中，普遍存在着防范外部冲击与需要外部市场和资金之间的矛盾。因此，金融开放和本币稳定的基础之间，利用外资与产业安全之间，都需要在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框架下进行权衡。这正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中亚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2. 中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区域地缘政治经济合作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指出，中亚五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普遍具有地缘性和区域内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特征。在研究中亚五国的国家间关系的文献中，大都强调中亚国家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历史积怨阻碍了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33]。

实际上，中亚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其各自国家经济安全困境的体现。无论是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原本畅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连接受阻或中断，还是原来的区域内统一电网不复存在，铁路网不能联运，还是输油输气管道时通时断，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安全的最主要威胁。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水资源利用问题的积怨和矛盾，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冲突，也是这些国家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方面着重强调的问题。这种区域内国家间经济安全的相互依赖性是国家间矛盾的根源，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历史矛盾的化解由恰恰需要区域内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因此，中亚五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是两面性的。至少，从目前看，这种两面性表现在：

第一，中亚水资源安全的区域性及其地缘影响的两面性。中亚国家的水资源安全困境既是中亚国家间历史积怨和矛盾的根源，同时也是相互合作的纽带。第二，中亚能源安全与交通安全的区域性及其地缘影响的两面性。交通基础设施的连通和能源通道的安全性在区域内国家间是相互依赖的，这即是地区冲突的根源，也是合作的契机。第三，中亚国家对能源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追求，决定着中亚地缘政治经济合作的方向。比如，哈萨克斯坦-中国原油管道的建设，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打破了俄罗斯对中亚能源出口通道的控制，也打破了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垄断。再比如，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修建，以及中亚-里海-高加索-土耳其能源通道的建设，有可能重构地区区域合作方向。

因此，中亚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合作在最近的复苏，正是区域内国家经济安全地位上升和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形势好转的结果。中亚国家中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纳扎尔巴耶夫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中亚地区要向好的方向发展，其“最佳方案是地区一体化。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我们才能减少本地区的潜在冲突，解决事关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化解在水资源、能源领域的矛盾”[34]。2016年11月，米尔济约耶夫出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之后，提出了改善与邻国关系的新政。2017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在谈到中亚国家之间问题时，指出：“没有本地区国家间的相互协作和高水平一体化，大型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油气能源等领域项目都不可能顺利实施，建设一体化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可持续发展、团结友好的中亚，符合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35]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短暂的经济发展利益。在防御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维持最低限度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发展争取更高程度的国家经济安全，是多数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安排。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往往会牺牲暂时的经济发展。对于中亚国家而言，经济安全的实现既有赖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战略安排，也有赖于区域内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方面的合作，因为中亚五国的经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一个和平友好并相互合作的中亚区域内合作机制符合中亚国家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