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所抛弃，直接原因源于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一是““休克疗法””引发持续经济衰退，导致国力下降和社会贫困化；二是市场化经济转型滑入非效率制度均衡陷阱，政府被寡头资本俘获。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源于其逻辑设计与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矛盾：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逻辑在俄罗斯转型中被用作政治工具，转型方案缺乏严谨的实践逻辑；二是新自由主义转型逻辑与市场化经济转型的政治性之间存在矛盾；三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在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势竞争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无法帮助转轨国家和后发国家保护本国利益不受损害。俄罗斯抛弃新自由主义，回归社会市场经济的探索，是对上述教训反思的结果。

【关键词】俄罗斯  新自由主义  社会市场经济  市场化转型

 

俄罗斯自1992年以“休克疗法”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以来，迄今已经25年。关于当年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转型方案的新自由主义性质，在学术界几乎毫无争议。就成败而言，无论是从俄罗斯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看，还是从转型启动后的经济增长绩效看，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都是不成功的。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绩效看，1992年“休克疗法”实施以后，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混乱，激进的市场化转型不但没有解决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而且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衰退。到1996年，俄罗斯的真实GDP总量仅相当于1989年的51%[2]。通货膨胀和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快速流失和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金融工业寡头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普通居民的储蓄因为超级通货膨胀化为乌有。直到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大幅度调整转型政策和方向之后，借助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涨周期，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俄罗斯经济衰败的趋势。另一方面，就市场制度模式而言，俄罗斯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初期迅速向“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放弃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对内放开价格，对外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卢布可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等，但从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2000年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特征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无论是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章第一款关于国家经济性质的规定和第8章第二款关于国家经济结构的所有制结构规定[3]，还是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后多次强调，俄罗斯是“社会市场经济国家”[4]，经济发展以保障人民有尊严的生活为目的[5]，俄罗斯都再没有把1992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设定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目标。因此，就结果而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启动经济政治转型，摧毁旧政治制度，摧毁计划经济体制，进而搞乱经济运行的作用。2000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进程表明，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所抛弃。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在俄罗斯迄今为止的转型实践中失败？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转型的反思及其之后的政策调整，可以看作是这种失败的一个初步解释。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指出：“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只是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简单地照搬到我国，我国的改革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就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会取得成功的。”[6]基于这种认识，普京在自己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对既有的转型方案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尊重私有化结果和肯定市场价格机制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限制寡头对政权决策体系的干预和渗透，重新定位政府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通过战略部门的重新国有化和建立中央-地方垂直权力系统，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对比1992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这些举措表明，普京已经大幅度扭转了俄罗斯转型的方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及至2016年开始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则从另一个侧面给出了新自由主义存在实践逻辑缺陷的证据。

那么，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市场化转型中失败的原因及俄罗斯的社会市场经济转型探索？本文以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实践结果为起点，试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性质及其与经济转型任务的矛盾、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实践逻辑与经济转型的矛盾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实践及其结果

俄罗斯启动转型的“休克疗法”，其核心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这一转型方案造成的实践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抛弃的直接原因。

1．俄罗斯1992年“休克疗法”转型方案及其新自由主义性质

（1）“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和政策目标

俄罗斯1992年初以“休克疗法”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组合[7]。

其中，经济自由化是“休克疗法”的第一项内容。在政策顺序上，首先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价格自由化被盖达尔称为“渐进改革框架内采取的休克措施”，是俄罗斯改革由渐进转入激进的分界线[8]。具体做法是，自1992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物价，90%的零售商品和80%的工业品批发价格一次性取消计划定价，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实行卢布可自由兑换，实行浮动汇率；取消国家在外贸领域的垄断，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有权经营进出口业务。

价格自由化旨在达到四个目的：第一，帮助克服经济中严重的财政失衡问题。为此目的，需要减少价格补贴，并能够在价格放开的条件下征收增值税。第二，通过价格自由化在短期内“吃掉”民众持有的过剩货币余额。这些多余货币是苏联时期强制储蓄政策和1992年前几年执行扩张性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果。第三，通过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使比价关系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为更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创造前提条件。第四，通过自由价格机制，在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在极大地减少投机需求和低效率生产性浪费的基础上，消除商品短缺现象。

