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约从18世纪起，爱沙尼亚人居住的区域经历了从沙俄统治到独立、从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再到重新获得独立的过程。在此进程中，爱沙尼亚人一直同俄国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当长时期内，爱沙尼亚人的命运直接同俄国人的扩张意志和俄国的强弱相关。冷战结束后，爱沙尼亚境内的爱族人与俄罗斯族人的关系既存在排斥的因素，又有包容的一面。从发展态势看，爱沙尼亚两个最大的民族在不断努力实现融合，但双方关系的脆弱性仍然明显，对爱沙尼亚国家建构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国家关系的互动中充分显现。相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成功转型来说，爱沙尼亚族群关系的理顺和融合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关 键 词】 爱沙尼亚 俄罗斯 爱族人 俄族人 国家建构 族群关系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洲‘难民危机’与民粹主义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CMZ027）的阶段性成果。

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爱沙尼亚人[1]从黑海北部的欧亚大草原迁徙到现爱沙尼亚地域，此后许多世纪里居住在从波罗的海海岸边向内陆延伸的广阔区域中。中世纪前期，爱沙尼亚人仍旧没有形成集中的权力，他们是一些自由的农民，居住在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教区和行政区里。[2] 中世纪后期，现爱沙尼亚地域先后受丹麦、瑞典等国家统治。约从18世纪起，爱沙尼亚人追求独立的历史进程一直同俄国人[3]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后长达约三个世纪的历史中，现爱沙尼亚地域的类属随俄国自身形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俄罗斯族人（以下简称俄族人）深深嵌入爱沙尼亚的演进图景。因此，如何处理同俄国及爱沙尼亚域内俄族人的关系，深刻影响爱沙尼亚的国家建构进程。本文首先简要梳理爱沙尼亚和俄罗斯关系的历史沿革，其次重点对冷战结束后爱俄民族关系发展及其背后的俄罗斯因素加以分析，最后尝试从族群关系对爱沙尼亚的现代国家建构进行初步考察。

一、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沿革

前面提到，12世纪前后，现爱沙尼亚地域相继被丹麦人和日耳曼人的骑士团征服。1219年，丹麦人征服爱沙尼亚北部地区。1343年至1346年，爱沙尼亚爆发农民起义，迫使丹麦人将其对北部爱沙尼亚的控制权让予日耳曼人。1561年，瑞典征服塔林及其周边地区。1584年，瑞典吞并爱沙尼亚北部，建立埃斯特兰公国（Duchy of Estland）。18世纪起，沙皇俄国先后通过北方战争、拿破仑战争兼并波罗的海地域的立夫兰（Livland or Livonia，包含拉脱维亚北部和爱沙尼亚南部）和埃斯特兰，整个爱沙尼亚从此进入近三个世纪的俄国统治阶段。也正是从这时起，大量俄族人迁徙、定居在现今爱沙尼亚境内，同爱沙尼亚人发生社会交往，并成为影响爱沙尼亚追求民族国家独立和建构现代国家进程的重要因素。依据俄国自身形态的变化，爱沙尼亚同俄罗斯关系在冷战结束以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受沙俄统治到第一次独立。沙皇俄国兼并爱沙尼亚初期，并没有加紧在政治、社会、民俗以及宗教等领域进行扩张，爱沙尼亚人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生活，与俄国人也没有明显的冲突。1832年，沙皇政府制定《社会构成法》，规定俄罗斯族是统治民族，第二大民族乌克兰为“小俄罗斯人”，其余为“异族人”，俄罗斯族享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权。[4] 显然，根据该法律，爱沙尼亚人被划归为“异族人”，俄族人则处于绝对优势并垄断了政治统治地位。然而，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不同，多半出于对地方贵族统治制度的赞赏，也因为俄国统治者担心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可能对圣彼得堡形成某种有组织的抵制，俄国统治者在埃斯特兰和立夫兰较为谨慎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5]

