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中东地位较为尴尬：活跃却无法主导地区主题。俄罗斯试图通过左右逢源的“中立”姿态巩固在该地区的存在，显示其独特作用。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特点。这反映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缺少构建地区安排、把握地区发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被挤出中东、被排斥在地区重建之外。随着叙利亚危机持续发酵，以军事打击极端势力为旗号，俄罗斯中东外交从消极应对局势的机会主义向积极进取的机会主义转变：从“中立”的劝和、调解者变为力图把握事态发展方向的直接参与者；从观察时局、等待机会变为主动营造机会、塑造地区新议题。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机会主义;中东;叙利亚危机

　　作者简介：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重返中东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中东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政策基调是强调联合国和多边协调机构的作用，通过形成各方相互制衡机制、利用各种矛盾，以凸显其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然而，由于俄罗斯外交活动重心不在中东，且在该地区缺少稳固和有关键作用的支点或扎实根基，特别是其所谓世界大国定位仍缺少足够的综合国力支撑，因此，俄罗斯中东外交并没有明确、稳定的战略规划，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其要点不在“善变”、左右摇摆，而在“机会”，利用局势变化和有利之机为己谋利、造势。俄罗斯一方面想发挥独特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很大程度上还是依循他方设计的框架，为他方规定的蓝图“修修补补”、做些枝节性的调整，或充当“调停者”。2015年秋，在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的机会主义外交又走向了另一端，从避免走单边路线转为事实上的选边站队，从防止卷人矛盾旋涡转为直接介人事态中心。俄罗斯政策的转变植根于对国际和地区局势认知，以及其欲利用乱局塑造议题、把握未来方向的企图。

　　俄罗斯中东外交的历史沿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东反帝反封建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激烈冲突的背景下，苏联得以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的政治力量。自1995年进人埃及后，[1]中东地区就一直是冷战中苏联策应与北约在欧洲对抗、在全球扩大势力范围的重要选择。通过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武装斗争的支持，通过与埃及、伊拉克、也门（南）和叙利亚等国达成的友好合作条约，并主要凭借军事援助的方式，[2]苏联把中东变为与美国激烈争夺的战场，数次中东战争背后都或明或暗地有苏联的影子，苏、美甚至在这里几乎迎头相撞。

　　然而，自1976年埃及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起，[3]苏联在中东地区风生水起的局面遭遇挫折，并逐步式微，其中关键性因素有3个：其一，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率先在停火、和谈问题上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带动了中东反以国家和力量由军事斗争转为政治、外交博弈，并逐步启动了中东和谈进程。而且，这些阿拉伯国家认为，美国才是掌握了解决中东冲突的“钥匙”。[4]莫斯科基本丧失了利用阿以对立、操纵战与和为己用的机会。其二，尽管苏联从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到政治领域的政党组织和思想体系等诸方面，给予了包括中东一些国家在内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国家大力援助，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在中东国家“水土不服”现象开始显现。这些国家基于经济发展和外交灵活等因素，开始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包括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开展经贸活动。[5]其三，苏联经济在冷战后期发展乏力，不仅不可能再承受巨大的援助负担，而且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自身难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也长期陷人发展困境，无力在中东角逐场上继续曾经的活跃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莫斯科从中东“撤退”的例子是，1992年，俄罗斯宣布撤销冷战时期建立的地中海分舰队。按照俄罗斯前任外长伊万诺夫的说法，在这个时期，俄罗斯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联系急剧下降，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阵地丧失殆尽。