价格自由化之后的跟进措施是实行统一汇率基础上的货币可兑换政策，减少企业的进口补贴。对外部市场开放是和价格自由化同等重要的经济自由化举措。俄罗斯期望通过货币可自由兑换和对外开放经济，来保证俄罗斯的进口需求，在市场化的基础上解决经常性的商品短缺问题。

稳定化措施是“休克疗法”的第二项内容。稳定化的要求是，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整个经济政策的重点，实行严厉的货币财政政策，通过压缩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量，限制信贷规模，减少乃至取消各种补贴和优惠，以期把月通货膨胀率限制在2~3%，最多不超过5%，以便为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稳定化的核心是改革俄罗斯的银行体系，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通过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融资的做法。在这里，使中央银行成为俄罗斯独立的仅对币值稳定和货币流通稳定负责的一支力量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一环。稳定化方案规定，必须在改革的最初两年改变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事实地位，以保证中央银行能执行独立的不受干预的货币政策。诸如货币计划等行政性限定国内货币流通总量的政策工具必须退出政府的经济干预工具箱。由于当时叶利钦总统对盖达尔政府改革权限的强化，转轨启动最初几个月里，政府做到了严格限制中央银行政策的摆动。该政策方案弱化了政府可利用的政策力量，恶化了1992-1993年的经济形势，但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反对超级通货膨胀计划的压力集团的能量。先前执行的国家支出根据通胀率指数化的政策机制被强制退出了政府政策的工具箱。

“休克疗法”的第三项内容是私有化。私有化方案以塑造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为目的，分“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1992-1994年的证券私有化(ваучерная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主要对那些非自然垄断企业和非战略性军事工业综合体进行股份化改造。做法是给每一个俄罗斯公民无偿发放一张面额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凭证(ваучер)。私有化证券（股权认购证）可以用来：（1）在封闭性认购中购买本企业股票；（2）参加认购证拍卖；（3）购买证券投资基金(чековой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фонд — ЧИФ)的股票；（4）将认购证出售以获得现金。证券私有化的重点是分配国有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平均分配，目的是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从1994年下半年，私有化进程转入现金私有化阶段。现金私有化的重点是对私有化企业的改造，并力图使其运转起来。主要目标是吸引国内外资本，实现私有化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拍卖引入资金成为现金私有化阶段的主要私有化方式。私有化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先前被排除在私有化范围之外的企业，包括那些燃料能源综合体和部分军工企业综合体，新闻和出版部门也实行股份化改造。

按照“休克疗法”的设计，私有化为整个经济转型奠定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同时消除集权计划制度的社会基础。在价格自由化政策显示效果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私有化政策的配合。因此，私有化计划必须在尽早展开。同时，私有化政策获得社会的事前政治支持是必要的，因此，“大众私有化”方式将是俄罗斯的选择。在俄罗斯，“私有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意义模糊的口号。1991年夏天俄罗斯议会通过的私有化法令和1992年盖达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计划，文本都是приватизация，但1991年的法令中鼓励雇员所有制，1992年的私有化方案则是以证券私有化为手段把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所有。从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看，“休克疗法”的私有化方案强调的是，通过“私有化”使企业脱离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但是并没有决定新的所制形式是怎样的。大众私有化阶段的证券私有化，也仅仅是把国有企业以股份的方式分给个人，至于个人如何使用私有化证券，俄罗斯规定了四种方式：（1）用自己的私有化证券（股权认购证）在封闭性认购中购买本企业股票；（2）参加认购证拍卖；（3）购买证券投资基金(чековой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фонд — ЧИФ)的股票；（4）将认购证出售以获得现金。私有化第一阶段（1994年底1995年初）结束后，到底有多大比例的公司（经历股份化程序的公司）落入具有雇员所有制特征的内部人控制之中，评估结果从65%到90%不等[9]。但是这些差别并不改变基本结论，即第一阶段私有化结束之后，企业工作人员取得了与其他居民相比更有利的对企业的支配权力，并导致一种不利于吸引外部投资人的股份所有权结构。这种结构与1991年私有化法令鼓励的雇员所有制非常接近。按照改革领导人盖达尔和丘拜斯的说法，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为了使已经完成的私有化计划在1992年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获得通过，他们不得不作出了妥协。因为在1991年下半年，很多人支持私有化是希望国有企业转变为雇员所有、雇员管理的企业。俄罗斯的大部分左派支持这条道路，其中一些人认为这最终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蓝图。雇员所有制的拥护者实力强大，导致俄罗斯议会在1991年夏季通过私有化法令时加进了鼓励雇员所有制的条款。但是，叶利钦集团反对这种私有化，而渴望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的意义实现工业私有化。实际的私有化过程变成了分化左派力量，使右派社会精英获得社会资源控制权的过程。

