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以降，特别是1878年《柏林条约》签署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个多事之域。然而，在巴尔干地区内部，不同民族、不同身份属性的人们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进程中相继提出诸多形态的巴尔干联合思想，践行巴尔干联盟或联邦运动。由于内部多样性、异质性和对立性突出，特别是缺乏对巴尔干联合事业的共同担当，加上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反对，巴尔干革命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以及二轨活动家的思想主张和实践运动或未能实现，或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些属于巴尔干地区积极和进步的一面，诠释了“巴尔干人的巴尔干”理念及其实践的困难，为理解和还原客观的巴尔干近现代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另类的视角。同样，消除地区内部分裂和对立并非朝夕之功，南斯拉夫解体带来的负面遗产长期留存，欧洲一体化事业遭遇多面冲击，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国家集体选择融入欧洲大家庭以实现地区合作、谅解与进步的道路仍将漫长。

【关 键 词】 巴尔干联合 里加斯 巴尔干联邦 巴尔干会议 南保联邦

 

一提及巴尔干地区，人们往往下意识地联想到“欧洲火药桶”，并将冲突、对立、分裂、暴力、野蛮、血腥以及落后等一切具有负面意蕴的词汇与之关联。无怪乎有历史学家指出，“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1]。的确，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严重地影响了巴尔干地区学术界的正常思维，西方财团控制下的媒体制造了太多的谎言，使得人们难以辨识这里的是非曲直。[2] 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大多认为，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巴尔干国家的仇恨多于信任，对立多于睦邻，分裂多于联合，似乎这是巴尔干各国关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3]

然而，从文明史观和复线史观的角度看，巴尔干文明和巴尔干历史理应包括该地区进步、开放、积极和融合的一面，若对这些在欧美历史叙述和话语中不受重视的内容置之不理，无疑会走向偏颇或极端。回顾巴尔干历史，至少在1878年之前，“没有人称它为‘欧洲的火药桶’，只有在柏林条约后它才成为古老大陆的多事之端”[4]。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始于18世纪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巴尔干各民族、不同身份属性的人们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进程中，不断地尝试合作与联合，出现了两种关于国家组建的联合思想与实践，即南部斯拉夫人联合和巴尔干联合。[5] 其中，诸多形态的巴尔干联合思想与实践诠释了“巴尔干人的巴尔干”理念，为理解和还原客观的巴尔干近现代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另类的视角。

 

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巴尔干联合思想：1797-1878年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法国大革命关于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播以及西欧资本主义的扩散和影响，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它们相继走上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希腊、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6]的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巴尔干联合思想和主张。

最早提出巴尔干各民族联合主张的是希腊革命家里加斯·维列斯迪利斯（Rigas Vestinlis）。1797年，里加斯先后写成《战歌》和《新政治管理》两本著作，系统阐述其关于巴尔干联合的思想。前者是一篇长诗，号召巴尔干民众拿起武器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巴尔干地区广为传诵，成为巴尔干各民族团结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追求民族自由的宣言书。后者由《革命宣言》、《人权》和《宪法》组成。《革命宣言》呼吁“巴尔干人”不分种族、阶级、信仰联合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为实现自由、安全、幸福而努力。《人权》主要叙述平等人权的观点，指出人们保护自身权利的手段及法律规定，旨在唤醒希腊及巴尔干各民族起来反抗压迫与奴役并为其提供法律基础。《宪法》的主要精神是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参与的巴尔干共和国。[7]

在巴尔干历史上，里加斯是第一个提出巴尔干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革命家，也是第一个主张巴尔干各族人民应该平等互助友好相处的倡导者，还是第一个提出建立巴尔干共和国的思想先驱。后来不少人对巴尔干共和国及其设计持有不同看法，或因里加斯强调未来的巴尔干共和国为希腊共和国并将希腊语作为首要语言而视其为“泛希腊理念”之父[8]，或依他主张希腊人的主导地位以及革命的实现方式而将这个共和国叫做“多元文化雅各宾共和国”[9]，甚至还有人据该共和国设计的不切实际而称其为“乌托邦”[10]。但是，这些不同看法的存在并不能否定里加斯思想的可贵之处。尤其是受他的影响，许多希腊以及巴尔干其他地方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开始思考并宣传巴尔干联合思想。

