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东国家政治风险因素为参照，提取中东国家发生政局动荡的10个要素，与中亚国家进行量化对比，分析2008~2015年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变化，试图定量分析当前中亚存在的政治风险及对未来走势进行预判。经过量化分析，本文认为，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值低于与中东国家，尤其在伊斯兰政治势力、宗教及民族特性、公民（青年）群体、民主化诉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等方面；但是，中亚国家在核心领导人稳定性、外部因素、强力部门维稳能力等方面的风险值要高于中东国家。综合判断，在未来几年中亚国家发生大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亚国家与中东国家存在相似之处，存在变革的重要条件和土壤。

【关 键 词】中亚 中东  量化分析  风险评估  政治风险

 

中亚与中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区域，其政治稳定是沿线国家参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基础。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这一构想在沿线地区的现实推进，中亚与中东地区的政治风险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2008年以来，中东国家政治风险大幅上升，一些国家战火弥漫，社会动荡。与中东国家相比，中亚国家具有许多相似性：政权的延续性进入危机期，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政治转型不顺，社会矛盾加剧，西方民主思想渗透，新媒体的革命作用增加。中亚国家是否进入动荡期令人忧虑。同时，中东局势变化对中亚国家有着重要影响，其政治风险具有传导性。本文提炼出中东国家政治风险变化的10个要素，与中亚国家的相关要素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对比两地的政治风险，最终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及未来稳定趋势，这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评估框架              

本文的评估核心指标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的狭义涵意指政治制度的缺失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广义来讲，也可以包涵社会风险，即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民族矛盾、价值观问题、发展失衡等。本文从广义政治风险角度进行分析，时间视野为2008年到2015年。2008年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对中亚国家有一定影响，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加之2008年与2015年相隔不长，对这一时间段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短期的风险变化。

本文尝试分析的问题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对比分析当前中亚国家存在的政治风险，考察中亚国家发生类似中东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评估框架包括评估项目、评估内容、相关参考因素、评估结果和加权结果。评估项目列入10项：核心领导人稳定性、伊斯兰政治势力、社会矛盾、公民（青年）群体、经济发展、强力部门维稳能力、外部因素、媒体作用、宗教与民族特征、民主化需求。在中东国家发生政治动荡、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上述10项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把这些因素与中亚国家进行类比，结合中亚国家的政治特征，考察这10项因素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程度，分析判断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性。

计算公式如下：

          ……（1）

          ……（2）

    公式（1）和（2）中M分别是中东和中亚的风险评估结果，其中：x₁－x_n代表中东国家的评估项目，p₁－p_n代表中东国家各项参考因素所赋予的计算权重；y₁－y_n代表中亚国家的评估项目，q₁－q_n代表中亚国家各项参考因素所赋予的计算的权重。权重由若干中国的中亚和中东问题专家进行赋分得出。由于有的专家来自职能部门，因此本评估方法采用匿名方法进行评分，不公布专家的主观印象，只公布加权结果。

根据相关参考因素对10个评估项目分别赋分得出评估结果。核心领导人项目包括以下相关参考因素：核心领导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是否有可靠的核心领导人继承者，政治利益集团动向，对强力部门的掌控，对强力部门的依赖程度，外部（大国或邻国）对核心权力影响，政治家族的腐败程度；伊斯兰政治势力项目包括参与公开政治活动的空间，政治影响力，社会基础，国家、民族对政治伊斯兰认可程度，新伊斯兰权力精英对世俗国家的接受程度，国家对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参与政治的控制程度；社会矛盾项目包括社会分层的程度，文化教育问题，社会保障是否健全，人口年轻化问题，就业情况，集群行为频率（集会示威，社会发生动荡的频率），毒品问题；公民（青年）群体项目包括公民群体的政治组织规模与动员能力，公民对现行利益分配机制的认可程度，参与国家进程的热情与理性程度，公民对腐败问题的忍耐程度，公民是否有暴力传统，外部（大国或邻国）的政治影响（境外反对派），拥有精英的程度；经济发展项目包括宏观经济形势，政治财政动员能力（政府财政和债务状况），国际评级，经济预期，经济对外依赖性，食品及粮食价格对经济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强力部门维稳能力项目包括军事力量状况，政府对突发事件的管控能力，安全部门发挥的作用；外部因素项目包括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形势的影响，俄罗斯因素，西方因素，中东局势的影响，中国因素；媒体作用项目包括国家对媒体的控制程度，议程设定情况（指在一个时间段内热点新闻是否只集中在几个一致的话题，体现新闻是否多元化），社交媒体利用情况，西方舆论的影响程度，反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程度；宗教及民族特性项目包括教派对伊斯兰复兴（或伊斯兰世界领导权）追求的强烈程度，宗教传统习俗的遵守程度，宗教势力与世俗力量的比较，民族主义诉求；民主化诉求项目包括（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伊斯兰民主发展情况，公民的民主意识，共同意识（指同一社会的普通公民所共同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体，如“阿拉伯之春导火索”——突尼斯青年小贩自焚事件引起的民众共同意识）。

