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18年一战结束后，第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国家建立。这是南部斯拉夫人历史上首次集体摆脱外族的统治与压迫，步入共同国家的发展轨道，在国际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第一南斯拉夫仓促建立，缺乏精心的准备与设计，在大塞尔维亚主义导引下走向专制，民族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整合，相反日益紧张并最终分道扬镳。在第一南斯拉夫建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离散的岁月比联合的时间长得多，三个南斯拉夫的合与分绝非偶然，交错的民族关系一直是悬在共同国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解体后的前南斯拉夫各国选择以“回归欧洲”来实现另一种方式的联系，这个进程及其实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民族对彼此关系的历史记忆及其处理。

【关键词】第一南斯拉夫 《科孚岛宣言》 南部斯拉夫人 回归欧洲

南斯拉夫作为国名，是第一南斯拉夫或南斯拉夫王国、第二南斯拉夫或南联邦以及第三南斯拉夫或南联盟的总称。[1] 然而，一提及该国名，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这不仅与南斯拉夫在冷战两极体系下奉行独特的内外政策有关，也因为其领导人铁托在社会主义阵营甚至世界范围内享誉盛名，更是由于这个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独具一格的国家最终走向了分崩离析的结局。所以，不难理解的是，中国学术界有关南斯拉夫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了第二南斯拉夫，第三南斯拉夫仅仅因为北约1999年发动空袭特别是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而短时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2]，但关于第一南斯拉夫的研究则屈指可数[3]。无独有偶，国外学术界的情况亦颇为相似。美国南斯拉夫问题研究专家阿力克斯·德拉格尼奇（Alex Dragnich）的总结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有关第一南斯拉夫的研究著述，要么支离破碎，要么带有偏见，要么两者兼之。[4]

三个南斯拉夫均以解体告终，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第一南斯拉夫“是南斯拉夫历史上最不能给人以道德教育，毫无记述价值的一段时期。但如不简略提及，则有碍于对后来事态发展的理解”[5]。事实上，从研究层面讲，若未清楚交代第一南斯拉夫的情况，则对整个20世纪南斯拉夫发展的讨论便失去了根基。2018年是第一南斯拉夫建立100周年。这个南部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联合国家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其历史意义是什么，又在国家建构上存在哪些缺陷与问题？讨论这些，对于深入认识后来的南斯拉夫国家变迁以及后南斯拉夫国家间、族际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南部斯拉夫人的合与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进程

关于南斯拉夫均走向解体的原因分析有很多，但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南斯拉夫各民族长期发展形成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遭受不同文明帝国统治下的放大使共同国家的维系变得困难重重。一般而言，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是以迁移到巴尔干半岛为起点的。[6] 约6世纪前期甚至更早些时候，游居于喀尔巴阡山至里加湾辽阔地区的斯拉夫人加入欧亚民族大迁徙的队伍数次越过多瑙河南下，但“并不以占据地盘为目的，他们只满足于掠夺财物、牲畜和奴隶，然后就返回多瑙河北岸”。[7] 6世纪下半叶，斯拉夫人乘拜占庭帝国内乱大举南下巴尔干半岛，从此“在这里再不是来去匆匆的掠夺者，而成了长住的居民”。[8] 7世纪初，斯拉夫人逐渐与当地不同的土著居民如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以及保加尔人等相融合，大体形成了聚居于亚得里亚海岬角的斯洛文尼亚人，聚居于德拉瓦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克罗地亚人，聚居于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塞尔维亚人，聚居于黑海西岸地区的保加利亚人，他们统称为南部斯拉夫人。[9]