　　冷战结束后，中东新老矛盾交织、热点频发。面对新的形势，俄罗斯的中东外交不再以对美关系为主轴—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俄美关系作为外部因素会对俄罗斯政策偏好有所影响，即不再如冷战时期那样植根于“反对谁”的立场，而是力图全面、务实地与地区主要力量发展关系，寻求在中东立足和保持影响的机会，也寻求凸显特殊作用的机会。在地区一系列热点问题上，俄罗斯“重在参与”，并表示出不同于西方的立场都是为了在这个地区确立起自己“独立大国”的形象、恢复其国际影响。一方面，俄罗斯继续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保持与传统伙伴（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的经贸和军事技术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与海湾君主国修补因苏联意识形态和人侵阿富汗长期被“冷冻”的双边关系。2007年，普京访问沙特，这是两国建交近80年来（当时为苏联）访问沙特的首位俄罗斯国家元首，表明了俄罗斯对重塑双边关系的态度。在这次访问中，普京还提出，愿与海湾国家共组类似于欧佩克的天然气输出国组织，以协调彼此行动。尽管与这些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存在竞争，俄罗斯还是积极与这些国家开展石油项目的投资合作，且成功开拓了在这些国家的核电市场。其中，沙特成为俄罗斯在中东石油和核能投资的主要对象，占其投资合作项目总额的近一半。当然，打破坚冰并不容易，何况横亘其间的还有瓦哈比因素对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渗透、俄罗斯对沙特等支持帮助车臣等地反叛势力的指责。叙利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对巴沙尔政权态度立刻使双方分歧表面化。2011年发生的“外交官机场案”是这种对立态度的开始，但远不是结束。[6]

　　与以色列复交（1990年）也使俄罗斯获得了更为灵活的空间。2005年，普京实现了俄罗斯国家元首对以色列首次访问。俄罗斯对俄籍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限制比苏联时期大为宽松，占以色列人口近1/6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大多数都享有双重国籍，这既为俄罗斯和以色列联系准备了较好的人文桥梁，也使俄罗斯政府不能不更关注以色列的安全。同时，双方还在包括军事技术领域进行了较密切的合作。正是因为此，虽然这些年在巴以问题上俄罗斯一直为巴勒斯坦人发声，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问题上立场各异，2015年也出现了俄罗斯军机“误人”以色列领空等事件，但俄以双边关系基本没有受到严重冲击。

　　2006年后，因哈马斯执掌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巴以和平进程受阻。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俄罗斯依然通过邀请哈马斯领导人访俄等活动，积极地试图充当和平谈判的调解人，显示其第三方的独特作用。

　　伊朗成为俄罗斯中东外交重要的支点。从2003年起，在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的机会主义外交彰显无遗。一方面，伊核问题关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维持，关乎俄罗斯作为核大国的权益、地位和安全；另一方面，俄罗斯不能容忍美国推翻萨达姆一幕重演，不愿失去自己在伊朗的利益。因而，它既以支持有限制裁和反对武力解决两手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等，又以签订大宗军火合同却暂不供应其中某些敏感武器（如“Ｓ300”导弹）两手牵制伊朗。与此同时，为防备伊核问题解决失去难得的筹码，以及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打下基础、提升核原料处理的国际地位，俄罗斯还提出由其为伊朗提供民用核原料、共建国际商用铀浓缩中心。

　　多年来，俄罗斯在中东这个重要的政治和外交舞台，竭力显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和独特作用。从第一次中东问题莫斯科会议到马德里和会，从伊朗核问题谈判到“也门之友”小组，再到“安南计划”，俄罗斯一直活跃在调停中东各种热点问题的舞台，努力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在与中东主要国家缺少战略共识和战略利益契合、自身又缺乏发挥关键影响能力等因素的作用下，俄罗斯已不再有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影响力。俄罗斯一直在中东地区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对解决实质性问题几乎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对地区议程设定也几乎没有掌控权。例如，虽然同为马德里和会的主持者、中东问题四方代表之一，俄罗斯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实际上处于被边缘化的位势，几乎成为国际和谈的“礼仪”式的角色。有关各方不排斥其的动因，与其说是因为俄罗斯的能力，不如说是借其在讨价还价中传达自己的声音，以及利用其牵制另一方（美国和以色列）。当然，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手中拥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张票—用俄罗斯自己的话表述就是：若无俄罗斯参与，中东难以最终实现和平。