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俄国当局怀疑和担心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精英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引向中欧德意志文化圈，因而开始削弱他们的权力。赞赏和支持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维护自治的政策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年登基后彻底发生改变。亚历山大三世废除了贵族特权，加紧在波罗的海地区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沙皇政府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禁止爱族人等其他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并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6] 然而，种种俄罗斯化政策不仅没有减弱日益增长的爱沙尼亚人的民族意识，反而是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觉醒。[7] 随着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演进以及爱沙尼亚民族意识的觉醒，爱沙尼亚人掀起了反对沙俄统治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他们同样对德意志文化加以抵制，逐步强化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意识。不过，相比较其他东欧国家来说，爱沙尼亚创造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及为获得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要艰巨的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建立起新的国家。

第二阶段：从第一次独立到被苏联吞并。1918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爱沙尼亚的德意志裔居民发动暴动，宣布摆脱俄国统治，成立爱沙尼亚共和国。同时，德国军队应邀进入爱沙尼亚。不过，当时的爱沙尼亚仍处于俄国统治之下。3月，新生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将爱沙尼亚割让给德国。11月，苏俄利用德国战败之机宣布废除《布列斯特条约》，试图收回爱沙尼亚。经过一年多的较量与交战，苏俄最终于1920年2月同爱沙尼亚签署《塔尔图和平条约》，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试图与苏俄达成新的和约以窃取爱沙尼亚，遭遇了爱沙尼亚人的抵制与反抗。表面上看，爱沙尼亚不再是俄国的一部分，同时也摆脱了德意志精英的统治，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对爱沙尼亚来说，“要在完全独立于强大的邻居和其他大国意志的情况下来追求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不可能的”。[8] 确实，正是德国在一战的崩溃和沙皇俄国的瓦解，爱沙尼亚等国有才独立建国的机会。

随着20世纪30年代欧洲失衡的加剧和安全体系的瓦解，爱沙尼亚人明白，他们必须在宣布中立或者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德国人和苏联人并没有给予爱沙尼亚选择的权利与机会，双方于1939年8月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附属秘密议定书，将爱沙尼亚等国家作为交易，以保证各自的战略需求。这样，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范围，爱沙尼亚人的命运再次“定格”。[10] 从后来的发展趋势看，1940年至1941年期间苏联的占领至少导致了两大后果。一方面，大量爱沙尼亚人选择逃往西方，不愿意在苏联政权的统治下生活；另一方面，爱沙尼亚共产党不断壮大，同苏联共产党的联系逐渐加强，成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中枢。1940年7月至8月期间，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苏联方面推动秘密公投，爱沙尼亚宣布并入苏联。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纳粹德国占领爱沙尼亚。随着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德国方面发展，德国于1944年9月从爱沙尼亚撤军，苏联红军再次占领爱沙尼亚。出于对爱沙尼亚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视德军为“解放者”行为的不满，苏军在占领后对爱沙尼亚人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比如，轰炸了塔林和纳尔瓦等城市，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对与德国亲密的爱沙尼亚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调整爱沙尼亚的边界，强占了一部分领土。最为重要的后果是，爱沙尼亚自此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依靠共产党政权的维系在苏联国家存在了近半个世纪。

第三阶段：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到第二次独立。对于加盟共和国，苏联至少采取了两个手段来加以控制。一是扶持和壮大各国共产党的力量，控制政权统治的核心，另一个则是迁入俄族人。从1949年5月起，苏联开始向西伯利亚流放爱沙尼亚人，并安排大量俄族人迁至爱沙尼亚。于是，爱沙尼亚的人口构成大大改变，不再是民族构成相对单一的社会。[11] 除了工业化进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原因以外，迁入俄族人“也有政治动机，因为一个很大的说俄语的群体的存在，会加强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控制”[12]。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控制政策有所放松，允许爱沙尼亚人同外国取得联系。1960年，塔林至赫尔辛基的轮渡开通，同时爱沙尼亚的电视经过改造可以接收到芬兰的电视节目和广播。然而，令爱沙尼亚人和其他波罗的海人头痛的趋势是俄罗斯人和其他移民继续流入本地区，加剧了他们对俄罗斯化的担忧。到1970年，爱沙尼亚的本土人口只占该共和国总人口的68%。很多爱沙尼亚人都担心将会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13]

