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的南斯拉夫地区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巨变，探究其原因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该地区的民族语言关系、语言政策及规划，解析语言民族主义在该地区政治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首先，过于宽松的语言政策为语言民族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使其发挥语言的民族认同作用，甚至导致民族分裂倾向；其次，过度强调各民族语言的绝对平等，忽视国家通用语在构建国族认同中的重要意义，致使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第三，应该充分发挥教育在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关键词：南斯拉夫　语言民族主义　语言政策　认同　政治功能

　　 

一　引言

　　有学者说过：在地球上很难再找一片狭小如南斯拉夫、其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却如前苏联的土地。[1]这片狭小土地上生活着大小20多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的人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2]前南斯拉夫主体民族的共同先祖是从公元6世纪开始迁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3]。南斯拉夫各族虽说同宗同源，但是关系并不亲厚。民族冲突几乎贯穿了南斯拉夫20世纪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命运。[4]

　　南部斯拉夫民族在长达千余年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最初的语言和文化统一性逐渐遭到破坏，语言问题成为某些民族(如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政治争斗的借口和工具。南联邦存续期间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5]活动均以语言或语言问题为武器攻击其他民族或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如克罗地亚早在二战期间就出现分裂塞-克语举动，在1974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南联邦第四部宪法，极大增加了各共和国的自主权)颁布后，更是加大分裂语言的步伐，为脱离南联邦、建立克罗地亚人自己的国家做好语言及社会心理的准备，即强化族群认同，促使民众向克罗地亚国族认同的转变。

　　又如，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利用1988年斯洛文尼亚四名编辑受审一 事[6]大做文章，大肆散布母语受威胁论，宣称保护母语最稳妥的方案就是从南联邦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等。拥有很多语言学家的斯洛文尼亚作协利用协会的每日朗诵会，鼓动大众发起大规模反对军队的示威游行。抗议者成立了“人权保卫委员会”，并在随后的三个月内，成立了四个名义上从属于社会主义联盟的政党。他们联合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起草了推行多元主义的政治纲领，要求在1990年春举行的选举中实现多党竞选，表达了渴望成立有独立主权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国家的意愿。于是，斯洛文尼亚语成了民族主义者左右民意的有效工具。

二　语言民族主义和群体认同

　　陈平把这种以语言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与活动称作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 nationalism)，他引用亨廷顿[7]的观点指出，民族组成的诸多要素中，位于核心的是宗教和语言，相对于宗教，语言又是更为外露、历史更悠久的民族属性。[8]在历史上，争取民族语言权力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各式政治诉求；民族语言成为民族运动领导层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究其原因， 18世纪德意志哲学家赫尔德有过剖析：“人们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见等等都表现在语言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而具备相同的 历史传统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而语言就是各个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它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9]这种论述指出了语言和民族/族群身份、民族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民族语言具有了对外区分异己、对内强化民族意识的特点，这就是就是语言的族群识别/认同功能。[10]

　　语言的族群识别/认同功能涉及“认同”这个重要概念，指建立在彼此相同的认知及起源，与一些个人或团体分享彼此共有特性及理念，并凭借这种基础形成团结感、自然的亲近感和对认同目标的忠诚。认同有个人认同和集体/群体认同之分，并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归属感和行为感。[11]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是两种重要的群体认同。族群认同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2]国族认同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国族，以及这个国家/国族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国族的心理活动。国族/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

　　一种民族共同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不仅是一个识别认同的明显标记，更是一个推动认同的有力工具[13]。安德森提出的令“想象的共同体”[14]成为可能的一种因素——印刷术，它能使印刷的书写文字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人们读写沟通的媒 介，使各地的本土语言得以统一、定型，使这种文字的使用者产生一种“我群”的联想，[15]于是共属于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心理有可能在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的心目中存在。此外，福特[16]提出，某一政治团体以语言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工具，还有另一层目的，即费希曼提出的“尽可能扩大自认为拥有这种民族文化特征(语言等)的人群的范围，不管这些人群是否自古就属于这个群体”。[17]