　　俄罗斯在中东乱局中机会主义外交的表现及其动因 

　　自突尼斯开始的中东变局使该地区波涛汹涌。面对地区新局势，与既推波助澜、又试图掌控事态的美国不同，俄罗斯除了反对干涉内政、反对输出“民主”的原则性表态，似乎无处发力，只有静观其变。毕竟，无论何种“民主革命”、经济社会改革议题都不是俄罗斯对外活动的强项。彼时，俄罗斯与西方正踏在奥巴马提出的“重启”双边关系的路上，也无意因中东的“民主”恶化合作气氛。所以，尽管从价值观上俄罗斯并不认同弥散中东街头的抗议运动，但还是表示：中东的变化是“社会经济问题长期积累所致。很多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长期执政，对本国公民的生活状况和国家现实情况麻木不仁。”[7]对西方国家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反应也不像后来那般愤慨，而是较慎重的“遗憾”。在2011年的多维尔八国峰会上，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甚至明确地说，卡扎菲政权已失去合法性，“他必须下台”。

　　在叙利亚危机前期，俄罗斯也试图继续其一贯的中立、调解者的政策。一方面，它在安理会数次否决西方等国支持向巴沙尔政权施压的决议，认为预设推翻某国政权的条件是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强烈反对外部力量试图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干预事态进程。俄罗斯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西方排斥其他国家、滥用联合国授权，动辄以武力强行推销自己的方案。利比亚的例子更令俄罗斯质疑，2005年联合国通过的“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toProtect）在很大程度上变成西方强国选择性干预他国事务的借口。另一方面，俄罗斯似乎对中东未来局势发展缺少必要信心，不愿因选边站队而错失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影响。俄罗斯也一度宣称鉴于叙利亚局势混乱，暂停两国合作项目，并表示自己没有义务在军事上帮助叙利亚政府；同时也主张解决叙利亚危机应以阿盟的“阿拉伯倡议”为基础进行改革，包容更多反对派，瓶请反对派代表赴莫斯科商谈。

　　俄罗斯在不断释放出可做各种解读信号的同时，也预判到局势的复杂性和可资利用的机会。它不断强调，所谓“阿拉伯之春”释放出来的可能不是西方期待的“民主”，而是持续混乱和极端势力抬头的恶魔，其结果不仅对该地区，而且对世界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8]普京曾表示，俄罗斯毗邻中东，中东的局势关系到本国的利益，所以不能袖手旁观。正是为应对不测和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利益，俄罗斯海军自叙利亚危机伊始就开始活跃在地中海水域和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并于2013年宣布重组地中海分舰队。

　　2013年，处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即使美国摆脱了欲打不能、欲和难忍的尴尬，又让巴沙尔避免了遭外部军事打击进而被赶下台的危险，成功显示了俄罗斯独特影响力和政策独立性。自2015年9月30日起，俄罗斯空军以反恐的名义直接介人叙利亚局势，标志着它的外交政策从消极的机会主义向积极的机会主义转变：从“中立”的劝和、调解者变为力图把握事态发展方向的直接参与者；从观察时局、等待机会变为主动营造机会、塑造地区新议题。其实，早在2012年，普京在第三任总统的首次年度记者会上就称，俄罗斯从来都不是巴沙尔政府的支持者，而普京2015年在同一场合则说，俄罗斯必须支持叙利亚政府进行反恐斗争。

　　事实上，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转变与其对国际格局和地区局势的判断直接相关。

　　俄罗斯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进人了重新建构阶段，西方力量的衰退为新兴国家提供了扩展影响的机会。重构进程中利益交锋和碰撞不可避免，但不会是大规模战争方式，也不会是冷战那般彻底对立方式。俄罗斯要利用这个时机积极拓展外交空间，以争取更多话语权和构建新结构的影响力，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确立其世界大国地位。[9]依据这种积极参与的思想，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阻止西方和域内一些国家按照自己意愿构建中东新格局的企图，通过参与将俄罗斯的意图和利益诉求嵌入新的解决方案之中。叙利亚危机中各方混战、相互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首鼠两端，巴沙尔政权危机四伏却一直能坚持、又得到伊朗和真主党武装暗中协助等等状况，又为俄罗斯的介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目前叙利亚混战的情况为俄罗斯使用其最得力、也几乎是唯一得力的军事手段提供了可能。