苏联的控制政策虽然有所松动，但是爱沙尼亚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歇，持不同政见运动此起彼伏。持不同政见者们一方面组织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出版秘密读物，另一方面设法使西方国家注意到其国家所处的困境。1972年10月，爱沙尼亚民主运动（Estonian Democratic Movement）和爱沙尼亚人民阵线（Estonian National Front）向联合国发去联合呼吁书，列举他们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受到的伤害，要求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14] 与此同时，在意识到西方和苏联生活质量的差异后，不少爱沙尼亚人选择离开、去往西方国家。著名作曲家阿尔沃·帕尔特（Arvo Pärt）1980年离开爱沙尼亚在当时对整个波罗的海地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波罗的海地区人们的普遍心情是既不充满希望也不绝望，或者最好是说成听天由命：大多数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顺从于经济停滞不前与供应短缺，顺从于日益增加的俄罗斯化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顺从于苏联的统治。[15]

此后，在越来越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开始了恢复民族活力的进程。充分利用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政策给予他们的政治空间，包括爱沙尼亚人在内的波罗的海各民族开始了这样一个政治征程：在短暂而混乱的几年内恢复了他们的独立地位。[16] 1988年11月，爱沙尼亚中右翼政治精英宣称苏联吞并和占领爱沙尼亚是非法的，并且不符合爱沙尼亚人的意愿。随后，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享有独立于苏联的主权的声明。1989年1月，将爱沙尼亚语定为官方语言的法令也获得通过。11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1940年爱沙尼亚加入苏联的宣言无效。1991年8月，爱沙尼亚宣布独立。自此，爱沙尼亚真正走上了独立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不过，需要提及的，直到1994年俄罗斯军队才全部从爱沙尼亚领土撤出。

二、冷战结束以来的爱俄民族关系趋向

不少研究者认为，苏联时期是爱沙尼亚被殖民的时期，[17]大量爱沙尼亚知识分子受到处决，农民受到驱逐，约六万爱沙尼亚人被杀害或被驱逐出境[18]。 同时，爱沙尼亚人被强制学习和使用俄语，并按照苏联的规定重编历史。这些举措使得爱沙尼亚人普遍对苏联充满着排斥、诟病甚至是反抗的情绪。所以，伴随着苏联解体，爱沙尼亚虽然再次获得了独立，但并不意味着爱沙尼亚人与俄族人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了，俄国近三个世纪特别是苏联半个世纪的影响不可能顷刻消逝。

从一定程度上讲，如果独立前爱沙尼亚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排挤和歧视本国其他民族，那么，“独立后形势则发生逆转，目前其民族问题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出于内外种种原因的考虑，开始排斥和歧视外来民族，主要是排斥俄罗斯族”[19]。大体来说，冷战结束初期以及整个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人与俄族人的关系以相互排斥为主，进入21世纪两族关系才开始出现融合和包容的趋向。

说到排斥，一方面是爱沙尼亚人对俄族人的排斥。爱沙尼亚民族认同的培育在俄国统治尤其是苏联时期遭遇压制，苏联解体后强化单一身份认同的愿望愈发强烈，措施也更加具体。比如，爱沙尼亚政府在公民权赋予、干部任用、语言文化政策等方面对俄族人进行了限制。以公民权来说，1991年9月独立初期，爱沙尼亚议会公民权特别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一份主要体现“归零选择”[20]的公民法草案。该草案随即遭到民族主义势力的抗议。仅仅两个月之后，公民权特别委员会提出第二份草案，恢复1938年独立时期的爱沙尼亚公民法，认为只有在1940年以前是爱沙尼亚公民的人及其子孙，才能获得爱沙尼亚公民权。其余的人，都必须经过归化程序，即依据居住时限和语言能力进行筛选，才有机会获得公民权。1992年2月，爱沙尼亚通过《公民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公民权的获得进行了规定。同年出台的宪法对此加以强调，规定只有公民才是少数民族，所以爱沙尼亚政府不承认俄族人是少数民族。[21] 随后1993年2月和3月数个《公民法》修正案通过，但在自动获得公民权的规定以及归化方面都没有根本性变化。1995年1月，爱沙尼亚通过《国籍法延伸条例》，将归化所需要的2年居住期延长为5年，仍然禁止拥有双重公民资格。同年，爱沙尼亚通过《语言法》，强调除了爱沙尼亚语以外，其他的语言都是外语。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对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民族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22] 因而，语言成为爱沙尼亚实现民族融合的先决条件。[23] 在爱沙尼亚人心中，爱沙尼亚语是爱沙尼亚能够脱离苏联统治获得独立的重要因素，“爱沙尼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永远铭记，爱沙尼亚语是爱沙尼亚人抵抗苏联占领和苏联统治的重要工具”[24]。