　　在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语言被用来加强内部凝聚力(即族群认同)，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服务；建国后，语言就成为加强“国族/国家认同”的工具。基于上述原因，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在过去两个世纪动辄祭起语言这面大旗，语言成了最有效的一个政治工具；而且，“欧洲近两个世纪的语言规划动机大多出于民族主义”，[18]由此导致了语言民族主义运动。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整合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和分裂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前者旨在以统一民族语言为手段谋求民族解放或超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后者则发生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个别族群同样以语言为借口发动民族运动，力争从这个国家分裂出去，谋求自治。在这两类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语言规划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整合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利用了标准语言的整合功能，即一种语言起到促进或加强其使用者对言语共同体身份认同的作用。[19]通常在一个族群有了某种政治诉求后，其知识精英阶层通过语言规划，推动共用语言的标准化，并在最大范围内推广，从而激发这种语言使用者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借此帮助领导阶层完成对这种语言的全体使用者的政治整合，继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建立或巩固国家。德国和法国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1871德意志帝国建立前，仅是德语区一个松散的城邦联合体，深受罗马教廷的压迫和剥削。德意志各阶层迫切要求摆脱罗马教廷的桎梏，建立促进民族复兴的本国教会。16世纪，马丁·路德为了推动宗教改革着手翻译《圣经》德文版，这为以后的标准德语奠定了基础。马丁·路德被海涅誉为一个冷静的有学问的词语制造者，[20]他为统一民族共同书写语言所做的努力促进了持不同德语方言者的交流，使用同一语言及相同书写形式极大地推动了该言语共同体内人们的族群认同。18世纪德意志学者赫尔德和费希勒提出的建国理论也把统一的标准民族语言提到关乎国运的高度，即选择语言作为建立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基础、利用德语构建有强大内聚力的德意志民族认同。这些理论的实践和马丁·路德为统一德语所做的努力都推动了德国的最终统一。

　　再如法国，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Jacobins)提出语言上的歧义是妨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因，民主的最佳标记就是民众都使用当时社会精英所用的标准法语。雅各宾派同时认为，法语是国家的象征，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少数地区族群语言有碍国家和民族的团结，是妨碍法国民族团结的绊脚石，应该禁止使用。一语、一族、一国的原则从那时起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基石，法国民众在思想理念上也开始正式将法语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民族属性。此后的150多年间，法国政府文件反复强调，法语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柱石，是将法国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神圣的文化遗产。时至今日，对于法国人来讲，法语既是法国国家的标记也是法兰西民族的标记。[21]

　　与整合型相反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有两种类型：分裂国家标准语运动和母语运动。前者依靠强化语言“区分异己”的认同识别功能，费希曼(1972)则用“通过语言进行对比的自我识别(contrastive self-identification vialanguage)”这一表述来解释分裂标准语言的内在动机。[22]其运作模式通常为：与其他族群同属国家标准语这一言语共同体内的某族群欲谋求自治时，刻意强调自己使用的语言与国家标准语的不同之处，这一族群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语言学家)通过语言规划(尤其是词汇方面的规划)来人为地制造语言差异，甚至不惜将本可与对方交流无碍的语言改得面目全非；目的是为了拉开与同属一个言语共同体内的其他族群的距离，同时加强本族群内部的群体认同，为最终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实为分裂国家)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即强化“与其他人群不一样”的、“独立”的群体认同。例如19世纪的挪威为了脱离丹麦统治，在其谋求独立的过程中发起两次语言运动，努力建立挪威语的新语言标准，以达到使其有别于丹麦语的目的(去丹麦化)，借语言差异重塑族群身份。可是，由于语言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人力不能完全左右，事与愿违的结果时有发生。例如挪威仍通行一种接近丹麦语的语言，人称“丹麦-挪威语”。[23]

　　母语运动是语言民族主义运动的常见表现形式。持某种民族语言或非国家通用语但属于官方语言的一个族群，为了达到从一个多民族国家分离出去的目的，其政治精英一方面宣称其母语受到国家通用语的边缘化，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强调该族群特有的语言为该族群的身份象征，失去语言意味着民族 特性的泯灭，继而就是被强势民族同化的命运。以民族语言这一最能激起民族情感和民族狂热情绪的工具，提出争取和捍卫母语语言权利的口号，并辅以极富鼓动性和煽动性的语言引导民意，制造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最后达到分裂的目的。