仅仅把私有化简单地理解为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一环，这还不够。私有化作为一种体制重组现象，它的制度意义表现在，私有化是两个分开而且平行的过程。一方面，私有化是一个使国家逐渐放弃产权主体职能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私有化的实质是产权的非国家化过程。另一方面，私有化是一个生成新的经济机制、法律机制以及新的经济制度结构的建设性过程，没有这一过程，私有制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概括起来讲，“休克疗法”这一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是：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性消除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缺口，制止通货膨胀的发展；放开价格，取消价格补贴，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实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而由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体系；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的经济垄断，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

以上几个方面的核心是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就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

（2）“休克疗法”的理论依据是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逻辑

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在西方国家造成经济滞胀的局面，其主流地位逐渐被由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构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出售国有部门，创设私人经济，压缩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来解决滞胀问题。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并取得了成效。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也被迫进行结构改革。其中，“休克疗法”就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为遏制1985年玻利维亚的超级通货膨胀而设计出来的。这些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核心逻辑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作为对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治理经济滞胀和拉美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经验的抽象和概括，这些政策举措后来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10]，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大力推广，其核心内容正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对付它的办法不是实行严厉的价格控制，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而是由市场自由决定价格，同时，实行严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缩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增加税收，并减少政府开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会自动带来有效配置资源的强烈激励，市场会为这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提供最佳的信息结构，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防止出现与政府干预伴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从而为经济的充分竞争提供足够的空间，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

毫无疑问，在一个比较静态的分析环境里，在一个成熟完美的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上述逻辑可以说是完美自洽的。但在一个制度规范缺失或正在重建的转型经济中，上述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方案却产生了破坏性的实践结果。

2．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

1992年“休克疗法”的实施，一方面迅速摧毁了苏联7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建立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价格体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最终，新自由主义逻辑指导下建立的并非是预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11]。普京就任总统后，抛弃新自由主义的转型逻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最终失败。

（1）“休克疗法”引发持续的转型性经济危机

1992年实施的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激进“休克疗法”转型方案，在迅速摧毁原来的生产网络和分配交换系统的同时，并没有在短时间之内建立起新的有效的经济运行系统。“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混乱一直持续到1996年。1997年出现的脆弱稳定，又被1998年的金融危机破坏。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具有时间长、程度深和危害大的三重特点。首先是经济负增长在转轨启动前后持续约十年，其间只有1997年出现0.4%的微弱增长。1990-1997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其中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2%，工业增加值-11%，服务业-8.4%，商品与服务出口-13.2%。连年的经济下滑使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大大缩小，1997年的GDP总值仅相当于1989年的57%，工业产出下降约67%[12]。

“休克疗法”引发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导致综合国力和居民实际生活生平大幅下降，社会贫困化和不平等加剧。按1990年的官方名义汇率计算，俄罗斯1990年的GDP的总额为10390亿美元，美国为55222亿美元，中国为3697. 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1990年的GDP为美国的18.8%，中国的2.8倍。到1997年，俄罗斯的GDP总额为4400亿美元，美国为80000亿美元，中国为9000亿美元，此时，俄罗斯的GDP为美国的5.5%，约为中国的50%。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只有美国的1/10，中国的1/5。

经济持续衰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困化率持续升高，加上私有化引发的财富再分配，使经济不平等加剧。首先是长期的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和职工的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1992-1999年，俄罗斯居民实际货币收入总计下降60%，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50%降为30%。加上经常拖欠工资和退休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生产下滑，雇佣减少，失业人数不断增加，1999年3月的失业率已高达12.5%。与此同时，私有化过程中的财富掠夺和腐败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1999年的贫困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70%～75%，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25%～30%[13]。