独立初期，爱沙尼亚人仍然把语言视为对俄族人的隔离工具，把爱沙尼亚语作为秘密代码，拉大同俄族人之间的距离。语言问题也成了俄族人申请爱沙尼亚公民权的一大困难。尽管1993年爱沙尼亚政府颁布《民族文化自治法》，致力于推动实现各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的文化自治权利，但遗憾的是，没有完全公民权的赋予，俄族人的民族文化自治不可能完全实现。[25]

此外，独立初期，个体层面也充斥着对俄罗斯和俄族人的排斥。例如，爱沙尼亚多数国会议员认为俄罗斯是对爱沙尼亚最不友好的国家。[26] 1992年，时任爱沙尼亚外长伦纳特·梅里（Lennart Meri）甚至指出，在1940年之前居住在爱沙尼亚的属于少数民族，其余的都是殖民者。[27] 舆论媒体有关爱沙尼亚的俄族人是殖民者或者殖民者的后裔的说法更为常见。大多数爱沙尼亚人认为，俄族人的到来是苏联殖民占领的结果，对爱沙尼亚的发展没有意义。据调查显示，1991年，只有不到1%的爱沙尼亚人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俄罗斯移民对爱沙尼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28] 到1999年，63%的爱沙尼亚人仍然认为境内俄族人是国家威胁。[29]

另一方面是俄族人对爱族人的排斥。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等原加盟共和国的俄族人地位发生巨变，不仅失去了显赫的苏联公民身份，而且新政府的排斥和去俄族化政策使得俄族人面临着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困境。独立初期，有近四分之一的俄族人迁出爱沙尼亚，而选择留在爱沙尼亚的俄族人聚居在一起，建立自己的学校，形成独立的教育系统，只用俄语交谈，很少或几乎不与爱沙尼亚人交往。[30] 尽管如此，俄族人也在努力为实现自身权利同爱沙尼亚政府做斗争。1993年7月，在爱沙尼亚境内俄族人占多数的纳尔瓦（Narva）和锡拉迈埃 （Sillamäe）两城市，俄族人因对爱沙尼亚当局的歧视政策表示不满推动全民公决，结果两城市分别有97%和98.6%的市民赞成自治，宣布两城市拥有民族自治实体的地位。[31] 然而，爱沙尼亚政府立即宣布两城市的举动违反爱沙尼亚宪法，俄族人与爱沙尼亚人之间的矛盾顿时激化，并传导至爱沙尼亚同俄罗斯的关系。同年6月和8月，俄罗斯政府针对爱沙尼亚通过带有歧视俄罗斯族的《公民法》，宣布停止向爱沙尼亚供应石油，并决定停止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撤出军队。总体来看，虽然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人和俄族人之间几乎没有发生突破底线的斗争，但同样没有发展为一个共同社会的可能。[32]

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爱沙尼亚政府开始逐渐调整民族政策，致力于推进社会融合，特别是注重保障俄族人的语言文化权利，两族关系出现包容的趋向。

20世纪90年代后期，爱沙尼亚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普及爱沙尼亚语，帮助俄族人逐渐融入爱沙尼亚社会。1997年，爱沙尼亚政府着手制定国家社会融合计划。2000年3月，“爱沙尼亚社会融合（2000-2007年）”[33]正式出台。2008年4月，“爱沙尼亚融合战略（2008-2013 年）”通过。[34] 2014 年12月，爱沙尼亚通过“融合2020”及其 2014 年至 2017 年的实施计划。[35] 2017年4月，爱沙尼亚通过“融合2020”2017年至2020年的实施计划。与此同时，爱沙尼亚相继推出国家语言发展战略。1998年4月，爱沙尼亚政府责成教育部制定爱沙尼亚语言发展战略计划。2000年4月，爱沙尼亚教育部专门成立语言委员会负责计划的制定。2004年8月，《爱沙尼亚语言发展战略（2004-2010年）》通过。2011年9月，《爱沙尼亚语言发展计划（2011-2017年）》通过。[36] 在这些战略文件和规划中，融合指的主要是爱俄民族关系，语言计划强调的是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从时间上看，这些计划实施大体可以分成两大阶段。2000年到2007年期间，推广爱沙尼亚语是主要目标。从2008年或稍晚至2010年起，爱沙尼亚政府重点转向推动俄族人培养爱沙尼亚国家认同、塑造公民身份以及认可欧洲价值观，促进俄族人参与爱沙尼亚人主导的国家事务。