     塞尔维亚思想家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 Marković）即是突出的一位代表。他积极宣传巴尔干各族人民应该友好相处的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1874年，他在《东方的塞尔维亚》一书中指出，民族的统一和自由只有通过总的革命和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才能实现。实现这个联邦分三个步骤：通过革命途径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摆脱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推翻阻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联合成自由的人民和平等的劳动者的所有国家机器，建立自由平等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11] 1875年，他在《事业》一文中进一步对巴尔干联邦共和国作了解释：这个国家首先是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最后是与所有巴尔干民族的联合。在这个联邦中，各族人民都是平等的一员，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12] 马尔科维奇的思想为南部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也影响和培育了许多思想家和革命家，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他提出首先与保加利亚人联合的主张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经常被提起。

 几乎与此同时，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数位倡导巴尔干联合的革命领导人和思想家，如留宾·卡拉维洛夫（Lyuben Karavelov）、瓦西里·列夫斯基（Vasil Levski）和赫里斯托·鲍特夫（Khristo Botev），等等。

卡拉维洛夫反对通过大国援助而是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国家来实现巴尔干的民族独立和各民族和平共处。他所主张的巴尔干联邦构成主要包括塞尔维亚（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包括色雷斯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希腊（包括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以及自由城市君士坦丁堡。一旦奥匈帝国解体，塞尔维亚将获得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的南部，罗马尼亚将获得巴纳特的剩余部分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在这个联邦内，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三个国家将形成紧密的联盟，拥有一个共同的议会，但各自行使独立的行政权。[13] 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著名的革命家，除了宣传和发动革命外，他也对未来的国家建构进行了思考。他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并结合保加利亚的实际，认为第一步是推翻现有的保加利亚专制体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一旦保加利亚的革命获得彻底成功，即与巴尔干其他民族基于“团结、博爱和完全平等”原则缔结协定建立联邦。这样“两步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争取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工作者条例》，即《组织章程草案》中。[14] 鲍特夫赞扬并继承塞尔维亚思想家马尔科维奇的巴尔干联邦主张。他指出，对于保加利亚来说，摆脱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惟一出路就是人民大众的革命。同时，他鼓励与保加利亚人民具有同样遭遇和命运的其他巴尔干民族起来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各民族绝对平等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因为，“只有巴尔干各国的民主力量取得胜利后，各民族之间才有可能创立牢固的联邦共和国，组成南部斯拉夫联邦或多瑙河联邦”。[15]

由于对未来联合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机构设置缺乏深入的探讨，各自方案具有较强的本民族主义色彩，加上大国包括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均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家出现[16]，巴尔干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诸多关于巴尔干联合的思想都未能得到实现。但是，它们对于推动巴尔干各民族争取解放与独立以及促进各民族的和解与合作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社会主义者的巴尔干联合主张：1878-1924年

 

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向东欧传播，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渐渐兴起，一批社会主义团体和组织相继建立。进入19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巴尔干地区纷纷建立。[17] 社会民主党人从政党组织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出发提出巴尔干联合的主张，此前由革命者个人层面的呼吁在向政党层面的组织化运动转移。不过，由于巴尔干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低，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君主专制势力强大，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仍比较薄弱。就政党组织力量而言，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较为强大，罗马尼亚次之，希腊和土耳其则比较弱小。所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及其领导者在推动巴尔干工人运动以及促进巴尔干联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首先要提到的是被誉为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季米特·布拉戈耶夫（Dimitar Blagoev）。从俄国留学回来后，布拉戈耶夫积极在保加利亚宣传社会主义理念，推动创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重要的是，他在组织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对如何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尤其是马其顿问题进行了思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1885年，布拉戈耶夫发表《巴尔干联邦与马其顿》一文，重申保加利亚革命民主主义者曾经提出的巴尔干联邦思想，认为这是巴尔干所有被压迫民族摆脱土耳其封建制度和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正确途径[18]，反对欧洲大国利用巴尔干的复杂局势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

布拉戈耶夫在巴尔干其他地区甚至第二国际[19]内部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巴尔干联邦思想也得到了响应或呼应。[20] 1909年12月，他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德米特里·杜采维奇（Dimitrije Tucović）共同推动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两人在发言中均强调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是解决欧洲东南部民族问题的一条道路。杜采维奇在随后撰写的《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扩张政策的批判》一书中还详细阐述了关于“在充分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成立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联邦共和国作为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惟一可能的一种形式”[21]的理念。在其他地方，巴尔干联邦的支持者亦不乏其人，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伊万·仓卡尔（Ivan Cankar）就是其中一位。他反对战争，反对领土扩张主义，主张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联邦，各个民族在联邦中保持文化上的特殊性。[22]