（2）“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的市场化制度转型陷入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14]状态

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休克疗法”，其政策措施的目标是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建立起有效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但到1999年市场化制度建设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15]，在俄罗斯形成的局面是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状态。表现为：（1）尽管国家放弃了产权主体地位，但金融工业寡头取代国家成为垄断者，经济竞争并没有出现；（2）为了防止转型逆转，叶利钦政府被迫与资本结成同盟，政府被资本俘获；（3）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共同维持一种分利性制度结构。

首先，在“休克疗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私有化变成了瓜分国有财产的盛宴，最终，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集权和对经济权利的垄断被金融工业集团对经济的垄断所代替，寡头垄断替代了中央集权体制对经济的垄断。“国家财产遭受私有化和非私有化部门联合力量的盗窃，国家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试图通过违反私有者权利和纯行政手段如税收压力、操纵预算项目、拒绝自己的债务、直接参与‘新所有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等，对经济施加压力来补偿自己的损失。”[16]毫无疑问，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在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和再分配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私有化市场主体专注于通过实际生产过程增值财富，而不是忙于投机和保护到手的私有财产，是不现实的。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真实写照和基本原因。

其次，资本俘获政府，寡头利益集团左右政府，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和提供制度规范、法律秩序和社会公正的能力。这样的市场制度结构既无法提供经济效率激励，也无法保证社会公平和公正秩序。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通过“休克疗法”完成私有化产权改造之后，俄罗斯将出现一个“小政府”基础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竞争格局。但实际情况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完成了摧毁中央集中管理的经济机制的任务，它赋予了少数私人毫无控制地通过产权转移和对股份制企业实际控制来支配巨额国民财富的权利。”[17]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演变成一个分利过程，这个分利过程在1992年私有化改革的初期表现为旧官僚和经理人员对国家财产的掠夺，后期则表现为金融工业寡头在大型国有企业拍卖中的争夺和舞弊行为。最终，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方式和程序造就了左右俄罗斯政府政策的强大利益集团。

特别是，1992-1996年的经济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俄共的社会支持率快速上升，进而威胁到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的地位，市场化转型存在被逆转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败威望日趋上升的俄共，保住总统宝座，叶利钦总统与金融寡头勾结在一起，通过金融寡头们控制的企业，用工作职位和偿付拖欠工资等手段间接影响选民。最终，叶利钦保住了总统职位，却也把金融工业寡头影响政府政策的机制制度化了。1997年政府陷入国有大企业拍卖和收购的争夺战中。政府内形成政府总理和两名第一副总理三权鼎立的局面。金融工业寡头们利用手中控制的传媒互相攻击，并把战火引向政府，引起政治动荡。同时，金融工业集团拖欠税收，致使政府的财政能力处于危险境地。孱弱的政府财政吸收能力和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导致1998年8月的政府信用违约，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再次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

上述“休克疗法”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实施之后导致的双重结果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既没有出现预期的基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反，政府被寡头左右，经济由国家垄断变成寡头垄断，普通居民生活贫困化率大幅度上升，财富集中度和贫富差距急剧提高。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转型既没有带来经济效率，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俄罗斯由美苏争霸时的两极之一沦为二流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型实践基本失败，最终被抛弃的命运几乎已成定局。

3．俄罗斯在对转型政策的调整中逐渐抛弃新自由主义

“休克疗法”的实践结果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对经济转型进行调整。1998年9月，普里马科夫就任政府总理，提出了稳定经济新纲领，这一纲领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宣告结束[18]。俄罗斯开始探索适合其特点的经济改革道路。普里马科夫政府执行的是中左的政治方针，其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在坚持改革的条件下纠正过去的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尽快稳定财政和金融。第二，调整私有化政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第三，调整宏观政策的方向，使政策的重点从优先稳定财政货币转为优先发展生产。第四，克服对外经济政策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通过发展本国工业，发展民族经济来保持经济稳定。第五，使经济政策面向社会，尽快补发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总之，普里马科夫政府坚决而慎重地修改了以往的经济政策，加大国家调控的力度，总的方向是试图走一条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19]。