随着爱沙尼亚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社会融合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俄族人选择自主融入爱沙尼亚社会。大部分俄族人自愿学习并逐步通晓爱沙尼亚语，加强了与爱沙尼亚人的沟通与交流。相当多的俄族家庭孩子一开始便就读于讲爱沙尼亚语的学校。通过数据可以清楚地反映这种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融合趋势。1991年，爱沙尼亚只有14%的俄族人可以使用爱沙尼亚语交流。到2008年，不能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交流的只有19%。其中，熟练使用的占15%，使用良好的占17%，没有问题使用的占24%，稍有问题但能基本沟通的占25%。根据《爱沙尼亚语言发展计划（2011-2017年）》的目标，到2017年底所有俄族人均能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交流。[37]

俄族人融入爱沙尼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党争参与政治生活。1994年前后，代表俄族人利益的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Russian Party in Estonia）、爱沙尼亚人民联合党（Estonian United People’s Party）和“我们的祖国是爱沙尼亚”（Our Home is Estonia）成立。[38] 2000年，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俄族人党（Russian Baltic Party in Estonia）成立，但仅仅两年后便合并入改革党（Estonian Reform Party）。此外，最受俄族人欢迎的中间党（the Centre Party）[39]早在1991年即成立。该党不仅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议会中也属于大党，分别于2005年和2015年加入执政联盟，获得第二多数议席。2016年11月，执政联盟破裂，新执政联盟达成协议，中间党党主席尤里•拉塔斯（Jüri Ratas）出任总理。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过去10多年来，首都塔林市重要职位几乎都由中间党人把持。[40]

 那么，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俄族人融入爱沙尼亚的程度到底怎样呢？根据塔尔图大学几位学者的联合研究，目前俄族人融入爱沙尼亚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成功融入的俄族人，约占21%。这部分人对学校教学语言使用持开放态度，愿意在基础和高等教育中使用爱沙尼亚语，中等教育可以将英语作为选项。比起教学语言，他们更加看重教育质量。第二类是讲俄语的爱国人士，约占16%。这部分人包括中老年、不善于处理经济问题且态度较为悲观的群体。多数是爱沙尼亚居民，视爱沙尼亚是他们唯一的祖国。虽然他们的爱沙尼亚语并不好，但乐于同爱沙尼亚人交流并积极参与不同文化团体的活动。第三类是积极讲爱沙尼亚语但随时准备离开的俄族人，约占13%。这部分人多半经济上有保障，他们关注爱沙尼亚媒体但并不信任，不积极参加选举，随时准备好离开爱沙尼亚。第四类是部分融入爱沙尼亚的俄族人，约占29%。这部分人主要是低收入的蓝领工人，语言水平较差，身份处于摇摆状态，既有心又无力与现状斗争。第五类是完全没有融入的俄族人，约占21%。这部分主要是老年人，他们不讲爱沙尼亚语，受教育水平低，多数拥有俄罗斯国籍并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唯一祖国，主要聚居于东维鲁县（Ida-Viru）。[41]

仅从占比数据可以发现，相比苏联解体、爱沙尼亚独立初期，俄族人融入爱沙尼亚的状况有很大的改变，然而，仍有大量特别是有一定岁数的俄族人并没有完全融入爱沙尼亚。同时，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只能反映社会融合的一个层面，越多来越多的俄族人掌握和熟悉爱沙尼亚语并不意味着两族关系的融洽，更不代表民族政策不存在问题。在爱沙尼亚社会转型进程中，俄族人与爱沙尼亚人的脆弱关系时常显现，隐藏于两族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而这种矛盾的源头主要来自对俄罗斯历史上的压迫所产生的担忧和恐惧以及双方尚未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

