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与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相关的若干问题，认为：（1）中东欧国家自一战结束至今大都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这种状况源自环境和决定的共同作用。然而，大国或大国集团并不总是能给中东欧国家以安全保障，中东欧国家应学会在大国集团内、在大国博弈中保全自己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2）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其“欧洲化”道路出现某些失范的迹象，但多重因素保证了“欧洲化”道路不会逆转。（3）从西欧国家制度模式和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看，中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已大体与西欧国家趋同，它们在西欧国家制度模式的框架内接受或改造西欧国家的某种既有体制，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中东欧国家;欧洲化;民主制;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高歌，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100年间，中东欧国家先后四次确定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笔者在《对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1]（以下简称《思考》）一文中对其曲折多变的发展背后一些相似特征进行了总结。然而，这些总结远不足以展现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全貌，对这一纷繁复杂并仍在演进的进程需要不懈的探索和反思。

一 中东欧国家的生存为何要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

　　《思考》认为，中东欧国家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始终处于大国之间，大都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那么，处于大国之间的小国必须依靠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才能生存吗？

　　显然不是。地处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之间的瑞士，自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起，在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历次国际战争中均保持中立，国家得以存续，疆界也未有变更。此外，二战结束后的芬兰奉行中立政策，苏南冲突后的南斯拉夫倡导不结盟运动，它们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中、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多中东欧国家不能像上述国家那样不依靠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而生存呢？

　　《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一书写道：“环境和决定是构成我们生存的两个基本要素。环境是生活对我们的赋予，它构成了我们所称的世界。生存并不能选择它的世界，生存本身就自然地处在一个特定的不可转换的世界中，也就是当前的世界中。我们的世界就是包含了我们的生存命运的整体，但这种整体的命运则不是机械的。我们并不像射出的步枪子弹那样运行，因为子弹的轨迹是事先确定的，而我们一进入这个世界，我们的命运就和子弹的命运完全相反。并没有一定的轨迹强加于我们，我们面对着各种轨迹，而且我们经常努力去选择。”[2]正是环境和决定使得中东欧国家多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求得生存。

　　处于大国之间的国家通常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是大国或大国集团争夺和控制的对象，其生存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政策。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是俄、英、奥、普根据“均势”原则重构欧洲政治版图的产物。这一地位能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不受损害，除了瑞士为维护中立所做的努力外，也与交战国出于各种考虑不打算入侵瑞士有关。冷战时期苏美等东西方大国都愿意把中立的瑞士看作是两大阵营之间的避风港。冷战结束后，瑞士的中立地位继续得到各大国的认可和尊重。芬兰在二战结束后的中立得益于苏联的“宽容对待”[3]。 南斯拉夫在苏南冲突和被赶出苏联阵营后能够生存下来，也是得益于苏联对越过波、捷、匈、罗出兵讨伐和对美国的核优势有所顾忌，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作为被古代历史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弱小国家组成的重要缓冲地区，向来受邻近的大国操纵和剥削以实现它们自己的目的”，它们“无力填补这个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权力真空”，“注定要成为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4]这影响、有时甚至决定了它们依靠大国或大国集团保护的生存状态。一战结束后，法意在中东欧扩大影响的需要恰与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不谋而合，很快便形成了中东欧国家分别以法意为靠山的局面。二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爆发后，面对美苏的尖锐对立和苏联控制的加强，中东欧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苏联为首的阵营[5]。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崩溃，俄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一时使中东欧国家落入“真空”。随着欧共体/欧盟1993年11月，[6]和北约东扩进程的开启和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的加入，欧共体/欧盟和北约增强了力量。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国力亦有所恢复。中东欧国家处于美国及其为首的北约、欧盟与俄罗斯之间。