 在布拉戈耶夫和杜采维奇等人的推动下，1910年1月，第一届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正式讨论了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的问题，提出这个拟建立的联邦将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23] 1911年10月，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临时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决定召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群众性反战大会，向各国政府施压，获取民众对其主张的支持，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和实现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24] 这些活动和主张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响应。1912年11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在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谴责战争和屠杀，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强调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国家联盟来解决巴尔干各方面的问题。

遗憾的是，两次巴尔干战争不仅没有使这些主张得以实践，相反加剧了地区局势的恶化。随之而来的一战加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加深了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逐渐取代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巴尔干联合的主要推动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强调和平、民主的方式不同，共产党人强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根本途径，主张以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作为巴尔干联合的基础。具体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使巴尔干各民族从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最终联合成一个巴尔干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19年5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指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与邻国保持友好同盟，最终建立一个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25]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提出，经济问题以及少数民族遭受的压制不能通过联邦化来解决，而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来解决，最终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和巴尔干共产主义联邦。[26] 1920年，南共二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建立“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将加入巴尔干苏维埃联邦，最终将加入世界共产主义联盟” [27]。

新生的共产党组织力量尚未壮大，经历短暂的发展后便大多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联邦的思想已经消亡，它还存在于共产国际活动家们的头脑中”[28]。除了加入共产国际之外，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在1920年还成立了自己的联合组织——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后者承担着共产国际巴尔干支部的使命。

1924年，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出版了两大机关刊物《巴尔干联盟》和《巴尔干联盟公报》，作为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和宣扬巴尔干联邦理念的共同组织和阵地。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口号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共产国际还指出，巴尔干联邦应该扩大，包括多瑙河沿岸国家，组成一个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9] 然而，这个巴尔干联邦的主张较为模糊，甚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提出解决民族的具体方案，也没有说明巴尔干联邦将包括哪些，而对那些尚未获得独立或自治地位地区的民族问题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30]。

    随着巴尔干各国共产党遭受压制转入地下，该联盟的影响也日益式微。1924年，联盟总部迁往莫斯科，此后活动逐渐减少，30年代初解散。这样，关于巴尔干苏维埃联邦的主张也不可避免地沉寂下去了。

 

三、“二轨活动家”倡议的巴尔干联盟运动：1929-1934年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强制和平”，，使欧洲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改变，也为巴尔干国家开展联合运动提供了新的基础。继共产党人倡导以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实现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失败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一场非暴力的并具“二轨外交”性质的巴尔干联盟运动兴起。

1929年初，为纪念独立战争爆发一百周年，希腊成立了一个“百年庆典委员会”。在庆典会举行仪式上，希腊前总理亚历山大·帕帕拉斯塔西奥（Alexander Papanastassiou）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致力于推动巴尔干各民族和解的建议：在雅典召开巴尔干议会会议，推动成立某种半官方或民间的组织来实现巴尔干各民族的和解。[31] 遗憾的是，该建议并未被接受。于是，帕帕拉斯塔西奥转而向数个国际组织发出倡议，试图通过借助其他平台来实现其主张。直到该年10月，他的建议才被国际和平局[32]（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所采纳。

 10月6—10日，由国际和平局组织的第27届世界和平大会在雅典召开。经过各方妥协与协商，大会最终决定每年召开一届非官方的巴尔干会议，以推进巴尔干各民族的亲密关系与合作，最终建立巴尔干联盟。巴尔干会议是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参加者主要是教育人员、教会工作者、新闻记者、作家、政治家、商人以及议员，会议机构由全体大会、理事会、大会主席团和六个常设委员会构成，六个常设委员会分别为组织委员会、政治关系委员会、文化合作委员会、经济关系委员会、通信委员会以及社会政策委员会。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4月，巴尔干会议先后在雅典、伊斯坦布尔、布加勒斯特和萨洛尼卡召开了四届，同时召开了十次理事会会议。[33] 此后，巴尔干会议无限期推迟，以巴尔干会议为主要形式的巴尔干联盟运动宣告终结。

