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2018年6月提前举行的第九届议会大选中,斯洛文尼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优先组阁权。然而，由于大选后议席过于分散以及各政党政治主张的分化，使得斯洛文尼亚难以在短期内完成组阁，政局走向存在诸多变数。大选提前和政局多变成为近十年来斯洛文尼亚政党政治的重要特征。未来新政府亦将面临诸多挑战和考验：如妥善处理执政联盟内部关系、改善经济和民生、加强政府形象建设以及重视移/难民问题等。当前，斯洛文尼亚的组阁前景扑朔迷离，能否顺利组成政府以及新政府的内政外交走向均牵动着斯洛文尼亚甚至是欧盟的神经。

【关键词】 斯洛文尼亚；议会大选；斯洛文尼亚民主党；政府更替

2018年6月，斯洛文尼亚提前举行第九届议会大选，斯洛文尼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优先组阁权。然而，由于大选后议席过于分散，各政党纲领主张差异较大，且多数进入议会的中左政党不愿意加入民主党政府，组阁或陷入僵局，甚至不排除重新进行选举的可能。自2011年以来，斯洛文尼亚政府多次提前下台，议会大选多次提前进行，组阁困难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叠加引发了这样的思考：为什么经济发展比较成功、被誉为“欧盟优等生”的斯洛文尼亚近年来政治上却陷入了“政府频繁更替”的怪圈？特别是高举反移民旗帜的右翼民主党获胜及其组阁困局对斯洛文尼亚以及中东欧国家甚至欧盟意味着什么？

斯洛文尼亚独立以来的政局走向：从平稳到易变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独立后，斯洛文尼亚走上“回归欧洲”的发展道路。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体制，在政党不断分化组合的进程中，逐步形成比较明晰的左、中、右三翼政党分野格局，政局总体平稳；经济上，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根据本国特点采取了不同‘休克疗法’的渐进式的稳定经济政策，保证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在努力与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建立联系和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进行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1]，取得显著成效，被誉为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中东欧国家之一。由此，斯洛文尼亚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第一个加入欧盟的国家（2004年），也是中东欧地区第一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2007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发生后，斯洛文尼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均遭受较大冲击。仅从政治领域看，政府频繁更替、大选提前举行已经成为近十年来斯洛文尼亚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由此，斯洛文尼亚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多变、不稳定的状态。

其一，政府频繁更替。2011年12月，时任总理博鲁特·帕霍尔及其内阁未能通过议会信任投票表决，导致斯洛文尼亚提前举行大选，这是该国第一次提前进行议会选举。2012年2月，民主党主席雅奈兹·扬沙成功组阁并出任总理。2013年2月，议会通过对扬沙的不信任案，其后由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主席阿伦卡·布拉图舍克出任总理，组成新政府上台执政。2014年5月，布拉图舍克向总统帕霍尔和议长扬科·韦贝尔递交辞呈；同年7月举行的提前大选中，成立仅40余天的采拉尔党（由采拉尔创建并担任党主席，2015年3月更名为现代中间党）获胜；9月，采拉尔党联合退休者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人士党组成联合政府。2018年3月，采拉尔总理辞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斯洛文尼亚已经有连续四届政府提前终止任期，有的仅仅执政一年多便下台了。

其二，新政党不断成立，有的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不错成绩。在2014年7月第八届议会大选前夕，联合左翼（2014年3月1日）、布拉图舍克联盟（2014年5月31日）、沙雷茨名单（2014年5月31日）、采拉尔党（2014年6月2日）以及相信斯洛文尼亚（Verjamem，2014年6月4日）等政党相继成立。加上2011年10月和2012年10月成立的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和海盗党，此次选举可谓新党纷呈。此次选举中，采拉尔党在大选中获胜，其他新建政党也获得不俗成绩，如联合左翼和布拉图舍克联盟分获6个和4个议席，海盗党和相信斯洛文尼亚获得约1%的选票。进入新的选举周期后，斯洛文尼亚新政党的组建日益增多。2016年5月斯洛文尼亚社会党和斯洛文尼亚新人民党成立。2017年3月，儿童与家庭之音党成立；6月，联合左翼党分裂为左翼党和民主劳工党；11月，美好国家党成立。2018年2月，马里博尔名单更名为博扬·波扎尔记者名单。此外，一些小党，如一起前进运动、为了健康的社会、纳税人党、精英和巨头拯救斯洛文尼亚以及斯洛文尼亚塞族社会党等分别成立。其中，未参加2014年大选的沙雷茨名单在本次大选中一举成为第二大党，获得12.66%的选票和13个议席。左翼党获得9.29%的选票和9个议席，虽与上次大选一样维持第五大党的地位，但议席增加了3个。海盗党的选票上升为2.15%。美好国家党获得1.53%选票。其他新成立的政党也都获得一定的选票。