在此后长达约12个世纪的时间里，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大体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南部斯拉夫人曾建立数个独立国家，但多数时间处于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奥匈帝国的分割统治。比如，7世纪中叶，斯洛文尼亚人建立起了第一个斯拉夫人的独立国家——卡兰塔尼亚公国（Duchy of Carantania）。7世纪后期，历经“斯拉夫化”和“拜占庭化”的保加利亚人建立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史称第一保加利亚王国（First Bulgarian Empire）。9世纪中叶，特尔皮米尔一世（Trpimir I）自封为克罗地亚大公（这是克罗地亚称谓的首次出现）并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克罗地亚国家。9-10世纪，居住在现黑山地域的斯拉夫人建立了杜克利亚（Duklja）国家。12世纪后期，斯特凡·尼曼雅（Stefan Nemanja）大茹藩（即大公、首领）统一了现塞尔维亚区域的各个斯拉夫村社，后扩大至马其顿东部和黑山大部，并在尼曼雅王朝统治下建立起了长达2个多世纪的塞尔维亚王国。然而，这些国家存在的时间均不太长，且大多沦为异族统治，直到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才逐渐实现独立。

另一方面，南部斯拉夫人在追求民族独立进程中孕育出各民族联合的思想并为之实践。9世纪起，南部斯拉夫人分别接受东正教和天主教洗礼，并创立斯拉夫文字，发展民族文化。在遭受异族统治的过程中，本民族认同和凝聚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显著提升。到了16世纪，关于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起源同一性的认识开始出现。一些史学家著书立说，突出强调南部斯拉夫人是7世纪迁移来的斯拉夫部族群体，这种民族认同可以视为南斯拉夫主义的朦胧思想。^[10] 17-18世纪之交，克罗地亚作家帕夫莱·维特佐维奇（Pavle Vitezović）把当时所有南斯拉夫人地区都冠以克罗地亚名称，这是首次有人想以政治统一来替代南部斯拉夫现实的分裂状况。^[11]

进入19世纪，特别是在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联合南部斯拉夫人的计划与构想，它们表达了南部斯拉夫人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独立的诉求。^[12] 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扬科·德拉什科维奇（Janko Drašković）和路德维特·盖伊（Ljudevit Gaj）等人倡导的“伊利里亚运动”以及塞尔维亚公国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šanin）提出的南部斯拉夫人统一计划。前者主张“南部斯拉夫人各族其实是同一个共同体，来源于相同的种族，语言文化接近，又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的共同历史使命”[13]。后者以其撰写的《略图》[14]为蓝本，提出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北部），并与解放了的保加利亚将建立某种联系[15]。

上述方案均以建立统一的南部斯拉夫共同体为最终目的，但是大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特别是大克罗地亚主义与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对冲、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导致主张联合的民众基础薄弱以及外部力量尤其是俄国和奥地利的干预与反对，它们都没能实现。达比（Darby）等英国学者的看法一针见血：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理想是致命的威胁。[16]

此外，19世纪后期，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分别提出建立巴尔干各民族联邦国家的主张，旨在摆脱外族统治，解决民族问题，但是对于新成立国家没有具体的设计和规划，“甚至连南部斯拉夫人之间实现怎样的联合也未达成共识”[17]。由于自身力量弱小，以及国际环境的不允许，这些主张没能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并最终走向失败。

总的来说，这些尝试与努力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既有助于推动南部斯拉夫民族实现解放，加速民族形成和独立进程，也为南部斯拉夫人培育了联合和统一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关系变化，并嵌入欧洲格局的演变进程。但是，各民族上千年历史进程所形成的个性、自我和本位的成份并没有被压制或消逝殆尽，联合也不意味着以牺牲本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大民族主义仍然是发展与外部关系的主导思维。

二 第一南斯拉夫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

19世纪中后期、《柏林条约》签署前后，塞尔维亚、黑山等数个南部斯拉夫国家获得独立。但是，当时联合或统一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土壤并不存在。20世纪初，南部斯拉夫人追求联合的热情迅速高涨。在奥匈帝国内部，“压制克罗地亚民族和语言的种种措施，正在迅速破坏克罗地亚居民中可能存在的任何亲匈牙利的感情。在是否应与信奉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联合这一点上，老一代中有些人的确仍然表示怀疑，但年轻一代的领袖们，却公开宣称赞成脱离匈牙利。”[18] 在奥匈帝国外部，塞尔维亚国家的政治氛围在1903年卡拉乔尔杰维奇（Peter Karađorđević）重新执政后与奥匈帝国的异族统治形成鲜明对比，使得越来越多的南部斯拉夫人把获得解放的希望都寄托在塞尔维亚人身上。