巴尔干会议取得的实质成果可圈可点。巴尔干会议不仅通过了许多协定和公约，一些合作机构以及局部国家参与的合作组织业已建成。巴尔干会议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等领域达成和签订了多项协定，如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通过了巴尔干居民地位协议草案和巴尔干协定草案、萨洛尼卡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局部国家参加的巴尔干关税同盟计划等。此外，继1931年巴尔干旅游者联合会组织成立后，巴尔干新闻协会、巴尔干邮政联盟、巴尔干医疗联盟、巴尔干工商会、巴尔干法学家常设委员会、东方烟草局、巴尔干合作局以及巴尔干劳工局等机构或组织成立并开始运转。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成立对于推动巴尔干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有的机构到今天还存在，如巴尔干医疗联盟，其成员不仅包括巴尔干国家，还扩大到了塞浦路斯和摩尔多瓦。[34]

因此，就对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来讲，巴尔干会议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虽然是半官方性的，巴尔干会议通过的协定不对各国政府当局产生任何约束力，甚至规定它“拟建立的联盟也不会影响独立国家的主权性质”[35]，但是，巴尔干各国政府对巴尔干会议还是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在巴尔干会议上，各国代表团的组成与选派不仅得到了政府当局的同意，甚至其成员中还包括一些官员和议员。巴尔干各国派驻会议举办国的外交代表在每届会议中都作为观察员出席。此外，每届会议还邀请各国领导人担任名誉主席，会议举办国的国家领导人参加开幕大会并致辞。更为重要的是，巴尔干会议的开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巴尔干国家间的关系。比如，1930年雅典会议后希腊和土耳其实现和解，1931年伊斯坦布尔会议后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外交关系恢复，1933年秋天一系列的君主与政治家们的官方互访及其带来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关系的缓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改善。

从整个巴尔干联合运动史来说，无论在实践主体还是在实现手段等方面，巴尔干会议都完全区别于以往的联合实践和计划。由巴尔干会议构成的联盟运动在巴尔干历史上第一次包含了所有巴尔干国家，会议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多半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推动巴尔干联合的方式是通过教育和宣传来影响民众，通过劝说和建议来影响政府，而不是主张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或推行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具有“二轨外交”性质的会议是巴尔干人在历史上首次通过自己的意志解决巴尔干问题的尝试。然而，由于巴尔干各国固有的矛盾与争端、各国政府的非民主化以及欧洲和平体系的脆弱并逐步走向崩溃，这种尝试很快就走向了失败。

 

四、共产党人掌权前后的巴尔干联合实践：1944-1948年

 

     二战开始后，巴尔干一些国家的流亡政府提出了巴尔干联合的主张，但影响不大。[36] 特别是随着流亡政府势力的式微，这些主张也失去了支撑。同时，巴尔干共产党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中力量壮大，在逐渐获得国家政权的同时重新提出了巴尔干联邦的设想。

当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仍在地下活动、进行抵抗运动时就提出：“盼望在解放后建立南斯拉夫联邦或巴尔干联邦，同时设想这个联邦由铁托或季米特洛夫领导”[37]。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希望通过建立巴尔干联邦来解决争执已久的马其顿问题。当时，无论从苏联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共产党的指导地位还是英国和苏联制定关于巴尔干百分比的协定来看，有关巴尔干联邦的计划必须得到斯大林和苏联的意见。事实是，苏联希望在其影响和支配下主导巴尔干联邦的建立，维护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斯大林指出：“为了稳定战后的欧洲局势，需要加强斯拉夫世界的团结，建立斯拉夫各民族的平等联盟；首先，使南、保两国结成政治、文化和关税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联盟变成南部斯拉夫联邦。”[38]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方面同样希望建立保南联邦并将其作为实现巴尔干联邦的第一步。

于是，从1944年秋接到斯大林指示起，南保双方加紧就联邦计划进行协商，两国两党频繁交换文件和派团互访。[39] 仅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1月，南保双方一共拟订了8个南保联邦条约草案。其中，保方3个、南方3个、苏联1个和南、保共同方案1个。[40] 如此多的方案反映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意见并不一致。分歧的核心在于保加利亚坚持首先签署友好互助条约，南斯拉夫则希望直接签订联邦条约。苏联介入后采取倾向支持保加利亚的做法，鼓舞和刺激了保加利亚。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与保加利亚持续积极推动该计划不同，南斯拉夫则经历了从消极到拒绝同保加利亚进行谈判再到重新投入的反复。

