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实现世界持久稳定与和平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关于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价值观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为战胜人类社会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提供了方向。关于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方案坚持正确义利观，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突出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国际角色定位。该中国价值与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逻辑基础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价值  中国方案

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体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励精图治，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化而国际治理相对滞后的世界形势发展，秉持兼容并蓄、文明发展、协和万邦的文明发展观，以开放、自信的胸襟，为国际治理和世界持久稳定、和平提出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是基于国际局势变化，基于我国新时代的国际身份与国际定位，基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逻辑，为国际治理提供的有效方案，为我国外交提供的指导性方案。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新时代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国际角色定位提出的重要思想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成长和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朝着更加平衡和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2008年以来，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缺陷，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不得不做出调整，社会政治生活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主导国家经济发展逻辑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下资本的垄断地位，使得资本独占经济增长和财富增殖的利益，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收入增长缓慢，实际可支配收入甚至在近十年来出现了负增长，激起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导致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美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催生了美国优先和逆全球化的政策选项。在英国，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英国的脱欧行动。在意大利、荷兰和德国，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都给极右翼和极左政治势力走上前台提供了政治土壤。另一方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欧洲引发债务危机。西方在中东北非推动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欧洲送去了大量的难民。欧元区经济分化和欧盟成员国面临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给欧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国际治理结构中，G20取代G7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治理对话平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改革也被迫进入议事日程。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过去五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和任务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我国的和平崛起给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打破了国际关系史上“强国必霸”的历史逻辑。其次，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即使没有打消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大国的战略疑虑，也至少在实践中扩大了协商和对话的领域和平台，为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再次，在国际社会面临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的领域，中国作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大国，为消除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把发展议程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议程，主张通过发展来建立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正因为如此，与过去相比，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国际定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实践方面体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起了许多由中国倡导的国际议程。这些议程和举措都是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和平发展的绝好证明。这些议程一方面为国际治理注入了新的能量，提供了新的方案，另一方面也引领国际关系框架向着更加平衡和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正是对构建持久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提供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这一重要思想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平衡、更加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阐释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国家间关系，揭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解释国际秩序演进的动力及发展规律。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形成了包括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内的多种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对于国际体系、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逻辑，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格局的成因和演化动力。但归结起来看，这些国际关系理论都不外乎通过假定和推论，解释了以利益争夺与冲突、国际无政府社会与权力政治、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安全困境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现实，利益冲突和权力政治是核心线索。尽管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相互依赖和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提出了构建“安全共同体”来结束“国际安全困境”的设想，但这些主张都离不开地缘政治争夺的窠臼。郑必坚教授在分析冷战格局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时，就提出国际社会目前关于维护国际稳定有两条途径：大国主宰和权力平衡。这两个途径，都是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无论现实主义逻辑下是霸权稳定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构想，抑或是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理念对没有超越“大国争霸”或者“小国骑墙”的地缘政治冲突理念。包括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推崇的“势均论”，其实质也还是一种大国争霸的地缘政治理论。从国际秩序演进和目前的国际安全挑战来看，上述理论并没有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构想，是综合考虑区域和全球发展的共同利益，同时综合考虑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创新性国际体系构想。在这里，基于共同的“利益交汇点”而可能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和基于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可能构建的“安全共同体”，是一种综合考虑发展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构想，这一构想的结晶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共同体的理念来处理国际关系，既正视了地缘政治中的利益差异和利益交汇点，同时又超越了地缘政治。这里的所谓“超越”，就是没有局限于“地缘政治”中的利益差异和利益冲突，而是更加重视不同地缘、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是否有利益上的交汇点，更加注重“求同存异”。这种主张认为，只要有利益交汇点，无论这种交汇点是共同发展利益，还是共同安全利益，都可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建立这种致力于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的利益共同体，其实现方式，当然就超越了基于地缘政治的霸权稳定论或均势论所主张的干预、颠覆国家主权，或战争、单边制裁等手段，而是主张通过投资和贸易合作，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商，通过政治谈判和对话的方式来实现。