世纪之交，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掌了俄罗斯政权。为稳定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局势，普京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权利分配、议会与政党制度、政府职能、私有化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强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建立七大联邦区，对地方领导人实行总统任命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完善国家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的利益代表制度，调整战略领域的私有化政策，加强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掌控；为寡头划定行为边界，打击寡头资本对政治权力的绑架，削弱金融寡头对国民经济的垄断。[20]这些举措否定了之前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小政府大市场”主张，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强调经济主权和俄罗斯国家对境内国际资本的掌控地位。普京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意味着彻底抛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

从普里马科夫和普京的政策选择看，之所以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抛弃新自由主义，是由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休克疗法”这一套逻辑内洽的转型方案会导向一个糟糕的结果？从理论上看，这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与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同时也是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垄断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的。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逻辑与俄罗斯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揭示了计划经济效率困境的根本原因以及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和静态分析却无法揭示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特征，从而因为忽视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而混淆了制度既定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效率目标和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目标。因此给出了“休克疗法”这样的以自由放任和取消政府干预为主要内容的转型方案。这是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转型造成混乱和经济衰退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

1．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及其对计划经济体制效率缺陷的批判

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休克疗法”之所以被当时的叶利钦政府确定为俄罗斯启动市场化民主化转型的政策方案，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认为是摧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基础的需要，经济方面的原因则是为了克服当时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短缺性经济危机，同时为无效率的计划经济制度寻找合理的替代方案的需要[21]。但从理论上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所揭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人们描绘出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效率前景。

（1）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源流及其基本主张

从理论源流看，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新的历时条件下的变种和发展。按时间段划分，经历了三个阶段。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前，曾经蛰伏和酝酿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自由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周而复始的危机？其未来出路何在？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给出的答案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办法是实行国家干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造成的，出路是建立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此为起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从古典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指导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两个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反对国家干预或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2]。辩论的结果是，由于哈耶克的自由竞争主张无法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运行中的矛盾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哈耶克在当时的论战中败下阵来。但哈耶克坚持和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作为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得到了广泛传播[23]。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为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兴提供了契机。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在质疑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基于不同假定和核心概念，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它们的共同点是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由于适应时代需要，这些理论流派迅速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主张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特别是，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被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采纳，用来治理陷入滞涨的经济，从此，新自由主义由思想理论走向政策实践。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由于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的成功实践，以及基于同一时期拉美国家改革实践而抽象出的“华盛顿共识”，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从一种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思考，逐步获得一种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意识形态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地位。新自由主义也因为“华盛顿共识”而获得国际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国家主导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取向[24]。

就基本主张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竞争；建立私有产权制度。

（2）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对俄罗斯经济转型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与挖掘

对于苏联为什么解体，俄罗斯为什么转型，国内外包括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在内的许多学科都给出了解析和论证。由于出发点和所站的角度不同，学者们的观点也有许多分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文献的深度和客观性也逐渐提高，并逐渐达成了许多共识[25]。其中，经济学解释取得的共识是最大的。经济学解释把根源指向效率问题，其理论基础正是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逻辑。

就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而言，从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耶克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论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批判，再到20世纪80~90年代对苏联体制模式及其问题的解析，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批判是一以贯之的，并且从激励机制、制度规则、运行机制等角度对计划经济的效率缺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尽管在建立的初期取得了经济赶超的成就，但后来的低效率特征及其内在的制度根源却是无法克服的。运用成本-效率分析逻辑，结合计划经济体制的激励机制特征和价格机制特征，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制度特征及其致命缺陷有以下概括：