　　然而，在大国主导的世界里，小国并非只有接受大国保护一条路可走，亦可选择并坚持不依靠大国保护的生存之路。1815年后的瑞士、二战结束后的芬兰和苏南冲突后的南斯拉夫能够不依靠大国保护而生存，除得益于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外，三国的决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瑞士有奉行中立政策的传统，不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一如既往地坚守中立。芬兰在二战结束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强邻面前的弱势地位，认识到芬兰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它与苏联的关系，以对苏友好换取了国家的中立和生存，“在西欧和苏联之间发挥外交和经济桥梁的作用”[7]。南斯拉夫为摆脱苏南冲突后孤悬于苏联阵营之外的危险境地，凭依强大的国内支持，谋求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寻求西方援助等措施，倡导不结盟运动，从而不仅在东西方阵营之外生存了下来，而且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威望。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似乎更愿意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求得生存。一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本应消除分歧，加强合作，以集体的力量抵挡大国的威胁。可是，在大国主导的凡尔赛体系下，曾经长期依附于大国羽翼之下、内部又矛盾重重的中东欧国家根本不可能走上这条理想之路，而是分别投靠了法国和意大利。冷战结束后，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把争取加入欧共体/欧盟和北约、寻求“回归欧洲”作为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唯有二战结束之初，中东欧国家似乎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与某一大国，而试图在大国之间走平衡路线。但这种尝试很快便因冷战爆发和苏联控制的加强而告终。

　　环境和决定的共同作用致使中东欧国家多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求得生存。那么，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真的能给中东欧国家的生存以保障吗？

　　一战结束后与法意结盟并没有给中东欧国家持久的保护。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二战爆发后，波兰被德国灭亡，南斯拉夫遭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肢解，就连加入轴心国阵营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没有逃脱德军的进驻。二战结束后与苏联结盟的确带给中东欧国家40余年相对安全的环境。然而，这并非表明，离了苏联的保护，中东欧国家便无法生存。事实上，在苏联“保护”下，中东欧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服从于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主权也得不到保障，以致在中东欧国家内部蓄积了对苏联控制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与对苏联模式、乃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相结合，在苏联放手之际释放出来，导致了剧变的发生。冷战结束后与西方结盟有助于消除中东欧国家的传统安全威胁。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以来，确实没有遭遇危及国家生存的军事冲突。不过，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中东欧国家还面临如何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在美欧俄博弈中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问题。

　　北约处于美国的领导之下，北约的中东欧成员国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坚定支持者”[8]，参与北约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然而，这些行动是否完全符合它们的利益尚难确定[9]。 假使中东欧成员国与美国发生分歧，那么，它们终将面对在北约框架内协调本国利益与美国立场的难题。而在欧盟内，由于国力和发展阶段不同，中东欧成员国往往会与欧盟老成员国出现利益分歧。而“在西欧人的心理地图上，东欧人仍处在欧洲的外围，对欧盟政策没有平等的发言权。”[10]但这并不等于说中东欧成员国除了顺从欧盟需要外别无作为。2004年，捷克拒绝放宽对古巴的制裁，致使欧盟推迟对古巴所做的决议；波兰在乌克兰选举危机中充当欧盟的代言人，促进欧盟与乌克兰的紧密关系；2005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欧盟中期财政预算危机中多次呼吁欧盟尽快通过中期财政预算，波兰则争取到了更多的结构和聚合基金；2006年，波兰否决欧盟与俄罗斯启动《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谈判的动议，导致该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久拖不决；2008~2009年间，波兰和捷克总统拖延签署《里斯本条约》，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等便是中东欧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欧盟决策的行动。此外，2008年上半年、2009年上半年、2011年上、下半年，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相继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它们借这一机会，推动所关注的议程，扩大在欧盟内外的影响力。或许今后，“不同利益层面将会出现相关成员国之间的相对稳定的或非固定的利益组合，从而打破原来的以法德为核心的框架式的长期而相对稳定的成员国合作关系”[11]，中东欧成员国将因此拥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更为有效的方式。

　　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美国及其为首的北约、欧盟与俄罗斯的博弈日趋复杂，但远未形成势均力敌、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是美欧提防的对象，且因国力所限，无法与美欧抗衡。美俄虽有冲突，但在某些问题上亦存合作意愿；欧俄虽有矛盾，但其关系基本保持平稳发展；美欧虽有分歧，但基本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相同，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身处其间的中东欧国家“安全议题主要仍是与美国合作，经济发展则主要以融入欧盟体系为主，虽然许多中东欧国家的能源需要依靠俄罗斯供给，俄罗斯也欲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不过由于历史因素，中东欧国家仍不易排除恐俄的心态。”[12]