　　突尼斯发生动荡以来，“民主化”成为中东一个重要议题。这既不符合俄罗斯的意愿—对西方主导前景的不满、对极端势力趁机坐大的疑虑，也不符合其意识形态，更不用说对“颜色革命”传染性的担忧。[10]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崛起给了俄罗斯在该地区提升地位和影响力的机会，为其改变该地区的中心议题提供了可能。利用反恐国际共识，高举反恐旗帜，俄军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不仅具有了法理依据（得到叙利亚政府同意），而且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国际社会对中东的关注点迅速从政权更迭转为打击极端势力。

　　虽然有造势之意，但考虑到俄罗斯对周边极端势力的担忧，打击恐怖势力也确有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中东距离俄罗斯南部软肋地带—北高加索地区仅数百公里，与中东的伊斯兰世界连接在了一起。苏联解体后，由于移民和人口出生比例等原因，穆斯林人口比例明显上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生活在俄联邦的穆斯林约2000万，占总人口的/17。在这个传统的东正教国家，“伊斯兰因素”逐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众多穆斯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的政治与社会稳定。而且，其南部的车臣等地依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极端宗教非法武装，恐怖袭击一直是俄罗斯联邦面临的一个主要安全威胁。俄罗斯安全部门称，自“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跃以后，约有2000俄罗斯公民和相当数量的中亚国家居民参与其中，如车臣反叛武装“迁徙者支持军”。俄罗斯担心，这些参与恐怖组织的人员在叙、伊战场受训和获得实战经验后，会乘势回流到中亚或俄罗斯境内，对那里的安全形成更大压力。特别是其中可能还有西方国家以及沙特、土耳其等或明或暗的帮助与鼓励，有形成已久的格鲁吉亚、土耳其通道。这就是普京所说的与其等这批恐怖人员上门来，不如在境外消灭他们的原因。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人冰点，俄罗斯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在安全、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都形成了较大压力。在继续强硬姿态的同时，2015年俄罗斯还是在一些方面试图寻找转困之机。这既体现在“冻结”顿巴斯局势、基本维持明斯克停火协定方面，也表现在领导人一系列表态方面—特别是2015年底的总统咨文和记者会，普京一改前两年猛烈抨击西方之风，全力强调反恐合作的重要性。[11]可见，俄罗斯军事介人叙利亚、营造反恐议题也是试图硬激活冰冻状态的俄西关系，通过反恐这个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找对话合作的可能。俄罗斯的这个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回应’俄罗斯与西方对峙一年多的状况有所松动。俄、美两军首先在叙利亚战场空中协调、航路信息通报等方面达成协议。巴黎恐袭案发生后，俄、法又在共同打击恐怖组织方面形成共识。普京和奥巴马利用联合国峰会、二十国集团（Ｇ20）峰会和巴黎气候大会之机举行了　３次会皤，普京与卡梅伦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商讨了叙利亚问题，并宣称英、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正在缩小。2015年12月克里访俄后，普京表示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新态度具有建设性。

　　此外，俄罗斯还有一个不能明说却并非不重要的考虑，这就是在经济发展遇到严重问题的背景下，如何动员民众咬牙熬冬、如何转移社会对政权发展路径、治理方式的质疑。无论是“收复失地”反击西方也好，还是主动出击极端势力也罢，抑或是出于对土耳其“暴徒行径”的制裁，外部威胁在动员社会、凝聚人心方面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拉塔基亚起飞的战机、里海发射的导弹显示了俄罗斯强大的力量，激发起民众的认同和激情。应该说，这也是最近两年俄罗斯政权最能显示其正确的成果。