其一，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存在心理上的隔阂。苏联时期，当局强行对爱沙尼亚实施俄罗斯化政策。一俟获得独立，爱沙尼亚力图去除俄罗斯的影响并重申自己的西方身份。[42] 在爱沙尼亚看来，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西方，而是一个庞大的、充满进攻性的和不稳定性的东方邻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使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始终有隔阂，充满着恐惧和怀疑，甚至将这段时期称为殖民统治。基于历史产生的“冲突文化”形塑和规范着爱沙尼亚的“安全化”战略及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关系。[43] 正如一位爱沙尼亚学者所言：“自己小而邻居大，是爱沙尼亚族和俄罗斯族建立共识和相互信任的主要障碍。”[44] 俄罗斯政策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以及在边境存在的“第五纵队”都被爱沙尼亚视为威胁，使得爱沙尼亚人很难对俄族人产生好感。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爱沙尼亚政府加强了与俄罗斯交界地区的巡逻和检查，并于2015年8月宣布，将沿该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线建造一道长108公里、高2.5米的隔离墙，以保障边境安全。[45] 无论这是一个渲染俄罗斯威胁的宣传战术，还是真要建立起实物的隔离墙，都表明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心有余悸。“在许多欧盟成员国看来，乌克兰危机离自身较远，而从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来讲，乌克兰发生的一切使他们感觉‘如临其境’”。[46] 很大程度上讲，与俄罗斯的关系是爱沙尼亚当前也是未来对外政策的最大挑战。[47] 从短期看，爱沙尼亚同俄罗斯之间的互信程度将持续低位运行。

其二，双方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不一。在爱沙尼亚共有450处苏联红军墓地，埋葬着大约5万名牺牲者。[48] 一些爱族人将红军墓地、纪念碑等视为苏俄统治爱沙尼亚的象征，而在爱沙尼亚的俄族人大多认为那是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抵抗德国纳粹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因而，以什么方式来纪念历史成为两个民族高度争议的问题。此外，与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一样，爱沙尼亚一度向俄罗斯提出“清算历史”的要求。2000年，爱沙尼亚以“驱逐被占领土上的居民、种族灭绝”等罪名判处多名原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全部和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监禁[49]，引发爱俄两国关系的紧张。2005年，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爱沙尼亚等其他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拒绝了邀请，认为这是对苏联吞并行为的美化。2006年年初，普京会见爱沙尼亚驻俄大使时呼吁爱沙尼亚克服两国关系中的历史包袱。时任爱沙尼亚总统吕特尔（Arnold Rüütel）则回应道：忘记历史，完全从空白开始是不可能的。[50] 双方的弦外之音显然是，对“共同历史”的各自辩护。

其三，边界问题迟迟没有获得满意解决。1920年苏俄政府与爱沙尼亚签订《塔尔图和平条约》，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规定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界线，爱沙尼亚的领土比以前略微扩大。1944年，苏联吞并了爱沙尼亚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91年独立后，爱沙尼亚试图按照1920年的和约与俄罗斯重新划定东边的界线，遭到了俄罗斯的反对。1994年，俄罗斯提议按苏联时期的分界线进行边界划定，又遭爱沙尼亚的拒绝。1996年11月，爱沙尼亚同意不再要求以《塔尔图和平条约》作为与俄罗斯签订双边条约的前提。[51] 几经周折，双方于1999年首次共同将两国边境线标入地图，但签署边境线划定协议却由于各种原因一拖再拖。2005年5月，时任两国外长签署边境线划定协议，但爱沙尼亚议会又提出把1920年《塔尔图和平条约》有关内容写入边境条约。俄方认为这是爱方对俄提出领土要求，因此单方面撕毁了协议，以表示不满。双方历时多年的边界谈判彻底失败。[52] 此后双方继续努力，于2012年10月、12月和2013年5月进行了三次谈判。最终，历经20余年，两国于2014年2月在莫斯科签署边界协定以及在纳尔瓦湾和芬兰湾的海域划界的协定。[53] 然而，协定的正式生效须经过两国议会的批准和交换。目前，这一进程仍在进行中。