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王国人口增加、领土扩大，军事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呼声日趋高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关于建立某种南斯拉夫国家的热情重新燃起。塞尔维亚王国在战争中的胜利“使整个奥匈帝国境内的南部斯拉夫人欢欣鼓舞，他们早已厌倦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现在把全体南部斯拉夫人的前途都寄托给塞尔维亚人”[19]。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关于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的走向大体有三种可能。第一是维持现状，继续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艰难前进；第二是建立类似奥匈二元帝国的三元帝国；第三是建立独立的南部斯拉夫联合国家。随着一战的推进，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式微甚至走向解体，前两种方案失去了可能，第三种方案成为最可能的选择。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联合、实现怎样的联合，仍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包括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为中心的联合、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的联合和以一个民族霸权为基础实现对其他民族的联合，等等。[20] 对于联合成君主国或共和国、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同样各执一词。[21] 共同的一点是，虽然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将希望寄托在塞尔维亚人身上，但并不主张建立大塞尔维亚霸权国家。

尽管如此，塞尔维亚王国的主导作用清晰可见。1914年9月一战爆发后不久，塞尔维亚王国首相尼古拉·帕西奇（Nikola Pašić）在给驻外代表机构的通函中指出：经过这场战争要把塞尔维亚王国变成一个“西南部斯拉夫人的强国”，“全体塞尔维亚人、全体克罗地亚人和全体斯洛文尼亚人”都将包括在这个统一国家内。[22] 同年12月，塞尔维亚王国议会通过《尼什宣言》，再次确认参加一战将是“解放和联合我们的一切未获得自由的兄弟——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斗争”[23]。可见，建立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组成的国家在一战开始不久后便提上议程。

1915年4月，英国、法国、俄国拉拢意大利秘密签订《伦敦条约》，将属于南部斯拉夫人的的里雅斯特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大片领土划给意大利。此举引发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激烈抗议，然而尽人皆知的是，“俄国与塞尔维亚首相帕西奇——一个持狭隘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观点的人——均打算只要塞尔维亚得以确保信奉正教的塞尔维亚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从而确保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广阔通道，就让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去听凭命运支配”[24]。在塞尔维亚王国看来，领土面积的扩大以及获得俄国的支持是利益的最高诉求，至于联合对象自身的领土利益则不在考虑范畴。况且，战争才开始不久，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导人并不清楚战争的走向，也不愿意冒险展开同奥匈帝国的全面对抗。

同年4月30日，一批流亡国外的南部斯拉夫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伦敦集会，成立了一个以克罗地亚人安特·特鲁姆比奇（Ante Trumbić）为首的南部斯拉夫委员会，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全体南部斯拉夫人在内的新国家，同奥匈帝国断绝关系。[25] 然而，塞尔维亚王国与南部斯拉夫委员会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和信任，对未来联合国家的形式也存在不同的看法。[26] 经过妥协[27]，双方于1917年7月签订一份称之为“南斯拉夫出生证”[28]的《科孚岛宣言》。宣言支持所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在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统治下组成联合国家。这个新国家将是一个“民主的议会制君主国，享有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种种保障”，“按照民族、社会、经济等条件实行的地方自治”。[29] 尽管宣言尚未考虑具体的国家建构问题，尤其是没有确定国家结构形式，但是它已经提出了统一国家的基本构想，在促进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并走向联合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提及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使南部斯拉夫人大受鼓舞。它们越来越意识到摆脱大国的统治和保护民族的权利必须依靠自我力量的强大和民族国家的统一。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的革命情绪高涨，各民族团结的愿望极其强烈。另外，一些大国也开始支持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行动。起初，英法等国只是采取观望立场。《科孚岛宣言》通过后，俄国率先表态支持：“民主俄罗斯支持南斯拉夫人在各族人民自决、法律上承认相互权利和政治、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科孚会议参加者的愿望”[30]。英国和法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动摇后也表示支持宣言，并加大对塞尔维亚王国的军事与外交援助。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建立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国家呼之欲出。