　　此种态势使得中东欧国家尤为担心美国和欧盟大国与俄罗斯接近以致可能无视、甚至牺牲中东欧国家的利益。2009年，伴随着美俄关系“重启”，美国改变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令中东欧国家对自身安全忧心忡忡。2010年，由俄罗斯和德国开工建设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不经过传统过境国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而由俄罗斯穿越波罗的海直抵德国，勾起波兰对二战前夕苏德签署条约、瓜分波兰领土的痛苦记忆。不过，与曾经任人宰割的境遇相比，中东欧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的多极格局下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俄美都不可能忽略中东欧国家即使是有限的自主性”，“欧盟老成员国也无法忽视中东欧国家的看法”[13]。 美国调整反导计划后，随即向波兰、捷克等国作出解释，与它们商讨新的反导合作的问题，重申美国对它们的安全保证。“北溪”管道建成后，俄罗斯也将通过德国向波兰和捷克等国输送天然气。

　　此种态势还使中东欧国家在美欧分歧时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美国负责中东欧的安全，维持地区的稳定是中东欧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与美国保持一致又有经济上的收获。另一方面又不想与欧盟决裂，中东欧国家与老欧洲有很强的经济联系。”[14]在美欧出现分歧之时，中东欧国家通常站在美国一边而与法德等欧盟大国拉开距离，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以及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上都是如此。不过，法德与美国的分歧短时间内尚不致激化，中东欧国家暂时还不需作出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但是，随着欧盟力量的增强，它势必减少对美国的依靠，要求更多的独立性和发言权，美欧竞争和摩擦将长期存在、甚至可能越来越激烈，如何在美欧分歧中摆正位置、维护自身利益是中东欧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1815年后的瑞士、二战结束后的芬兰和苏南冲突后的南斯拉夫的存续证明，在有利的环境和有力的决定之下，处于大国之间的小国不依靠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也可以生存。而中东欧国家之所以自一战结束至今大都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也是环境和决定的共同作用。然而，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并不总是能给中东欧国家以安全保障，中东欧国家不应指望在大国或大国集团的羽翼下高枕无忧，而应“以本国自身利益的维护和自我安全的保全为基本，以有限权力在大国关系网络之间争取自主性的表达”[15]。

二 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欧洲化”道路会逆转吗？

　　《思考》认为：身处大国之间、依附于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中东欧国家，其发展易受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在“欧洲化”道路的推进中，国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欧盟和北约的东扩起到了重大作用。那么，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欧洲化”道路会因失去外部力量的导向和规范而逆转吗？ 似乎有这样的征兆。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北约和欧盟不能再以加入标准引导和规范它们的“欧洲化”进程，也几乎不可能取消它们的成员资格。这使中东欧成员国有了表达不同态度的可能。恰在此时，对政府在入盟谈判中让步过多、没有很好维护本国利益、入盟后又与欧盟分享主权的不满情绪上升，欧洲怀疑主义泛起。中东欧成员国选民对欧洲议会选举态度冷漠，投票率低于同期的欧盟平均数，其中个别国家，如2004年波兰和斯洛伐克、2009年斯洛伐克的投票率还不及欧盟平均数的一半[16]。这种弥漫于社会的欧洲怀疑主义情绪使得认同欧洲怀疑主义的精英和政党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波兰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拖延签署《里斯本条约》。一些认同欧洲怀疑主义的政党在本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其中有些党一度入主政府，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和捷克公民民主党现在仍在执政。不仅如此，匈牙利还推出了某些有悖于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2010年年底以来通过的《媒体法》、《基本法》和《中央银行法》等法律加大对媒体的监督和对违规媒体的处罚力度、限制宪法法院和中央银行权限、给予境外匈牙利族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给“欧洲化”道路蒙上了阴影。