    评估框架中的各项目是按权重大小排序的，即：核心领导人稳定性，伊斯兰政治势力，社会矛盾，公民（青年）群体，经济发展，强力部门维稳能力，外部因素，媒体作用，宗教及民族特性，民主化诉求。

表1.  中亚-中东政治风险评估分析框架

序号	评估项目 权重（中东、 中亚）	评估内容	评估结果		加权结果		风险变化幅度
			中东	中亚	中东	中亚
1	核心领导人稳定性 总分10 权重：0.15625，0.18875	领导人更迭对政治局势影响程度	6.8	7.5	1.063	1.416	33.2%
2	伊斯兰政治势力 总分10 权重：0.14125，0.0775	参与公开政治活动的空间，政治影响力，社会基础，国家、民族对政治伊斯兰认可程度等	8.2	2.4	1.158	0.186	-83.9%
3	社会矛盾 总分10 权重：0.1175，0.125	社会矛盾激化程度，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8.9	7.5	1.046	0.938	-10.3%
4	公民（青年）群体 总分10 权重：0.10125，0.08875	公民群体通过游行示威、 街头暴力、武装叛乱等方式影响政局变化可能性	9	4.6	0.911	0.408	-55.2%
5	经济发展 总分10 权重：0.0975，0.1075	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性的作用	8.5	4.5	0.829	0.484	-41.6%
6	强力部门维稳能力 总分10 权重：0.09125，0.09	军队、安全部门等强力部门控制局势的能力	8	9	0.73	0.81	11%
7	外部因素 总分10 权重：0.08375，0.1275	外部因素影响政局变化的可能性	8	6.5	0.67	0.829	23.7%
8	媒体作用 总分10 权重：0.07625，0.07375	国家对媒体的管控、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新媒体的作用	10	4.5	0.763	0.332	-56.5%
9	宗教及民族特性 总分10 权重：0.06875，0.06125	教派冲突及民族主义对国家政局的影响	6.5	2.5	0.447	0.153	-65.8%
10	民主化诉求 总分10 权重：0.06625，0.06	伊斯兰民主与世俗民主、公民民主意识对政局的影响	8	4.5	0.5	0.27	-46%
得分		中东：8.117		中亚：5.826			-28.2%

 

二.风险评估

以下是中东与中亚政治风险雷达图，每个评估项目按权重大小以12点开始顺时针排序。

 

图1：中亚国家与中东国家政治风险对比雷达图

图2：中亚国家与中东国家政治风险对比柱形图

 

从以上两幅图可以看出两地的雷达图差别较大，说明评估项目有较大差异，主要分两类进行分析：中亚国家政治风险低于中东国家的评估项目，以及中亚国家政治风险高于中东国家的评估项目。其中，中亚国家政治风险低于中东国家的评估项目又进行了分类，一是这些评估项目的风险低于中东国家50%以上的项目，二是低于中东国家50%以下的项目。

第一，中亚国家政治风险值低于中东国家超过50%的评估项目有：伊斯兰政治势力、宗教及民族特性、公民（青年）群体、媒体作用，即中亚国家与中东国家在这4个促发政局动荡的因素方面有较大差异，其风险要大大低于中东国家。

在伊斯兰政治势力方面两地差异是最大的，相差幅度达到83.9%。在中东国家“阿拉伯之春”及之后的变局过程中，伊斯兰政治势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是中东乱局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存在的历史、活动规模、民众基础、对政治的影响力等方面，两地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差别巨大：

中亚国家，除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外，在其他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势力非常弱，一直活跃的多是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势力相混合的非法组织，如“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加上中亚国家近年通过立法等方式严控宗教政党，中亚的宗教政治势力生存空间非常小，更谈不上在政治舞台发挥作用了。2015年3月，塔吉克斯坦议会大选中伊斯兰复兴党未得一席，[1] 之后又被塔政权打压，逐渐被排除在主流政坛之外。到2016年2月，已有16名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被逮捕，[2]未来伊斯兰复兴党是否会有外部势力插手而与塔政权发生更激烈的冲突，令人忧虑。