三　前南地区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

　　当我们仔细审视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在南斯拉夫近150年的历史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时，在某种意义上，套用瓦克特尔研究这个地区的一本书的书名也许再合适不过，即：“创建一个国家，摧毁一个国家”(Making a Nation， Breaking a Na-tion)[24]。各式语言民族主义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台。以统一语言为手段谋求民族解放或建立超民族共同体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从一定意义上造就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一南斯拉夫)，使南部斯拉夫人在其一千多年的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站到了同一面旗帜下。以保护母语为借口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国家分裂。例如，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频频借语言问题挑战国家通用语的地位，人为制造语言差异来破坏统一的全国通用语，以达到从第二南斯拉夫(即南联邦)分裂出去的目的。此外，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保护母语运动，迅速左右了民意，并在短时间 内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前南地区一个半多世纪间风起云涌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次运动中族群认同和超族群认同/国族认同的角力。集体认同的基础是集体记忆，[25]集体记忆则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上缺乏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导致了他们对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严重缺失。在1918年第一南斯拉夫建立之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几乎从未在一个稳定的、联合的社会政治共同体或统一的国家内一起生活过；而民族矛盾重重、仅存续了23年的第一南斯拉夫还不足以让全体南斯拉夫人建立起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相反，在长达1300多年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南斯拉夫各族群很自然地形成了对本族群的认同，而且这种族群认同根深蒂固。

　　在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存在期间，各族群(包括非南斯拉夫族群)天然的、强势的族群认同在民族主义者有意识地通过语言规划等手段作用下得到了强化，结果致使族群认同凌驾于脆弱的国族认同之上，使分裂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片土地上屡屡上演并取得预期效果。当然，通过统一标准语言及其他宣传手段培育超族群认同或淡化族群认同的努力在建立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过程中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建国后，国家统治阶层也曾试图通过一些语言规划活动及文教政策构建和加强国族认同，其中国家通用语的确立和推行是加强国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工作。但是，如果这些语言政策推行不当，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下文将重点探究南联邦在构建国族认同方面的努力，并尝试解析其语言政策、教育及其他文化政策的得失。在此之前，我们先沿历史脉络梳理一下南联邦建立前这个地区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及期间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的力量对比 和较量。

　　19世纪南斯拉夫各族为了摆脱外辱、寻求民族解放之道，纷纷寄希望于联合其他南部斯拉夫兄弟民族，共同抵御外敌。他们受到赫尔德理论的启发，认为如果有一种能被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接受的标准语言，无疑会增强南部斯拉夫各族民众的凝聚力，并可借此培育超族群的南斯拉夫认同感，以此促进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领导伊利里亚运动从文化转向政治领域的杨科·德拉什科维奇伯爵主张用语言作为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统一的基础；他认为：未来的语言即伊利里亚语，应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共同语言，它将为实现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统一的 政治目的服务。[26]由于当时标准化的斯洛文尼亚语已形成，[27]伊利里亚主义者原先的设想——确立涵盖所有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统一的文学语言——已难以实现，塞克两族语言学家将努力目标转向塞克两族的文学语言的统一。1850年3月28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语言学家签订了《维也纳协定》[28]，这在统一南部斯拉夫民族书面语言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卡拉季奇与塞克两族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此协议的推广工作中，到19世纪末卡拉季奇正字法和南部什托方言的文学语言地位已完全确立下来。[29]虽然伊利里亚运动欲借语言促成南部斯拉夫民族统一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但它推动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塞尔维亚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也推动了其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这都为以后第一南斯拉夫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30]

　　1918年12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即第一南斯拉夫宣布成立后，统治者亚历山大国王深知国内各民族历经近千年形成的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是王国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意识到统一的语言在构建和强化超族群认同(即国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试图通过推行具有同一标准的统一语言(后称作“塞-克语”)来建立一种超越民族的、统一的“南斯拉夫认同”，用以取代各族沿袭已久的对本民族的认同。1930年，王国的教育部颁布了一本新的正字手册，以此作为推行全国通用语的第一步。随后的教材也采用这种统一的语言标准。

　　然而，由于这些语言政策的推行带有强制性，统治集团表现出“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因塞尔维亚在王国建立中占主导地位，塞尔维亚人几乎垄断政府和军队的主要职位。强制性的文化措施引起了非塞民族对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31]的强烈反感与排斥，继而演变为对包括南斯拉夫主义在内的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思想和制度的怀疑。民众的这种态度不仅动摇了第一南斯拉夫的国家基石， 还对第二南斯拉夫存续时期的国家体制及文化政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32]第一南斯拉夫时期试图构建统一国族认同的语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通用语过分偏向塞尔维亚族。这种偏向自然引起了其他主体民族的强烈不满，由国族认同转向民族认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语正字法的反弹正是这样的结果。