其三，政党碎片化加剧，右翼和反建制派力量势力上升。在斯洛文尼亚独立以后的历届议会大选中，除1992年和2000年的大选有8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议席外，其余均为7个。而2018年的大选共有25个政党获得选票，并有创纪录的9个政党获得议席，且议席分布比较均匀。同时，右翼和反建制派政党力量上升态势明显。高举反移民旗帜的斯洛文尼亚民主党获得25%的选票，赢得25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兼具社会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沙雷茨名单成为第二大党。右翼疑欧政党——斯洛文尼亚民族党获得4.2%的选票和4个议席。具有疑欧色彩的左翼党的议席也有所增加。可见，在9个进入议会的政党中具有右翼、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特征的政党力量有所增强。无怪乎斯洛文尼亚大选结果一经公布，便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和担忧。

近年来斯洛文尼亚政局频繁变动的原因

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斯洛文尼亚政府更替频繁，多次提前下台。帕霍尔政府（2008年11月至2012年2月）和扬沙政府（2012年2月至2013年3月）的提前下台除了执政联盟内部存有分歧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不力。布拉图舍克政府（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突然辞职的原因则较为复杂：每况愈下的国家财政趋向稳定，连年衰退的经济企稳向好，更为重要的是，债台高筑的斯洛文尼亚不再需要申请国际救助。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布拉图舍克还是选择了辞职，除了她认为“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提前举行大选使国家走向稳定”的原因外，竞选“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主席时败给该党的创始人、卢布尔雅那市市长佐兰·扬科维奇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归根到底，这些政局的变动与各党派、各政治人士在恢复国家经济发展上的斗争息息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转化成为政党竞争的政治问题，而连年不断的党争与内耗又明显增大了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的压力与难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采拉尔获胜和提前辞职的原因均颇为微妙。2014年7月，作为斯洛文尼亚政界的“新来者”，教师和律师出身的采拉尔领导新成立的政党获得了选民青睐。采拉尔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成为大选的一匹黑马。然而，在许多分析评论人士看来，采拉尔党的获胜并非意外。[2] 采拉尔党深刻认识到此前政府频频倒阁的原因，切中要害地提出了广受选民欢迎的主张。采拉尔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该党将保持国家的信誉度和对外开放度，促进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证明斯洛文尼亚是一个福利国家，并拒绝和反对腐败。[3] 基于国家处于财政预算缺口和外债高企的状况，采拉尔承诺，一旦其领导的政党获胜，他将努力解决赤字问题，避免任何形式的外国援助。这些政策和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欧盟的理念，也能够给选民以信心。除此之外，采拉尔党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关键之处还在于无污点的公开记录。[4] 这一点或许不是采拉尔的主动行为，却是选民厌恶腐败的意向表达和对新政治家的期待。

2018年3月，在距离议会大选前3个月，采拉尔宣布辞去总理职务。采拉尔公开辞职的理由是，国家最高法院做出了关于2017年9月修建科佩尔至迪瓦查铁路项目的公投结果无效的判决。而这其实仅仅是一个导火索，或者用采拉尔自己的话说，项目被否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愿成为阻碍国家向好发展的悲剧角色。[5] 虽然本届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可圈可点[6]，但社会政策的不到位以及执政联盟运转不畅已经使采拉尔内阁几乎无法掌握局面，提前辞职反倒成为一种“勇敢、合乎逻辑和明智之举”[7]。在社会政策领域，为应对外债和财政问题，采拉尔政府积极推行财政紧缩政策，由此引发的社会抗议和示威活动不断。此外，采拉尔内阁2016年后危机频发。2016年，财政部长杜尚·姆拉莫尔辞职，反对派借机要求政府下台，举行提前大选。2017年，有关叙利亚难民阿赫迈德·沙米（Ahmad Shamieh）去留的问题引发斯洛文尼亚政坛震动，右翼和左翼均向采拉尔政府发难。民主党反对阿赫迈德留在斯洛文尼亚；[8] 左翼党则表示，倘若内务部长韦斯娜·日妮达尔签署驱逐阿赫迈德的决定，该党将对其发起不信任动议。[9]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一问题导致执政联盟出现裂痕——退休者民主党党主席、副总理兼外长卡尔·埃里亚韦茨表示，采拉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一意孤行的结果将是退休者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10] 可见，采拉尔政府已经麻烦不断。而作为采拉尔政府推出的最大项目，修建科佩尔至迪瓦查铁路建设遭受否定则给了政府最严重和致命的一击。