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关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方案，其中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中有着重要影响，但所有这些理论在外交实践中都面临权力、利益和国际治理结构等问题的拷问，并难以给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治理方案。

在国际关系发展史和现代的国际外交实践中，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正是由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而引起的，基于地缘和国家集团的国际权力争夺更是造成国际社会分裂和对抗的主要原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安全和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安全和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各国在相互依存中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这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这样，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未必要像过去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于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基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共同利益包括共同的发展利益和共同的安全利益。这种思想超越了现实主义关于安全利益的地缘和零和博弈观念，也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把共同利益局限于安全相互依存的国际秩序观。在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安全相互依存理论中，冷战时期的恐怖平衡也是一种安全平衡，后冷战时期的围堵和遏制也是一种相互依赖。这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阐释的安全利益和相互依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阐释的“利益交汇点”、“利益共同体”是包括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该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则基于全球共同治理的理念。其基本逻辑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中国价值为内核的关于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方案和蓝图

决定当前世界秩序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核心要素是这一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础。尽管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基本主题，但恐怖主义、宗教冲突、难民危机和环境危机等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仍在时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为什么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需要从当今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础和基本规则中寻找。现代国际秩序秩序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为现代国际关系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之后世界秩序的演变历经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最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协商和决策的平台。毫无疑问，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原则形成的现代国际体系，为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原则和框架基础，也为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但这一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持久和平稳定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需要新的价值基础和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一种基于中国价值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操守中，孟子提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直有着重要影响。这一人生哲学和与之相对应的“天下观”也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战略和世界秩序观中。在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针对中国的综合国力、世界局势和主要任务，要求外交工作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1]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条件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任务都逐渐在改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和世界格局带来的挑战，引发了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一方面需要塑造更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推动国际秩序想着更加公平、正义和民主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国际秩序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以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进行了深刻诠释和明确表达，提出了中国社会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和期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促全球发展。[3]

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思考，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这一创新性构想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的那样，对于西方很多“现实主义者”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不过是个空洞的口号。而在很多认真对待这一提法的人看来，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大西洋宪章》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甚至也不亚于《联合国宪章》。[4]让中国人自傲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新思想获得了世界各国高度的赞赏，已经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必将对全球治理和世界持久和平产生重要影响。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我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设定了工作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我国外交战略的总体构想、实施途径、战略布局和基本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给出了明确部署。其中，在总体构想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特征是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途径是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寻找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在外交战略布局中，总体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基于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外交战略布局的三个支柱。外交战略的实施服务于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基本目的，通过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来增添共同发展的新动力。

首先，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国际生活中，主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大国关系中，倡导摒弃冷战思维，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对于利益分歧和国际问题，坚持平等协商对话来解决问题，反对结盟对抗的冷战做法。对于分歧和争端，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化解分歧，不搞结盟和对抗。坚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其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途径和基础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打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是共同的发展利益和共同的安全利益，这种共同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要在开放、包容和相互合作中加以寻找，并逐渐扩大。因此，在我国的外交方略中，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自由贸易，倡导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我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和共同发展是世界潮流，自我封闭和贸易保护没有出路。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我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外交布局，即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在新型国际关系中，公平正义和民主、平等、协商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对国际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和基础性影响的是大国关系。坚持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是世界格局持久稳定的前提，全面均衡的大国关系是避免大国之间结盟对抗的保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打造良好的外部建设环境方面，亲诚惠容的邻国关系处于首要地位。与周边国家形成利益和安全共同体，就能保证周边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任务仍然是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建设经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互利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中，处理好基于市场原则和发展援助的关系。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我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基本工作思路。这个基本思路包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是我过外交战略和外交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李君如：“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需要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1249。

袁祖社，““中国价值”的文化发现及其实践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2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