　　但应该看到，欧盟作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仍对中东欧成员国的“欧洲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1997年欧盟通过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由1/3成员国或欧盟委员会动议，经欧洲议会同意，欧盟理事会在邀请当事国提出意见后可一致认定其存在严重和持续违背自由、民主、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法治原则的情况，并经特定多数表决，中止条约赋予该国的某些权利，包括其政府代表在理事会的投票权[17]。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再次确认了这一条款[18]。虽然迄今为止，欧盟尚未实施过上述制裁条款，但它的存在毕竟对中东欧成员国的“欧洲化”道路具备某些约束力。此外，欧盟还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司法改革、反腐败、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领域实施监控。2008年7月，欧盟委员会因保加利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进展冻结了8亿欧元援助款项，11月，欧盟委员会以超过预定使用期限为由，取消了其中的2.2亿欧元。对匈牙利出现的违背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原则的倾向，欧盟不但予以指责，而且采取中断贷款谈判、启动法律程序、中止发放援助资金等措施力促匈牙利改变做法。

　　还应该看到，引导和规范“欧洲化”道路的外部力量并非只有欧盟和北约。“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脱离全球范围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不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19]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同质化发展，中东欧国家如果不想被全球化抛弃，就必须按照全球市场的活动准则确立新的制度和规则，选择市场经济，就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和政府的行政控制，打破封闭的经济体系，向国际市场开放[20]。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果国家的民主机构和公民社会机构长期不能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建立起来，那么市场经济就无法有效地运转，国际竞争也不可能无冲突地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过程——市场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无拘束地同外部世界建立起广泛的接触——迫使国家的政治向民主化方向转变。”[21]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不仅以保障人权和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实行自由选举和加快自由化进程，建立民主的多党制的国家形式，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或私有化、实行市场经济等为条件[22]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援助，支持和引导它们向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制过渡，而且把“华盛顿共识”推荐给中东欧国家，为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制定经济转型战略和相应政策措施。

　　在近期匈牙利出台有悖于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和欧盟一起通过中断与匈牙利的贷款谈判，迫使匈牙利满足它们保障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中东欧国家“欧洲化”道路的推进归根结底取决于内部力量的驱动。

　　首先，“欧洲化”道路是中东欧国家的自主选择。中东欧本就是欧洲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中东欧始终与西欧保持着或松散、或紧密的联系。奥斯曼帝国入侵前，中东欧与西欧的发展基本同步，“即使称不上与西方并列，也绝没有落后于西方文明太远。”[23]在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普鲁士、俄国和法国的侵占和统治下，中东欧地区逐渐淹没在大国的阴影之中。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欧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与西欧的发展拉开了距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东欧更靠近西欧，大多信奉天主教，较多地接受了宗主国的文化，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扩张都对它产生了不小的振动，工业革命推动着它的进步，1848年革命更是席卷了这一地区，捷克的资本主义长足发展，匈牙利一度建立了实行代议制的独立共和国。波兰则拥有更多与西欧共同的经历，16世纪，它曾经乘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潮，迎来了繁荣的“黄金时代”；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带动了革新运动，并在法国革命鼓舞下，通过了“五·三宪法”，确立了以多数表决制和三权分立制为特征的民主体制雏形；19世纪初，拿破仑治下华沙公国的资本主义得以萌发；1848年欧洲革命则把普占区和奥占区带进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欧国家“在半工业化的和大量的农村并存的状况中，它们初始的经济发展在超级通货膨胀、战后工业萎缩和农业贫困等诸多重负下开始起步。”[24]到1938年，中东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西欧水平的44.1%[25]。而在政治上，虽然除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中东欧国家都走向了独裁，但“政治民主制在战争间歇期的失败同样也发生在了欧共体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可以说中东欧极权主义浪潮正是从西欧发生的事件中得到了动力。”[26]从普选权的引入和20世纪20年代及1945年欧洲国家民主状况的得分来看，中东欧国家几乎没有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政治民主遗产，并且在1945年由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十分短暂的政治民主化经历而得分较高[27]。 唯有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在苏联控制下被迫接受苏联模式，彻底与西欧分道扬镳。作为一种外来模式，苏联模式很难适应中东欧国家的实际。随时间推移，这种不适应乃至这一模式本身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更令中东欧国家难以接受的是，苏联模式不仅是一种外来模式，而且是苏联控制中东欧、加强自身力量与美国对抗的工具，改革苏联模式的尝试因而屡屡遭到苏联干涉，甚至武力镇压。中东欧国家的历史经历以及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反感和否定使其坚信“‘只有一个欧洲’，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东欧国家在传统上是它的成员，仅仅是由于苏联统治的铁幕才使得他们暂时地与欧洲其他部分隔开。”[28]“回归欧洲”、走“欧洲化”道路成为它们顺理成章的选择。如《欧洲史》一书所说：“东欧即使是贫穷的、不发达的，或被暴君统治的，依然是欧洲的。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它受到剥夺，它变得更为欧洲化，更依恋于富裕的西方人可以当作理所当然的价值。”[29]