总的来看，斯洛文尼亚过去几届政府失势或提前下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处理失当。很大程度上说，民众除关心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外，更关注自身权益能否得到实质性保障。而当执政联盟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出现意见不合时，政府倒台将不可避免。

斯洛文尼亚组阁危机及新政府面临的挑战

议会大选虽已落下帷幕，但碎片化的议席分布可能使斯洛文尼亚陷入组阁僵局。虽然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第一大党并拥有优先组阁权，然而，仅获25个议席不足以组建多数派政府。目前，仅有保守的新斯洛文尼亚基督教人民党和右翼的斯洛文尼亚民族党表示愿意和民主党联合组阁，但这三党加起来也仅拥有36个席位，仍然达不到议会多数所需的46席。沙雷茨名单党首沙雷茨表示不愿与民主党合作，期望自己领导的政党主导组阁，[11]但目前看赢得议会多数支持也非易事。沙雷茨系喜剧演员出身，担任过卡姆尼克市长，还参加了2017年的总统大选，但他缺乏国家层面的执政经验。有评论认为，即使沙雷茨名单参与组阁成功，联合政府也维持不到2个月。[12] 事实上，虽然沙雷茨名单是议会第二大党，但也只有13个议席，排除民主党实现成功组阁的概率并不大。其他中间路线的政党与民主党的政见特别是关于反移/难民的主张不合，不愿与之联盟。

所以，当人们联想到新近出现的意大利组阁危机，不免加大对斯洛文尼亚政局的担忧。事实上，2014年议会大选结束后采拉尔党耗费了两个多月才实现组阁。从目前的情形看，斯洛文尼亚组阁将比上一次还要困难，政局存在诸多变数。如果组阁不顺，不排除重新进行选举的可能。

然而，不论何种局面出现，以及哪个政党或政党联盟上台执政，新政府面临的挑战都不少：一是亟需妥善处理执政联盟内部的关系。从过去几届政府的经验看，斯洛文尼亚执政联盟内部破裂与分化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处理好执政联盟内部的关系无疑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局的稳定。二是改善经济和民生的挑战。确切地说，如何在改善经济的同时保障民生。诚如一些评论所言，采拉尔辞职将修建科佩尔至迪瓦查铁路项目建设、最大银行新卢布尔雅那银行（NLB银行）的私有化以及卫生、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棘手问题留给了下一届政府。[13] 而这些项目有的关乎国家经济，有的影响民众生活。三是政府形象建设需要加强。早在2010年，斯洛文尼亚反腐败委员会发布一项报告称，腐败问题已成为体制问题，是一种“国家腐败”[14]。近年来，斯洛文尼亚政界领导人贪腐丑闻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失职、渎职或不作为的事件时有发生。自由之家新近发布的报告指出，腐败，反腐败委员会公共形象差，透明度缺乏，以及媒体自由和公信力受限等问题仍然是斯洛文尼亚存在的重要问题。[15] 2013年，时任总理、民主党主席扬沙曾因贪污被判入狱两年并引发民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倘若民主党组阁成功，扬沙如何在自我形象与国家反腐败需要中进行调合，也是一个考验。四是移/难民问题的挑战。采拉尔因叙利亚难民阿赫迈德去留遭受苦果，而高举反移民旗帜的民主党则在本届大选中获胜。这种对比充分说明，移/难民问题已经对斯洛文尼亚政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匈牙利关闭其南部边境，斯洛文尼亚成为难民途径巴尔干国家入境“申根国家”的唯一通道。数据表明，2018年1—4月，进入斯洛文尼亚的难民同比增长了四倍。[16] 未来，移/难民问题必将成为斯洛文尼亚新政府无法回避的重点难题。

结语

目前，进入斯洛文尼亚议会的各大政党均在积极奔走，但组阁前景扑朔迷离。即使组阁成功，联合政府同样会面临颇为严峻的挑战。事实上，政府更替频繁、稳定性趋弱的现象不只是在斯洛文尼亚发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等中东欧国家都出现了类似情况[17]，而且不少国家政府在2018年前后提前下台。更为重要的是，201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得势已经引发人们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担忧。在欧洲甚至世界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反建制派力量在中东欧甚至欧盟内兴起及壮大的背景下，斯洛文尼亚的组阁及其内政外交走向牵动着斯洛文尼亚甚至是欧盟的神经，值得跟踪观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洲‘难民危机’与民粹主义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CMZ02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多速欧洲”与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研究（项目批准号：18CGJ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