而在中东国家，伊斯兰政治势力比世俗派、自由派享有更大的政治空间，与其他两派相比，他们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只有权力之争，其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对国家政局走向有较大的影响力，有深厚的民众支持基础，如穆斯林兄弟会对草根穆斯林的关心与援助。此外，中东国家多年来已经形成的新伊斯兰权力精英阶层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也比较成熟，他们既接受世俗国家原则，也拥抱伊斯兰价值观。这在中亚也几乎是看不到的。伊斯兰政治势力作为强劲的新兴政治力量，在中东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未来左右中东局势的重要政治角色。

在宗教及民族特性方面，中亚国家的风险幅度要比中东国家低65.8%。虽然中亚与中东国家大多数民众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信仰本身对政局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这是由于两地伊斯兰教派有着较大的差别。中亚国家的穆斯林大多属于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其特征是温和、包容，容易吸收其他文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亚穆斯林在宗教禁忌方面要比其他地区少得多。中东国家伊斯兰教派争夺激烈，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前什叶派势力上升，形成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和以沙特为核心的“萨拉菲派新月”，未来教派之争仍将是中东冲突的主因与核心。[3] 因此从教派角度，中东国家的宗教特性具备了伊斯兰教派向政治伊斯兰发展的基础，而中亚国家是不能与其相比的。

在公民（青年）群体方面，中东国家与中亚国家也有较大差异，相差幅度为55.2%。中东国家的青年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组织规模较大，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亚国家最近几年在这一方面虽然有所增强，但其增强只是与本地区的纵向比较，而非与其他地区比较，如果与中东地区比较的话，能力仍很弱；中东国家的公民青年群体对现行利益分配机制认可不高，而中亚的公民青年群体对此还是比较认可的；中东国家青年群体对参与国家政治的热情度高，而中亚国家的公民青年群体热情不高；中东国家精英受西方影响大，而中亚国家精英基本拥护政权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媒体作用方面的相差幅度为56.5%。中东各国政府对媒体管控是有限的，而中亚国家新闻严重不自由；在议程设定方面，中东国家的舆论热点要比中亚国家多元化一些，中亚国家媒体报道的社会焦点比较单一；社交性媒体在中东国家非常普及，如推特、脸谱等，但是在中亚国家这些网站并不多见甚至在中亚一些国家被监控；西方舆论通过媒体对中东国家的影响比较大，对中亚国家影响小；反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方面，中东国家要比中亚国家快得多，一方面是中亚国家政府的管控力度强，另一方面，中亚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也相对不高。

第二，中亚风险值低于中东国家50%的评估项目有：民主化诉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

在民主化诉求方面，两地相差幅度为46%。主要差别在于伊斯兰民主发展状况、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共同意识。在中东国家，伊斯兰民主已经进入深层发展阶段，伊斯兰政治势力对伊斯兰民主的思考深刻，他们践行伊斯兰民粹主义，争取民主和自由，举行多党选举，进行和平革命；而中亚国家还谈不上存在伊斯兰民主思想，伊斯兰政治势力处于“复兴—压制”阶段，伊斯兰思想界还没有达到“伊斯兰认同”的程度，同时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正处于上升时期。在公民民主意识方面，中东国家的公民认可民主思想但要求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中亚的公民民主意识不强，对政治的影响还很有限。在共同意识方面，由于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公民（青年）群体组织能力强、媒体传播迅速快，突发事件往往成为引发大规模暴乱的导火索；中亚国家由于信息交流不畅，公民（青年）群体组织稀缺且影响力弱，上述情况在中亚很难发生。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亚国家的风险也较中东国家小，幅度为41.6%。从政府财政动员能力、国际评级、经济预期、对外依赖等方面看，中东国家的经济问题要比中亚国家严重得多。中东一些国家政府财政动员能力差，债务严重，中亚国家除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外债问题突出外，其他国家情况尚可；[4] 在国际评级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评价较好，经济预期良好；中东国家对外经济依赖十分严重，受世界经济变化波动大，粮食及食品价格对经济影响较大，而中亚国家的对外依赖性相对中东国家来说好一些。