第一，中央计划体制的行政效率低下，且普遍存在的官僚利益和制度腐败往往造成计划扭曲。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命令式经济，基本特征是服从和垂直领导，这导致从中央计划部门到下属的每一个机构都普遍缺乏灵活性。与此同时，计划还具有间断性的特点。结果是实际经济运行中的巨量信息很难被计划所反映。在实际制定和执行计划时，垂直命令往往被普遍的协商所扭曲。实际决策中的政策博弈反映了参与各方的个人利益，却无法置于正式规则的监督之下，这助长了官僚利益的膨胀和制度腐败的蔓延。第二，计划机制的信息承载量过低，导致计划价格不规则地偏离商品短缺率和计划者的偏好。这是因为：计划体制过于强调垂直联系而忽视经济主体的水平联系，导致信息传递缓慢，可靠性低；并且强调完成以实物计算的生产定额的物资平衡，实际上把计划过程中的财务核算降到一个从属的地位。这些都导致结构性的供应短缺。第三，计划经济的微观经济效率低下。就激励制度而言，计划经济内的多重衡量标准难以形成持续明确的生产推动力。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粗放型的发展战略、强制性经济和封闭型经济，其结果必然是技术和生产革新发展缓慢、产品质量低劣、劳动力和资本的不合理和低效率使用等。第四，计划经济的宏观失衡是难以克服的。计划经济普遍存在为生产而生产，把经济发展等同于重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导致忽视居民的消费需求，维持高储蓄率以满足发展需要的积累率，造成产业结构的畸形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核心是对计划经济效率困境的揭示，其最终结论认为，解决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困境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用自由竞争和分散决策代替计划经济的权力垄断和集权决策，用激励明确的私有产权代替公有制产权，建立市场经济。但如何过渡到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并没有给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因为它忽视了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

2．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及其对转型方案的要求

毫无疑问，经济转型缘起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效率困境，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过程，而是一个政治过程。这是因为，经济转型的任务是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体系，而制度带有强制性，是一种强制性的分利制度。制度作为管束人类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26]。它规定了个人或集体的权利义务边界，确定了个人或集体行为的“选择集”。对于同一个人或同一集团而言，不同的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机会和不同的经济剩余。因此，人们出于利益考虑，对制度安排是有偏好的。从逻辑上讲，对制度安排的偏好比对制度安排的结果的偏好更重要。那么，如果我们把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看过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呢？新制度经济学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解释逻辑。

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市场化经济转型被看作是一个新制度的生产和供给过程。由于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套规则，具有强制性，因此，制度变迁在更大程度上是国家对个人的强制，或者是那些能使国家为其所用的人对他人的强制，而不仅仅具有资源配置的效率意义。随着个人和集团行动的“选择集”的改变，将导致：（1）激励和约束机制改变，从而引起经济效率的变化；（2）权利和义务边界变化，从而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3）行为“选择集”的改变直接导致经济机会的改变；（4）以及新的行动框架会确立新的经济优势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W·布罗姆利把制度变迁区分为四种：（1）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交易，（2）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3）重新分配经济机会的制度交易，和（4）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27]很显然，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初衷可能主要是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也不尽然），但制度变迁的实际影响将肯定超出效率的范围。这样，市场化经济转型因为要建立新的制度体系，意味着重新确定社会的利益结构，其利益再分配属性就成了经济转型的根本属性，市场化经济转型在任务上具有了政治性。

也就是说，经济转型过程的实质是，它将改变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从而改变人们之间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在新制度的经济效率实现之前，经济转轨将首先表现出利益再分配的性质，这使经济转型过程首先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

一个政治性的经济转型过程意味着，它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利益集团是推动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行动主体；通过制度创新使收入分配朝着有利于自己集团方面转移的动机始终处于优先地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相对而言处在一种次要的位置上，甚至仅仅是作为实现再分配目标的条件被引入到集体决策的目标集内；而改变收入分配方向的制度创新必然遭到损失者的反对，利益冲突始终制约着经济转型过程；各利益集团在制度创新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斗争与妥协构成经济转型过程的主线；设计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配置机制以分配制度变迁带来的收益，同时保证制度创新的效率目的，这是经济转型政策的核心问题。

从而，从方案实施和议程控制的角度看，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强大的具有制度供给能力和议程控制能力的政府是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恰恰悖离了这一要求，因此，转型启动之后，造成1992-1999年的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就不难理解了。转型的利益再分配性质和一个弱小的被资本绑架的政府，是叶利钦时代市场化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28]。