此外，年轻一代的俄族人尽管没有历史的阴影和包袱，但在表达情绪上往往会带有历史的印痕。2007年是一次集中爆发。4月26日夜间，爱沙尼亚政府下令拆除了位于塔林市中心的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和苏联红军铜像。当晚，上千名示威群众聚集，抗议拆除行动，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群众，冲突随后演变成全城骚乱，导致1人死亡，50多人受伤，还有近60人被逮捕。在这个被称为“铜像事件”的进程中，“俄罗斯影响力之广甚至触及爱沙尼亚俄族青少年，他们从没有在苏联时期生活过，却在示威中却举着‘苏联永存’的标语牌”。[54] 还应看到的是，爱沙尼亚俄族人在受教育等方面的不公正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失业率，造成大量年轻俄族人的生存资本与爱族人存在较大差距，进而对爱沙尼亚社会存在分离感。“铜像事件”是爱沙尼亚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骚乱，而参与这次事件的俄族人恰恰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有学者警告，“年轻一代俄罗斯族人参与爱沙尼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分离，而不是整合”。[55] 另据2007年春季爱沙尼亚人口与民族事务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俄族人认为爱沙尼亚政府的民族融合政策已经失败。[56] 可见，俄族人对于爱沙尼亚转型、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价不高，他们对政府机构和国家的信任度也大打折扣，这对爱沙尼亚国家建构将产生负面影响。

三、对爱沙尼亚国家建构的初步考察

作为一个新生的独立国家，爱沙尼亚需要同时进行国家建构和国族构建。这两个进程简要的说，前者主要是政治结构、制度、法律建设以及对资源的整合与控制，后者则包括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身份取向的趋同。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外部空间而言，国家构建是一个对“他者”的辨识和切割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极端情况下通常被处理为一个“敌我辨识”的过程，而就内部来讲，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都是一个试图不断包容“他者”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显然需要“他者”的同意与认可。[57] 对于爱沙尼亚来说，外部的“他者”无疑是俄罗斯及以其为主体的历史俄国，内部的“他者”则是俄罗斯族人。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爱沙尼亚人拥有最发达的民族身份意识，在着手大规模转变他们的社会的计划中，正是爱沙尼亚人行动最为坚决，并取得最迅速的进展……过去10多年来政治稳定也成为爱沙尼亚的伟大福祉之一”[58]。可见，若只从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考察，爱沙尼亚的转型是成功的，它在整个原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速度和效率均首屈一指。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民主化程度指数显示，2016年，爱沙尼亚不仅在前苏联地区甚至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均排名第一。[59] 2016年贝塔斯曼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 BTI 2016）全球129个国家排名，爱沙尼亚综合指数位列第2，政治转型指数位列第2，经济转型指数位列第3。[60]

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族群关系整合上，爱沙尼亚尚在征途。早在转型初期，一位爱沙尼亚政治家这样说道：“爱沙尼亚民族问题比经济发展更加重要”。[61] 2009年，转型近20年后，爱沙尼亚前议长尤拉•努格伊斯（Ülo Nugis）在庆祝“恢复独立日”时指出，只有“种族纯洁”的爱沙尼亚才能保持独立性。[62] 毋庸置疑，所谓的爱沙尼亚民族问题和“种族纯洁”均指向占爱沙尼亚人口总数四分之一多的俄族人。[63] 面对境内大量俄族人的现实，新独立的国家如何处理他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地位问题以及身份认同取向，对于全方位的转型和外交政策的塑造均有重要的影响。从爱沙尼亚人的角度来说，它一直“想要证明爱沙尼亚不是作为原苏联加盟的15个国家之一，而是经过苏联51年的非法占领后恢复政权的国家……官方认为重建的爱沙尼亚应是一个有10%少数民族的历史悠久的国家。”[64] 在此基础上，它们愿意与俄族人进行整合，构建一个强国家性的新主权国家。对俄族人来讲，从执着于苏联意识形态到在去与留的选择中挣扎，再到选择主动融入、接受爱沙尼亚的语言和文化，日益成为共同作用于爱沙尼亚族文明和俄罗斯族文明的一个群体。[65] 但是，俄族人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仍然存在较强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极易到爱沙尼亚和俄罗斯国家关系的影响并反作用于两国关系。