　　其次，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之时，已经克服了转型之初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确立了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反过来说，只有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良好、国内体制与西欧接近的国家才能为北约和欧盟所接纳。随着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协调运作，“欧洲化”道路已然不可逆转。一方面，“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产生了由经济利益（追求获得资产、商品、收入和机会）界定的社会阶级。”[30]在社会阶级不同利益的驱使下，鱼龙混杂的政党和反对派运动不断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几个有固定阶级支持的能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党，这有助于西方式民主制的完善。同时，“属于中产阶级的群体在所有国家迅速形成”[31]，而“创造一个独立的、竞争的和相对广泛的中产阶级对于民主化来说应该是极为有益的。”[32]另一方面，“民主的政治体制使市场经济具有正当性，而不是相反。”[33]同时，“民主政体有两种宝贵的资源，可以使其与持续的经济低迷摆脱干系，这些对于非民主政体是不可得到的：一是以其起源为基础的合法性宣称；二是选举一直在望，可以产生替代性的社会经济计划和政府，而政体可保持不变。”[34]西方式民主制正是凭此吸纳和消化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负面影响，而自身生存不受威胁。

　　综上所述，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其“欧洲化”道路的确因失去重要的外部驱动力量而出现某些失范的迹象。然而，欧盟对其中东欧成员国的“欧洲化”道路仍然具有一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并且，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制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也支持和引导其转型进程。而对“欧洲化”道路更具决定意义的驱动力量来自中东欧国家本身，来自于它们基于历史与现实对“欧洲化”道路的选择和拥护，来自于“欧洲化”道路取得的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因此，“欧洲化”道路虽在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出现一些波折，但不会发生逆转，仍将继续前行。事实也是这样。中东欧国家的欧洲怀疑主义力量终究抵挡不住“欧洲化”的大势所趋。卡钦斯基和克劳斯拖延多日之后，相继签署了《里斯本条约》。一些认同欧洲怀疑主义的政党的影响明显下降。匈牙利也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对《媒体法》和《中央银行法》做了修改。

三 随着“欧洲化”道路的推进，中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与西欧国家趋同了吗？

　　《思考》认为：身处大国之间、依附于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中东欧国家，其发展道路多移植外来模式。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走上“欧洲化”道路，力图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与西欧国家趋同，在对外关系上与西欧国家融为一体。那么，随着“欧洲化”道路的推进，中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与西欧国家趋同了吗？

　　西欧国家制度模式的核心内容是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西方式民主制“一直是建立在分权和多党制基础之上的”[35]，中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是如此。它们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实行多党制。“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产权的私有化、决策分散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此外，市场经济还需要一套法律制度，以界定和实施产权，同时也需要一个能够有效监督市场活动、规定可接受的市场行为标准、阻止不正当竞争与促进竞争、提供公用品的政府。”[36]。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已基本具备上述特征。它们通过实行私有化树立私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改造国有企业、促进私营经济推动经济决策分散化，通过推行价格自由化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通过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统计、会计和审计制度以及现代的税制、银行体系和股票交易所确立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37]。 西欧国家所属的西方社会的核心组织是北约和欧盟。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把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38]其中，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已经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了北约。大体上看，中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已与西欧国家趋同。 但在某些方面，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仍与西欧国家存在差异。如《新欧洲》一书所写：“后共产主义构筑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的外壳（拥有议会、选举、银行、移动电话、慈善晚宴和西方体制的所有其他配备）”，“这一外壳隐藏了与西方十分不同的内容”[39]。