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垄断资本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如果说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之后改变“休克疗法”倡导的自由放任的做法，来加强政府作用，是为了控制俄罗斯混乱的经济局势，帮助俄罗斯走向稳定，那么普京出任总统后，打击寡头，确立战略经济部门国家的支配地位，加强对俄罗斯境内国际资本的监管，进而建立垂直的联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则是为了防止国家利益被国际国内垄断资本的侵蚀而采取的措施。普京的这些举措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被彻底放弃，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垄断资本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及其在全球的传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转型加速了全球市场的融合，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资本和商品的国际化流动提供了技术基础，“华盛顿共识”倡导的自由开放贸易和放松金融管制则加速了国际经济的融合[29]。毫无疑问，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配置的效率，但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不是被公平的分配到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手中的。在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全球流动的优势，规避监管，逃避税收义务，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取得了更大的利益份额。面对可以在全球辗转腾挪的国际垄断资本，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则成为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受害者。从国家层面看，拥有国际垄断资本的发达国家也是获益最多的国家群体。相反，经济监管能力弱，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则成了国际资本的屠宰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居民，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放任、放松监管的主张是密不可分的。[30]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的拥护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外部市场和国际投资机会的需求快速上升，逐渐发展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松散自由的国际经济环境，弱化政府干预、强化市场机制的世界，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攫取利润的场所。这种秩序对发达国家中下层居民的伤害，正是2016年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民粹主义反弹和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在转型一开始就实行了国内价格自由化、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开放资本项目，这些举措一方面为俄罗斯尽快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提供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放弃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垄断资本的管制，也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长期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高度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收入，但资本外逃和外部市场以及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一直是俄罗斯政府无法控制的风险。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与俄罗斯过早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融入全球化体系密切相关。直到普京出任总统之后，俄联邦政府对寡头的规制和对战略经济部门的掌控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上述不利局面。

另外，俄罗斯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开启了俄罗斯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原料化进程，造成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以至于在2008年提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和2014年严肃执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情况下，经济结构问题仍然难以扭转。

实践证明，在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型的头10年里，少数人暴富和经济混乱的背后，一直徘徊着国内金融工业寡头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身影。近年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反思国际垄断资本对中下层民众的伤害以及对后发国家的掠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对俄罗斯在践行“华盛顿共识”方面的经验教训，国际学者的研究更早。研究转型问题的著名学者热若尔·罗兰早在2003年就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曾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估，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些失败更深层原因是，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31]。

 

三、俄罗斯对社会市场经济的探索

1.社会市场经济在俄罗斯的思想基础及其在叶利钦时期的体现

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关于俄罗斯市场化转型的方向和模式定位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盖达尔领导制定和执行的“休克疗法”和货币主义政策一开始就遭到左派力量的激烈反对，为此，1993年哈斯布拉托夫（Р. Хасбулатов）领导的“救国阵线”（Фрон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пасения）与叶利钦领导的“民主组织联盟”(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коалиц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России) 形成对决之势。尽管叶利钦通过1993年4月25日的全民公决和10月份的炮打白宫取得了对哈斯布拉托夫阵营的胜利，并通过控制政治议程制定和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但作为政治妥协和防止社会分裂，《俄罗斯联邦宪法》并没有规定俄罗斯是自由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第7章第1款规定“俄罗斯是社会国家，其政策旨在为有尊严的生活和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第8章第2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一视同仁地承认和保护私人、国有、市政所有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32]这一制度性规定实际上在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对于许多俄罗斯人而言，他们一直坚信，作为一个欧亚国家，俄罗斯需要的不是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类似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一方面由国家力量保障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度，另一方面，基于福利国家思想保障社会安全和社会公正。俄罗斯转型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其概念就是“社会市场经济”[33]。

2000年叶利钦传位给普京的方式表明，经过近10年激烈政治博弈在俄罗斯建立起来的民主只具有民主制度的初步样式。普京需要遵从和执行某种具有封建传位特征的秘密协议（迄今没有公开和解密）的条件下才可以荣登大位，说明了俄罗斯多党民主的装饰性和“沙皇鲍里斯”的无限权威，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走向最高国家权力接班人的弱势地位、俄罗斯民主的初级性和国家权力宪政基础的脆弱性。