前面提到，爱沙尼亚的俄族人并未完全融入到爱沙尼亚社会。这一点固然同俄族人自身在面对环境变化时所具有的调适能力与意愿有关，同时与爱沙尼亚的政策取向也有显著关联。突出的一点是关于俄族人的公民权问题。为保障爱沙尼亚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爱沙尼亚采取的是限制1945年以后迁入其境内的族群获得公民权[66]，其主要针对的就是俄族人。有学者指出，从维护本国民族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和保护本国民族的语言的两大目标来看，爱沙尼亚的《公民法》和《语言法》可以说成功地限制了爱沙尼亚境内的俄族人并改变了他们的态度。[67] 而造成的结果是，大量俄族人迁出爱沙尼亚，全国人口比例发生较大变化。《公民法》通过的1992年1月至9月约有29000名俄族人移出，是1991年的三倍。[68] 据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迫使俄族人离开爱沙尼亚的原因依次是“通过了损害俄族人权益的法律”（62%）、失业（36%）、经济情况不稳（25%），而并不是“族际关系恶化”（15%）和“损害了俄族人的尊严”（13%）。[69] 选择留在爱沙尼亚的俄族人在融入社会上面临一系列难题，33万俄族人中有约三分之一没有获得公民权。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学者贝斯特（Marina Best）通过研究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政策表明，以血缘而非出生地为原则来赋予取公民权是导致两国民族融合状况出现鲜明对照的重要原因。[70]

随着爱沙尼亚转型的推进，俄族人的多样性“复合认同”困境日益显现。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认同爱沙尼亚，在经济上也由于爱沙尼亚优越的经济环境愿意留在爱沙尼亚，但文化上依然倾向于认同俄罗斯。从人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基因来说，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事实上，俄族人的选择意愿是明确的，选择空间也并不大，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愿意被整合。之于如何被整合，则主要取决于爱沙尼亚人的政策取向。

对于爱沙尼亚转型和现代国家建构来说，加入欧盟和北约既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也是一剂强大的动力。爱沙尼亚“回归欧洲”，“不仅定义了爱沙尼亚是什么、定位在哪里，也指出它不是什么和不属于哪里……它表明爱沙尼亚的欧洲特性，也代表在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之间存在一种不可逾越的文化障碍。”[71] 但是，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历史关系是剪不断的，同俄罗斯接壤的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境内大量俄族人的存在亦是客观现实。理论上讲，随着代际更替的加速以及爱沙尼亚政府民族政策的调整，俄族人对爱沙尼亚社会认同也应加深。2007“铜像事件”的发生否定了这一点。年轻的俄族人虽然日益熟练爱沙尼亚语，但他们对于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以及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同爱沙尼亚人仍然截然不同。[72] 这种路径依赖式的历史经验往往会传导并作用于现实，时而激化引发不安。爱沙尼亚的民族和语言政策也存在“两头不讨好”的情况。一方面，公民权问题仍然使俄族人对爱沙尼亚存在若即若离的心态，另一方面，欧盟对爱沙尼亚施加压力，批评其语言政策，促其按照欧盟的要求加以修改[73]。

另外，外部因素对爱沙尼亚国家建构的影响不可忽视。对于爱沙尼亚来说，现实的做法或许不应是通过撇清与“俄罗斯他性”的关系来强调自己的欧洲认同，而是寻求建立更多的“欧洲共性”来实现多元要素之间的和谐共存。在完成政治经济领域转型之后，向“正常国家”迈进亦不能纠缠于历史记忆或价值冲突。[74] 然而，从近年的发展态势看，虽然爱俄两国和两个民族之间没有出现大的冲突，但也没有出现和同样拥有四分之一俄族人的拉脱维亚积极改善同俄罗斯关系的实质举动。[75] 2007年的事件使爱俄两国关系跌到低谷，爱沙尼亚驻俄罗斯大使馆一度中止工作，俄罗斯亦是暂停对爱沙尼亚的能源供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领域转型处于领头羊的爱沙尼亚在现代国家建构上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爱沙尼亚的情况并非是个案，在中东欧转型国家普遍存在。一位学者这样总结指出，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各民族，像东南欧的巴尔干各民族一样，都存在种族上、宗教上的多样性，其结果是所有的民族都不断地与身份问题作斗争。[76] 这种斗争直接指向族群关系的互动，在波罗的海国家突出表现为本国主体民族同俄罗斯族的关系及背后的国家间关系状态，牵动着国家转型的神经，影响国家建构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