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在各自国内地位的巩固以及自主政策的显现使得苏联加紧对巴尔干联邦计划的介入。斯大林多次召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领导人商谈。然而，保加利亚在行动和心态上“走得过远”，自信地以为，“当建立这个联邦或邦联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我们本身的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41] 南斯拉夫则在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形式、速度上越加谨慎，在与保加利亚维持分歧的同时也与苏联越走越远。

1947年马歇尔计划提出和冷战开始后，英美集团加强了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攻势。英国甚至认为不应该再受英苏协议的约束，因为“雅尔塔协定已在更大程度上使早些时候和斯大林达成的关于巴尔干的百分比的协定失去了效力……”[42] 所以，英国密切注视南保联邦计划的进展，特别是在苏联极力推动该计划以作为其加强在巴尔干的存在的一个重要手段后，英美国家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苏联则不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不希望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推行相似的独立外交政策，这既会脱离苏联的控制而与其分庭抗礼，又会引起欧美大国的干预和打乱苏联的外交部署。更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国家在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时不同苏联事先商量。”[43]

1948年3月南共中央做出决定，拒绝接受苏联关于立即建立南保联邦的意见。随后，苏联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打压行动，先是信件抨击，后是断裂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随着南共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保共与南共的关系也发生破裂，南保联邦计划宣告失败。此后，巴尔干联邦计划再也没有也不可能被提出。

 

结 语

 

 从18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初期，有关巴尔干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源源不断地涌现。然而，无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个体呼吁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组织化实践抑或“二轨活动家”的国际倡议均未能实现或以失败告终。其中原因有许多，不同的时期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来说，从内部讲，巴尔干地区民族繁杂、宗教多样、各种文明并存的多元化与差异性以及大民族主义的泛滥导致巴尔干缺乏一个共同的维系，内部联系极为脆弱。与之相关的是，巴尔干各民族的思想家和精英们仍然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思维，缺乏对巴尔干地区命运的和对巴尔干联合事业的一种共同担当，这从诸多主张缺乏对联合国家的具体设计以及一些理念突显本民族的特征便可见一斑。

从外部来说，近代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处于大国的夹缝与争夺之中，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希望也不允许一个联合的、强大的巴尔干国家出现。1878年之前，巴尔干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联合思想在奥斯曼帝国以及奥匈帝国的严密控制和打压下失去了付诸实践的可能。1878年以后，许多国家仍处于王国统治和大国的争夺中，使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主张缺乏大众的根基。虽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和平的环境，但是巴尔干各国残留的问题无法解决，同时各国又摇摆于大国之间，联合的基础十分脆弱。同样，当冷战开始后，南保联邦计划必然引起两大阵营的重视，而随着苏南关系恶化，其破产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此后，在冷战集团政治的影响下，改变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以实现联合的主张已经失去了土壤。冷战的结束在巴尔干地区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表现是地区分裂和国家解体。这其中固然有大国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充分表明巴尔干内部差异性和异质性及其破坏力巨大。随着区域主义思想的盛行和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巴尔干国家集体选择“回归欧洲”，并积极推进区域合作，“巴尔干人的巴尔干”理念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以一种新的实践方式传播着。可以讲，“巴尔干联邦的思想已经过时，不再符合今天的现实。这种思想在今天可能成为整个地区发展的障碍……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条件下解决巴尔干问题（包括‘巴尔干化’问题）的途径不是要建立巴尔干联邦，而是要建立欧洲联邦，以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洲联盟。”[44]

很大程度上说，同历史上的巴尔干联合运动一样，当前巴尔干国家的欧洲化和地区内部的一体化实践的前途和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意愿以及巴尔干地区内部矛盾的自我呈现和被利用既是巴尔干联合运动失败的主因，也是当前西巴尔干地区国家间和解与区域合作遭遇困难的根源。从过去20多年的实践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来看，姑且不去质疑加入欧盟能否彻底、完全解决巴尔干地区问题，仅这个过程本身而言，将会是漫长且又坎坷的。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或逆转，巴尔干地区再度失序或陷入混乱，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