　　在政治上，以多党制为例。多数国家形成了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的局面，但黑山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一直都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执政。波黑在“代顿协议”签署后，处于国际社会监管之下，选举在两个实体和三个民族内进行，由来自三个民族的多个政党共同执政。多数国家的多党制“缺乏民主国家应有的稳定性”[40]，新党仍不断涌现并迅速蹿红。2009年在保加利亚议会选举中获胜并上台执政的欧洲发展公民党、2010年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议会选举后分别参加两国政府的捷克的巅峰09、斯洛伐克的自由和团结、“桥”、在匈牙利议会选举后进入议会的绿党LMP、2011年在波兰议会选举中名列众议院第三位的帕利科特运动、在斯洛文尼亚议会选举后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的积极斯洛文尼亚党[41]、 参加政府的格雷戈尔·维兰特公民名单、2012年在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三的普通人和独立人组织等都是这样的政党。此外，阿尔巴尼亚、波黑、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腐败严重，波黑、克罗地亚和黑山媒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受到侵害，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缺乏保障[42]， 2012年1月生效的匈牙利《基本法》对宪法法院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而波黑处于国际社会监管之下，还不能算作主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43]

　　在经济上，虽然中东欧国家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捷克还因达到转型先进国家的标准而在2007年年底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毕业”，不再接受来自该银行的投资，但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其他国家转型进度的估计，一些国家在私有化、治理和企业重建、竞争政策上仍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差距（见表1）。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东欧国家依然不同程度地落后于西欧国家（见表2）。

表1 2012年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指标

	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	治理和企业重建	价格自由化	贸易和外汇体制	竞争政策
阿尔巴尼亚	3.7	4.0	2.3	4.3	4.3	2.3
波黑	3.0	3.0	2.0	4.0	4.0	2.3
保加利亚	4.0	4.0	2.7	4.3	4.3	3.0
克罗地亚	3.3	4.3	3.3	4.0	4.3	3.0
马其顿	3.3	4.0	2.7	4.3	4.3	2.7
匈牙利	4.0	4.3	3.7	4.3	4.3	3.7
黑山	3.3	3.7	2.3	4.0	4.3	2.0
波兰	3.7	4.3	3.7	4.3	4.3	3.7
罗马尼亚	3.7	3.7	2.7	4.3	4.3	3.3
塞尔维亚	2.7	3.7	2.3	4.0	4.0	2.3
斯洛伐克	4.0	4.3	3.7	4.3	4.3	3.7
斯洛文尼亚	3.0	4.3	3.0	4.0	4.3	2.7

　　注释：1表示与僵硬的计划经济相比，很少或没有变化，4+表示达到工业化市场经济的标准。

　　资料来源：http://www.ebrd.com/pages/research/economics/data/macro.shtml#ti。

表2 2010~2011年按现行价格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美元）

	2010	2011
德国	37 723	39 518
英国	35 692	35 712
法国	34 272	35 134
意大利	31 946	32 927
欧盟27国	31 831	32 769
斯洛文尼亚	27 105	27 812
捷克	25 444	26 389
斯洛伐克	23 347	24 035
匈牙利	20 452	21 403
波兰	19 898	21 313
克罗地亚	19 335	20 574
罗马尼亚	14 821	15 433
保加利亚	13 944	14 637
黑山	12 878
马其顿	11 515	12 036
塞尔维亚	11 330	11 433
阿尔巴尼亚	8 581
波黑	7 636

　　资料来源：http://w3.unece.org/pxweb/dialog/Saveshow.asp?lang=1。

　　在对外关系上，中东欧国家也没有完全融入西方社会。马其顿、黑山和波黑尚未加入北约，塞尔维亚则由于北约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和2008年支持科索沃独立严重伤害了它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不愿参加北约。西巴尔干国家中除克罗地亚预计将于2013年7月1日加入欧盟外，其他国家的入盟进程仍难以预期。 马其顿国名之争、科索沃地位问题、波黑民族和解、司法改革及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不力等障碍横亘在上述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的道路上，一时难以清除。而在已经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申根区受阻，除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外的其他国家还没有满足加入欧元区的经济标准。