　　1941年，第一南斯拉夫在二战的炮火中退出了历史舞台。法西斯扶持下的克罗地亚傀儡政府把培育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意识作为首要任务，主要手段是发动克罗地亚语的“纯洁化”运动。他们剔除塞-克语中的塞尔维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词汇成分；禁止使用基里尔字母；再版了第一南斯拉夫期间被禁十年的传统克罗地亚语正字手册第四版。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对塞-克语的分裂，加上二战期间两个民族的血腥相残，导致克罗地亚称自己使用的语言为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人则称自己的语言为塞尔维亚语。

四　南联邦时期的国族认同与语言民族运动

　　南联邦建国后46年语言政策逐渐宽松，助长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发展，影响了国族认同建设。构建南斯拉夫国族认同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到1960年)，联邦政府利用语言、文化的整合作用，构建 和强化南斯拉夫国族认同，取得了较大成效。

　　第二阶段(1960年至1968年)，随着南联邦政府权力的不断削弱和各共和国不断增大自主权，各共和国利用语言和文化教学逐渐强化各自的民族意识和认同，南斯拉夫认同教育被边缘化，个别共和国(如斯洛文尼亚)甚至开始完全忽视南斯拉夫认同教育。

　　第三阶段(1968年至1991年)，前一时期的民族分裂势力在1974年《宪法》出台后更加有恃无恐。南联邦宽松的语言和文化政策被民族主义者利用，借语言和其他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频频向政府发难，在民族主义活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铁托去世，从此南联邦政坛再无人能将离心离德的各南斯拉夫民族团结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1980年前后经济形势恶化，失业严重，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大经济较为发达的共和国，为本民族利益着想，不愿再为联邦国家里的贫困地区提供经济援助，从联邦脱离的意愿渐强。下面将详细分析语言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变迁。

　　1945年至1960年间，南斯拉夫继续推行二战期间“兄弟情谊和统一”的民族政策。南联邦政府汲取第一南斯拉夫期间大塞尔维亚主义横行招致民众强烈反感的教训，提出了“塞强则南弱，塞弱则南强”的口号。[33]在构建国族认同方 面，南联邦政府利用语言和文化的整合作用推行“南斯拉夫主义”，得到了大多民众的认同。1954年的《诺威萨德协议》确立了塞-克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地位，统一了文学语言的标准；在国民教育方面，及时矫正各共和国在教育内容上的不一致，使各共和国教学大纲渐趋于一致；在文化领域，推出了大量描写二战时游击队员英勇作战的文学作品，强化了人民对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共同的国家的情感和认同。这一时期的苏南决裂带来的危机感更是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民族关系空前融洽，南斯拉夫认同得到强化。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民族矛盾的缓和在南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却成了“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明证。[34]

　　南联邦建国初期与苏联的决裂[35]促使其不断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转向联邦制，语言政策也是如此。从1945年到1980年，相对第一南斯拉夫时期强制性语言政策而言，南联邦的语言政策不断趋于多元主义。[36]塞-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相继获得官方语言地位[37]。从1953年至1980年，铁托一直指示制定详细的保护语言及其应用的法律(包括联邦、共和国及地方法律)严格保护各族群的语言，并保证这些官方语言的广泛应用；使用范围包括教育、法庭以及其他联邦机构，还有半官方领域，如广播、电视、电影和 剧团等文化机构。1974年各共和国自主权扩大后，保护力度更大。[38]

　　由于战时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对塞-克语的刻意分裂，塞-克语统一的问题亟须提到日程上。[39]1954年[40]，诺维萨德会议召开，会议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自1850年《维也纳文学协定》以来未能解决的塞族和克族统一语言名称之争至此终于有了结果。这种语言有两种变体——以萨格勒布为中心的西部方言和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东部方言，这两种语言变体享有同等的地位；之二是制定并规范塞-克语的正字法。

　　依据《诺维萨德协议》，统一正字手册的两种官方版本：塞-克语和克-塞语官方正字手册地位平等。萨格勒布版本采用拉丁字母，以西部方言伊耶化次方言为基础；诺维萨德版本采用基里尔字母，以东部方言埃化次方言为基础；此外还规定了联邦官方文件由拉丁字母埃化次方言印刷。[41]对官方文件文字的规定很耐人寻味：以塞尔维亚人主要的方言发音为基础，辅以克罗地亚人使用的书写字母。这种煞费苦心的安排也是南联邦政府力求在塞克两大民族间维持平衡的表现。可是，这种旨在“统一”却容许不统一的发音和书写字母存在的折中方案存在分裂因子，此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频频以语言问题为借口发动民族主义活动，包括克罗地亚危机等。