　　俄罗斯机会主义外交的成效及挑战 

　　俄罗斯的机会主义外交抓住了叙利亚危机节点的机会，以政治因素远超军事价值的9000多次空袭塑造了地区新议题，扭转了叙利亚问题发展方向，强化了其地区存在，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首先，俄罗斯的军事介人部分缓解了巴沙尔政权四面楚歌、被动挨打的状况。自2015年9月30日后的半年时间里，叙利亚政府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地收复了一些村镇，战场被动态势有所改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在未来政治安排中的分量和与有关各方讨价还价的基础。同时，俄罗斯也再次对一些反对派释放善意，表示愿意在共同反恐、打击极端势力的前提下予以支持。

　　其次，俄罗斯的介人激活了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进程。叙利亚危机持续5年，国际社会虽多次试图推动政治解决，但均未成功。俄罗斯军事介入后，叙利亚战场形势和国际环境出现转变，各方开始调整为较现实的态度。从2015年10月维也纳多国外长会议和12月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可以看出，在联合国框架下重启政治谈判和由叙利亚人自己决定其前途命运，再次构成各方能够接受的基本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2月27日的日内瓦停火协议才得以达成，3月14日起日内瓦政治过渡谈判开始进人“实质性阶段”。由于军事介人，解决叙利亚问题已不可能绕开俄罗斯，无论叙利亚未来政治安排是何种结果，俄罗斯有关叙利亚政治进程的意见及其在该国的利益也将成为谈判桌上的一个议题，而不是被忽视。有意思的是，在2015年12月18日的年终记者会上，奥巴马主动表示，各国在商讨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时，应该保证“与阿萨德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与伊朗的正当权益得到尊重”。

　　再次，俄罗斯营造的反恐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各方共同关心的重点。无论从反恐的现实需要出发，还是从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战略规划考虑，美国都不得不在打击“伊斯兰国”上投入更多精力，变相地从原本“倒巴”与反恐两个任务平行，调整为优先处置后者。2015年10月后，美国主导的反恐联军再次加强对“伊斯兰国”军事打击力度；奥巴马政府一改不派遣地面武装的宣示，向叙利亚派出50名特种部队士兵；克里在12月访俄时表示，不再将巴沙尔下台作为解决叙利亚问题先决条件等等应该都是这种调整的反映。

　　面临复杂的国际因素，在战略上相互疑虑、防范和冲突的同时，在有共识、共同需要的问题上保持对话与合作，对立与对话并行，这已成为冷战后大国关系“新常态”。巴黎恐袭案后，法国、英国、德国等与俄罗斯有关反恐合作的互动说明，在反恐共识之下，以及俄军闯人反恐前线，西方还是不得不考虑至少在某些功能性问题上（FunctionIssues）与俄罗斯进行“有选择”的协调与合作。虽然双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矛盾并未因此解套，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面临的恶劣外部环境，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相互对立的气氛，“老欧洲”国家中一直坚持的对话与施压双管齐下的主张可能在西方集团中再次抬头。

　　虽然目前一些细节尚未披露，但两个时间点上的“巧合”也许还是能说明俄、美在处理危机时的互动：2015年9月29日，普京与奥巴马借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举行了乌克兰危机后首次会晤，次日，俄罗斯宣布出兵叙利亚；2016年3月13日，普京与奥巴马就叙利亚问题通电话，15日，普京下令撤军。事实上，2月27日的停火就是在俄、美共同敦促下实现的。2月22日，俄、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就叙利亚各方停火达成协议，并要求从27日开始执行。

　　正是因为达成了预期中的基本目的，2016年3月15日，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出主要作战部队。不过，在塔尔图斯和海迈米姆俄罗斯两处海空军基地，依然有部分俄罗斯军事人员和武装，一旦需要，俄罗斯空军也可在短时间内返回。可见，在继续推动政治谈判的同时，俄罗斯仍然保留了施加军事影响的手段。