在这种局势下，1918年10月初，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民委员会在萨格勒布成立。月底，国民委员会宣布成为奥匈境内南部斯拉夫人新的最高权力机构，中断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切联系，成立“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和其他城市的代表机构纷纷发表类似的声明，支持萨格勒布国民委员会，授权它以一个临时政府的资格与塞尔维亚王国、黑山实现联合。11月初，塞尔维亚王国政府、萨格勒布国民委员会和南部斯拉夫委员会的三方代表在日内瓦达成临时协议，决定联合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实现国家的统一。11月24日，关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同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联合成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统一国家”的决定正式获得通过。紧接着，黑山废黜了国王，宣布并入统一的国家。随后伏伊伏丁那宣布并入塞尔维亚王国，成为一个自治单位。12月1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正式成立，开始了第一南斯拉夫时期。

无论从南部斯拉夫民族争取独立还是实现联合的愿望来说，怎么评价第一南斯拉夫的历史意义都不为过。首先，这是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第一次在历史上摆脱了外族的统治与压迫，以一种联合的方式彻底改写了自6-7世纪南下巴尔干半岛后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是南部斯拉夫人民族意识觉醒和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其次，这是约从16-17世纪起南部斯拉夫人追求联合理想的实现，首个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南部斯拉夫各民族从此步入了共同国家的发展轨道。最后，与前两者相关联的是，在此前欧洲政治中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问题仅仅被看作是摆脱帝国的统治。此后，这个新国家虽然仍是欧洲大国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争夺的对象，经济上仍然是一个受外国资本控制的国家，[31]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 第一南斯拉夫的灭亡及其内在原因

从1918年到1941年，第一南斯拉夫仅仅存在了23年。有学者指出，第一南斯拉夫是在“对完成联合的方针既无明确的概念，又没有全体认可的协议或条约的情况下，南斯拉夫民族的各个部分仓促地联合起来了”[32]。“在结构上还有根本缺陷的情况下，王国的生命就这样开始了”。[33] 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内在缺陷使其崩溃不可避免”。[34]

 可见，第一南斯拉夫的建立是特殊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考察第一南斯拉夫的灭亡需要从它的建立甚至更早前谈起。一战爆发初期，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并没有估计到奥匈帝国将解体，也没有规划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具体进程。塞尔维亚王国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保卫塞尔维亚的独立，并伺机向塞尔维亚人生活的其他地方扩张。只是随着战争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建立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南部斯拉夫人统一国家才从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即使如此，这种实际也是各打算盘。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建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共同国家的思想只在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中流行，尚未发展到群众性的程度。后来促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的主要资产阶级集团同意建立一个共同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发生社会动乱，但也事先没有明确确定，这将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还是一个联邦制国家。[35] 其他地方如黑山、伏伊伏丁那只是希望通过各民族的联合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从而结束战争的混乱局面。

1917年签署的《科孚岛宣言》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新生国家的先天缺陷。其一，在科孚岛会议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中，最多的话题是关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关系，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斯洛文尼亚人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的克罗地亚人”，黑山的地位被看作是塞尔维亚的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优先于黑山的佩特罗维奇家族的问题，马其顿根本没有被提及。[36] 另外，宣言也没有提及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问题，缺少关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及其他民族地区议会和政权权利一项。[37] 随着后来王国中央集权的形成，这个问题不再可能被提出。其二，会议上出现了单一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的争论。塞尔维亚首相帕西奇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才能经受一切外来的侵略与压力，这个统一国家只能实行中央集权制，只有一个民族。克罗地亚人特鲁姆比奇认为未来的国家必须是非中央集权制的，另一位克罗地亚人苏皮洛则明确主张采用联邦主义体制。然而，当苏皮洛离开南斯拉夫委员会、特鲁姆比奇采取顺从的主张后，使塞尔维亚人原本居于上风的关于国家组建的主张成为唯一选项。