在社会矛盾方面，两地相差幅度为10.3%，这是比较接近的一个评估项目。在这个评估项目中，很多相关参考因素都很相似，例如两地的贫富分化程度都很严重，在一些问题上中亚国家甚至更加突出，包括教育严重落后、价值观普遍缺失，社会保障制度极其不健全，人口年轻化问题同样突出，毒品泛滥等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5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后苏联国家高贫困率问题十分突出，吉尔吉斯斯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线以下，[5]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塔吉克斯坦的贫困率为34.5%。[6] 同月，国际危机组织出台的一份报告称，中亚国家的社会矛盾在推动伊斯兰激进化，导致中亚极端分子到伊斯兰国参加圣战。[7] 然而，与中东国家不同的是，中亚国家虽然低于25岁的人口较多，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国外务工，这些人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很难抛下工作回国充当政治暴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在集群行为频率方面，中亚国家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之外，集会示威基本处于正常可控状态，对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影响有限。例如2015年12月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居民由于抗议切断民用天然气而进行的集会、2016年5月哈萨克斯坦由《土地法案》引发多地抗议事件，乌、哈政府以沟通和努力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对待示威群众，事件并未发酵扩大。

第三，中亚政治风险高于中东国家的评估项目有：核心领导人稳定性、外部因素、强力部门维稳能力。

在核心领导人稳定性方面，中亚风险要高出33.2%，这是由于中亚国家领导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增加，继承人情况不清楚，对强力部门的依赖程度强，大国或邻国的政治影响在增加，家族腐败严重。虽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顺利举行了总统大选，但是权力交接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依然很高，甚至要高于总统大选之前：这是由于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政治集团角力激烈、国家累积的问题逐渐增多等原因。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顾问赛弗林认为，中亚国家在未来权力交接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生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混乱。[8] 中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同样对权力稳定有着相似的担忧。塔吉克斯坦拉赫蒙总统对伊斯兰复兴党的打压，很难说是否会导致这个曾经的宗教极端政党再次走向激进化，俄罗斯学者马拉申科认为，伊斯兰复兴党在2015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被出局”，“将伊斯兰复兴党推向极端，甚至是走向该党领导人卡比利所无法掌控的极端”。[9]

中亚国家的外部环境也在趋于复杂，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影响不利，两地相差幅度为23.7%，并且是中亚国家的外部风险高出了中东国家。首先是阿富汗形势的影响：毒品贸易更加猖獗；阿富汗北部恐怖主义的威胁，靠近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聚集了数千名武装分子；[10] 难民潮；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等等。俄罗斯《外交政策》发表的一篇题为《2015年国际威胁》的文章预测称，2015年阿富汗将成为中亚安全的动荡源，阿富汗对中亚的毒品输入量将上升。[11] 其次是中东地区形势对中亚的间接影响，包括“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宗教极端思想的输入，尤其是圣战思想、萨拉菲派极端思想；[12]中亚境外反对派与“阿拉伯之春”国家所谓“革命派”的交流与合作；伊斯兰国对中亚圣战分子的吸引，等等。伊斯兰国的威胁问题令中亚国家普遍担忧，哈萨克斯坦的恐怖活动趋向上升，强力部门甚至担心会发生本国的“阿拉伯之春”。[13] 最后是地缘政治博弈对中亚国家的消极影响，包括乌克兰危机和俄美在中亚的较量。2015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庆祝建军23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称影响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正在急剧上升。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分析中心主任卡赞采夫（Казанцев）称，乌兹别克斯坦面临的安全威胁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跃之外，主要还有地缘政治博弈的激化即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从而对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实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构成挑战。[14] 从外部环境看，中亚与中东国家面临的挑战都很严峻，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当前域内大国均希望中亚能够保持稳定，中俄无疑发挥着积极因素；美国也一再表示希望中亚保持稳定，2015年2月，美国主管中亚的助理国务卿罗森布鲁姆（Daniel Rosenblum）表示，中亚稳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符。[15]

在强力部门维稳能力方面，两地相比风险幅度中亚高出中东11%。中亚国家的强力部门维稳能力要强于中东国家，依靠安全部门和军队来稳定政局与社会是中亚各国政权的主要工具。维稳工具过于单一、对其依赖性过高，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不仅令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加深民众对政府的愤恨，并且还令强力部门权力过大，容易给政权本身造成威胁。例如2015年9月4日塔吉克斯坦发生了国防部副部长的叛乱事件。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中亚各国政府仍以强力部门管控为主，主要依靠安全部门进行维稳情报收集和打压反对力量。近年中亚国家加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政治反对派，一些国家常常进行全国性的抓捕行动，造成民众对政府的反感情绪。