　　俄罗斯在中东的机会主义外交在取得上述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其一，俄罗斯宣称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是为某个人，而是为自身的利益战斗，但实际上很明显，保巴沙尔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住俄罗斯在叙利亚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关键。从以往经验看，大国在此复杂地区奉行的将自身利益与某个人挂钩的机会主义政策经常因政局变化而受挫，从纳赛尔到萨达特之埃苏关系、从巴列维到霍梅尼之伊美关系都是先例。而且，目前各方认可的反恐议题还是不能绕开对巴沙尔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西方国家在2015年秋天后对巴沙尔政治前途态度有些许灵活表述，但并不意味着原有立场彻底改变。事实上，过去几年西方就多次认可所谓“政治解决”、“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等原则。显然，只是在反恐优先的情势下，各方用这种可做各自解读的含混词语暂时“搁置”，而不是调和，更不是解决了原有矛盾。西方和反对派不将巴沙尔下台当作和谈先决条件，并不意味着在未来政治安排中放弃了排斥巴沙尔这一优先选项。在美欧等国的政治文化和政策主张中，根本就不想在叙利亚把“独裁统治者”与极端恐怖势力当作一个二选一的题目。

　　国际反恐从来就不只是安全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定义、标准和恐怖主义组织名单等难题也同样体现在中东反恐进程中。西方国　家就质疑俄罗斯打恐不多、帮巴沙尔为主。俄罗斯则批评西方、地区大国一直在暗中帮助极端势力。撩开各方高举的反恐大旗，我们就可发现：在反恐同时各方都在谋势、谋利。在这样的前提下，反恐各自为战，难以避免相互拆台，很难实现真正的反恐大同盟。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互不信任、相互对立的情绪浓厚，即使反恐新议题出现，双方在地缘战略、国际秩序和“民主”问题上的矛盾也未被搁置。面对俄罗斯的经济困境，美国正对制裁、遏制手段得意扬扬，缺少与俄罗斯联合反恐的意愿，普京希冀的在反恐大旗下重启双边关系很难实现。[12]

　　其二，叙利亚危机诱发了地区各种老问题发作，所谓巴沙尔去留不仅是西方的“民主”偏好作祟，更有宗教、领土、历史病灶、地区权力安排等等因素发酵。俄罗斯面临的对手不止西方，还包括沙特、以色列、土耳其等一些地区大国。发生在2015年的俄土军机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在最近20多年里，尽管俄罗斯对土耳其收容某些车臣极端分子不满，对土耳其以“突厥化”、“伊斯兰化”为旗号扩大在中亚影响力心存疑虑，俄土关系发展总体上较为平稳。普京担任国家领导人后曾5次访问土耳其，两国也表示互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能源运输、贸易、旅游业和文化交流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升温，俄罗斯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埃尔多安在2013年表示，希望在2020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到1000亿美元。2014年欧盟制裁俄罗斯后，俄罗斯进口土耳其的农副产品数量剧增。2014年12月，两国还决定在已有的“蓝流”之外增加年供应量可达630亿立方米的新天然气管线。

　　然而，对待叙利亚危机政策的差异导致两国矛盾逐步激化。土耳其参与倒巴沙尔的努力、与某些极端势力勾连都让莫斯科不满。更有甚者，2012年，又发生了土耳其以怀疑运送武器为由拦截从莫斯科飞往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客机事件。而土耳其也对俄罗斯力挺巴沙尔、妨碍其借中东乱局扩大势力范围的企图感到恼火，特别是俄军介入打掉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的计划。2015年11月发生的俄罗斯军机被击落事件，尽管本身可能具有某种偶发因素，但考虑到上述背景则似乎又带有必然因素。军机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反应甚为激烈，不仅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普京在2015年底的两次公开讲话中还对土耳其展开了极为猛烈的抨击。

　　虽然俄罗斯对土耳其“背后捅刀”恼羞成怒自然有其道理，不把军事手段作为报复选项似乎也未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但是，俄土关系就此速降到冰点，对俄罗斯在中东战略布局不会没有负面影响。