　　在建国之初的15年里，文化和语言政策为全体国民创建“统一文化”服务，从60年代初开始转向多民族的自我形象的构建。虽然期间也经历了社会性大辩论，南共领导人的立场时有摇摆。最后，南共高层决定包容所有的文化差异，并将其视为强有力的民族团结的象征。这也成了南斯拉夫对外宣传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42]然而，这种倾向相当危险，它确保了独立分散的、以民族属性为基础的文化社团在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43]

　　民族主义者利用了南联邦宽松的语言文化政策，不断挑战塞-克语的国家通用语地位，其中尤以克罗地亚挑衅基里尔字母的语言民族主义为甚。1960年出版发行的《塞-克语文学语言正字法》明确指出：塞-克语的字母为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联邦官方文件用拉丁字母埃化次方言(发音方式)印刷。塞尔维亚人同时使用这两种字母；在克罗地亚，尽管学校的必修课也要求学习基里尔字母书写的文学作品，但大量出版物及报刊杂志几乎不使用基里尔字母。[44]对这种挑衅基里尔字母法律地位、违背语言法律法规的做法，南联邦政府未曾严加追究。此外，各共和国文教领域的民族主义倾向渐趋明朗。他们利用不断扩大的 自主权修订教学计划和教科书，用更多的篇幅讲授与本共和国/本民族相关的历史和文学，逐渐显露出分裂“统一”文化的迹象。语言与文学课程显露的民族主义倾向尤为明显。[45]

　　1968-1991年间，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南斯拉夫文化”的信心，其空白迅速被民族主义文化所占据。60年代末，中央权威公然遭到挑衅，民族主义事件接连爆发，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地区、波黑地区以及克罗地亚都有此类事件发生。如果说阿尔巴尼亚人和波黑穆斯林的民族主义活动尚不具备摧毁这个国家的能力，塞克两族的全面冲突无疑会做到这点。[46]1966年，塞尔维亚出版了一部极富争议的单卷本词典。在克罗地亚知识界看来，塞-克语词典具有明显的塞尔维亚主义倾向，许多最普通的克罗地亚词汇不是被排斥在外不予收录，就是被当作方言处理，而每一词都以塞尔维亚读音为正宗，克罗地亚读音被视为异出。这些深深触痛了克罗地亚民族的神经敏感区，引起了克罗地亚知识界的强烈不满[47]。因此，克罗地亚语言学家严厉批评该词典的倾向性，认为这是塞尔维亚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企图消灭克罗地亚的语言文化，抹煞克罗地亚的民族性。1967年3月17日， 130位著名学者及克罗地亚文化协会为首的19个文学团体联合发表《关于克罗地亚书面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声称克罗地亚人有权选择自己书面语言的名称，最合适的名称是“克罗地亚书面语”。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立即做出反应， 45名塞尔维亚作家同样发表签名信，要求贝尔格莱德电视台使用基里尔字母，在克罗地亚的70万塞尔维亚人应该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接受教育。

　　至此，塞克两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紧张关系已逐渐表面化。在这场危机前期，克罗地亚人主要拿语言文字方面的权利做文章，随着事态进一步扩大，他们提出让克罗地亚语成为一种独立语言并全面用于社会生活，进而提出许多近乎民族独立的要求。持续不断的过激舆论煽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导致1971年11-12月全国性的大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风潮，即“克罗地亚之春运动”。为了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联邦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强行平息学生运动。南联邦给这场危机定性为“反革命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随后进行了两年的政治清洗。[48]

　　克罗地亚危机看似因语言问题而起，实则有深刻的时代背景。60年代末一系列事件激发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如民众认为克罗地亚旅游业带来的丰厚利润被联邦政府拿走，以及担心克罗地亚的领土和语言会被塞尔维亚 化等。在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最能激发克罗地亚民族情感的莫过于民族语言问题这个利器。