　　当然，中东欧国家内政外交与西欧国家的趋同和差异是基于西欧国家制度模式和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作出的分析和判断。实际上，西欧国家的制度模式在共通元素之外，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西方社会的核心组织北约与欧盟之间、西欧国家之间在共同外交政策之外，也存在意见分歧。因此，中东欧国家内政外交与西欧国家的趋同意味着中东欧国家在西欧国家制度模式框架内接受或改造西欧国家的某种既有体制，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化毋宁说是制度多样性的固有属性，……而不是整个联盟内部行为严格同质性的标志。”

　　“建立西方式民主制是中东欧各国政治转型的既定目标，但民主化并不是中东欧历史的终结，国情的多样性也蕴涵了中东欧民主模式多样性的可能。”[45]在国家结构形式上，除波黑实行联邦制外，其他国家都采用单一制。在政体上，中东欧国家实行议会制，但在议会结构、选举体制、总统选举方式上各国不尽相同（见表3）。在政党制度上，多数国家基本形成了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近年来，有些国家出现了打破这种格局的迹象。比如，2005年后，波兰左翼政党——民主左派联盟党被边缘化，选举成了两个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之间的竞争；2006年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一直执政，塞尔维亚也没有形成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2008年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党组成联盟，先与民主自由党、再与国家自由党联合执政；2010年后，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一党独大，是否会由此打破与社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还有待观察。

表3 中东欧国家的政体

国家	议会结构	选举体制	总统选举方式
阿尔巴尼亚	一院	混合代表制	议会
保加利亚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克罗地亚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捷克	两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马其顿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匈牙利	一院	混合代表制	选民
黑山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波兰	两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罗马尼亚	两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塞尔维亚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斯洛伐克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斯洛文尼亚	两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注释：斯洛文尼亚国内在议会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问题上存在分歧，多数人认为议会是不完全的两院制。2008年，斯洛文尼亚宪法法院认定议会是不完全的两院制。

　　波黑议会由两院组成，人民院议员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指派，代表院议员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波黑不设总统，而设主席团，分别由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波什尼亚克族选民各选举一名代表组成。主席团任期4年，其3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团主席，每8个月轮换一次。

　　对于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类型，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多数中东欧国家主张构建社会市场经济[46]；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观点得到中东欧国家的广泛赞同[47]； 还有人认为，多数中东欧国家先是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随后逐渐走上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金融危机爆发后，则力图根据国情对欧洲大陆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48]。 上述不同看法的出现反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或许，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欧国家“不可能照搬一种特定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各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成功的机率并不大。”[49]

　　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中东欧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因自身利益需要而有所不同。波兰“积极促进欧盟的东方外交政策，在全球危机中对美国亦步亦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态度更接近于欧盟主流意识，更加关注西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它们只对美国提供有条件的支持”[50]；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致力于继续融入欧盟及提高在北约的地位，罗马尼亚还与波兰一道决定参与北约在欧洲的反导计划。

　　综上所述，从西欧国家的制度模式和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看，随着“欧洲化”道路的推进，中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已大体与西欧国家趋同，只在某些方面尚存差异。同时，正如西欧国家的制度模式存在多种形式、西欧国家亦非铁板一块一样，中东欧国家也是在西欧国家制度模式及北约和欧盟框架内选择符合各自需要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外交政策。基此，“欧洲化”“远非等于说仅仅搬用某个外来的模式——全球化模式或者欧洲模式，每个国家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传统、体制惯例和或多或少具有良好组织的各种角色群体”[51]， 接受或改造既有体制和政策，抑或进而创造出新的体制和政策。让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高歌：《对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2期。

　　[2]〔西班牙〕圣地亚哥·加奥纳·弗拉加：《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566页。

　　[3]苏联担心把芬兰纳入麾下会把中立的瑞典推入西方的怀抱，故而准许芬兰在对苏联友好的前提下奉行中立政策。

　　[4]〔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5]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被赶出苏联阵营。20世纪60年代，阿尔巴尼亚逐渐脱离苏联阵营。

　　[6]欧共体正式改称欧洲联盟。

　　[7]Andrew H.Dawson and Rick Fawn (ed.),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Eastern Europe, FRANK CASS, 2002, p.93.