　　与普京之俄罗斯相似，埃尔多安之土耳其何尝不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本土化的？试图依靠外部压力使之屈服往往难以成功。即使埃尔多安下台，这种政治土壤深厚的土耳其也未必有意愿迅速寻求对俄关系转圜。俄土关系理不顺，从全球战略层面看，美国无形中又多了一个牵制或者遏制俄罗斯的帮手。俄罗斯在西部面临的压力难见缓解之时，南部又增加了新的麻烦。从地区层面看，俄罗斯以巴沙尔的叙利亚为支点的中东政策实际上选边站的色彩十分浓烈，本就使之失去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如再加上与土耳其从暗斗变为明争一一普京国情咨文和记者会的讲话似乎还把土耳其当作了与极端势力同等的敌人，显示其在中东未来格局中的空间未必理想。而在自身安全上，与土耳其反目成仇可能促使土耳其在包容甚至支持车臣髙加索地区极端势力方面更加活跃。冷战后，地区性国家对世界性大国形成某种牵制，已成为国际局势中新的现象。这一点在俄土关系中可能再次显现。

　　如同已经采取的对欧盟国家的反制裁一样，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效果值得怀疑，而俄土交恶后对俄罗斯能源规划的负面影响倒是值得关注。为巩固对欧洲油气市场的影响，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使土耳其成为打通向南欧输送能源的主要通道，俄土管线还被视为对冲欧美和里海中亚国家绕开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的一个按码。俄罗斯没有选择俄土贸易中最大量的油气交易作为制裁对象（包括2015年开始实行的对土耳其天然气价格优惠），以及普京表示还要继续俄土管线建设也表明，被称为“土耳其流”的管线对俄罗斯多么重要。然而，在国际能源出现新变化、俄土关系趋恶的情况下，土耳其难免不会做其他的选择。比如土耳其已经与卡塔尔洽谈，由卡塔尔向土耳其提供天然气，并经土耳其向南欧输送。一旦这个交易达成，在“北溪”管线遭欧盟质疑、“南溪”管线被欧盟否决的情况下，俄罗斯对欧洲能源布局又将面临新变数。

　　其三，对伊斯兰两大教派之争，俄罗斯本无明显偏向；不过，在目前的中东乱局中，它事实上选择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组成的什叶派联盟。这种状况压缩了其政策选择空间，对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长期经营未必有利。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担心，与同样有着地区野心的伊朗走得过近会损害俄罗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的形象，也不能完全避免被伊朗绑架、不自觉地为其背书。

　　此种两难境况也同样表现在俄罗斯与叙利亚关系之中。莫斯科和大马士革合作的基点是为自己谋利，而俄罗斯显然要掌控合作进程的主导权。俄军进人和撤出都是在已做出决定后告知叙利亚政府，军事行动的地域、节奏、程度也基本是在俄军空袭指导下进行。更加明显的是，当叙利亚政府试图借俄军支持进一步扩大战果、而俄、美代表在慕尼黑商定停火基本原则之时，2016年2月18日，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公开批评巴沙尔“试图夺回整个叙利亚”的态度“与俄罗斯外交努力不符”，他强调只有按照俄罗斯提供的方案，叙利亚政府才可能化解危机。[13]如此看来，俄军“突然”撤出叙利亚也是在向巴沙尔传达某种信号：俄罗斯不会为他不可能完成的企图而耗费精力财力。在未来谈判进程中，双方不合拍的情况也可能再现，特别是涉及巴沙尔地位问题。莫斯科也许有能力迫使大马士革开启谈判，却未必有把握要求巴沙尔接受符合俄罗斯意愿的谈判结果。届时，俄罗斯又将如何选择？