大体来看，塞尔维亚人主导建立的第一南斯拉夫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家，甚至说是一个扩大版的塞尔维亚王国。在治理上，王国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和压制，对外屈从并依附新的列强。不夸张地说，王国存在的20多年期间，集权、冲突、恐怖以及专制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旋律。王室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实施独裁统治。[38] 议会名存实亡，多数政党和持不同政见者遭到镇压。各民族间、各大政党间的对立冲突不断。刺杀成为各方习以为常的报复手段。[39]

上述一系列反常的社会形态均与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息息相关。王国建立后，执政当局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王、一个民族”的口号，否认不同民族的存在，主张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有三种称呼的“统一民族”，黑山人是塞尔维亚人的一支，马其顿人是南塞尔维亚人，而穆斯林是宗教信仰的团体。因此，新的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只存在人数不多的若干少数民族。[40] 在权力层面，1918年至1938年期间，南斯拉夫王国的内阁重要组成人员几乎都由塞尔维亚人把持。[41] 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虽曾参加各届政府，但把持的基本都不是重要的部门。[42]

起初，南部斯拉夫人意图建立的是一个各民族联合的国家，而第一南斯拉夫恰恰没有体现出民族的平等原则，没有代表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的利益。尽管1929年之前“国家名称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但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不享有同塞尔维亚人平等的权利，而马其顿人、黑山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穆斯林的权利实际上不被考虑。”[43] 第一南斯拉夫的建立是人类学的“消极方面”，[44]因为各个民族之间缺乏共同的担当，特别是以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的主导加剧了民族矛盾的积聚。王国政府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刻意用“一个民族”政策来掩盖复杂民族问题的做法后来证明，不仅国家走向了死胡同，国家解体后各主要民族间的报复也将随之而来。

总的说来，第一南斯拉夫仓促建立，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与设计，而且由上层人物和有识之士推动的南部斯拉夫统一运动未能得到当时约占全部人口80%的农民的支持。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新成立的国家治理能力差，塞尔维亚人主导的政府缺乏处理多民族国家事务的经验，克罗地亚人则采取不合作和消极抵抗立场。政府不稳定，尤其是1929年以前，政府每5个月就要换一次，使得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并不断积累了下来。[45] 这样，“通过以一元主义的南斯拉夫为幌子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制度来维持南斯拉夫国家共同体——南斯拉夫王国的历史尝试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以南斯拉夫1941年的解体而告终”[46]。

四 余论：南斯拉夫合与分的宿命

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学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并且有幸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喻为“小南斯拉夫”[47]的波黑工作和生活了两年多时间。通过与波黑及其他前南斯拉夫地区不同民族的政客、学者以及普通百姓的交流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怀念南斯拉夫，怀念铁托及其时代，但很少提及南斯拉夫人的表述，言语中表露的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以及穆斯林的身份。这与匈牙利裔奥地利学者保罗•伦德沃伊（Paul Lendvai）等人的观点颇为契合。在他们看来，没有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是这个国家走向解体的根源。[48]