　　[8]Hans Mouritzen and Anders Wivel (ed.), The Geopolitics of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Routledge, 2005,p.25.

　　[9]有一种看法认为，中东欧国家对北约等国际机构抱有某种矛盾的态度：既要参与其中，又不希望在组织之外的地区进行太多干预，不想太多打破世界现状。它们没有新保守主义用武力推广民主的想法。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8页。

　　[10]Jan Zielonka,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fter 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East Europe Politics and Societies, February 2007,Volume 21, No.1.

　　[11]杨烨、〔捷〕梅耶斯特克主编：《欧盟一体化：结构变迁与对外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12]冯绍雷主编：《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页。

　　[13]同上。

　　[14]同上，第376页。

　　[15]Dougherty, J.E.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M], 5th ed. New York: Longman, pp. 89-91, 2000. 转引自上书，第369页。

　　[16]参见http://www.europarl.europa.eu/parliament/archive/staticDisplay.do?language=EN&id =211

　　[17]参见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1997D/htm/11997D.html

　　[18]程卫东、李靖堃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5页。

　　[19]俞正梁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20]中东欧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对外部资金和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其易于受外部危机的冲击。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生，多数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衰退，一些国家政府因此下台，欧元区东扩进程也被延迟。不过，这些政府变动均在西方式民主制框架内进行，没有危及西方式民主制的生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也没有坐视危机升级，而是采取措施进行援助和救治。同时，危机的冲击促使中东欧国家反思高投资、高外债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在全球化中趋利避害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为中东欧国家深化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21]〔波〕格·科沃德科：《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22]薛君度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298页。

　　[23]Robin Okey, Eastern Europe 1740-1985 Feudalism to Communism, 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17.

　　[24]〔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985页。

　　[25]参见Ivan T.Berend,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Central and East Europe’s Post-communist Adjust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adayuki Hayashi, The Emerging New Regional Order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1997。转引自孔田平著：《东欧经济改革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26]郇庆治：《多重管制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7]参见上书，第25~26页。

　　[28]〔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29]〔英〕诺曼·戴维斯著：《欧洲史》，导言，第49页。

　　[30]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31]〔法〕弗朗索瓦·巴富瓦尔：《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32]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33]〔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9页。

　　[34]同上，第84页。

　　[35]〔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36]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第1299页。

　　[37]参见上书，第1304~1305页。

　　[38]虽然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但由于北约和欧盟是多数西方国家参与其中的西方社会的核心组织，加入北约和欧盟仍可作为融入西方社会的主要标志。

　　[39]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and Piotr Dutkiewicz, New Europe The Impact of the First Decade, Vol.1, Trends and Prospects, Collegium Civitas Press, 2006, pp.220~221.

　　[40]Christine S.Lipsmeyer, Post-Communist Mandates, Politics & Policy,Volume 37, Issue 4, August 2009.

　　[41]2013年2月，该党临时领导人阿伦卡·布拉图舍克被任命为总理。

　　[42]参见Martin Brusis,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nd Market Economy in Southeast Europe, Southeast Europe”,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issue: 02-03/ 2009, www.ceeol.com.

　　[43]〔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17页。

　　[44]〔法〕弗朗索瓦·巴富瓦尔：《从“休克”到重建 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中文版序言，第4页。

　　[45]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第1297页。

　　[46]赵乃斌、朱晓中主编：《东欧经济大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丹〕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24、227页。

　　[47]参见Vladimir Marinkovi?, Darko Marinkovi?, The crisis of transi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crisis, South East Europe Review for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issue: 02 / 2009, www.ceeol.com；[法]弗朗索瓦·巴富瓦尔：《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中文版序言，第2页；[美]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48]蒲国良：《20世纪以来国外主要发展模式的互动与成败得失评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49]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第99页。

　　[50]赵乃斌、朱晓中主编：《东欧经济大转轨》，第72页。

　　[51]杨烨、梅耶斯特克〔捷〕主编：《欧盟一体化：结构变迁与对外政策》，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