　　其四，历史上，俄罗斯在很多次战争中一贯醉心战场效果，却对赢取民心关注不够，这一“传统”又在叙利亚重现。例如，持续半年的军事打击对象未免有些宽泛，遭其轰炸的一些作坊、运输工具虽有与各种势力走私交易之嫌，却是为生计而为的一般民众所有。如此取得的战场热闹未必有利于确立良好的地区形象。比照多国联军过去几年的投鼠忌器，俄罗斯掀起的“反恐”狂飙似乎缺少在这一地区精心耕种、长期谋划的色彩，其结果很容易是替他人趟雷、费力不讨好。

　　结语 

　　延续数年的中东乱局已使卷人各方都精疲力竭，无心恋战。极端势力猖獗、难民危机、油价暴跌、制度重建、经济发展等等难题都使卷人其中的域内外力量开始寻找脱困之路。从短期来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外交和反恐活动中，深谙乱中谋利之道的俄罗斯当有发挥其作用和显示传统外交大国能量之机会。然而，以往的经验也证明，俄罗斯在这类地区活动冲劲很足、持续性却不够。“推动地区稳定与和平”虽然一直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口号，而一旦该地区转向大体稳定，由乱转治、重构启动，俄罗斯又将面临新的困境，尤其是“木桶效应”中经济因素的短板恐也将再次显现。况且，与苏联鼎盛时期不同的是，俄罗斯不仅发展模式不具吸引力，自身发展都困难重重。它能获得的置瞭空间和能力又有多大？

　　叙利亚危机为俄罗斯机会主义外交提供了新机会。俄罗斯抓住的究竟是危机某一个阶段的主动，还是整个问题解决过程的主动？在未来中东地区秩序与格局重构中，它能否由以往的域外主要参与者蜕变为新架构的重要塑造或引领者？上述问题的答案尚不明朗。

　　注释： 

　　[1]自0155年向埃及提供军火后，苏制武雜成为中东许多国家的标准装备，苏联在埃及和叙利亚获得了数个海空军基地。其中，在9176年“六.五战争”前夕，苏军即获得了著名的叙利亚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基地的进驻权。

　　[2]苏埃“友好合作条约”（1971年）、苏伊（拉克）“友好合作条约”（1972年）、苏也（门）“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苏叙“友好合作条约”（1980年），都包含军事合作或援助条款。

　　[3]关于苏埃关系破裂原因与过程，参见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刘竞等：前引书，第236页。

　　[5]以伊拉克为例，1976年， 伊拉克与西方国家贸易就已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80％， 苏联则从1973年的占伊拉克外贸第一位迅速下降为第九位。伊拉克最早的原子能活动也是此时在法国帮助下开始的。

　　[6]2011年11月29日， 俄罗斯驻卡塔尔大使在多哈机场因外交邮袋检査问題与保安人员发生冲突， 大使被打伤。俄罗斯确信此事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立场有关， 因此降低了双边外交关系等级。

　　[7]参见2011年3月拉夫罗夫对记者的讲话，http://www.mid.ru/press_service/minister_speeches/-/calendar/select? _ calendar_WAR_mediaportlet_dateFromValue=15.03%202011&_calendar_WAR_mediaportlet_dateToValue=15.03%202011, 2016-01-29。

　　[8]2014 年6月4日，普京在接受欧洲记者采访时表示，叙利亚局势可能会演变为类似当年的阿富汗，成为难以控制的恐怖丰义威胁源，http://kremlin.ru/evevts/president/news/45832, 2016-01.14。

　　[9]“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New International Balance the Guarantee of Stability”， http://www.valdaiclub.com, 2015-12-23.

　　[10]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и по Сирии: логика есть, 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а высока, http://russian.cam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 Fa =47133, 2015-12-21.

　　[11]参见2015年普京国文，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64, 2016-01-29。

　　[12]尽管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了合作，美、欧在克里米亚危机两周年之际仍然表示要继续对俄罗斯制裁措施。

　　[13]参见维达林.丘尔金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Я думаю, что нам верят 》）的专访，http://www.kommersant.ru/Doc/2919182, 2016-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