　　塞-克语的分裂是语言民族主义逐渐坐大的必然结果。在1974年改宪后，各共和国有了更大自治权，使用统一塞-克语的四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黑山都对语言的名称进行了改动，各共和国在分裂通用语方面都有动作。1991年起，这些共和国陆续脱离南联邦，终于用国名命名“本国语言”了，于是有了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黑语和黑山语(黑山于2003年从南联盟独立出去)。前国家通用语的分裂状况从一位亲历代顿会议(为结束波黑战争于1995年举行)人士的回忆文章中可见一斑：“两间偌大的会议室里的同声传译席在我看来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场战争是何等荒谬。我们的耳机上有六个声道……会议内容通过第四声道被译为波黑语，第五声道是克罗地亚语，第六声道则是塞尔维亚语。来自这块土地的、曾经讲着同一种语言的前南斯拉夫国民、现在三个国家(或联盟)的与会代表拿起耳机，煞有介事地选择其中一个声道；但是负责三个声道口译工作的，只有一位译员。这一切让不明就里的人大惑不解”。[49]

　　语言民族主义在斯洛文尼亚也跃跃欲试。早在“四编辑案件”发生前他们 就掀起了语言纯洁化运动。因为塞-克语和英语对斯洛文尼亚语产生巨大冲击，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民族语言的边缘化会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在1980年，他们敦促政府成立了一个“斯洛文尼亚语公共用语部”，其委员会为“语言仲裁委员会”。该机构主要通过报纸文章呼吁斯洛文尼亚民众正确使用自己的语言，并邀请社会各界关注斯洛文尼亚语之正确使用的人士、组织和社团向他们提建议、出点子。这些举动成功地唤醒了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意识，激起了强烈的母语保护愿望。这种民族情感在民族主义分裂发展的鼓动下，迅速发展为从南联邦分裂出去的独立意识。[50]

　　这些以语言权力为借口行分裂国家之实的活动动摇了当时统一的南联邦国家的根基。南联邦政府对此虽有所察觉，但对此采取的行动并不及时有力；民族主义势头一路发展，直至南联邦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1978年的南共联盟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南共联盟曾指出：“要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对民族文化施展种种民族主义、单一政府主义、分立主义或霸权主义手段的现象和企图”。[51]然而，几十年累积的分裂倾向已难以扭转。

　　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期间，反法西斯斗争中和苏南决裂后各族同仇敌忾的“兄弟情谊和团结”以及通过游击战文学巩固的对南斯拉夫国家的认同被不断削弱，语言民族主义势力渐强。究其原因，与南联邦语言政策和文教政策的偏失不无关系。

　　首先，偏失表现在处理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言的关系上，因为这直接决定国族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力量消长。南联邦的语言民族主义者正是利用南联邦宽松的语言文化政策，利用语言规划在构建族群/国族认同方面的作用，频频发动语言民主运动，强化族群认同，致使“民族认同凌驾于国族认同之上”，[52]各种民族主义泛滥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对某一族群的认同和忠诚与 对所在国家的认同协调一致，就有助于强化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力；反之则可能强化离心力，致使国家分裂。铁托采用多元主义的语言政策，出发点是为了避免重蹈第一南斯拉夫的覆辙，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多元的语言政策来建立民族认同和国族认同的双重认同模式，彻底解决语言冲突。在他看来，鼓励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会起到强化其成员对本族群的认同，但是这不会削弱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因为各族民众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忠诚感得以保障，他们对国家的信任和忠诚感也会油然而生。[53]然而，事与愿违。

　　其次，南联邦政府没有充分利用国家通用语在构建国族认同方面的作用，而 是一味容忍克罗地亚破坏塞-克语统一的行为，并且在通用语的制定、统一和推广方面不力，尤其在语言教育方面。[54]上世纪80年代科索沃危机的爆发就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青年塞-克语水平低下、无法到科索沃地区以外寻找工作机会，从而引发社会性失业问题有密切关系。1980年，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一年的毕业生达到10， 000人，而当时的科索沃提供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到1981年绝大多数毕业生仍然找不到工作。[55]如果离开科索沃地区、到其他经济较发达的共和国寻找工作机会，这些大学生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是语言交流难题，塞-克语教学在科索沃不受重视，因此学生的塞-克语水平普遍很低。失业危机使普里什蒂纳大学的学生在1981年3月借学校伙食问题进行抗议和小规模罢课，这一事件成为20世纪80年代科索沃问题的开始。