三、总体判断

综上分析，中亚国家与中东国家存在相似之处，从长期看，不利于中亚稳定的因素包括：首先，中亚社会政治生态没有正常发育，后续权力缺乏可靠的政治精英，一些评估项目的风险要高于中东国家；中亚各国的政体面临第二次选择，即从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或“议会制”过渡，但缺乏可借鉴的模式，过渡过程中存在高风险；在权力分化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政治集团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容易激化矛盾。其次，中亚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传统约束的断裂更加增加了挫折感，容易引发变革。加上近年各国经济差距加大，高失业率、普遍贫困、深度腐败，经济上缺乏真正的增长点，是发生动荡的重要原因。中亚国家的社会矛盾是与中东国家相似度最高的。最后，中亚国家的社会思潮问题严重，包括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广泛，意识形态混乱，文化危机，底层贫困群体的激进意识，精英西化等等，是社会发生动荡的重要助推因素。

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层面的一些思考来考察中亚发生变革的条件，似乎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即有利于中亚稳定的因素：首先，发生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往往是经济经历长期繁荣，突然下滑，人民的忍耐逐渐达到极限，最后归咎于政府，进行推翻政权的暴力革命。然而中亚国家的情况是，独立20余年，虽然经济增长程度不同，但还是在不断发展；人民的耐受力较强，忍耐远未达到发生革命的极限程度。其次，发生变革的前提并非贫困，而恰恰相反通常是物质和精神的“过剩”。根据戴维斯的J曲线革命理论[16]推断，中亚国家目前还不具备这一条件。当前的中亚国家，可以说正处于大部分没有脱贫，少数社会精英正在形成的阶段，还没有达到物质和精神过剩的程度。再次，中亚缺乏成功的组织和团结的精英，大部分政治反对派流亡在国外，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及文化精英力量薄弱，也难以团结一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相互影响松散，对大众的引导性差导致不可能组织像样的街头革命。对于反政府势力来说可利用的因素包括伊斯兰势力、青年群体和新媒体，但这些因素在中亚的影响都很弱。再次，中亚与中东国家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如宗教教派、民主化诉求、公民群体等一些关键因素。同时，一些评估项目与中东国家虽然很相似，甚至有的问题比中东国家还要严重，但是这些不良因素并非是顽固的、起主导作用的。例如，核心领导人的稳定性在中亚地区风险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其不可预知性，这种不可预知性给我们带来很多疑虑以及对其风险的担忧，而并非核心领导人本身存在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虽然外部因素影响很大，但一向不是左右中亚局势变化的主因。一旦哈、乌两国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其政治风险将大大降低。除了吉之外，中亚各国政府控局能力很强，强力部门对国家的稳定作用非常大，并且各国对政治风险十分警惕，早有预防措施。最后，中亚国家还普遍缺乏变革的思想意识基础。无论在宗教特性方面，还是在民主化诉求方面，中亚国家的公民群体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制度的动荡性变革。

总体看，中亚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大的政治、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共建具备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延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需要认真对待的是，中亚地区确实存在变革的重要条件和土壤，如果不加以良好引导和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在更远的几年，不排除会发生大的政治事件，可以说，中亚的变局是历史必然趋势。具体来说，首先，未来几年，受中东局势的影响，中亚极端思想的传播将更加严重。到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清真寺数量已经超过了学校的数量，约有2600座，许多都是卡塔尔和沙特援助修建的。[17] 而中亚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社会管控方式有待改变，在极端主义的治理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其次，与“阿拉伯之春”国家不同的是，中亚的反政府势力有可能会寻找新的颠覆政权工具，例如公民群体、极端势力（“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反政府势力多利用伊斯兰政治势力和青年群体），中亚国家始发于社会内部的“变革”因素始终存在。最后，中亚各国均面临程度不等的稳定问题：吉尔吉斯斯坦未来几年可能再度发生权力更替。俄罗斯对吉的支持是其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如俄受经济危机影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吉支持难以为继，吉反对派力量将再次壮大，作为政治稳定核心问题的南北矛盾将可能再度被激化。2005年和2010年的政变之后，吉反对派的活动特征、社会经济形势与当前有诸多相似之处。吉虽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断尝试，但仍将面临考验和波折，仅仅建立起所谓的议会制不可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况且目前吉的政治体制仍是少数人分权的贵族政治，而非真正的民主制。土库曼斯坦经济发展缓慢、外部威胁增加、内部的政治矛盾也在积郁。塔吉克斯坦政局形势趋于复杂，不安定因素包括权力交接问题明朗化导致政治风险上升、中央政权与伊斯兰复兴党等“反对派”的矛盾造成内战后的和平基础动摇、经济与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俄罗斯经济下滑以及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影响，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增长，加上原有的社会矛盾，连带会引发更多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