回到第一南斯拉夫，这是一个“谁都不满意的国家”[49]，“一种不合时代的多民族的凑合”[50]。“不满意”、“凑合”是国家建立和设计的仓促以及各主要民族间的无奈妥协的真实反映。但是，“即使一个有缺陷的南斯拉夫也比没有南斯拉夫好。”[51]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种凑合是符合各自民族利益的。塞尔维亚通过联合彰显了其主导作用和霸权地位，同样，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民族独立的最高利益面前甘愿将自身在新国家中的地位置于次等。问题在于，当独立的夙愿实现与共同敌人的消失后，民族性的一面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如果凑合之后仍旧放任，或没有共识，或突出个体，那么离心将是最后的结局。塞尔维亚人寻求维护和巩固其霸主地位，而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反对集权，不遗余力地维护本民族的平等权力，对第一南斯拉夫的发展并没有基本的担当和共识，相互间的矛盾越积越深，“南斯拉夫人”的统一认识也无从谈起，前景必然是暗淡的。

诚如铁托在1946年南联邦建立后不久对第一南斯拉夫作出的评论那样：建立旧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大错误在于，它根据所谓《圣维多夫节宪法》具有严格的中央集权主义性质。因此，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个各民族不平等的国家，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从它一诞生就带有严重慢性病的菌苗，它使这个人为制造的国家不得长寿……[52] 1979年，就在铁托去世头一年，南斯拉夫学者杜尚·比兰吉奇（Dušan Bilandžić）也指出：导致王国民族间冲突激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大国霸权思想加速了民族继续得到发展与加强的进程本身。把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强加给多民族的共同体，这现在是，今后仍将是南斯拉夫王国政治制度危机，特别是国家体制危机的原因，而那些被压迫的民族则把中央集权式的国家视为异己力量并与之进行斗争。[53]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中央权威的失去使蠢蠢欲动的民族主义瞬间变得甚嚣尘上，比兰吉奇本人没有预想到其对于第一南斯拉夫的评论即将在第二南斯拉夫上演，更万万没有料到离心的大民族主义对联邦国家所产生的强大破坏力。“如果大家继续留在船（南斯拉夫国家——引者注）上，后果很可能是船毁人亡；于是，大家便采取了最危险也是最后的解救办法——每个人穿着自己的救生衣，跳进风浪中‘走自己的路’”。[54] 南斯拉夫从此走上了摇摇欲坠之路，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不断，很大程度上说至今尚未看到完全终结的迹象。

表面上看，历史好像走过了一个轮回，南部斯拉夫人似乎再次回到了南下巴尔干半岛各据一方的原初状态。这么说，并不是假设历史，也不是错位时空，更不是简单地相提并论。在第一南斯拉夫建立100周年之际，穿越十几个世纪的历史记忆，透过20世纪的风云沧桑，不难发现，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离散的岁月比联合的时间长得多，三个南斯拉夫的合与分绝非偶然，交错的民族关系一直是悬在共同国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诚然，“第一南斯拉夫和第二南斯拉夫试图建立一个多民族构架，第二南斯拉夫的解体推动了欧盟及大部分东南欧国家承认跨越政治边界寻找共同联系的意义。如果一个民族的所得将不是另一个民族的损失，那么要做的将是建立联系而不是修改边界。欧盟通过协调使得东南欧国家期望以欧洲联合的方式建立起彼此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斯拉夫并没有徒劳地消逝”。[55]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南斯拉夫离散的分力主要来自内部的差异。长期的异族统治，各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使南部斯拉夫民族在文化、艺术、建筑、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心理。这种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远比对各族之间共同的认同更为强烈，更为持久，更为根深蒂固。[56] 一言以蔽之，十几个世纪演化形成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认同成为思想之源，影响并主导各主体民族或民族国家与外部关系的走向。这种长时段形成的事实以及南斯拉夫各地区发展程度存在的极大差距所造成的结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对所有社会事件、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产生影响[57]，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

如今，前南斯拉夫各国选择以“回归欧洲”来实现另一种方式的联系，这个进程及其实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民族对彼此关系的历史记忆及其处理。因此，既不能武断地根据入盟进度的差异与缓慢否认各国共同追求的愿景，也不能简单地基于他者——欧盟或者欧洲主要大国——赋予的前景忽视各自的差别以及彼此间恒久的矛盾。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与其说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面临的残酷现实，不如说是南部斯拉夫人难以逾越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