2．普京时期俄罗斯转向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举措

普京初登大位后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要向俄罗斯民众证明，他能够领导俄罗斯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公平。当时国际能源市场的行情和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资源帮他实现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但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则需要从寡头手中夺回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控制权。为此，他首先打造了自己的主要由“强力人物”（силовики）组成的执政团队，然后马上把叶利钦时期的金融工业寡头召集到克里姆林宫“约法三章”，核心是必须远离政治。之后，把执意公开批评政府和干政的寡头驱逐到国外（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迫使一部分留在国内的寡头要么噤声要么被投入监狱（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的寡头“朋友”则奖励给更多的国家订单。以此同时，普京着手对政治体系进行改革：打造垄断性的政党生态（“统俄党”、俄共和自由民主党），通过提高党团进入国家杜马的政治门槛（支持率7%以上），排除那些“为反对而反对”的小党进入国家决策系统的可能性；建立七大联邦区，派驻总统特命全权代表；实行联邦主体长官总统提名制；把“统俄党”主席的职权交给政治盟友梅德维杰夫，组建“全俄国民阵线”，和“统俄党”一道，形成对俄罗斯社会政治力量的垄断局面。完整联邦中央对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控制，为普京实施自己的转型方向调整和经济制度构建奠定了基础。

在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社会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是一种基于自由和私有财产（自由主义）的原则，劳动和（社会）团结的社会经济制度[34]。在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中，他从两个方面在俄罗斯实践了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概念。一方面，通过多轮的私有化和再国有化，把具有战略意义但在20世纪90年代被私人垄断寡头掌控的能源原材料部门重新纳入到国家的掌控之中，组建大型国有能源战略企业，建立政府执政能力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同时，通过政治体制调整，建立从联邦到地方的垂直领导，并形成对政党选举的掌控。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从2005年到2008年，俄罗斯适龄劳动人口就业总量从6680万增加到6850万人，同期工资增长率达到年均13%，使得社会最终总消费在这些年份里平均增长每年8~10%。[35]必须看到，劳动者福利的增长是在俄罗斯工会组织非常薄弱，基层工人很少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福利的背景下实现的。这是俄罗斯在这一阶段促进劳动和社会团结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市场经济思想的实践结果。2008-2012年间，梅德维杰夫总统主导的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经济现代化改革无果而终，在政治上却形成了威权政党权力体制。

2011年年底，普京在为第三次出任俄罗斯总统竞选时，在“莫斯科回声”（Эхо Москвы）电台明确宣布，在俄罗斯要“建设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36]。这实际上是回应了他在2000年出任总统后宣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说法[37]。2012年普京再次出任俄罗斯总统后，仍然对基层民众的需求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福利倾斜，俄罗斯财政支出中对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领域支出一直是份额最大的[38]，甚至在经济颓势的情况下，这一支出的占比仍在上升，践行了普京所表述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当然，至少目前看，俄罗斯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受制于许多因素，而出现了某些变异。这些因素包括：第一，俄罗斯的政权掌握在被称为“克格勃”和“圣彼得堡帮”的少数人手中；第二，俄罗斯经济的寡头垄断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不过这些寡头已经和政府高层融为一体，寄生在国家订货和官僚权利体系上；第三，对社会自由原则的尊重，还缺乏保障。俄罗斯司法体系还存在许多用程序性公正维护侵犯社会自由原则的现象。爱国主义与逃到海外的原罪资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解决。

 

四、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以下简要结论：

第一，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最终被俄罗斯被抛弃，其直接原因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实践结果造成的。

第二，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在俄罗斯糟糕的实践结果，其背后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效率困境的原因，也描绘来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前景，但对于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

第三，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要求转型过程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强制性制度供给来完成的，但俄罗斯“休克疗法”转型方案却首先放弃了政府对经济过程和制度供给过程的干预，致使俄罗斯1992-2000年间的转型彻底沦为混乱的分利过程和动荡的政治斗争过程。这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在俄罗斯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国际垄断资本对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冲击，需要“有为的政府”通过积极的干预来保护国家利益，但俄罗斯过早地实行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产业政策，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去工业化局面，资本外逃，国际资本在俄罗斯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局面，这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俄罗斯放弃新自由主义，加强政府干预的重要原因。

第五，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在俄罗斯具有社会基础，这种思想被反映在1993年宪法的相关条款中，是激进民主派和坚持社会市场经济的左派妥协的产物。普京在前两个总统任期实践了“私人产权、社会自由、劳动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并在2012年第三任期开始进一步明确了在俄罗斯建设“社会导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调整方案。但由于政治和法律因素等问题，社会市场经济在俄罗斯的实践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