　　第三，教育作为多民族国家构建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自始至终没有为南联邦国家认同的建立和强化起到应有的作用。[56]国族认同是在社会生活中习得和内化的，学校是除家庭外最重要的社会场所，南联邦不但没能成功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教学标准，甚至没有成功设立一个统筹管理全国教育工作的联邦教育部。而各共和国多少偏重民族主义教育(60年代后民族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在各自编写的教材里加大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比重，教师在课堂上有极大的自主权，学校成了一个民族主义气氛浓厚的地方，尤其是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科索沃地区[57]。这样的教育进一步削弱了南斯拉夫国民本已脆弱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第四，媒体失控。媒体文章刊载的众多南联邦关于语言的争论大多是笔战。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能见诸报纸，与南联邦的新闻审查制度有关。事实上，南联邦是一个没有官方新闻审查机构的国家，只有半官方的审查机构。[58]各共和国的新闻出版单位从业人员均是各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成员。以报界为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放弃构建“统一文化”的这种氛围下，战后逐渐形成的媒体界格局[59]此时愈发显得名正言顺，例如以斯大林对文化问题的观点为自己辩护，即“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60]社会主义被部分媒体利用，成了行民族主义之实的保护伞。[61]

五　结语

　　南联邦的多元主义语言政策旨在构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和谐共存的双重认同模式，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62]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南联邦政府过度强调各民族语言的绝对平等，忽视国家通用语在构建国族认同中的重要意义，致使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增强，为分裂埋下了祸因。这与第一南斯拉夫时期“大塞尔维亚主义”语言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南联邦的教育和媒体等没有在国族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动向和跨界民族的对外文化交流缺乏足够的警惕，例如联邦政府大力扶持的普里什蒂纳大学就是借推广阿尔巴尼亚民族文化为名、实则是滋生和传播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温床和乐土。[63]第一南斯拉夫时期和南联邦时期语言政策反差强烈，但效果相似——未能成功推行通用语和构建国族认同。这就表明，语言政策既不能走极端严苛的路线，也不能放任自流，任由语言民族主义者借多元主义行分裂之实。此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语言只是群体认同的基本要项之一，多伊奇明白地指出，语言是“族群意识的主要建材”之一，但语言绝非唯一的要项，[64]其他还有同一血统和相同的文化传统等。国族的认同比族群的认同广阔得多，它包括各种起源的人，意识形态能把不同起源和族群的居民联系在一起；最初的族群联系纽带依然存在，而国族认同变成了最重要的政治认同。

　　第二，我们要看到国族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及其中的利益驱动因素。南联邦的语言民族主义者以语言为工具极力加强本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同时想方设法削弱国族认同。然而这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塔基福尔(Tajfel)指出，在多语国家，少数族群怀有国族认同的同时还紧紧抓住族群认同。[65]“对本族群的认同和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一定相互冲突，很多欧洲国家对多样性的宽容促进了一种双重认同构建的过程”。[66]民族认同是对自己出生地和方言/语言的深深眷恋和认同，国家认同是对国家和国家语言有意识的、理性的依赖。这两种关系都包含权利和义务，但是前者与无意识的个人认同紧密相连，是不可“讨价还价”的，而对国家的忠诚通常是后天形成的，表现为有意识的道德责任。例 如，瑞士是欧洲最古老和最稳定的多语国家，国民具有强大的社会心理安全感与一个无族群冲突的、安定的社会互为因果，这绝非动荡或是民族关系紧张的前南地区及东欧其他多民族国家可以企及的。瑞士社会的经济稳定和繁荣也是其社会无族群冲突不可忽视的因素。当一个蛋糕足够大的时候，每个人对自己分到的那一份都会相当满意。[67]对于较小族群来说，加强国族认同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问题不必过虑。当一个较小族群向主体民族靠近时，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同化，他们仍然保有其民族文化及族群认同。[68]

　　[该研究得到国家语委课题“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BZ2005-07)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外国语言政策国别研究”(10JJD740013)的资助。]

　　注释：

　　[1]Ranko Bugarsk，i“Language， Naitonalism and War in Yugoslav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Language， Vo.l 151， 2001， pp. 69-78·[南]米哈伊洛·塞诺布恩雅：《南斯拉夫分裂大戏》，许绶南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2]Ann Lane，“Yugoslavia： When Ideals Coll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73·

　　[3]相对于居住在东欧的东、西斯拉夫人，这部分向南迁徙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被称为南部斯拉夫人。南斯拉夫(Yugoslavia)这个词就来源于民族的名称，“yug”在斯拉夫语中指“南部、南方”，参见Andrew Baruch Wachte，lMaking A Nation， Breaking A N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Yugosla-v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slav”指斯拉夫人。后来，这个表示民族集团的名称用来指南部斯拉夫人的地区。南斯拉夫作为国名曾用来指代三个国家，即1918年建立的第一南斯拉夫、1945年成立的南联邦和1992年由前南联邦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组成的南联盟。

　　[4]Ann Lane，Yugoslavia： When Ideals Colli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73·

　　[5]郝时远提出的第二南斯拉夫建国初存在的“扩张、征服性的大民族主义和保守、分离性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指在第一南斯拉夫期间形成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和“被压迫”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民族的民族主义，参见郝时远：“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

　　[6]斯洛文尼亚编辑因“泄露国家机密”受军方审讯，庭审用语是塞-克语，而非斯洛文尼亚语；而根据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第171条规定：各民族的成员，依照宪法和法律，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在与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组织交涉时，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8]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民族主义”一词采用美国研究国际种族冲突的著名学者沃尔克·康纳(Walker Cornor)提出的“ethno-nationalism”似更妥。参见任军锋：《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区域结构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引自1772年赫尔德的获奖论文“论语言的起源”，参见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

　　[10]对此，其他学者费希特、洪堡特、多伊奇均有阐述，参见[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Idols of the Tribes：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徐蕾莹：“媒体再现与国族认同”，武汉：武汉大学硕士论文， 2004年。

　　[12]万建中：“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夸瓠传说为考察对象”，徐杰舜编：《族群与族群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即“Imagined Communities”，安德森2005年所著一书即以此为书名。在此书中他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部分的同胞、遇见他们、或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个人的内心，却有着大家共属一体的想象”。

　　[15]江宜桦：“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 http： //www. politics. fudan. edu. cn/view. php? id=2245。

　　[16]Jr. Curtis Ford，The (Re-)Birth ofBosni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Bosnian-Herzegov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2001.

　　[17]Joshua Fishman，The Sociology of Llanguage：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ociety，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72.

　　[18]Curtis Ford， op. cit..

　　[19]Curtis Ford， op. cit..

　　[20][德]海因里希·海涅：《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21]陈平：前引文。

　　[22]Curtis Ford， op. cit..

　　[23]Curtis Ford， op. cit. p. 6.

　　[24]Andrew Baruch Wachte，lMaking A Nation， Breaking A N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Yugoslavia.

　　[25]“集体记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史学界出现的新概念。广义地说，集体记忆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这种群体可以是一个政治宗教集团、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基础。Http： //define. cnk.i net/WebForms/WebDefines. aspx? searchword=%E9% 9B% 86%E4% BD% 93%E8%AE% B0%E5% BF% 86·

　　[26]余建华：《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27]早在1809年，杰尔内伊·科皮塔尔的语法书就已问世，它标志着现代斯洛文尼亚文学语言的形成。See J. Paternost，“A Socio-linguistic Tug ofWar between Language Value and Language Reality inContemporary Sloveni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Language， Vo.l 52， 1985， pp·9-29·

　　[28]协定就文学语言和正字法的一些问题达成五条共识，前两条(也是最主要的)指出：最好以一种通行的方言为文学语言，而不是汇合各种方言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以南部“什托”方言(即伊耶化次方言/ijekavian)为文学语言。该协议基本上是卡拉季奇的语言和正字法构思。

　　[29]Robert Greenberg，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 Serbo-Croatian and its Disintegr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4-26·

　　[30]余建华：《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

　　[31]该思想来源于塞尔维亚内政大臣伊里亚·加拉沙宁(1812-1874)1844年撰写的《略图》(Nacertanije，又译《回忆》)，这是塞尔维亚统一南部斯拉夫各族的纲领性计划，中心思想是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庞大的帝国。

　　[32]Robert Greenberg， op. cit..

　　[33]余建华：《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

　　[34]郝时远：“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第1-11页。

　　[35]余建华：《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第105-106页。

　　[36]JamesW.Tollefson，“Language Righ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Yugoslavia”， In JamesW. Tollefson ed.，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pp.179-202·

　　[37]1974年《宪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参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1974 /1979)，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38]郝时远：“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第1-11页。

　　[39]Andrew Baruch Wachte，lMaking A Nation， Breaking A N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Yugoslavia， 1998·

　　[40]联邦政府由于担心非塞民族把塞-克语的推行与第一南斯拉夫期间的语言政策联系起来；因此，直到南联邦建国近十年后才决定召开这个会议，而且会议是半官方性质的(Greenberg， 2004： 30)。

　　[41]RobertGreenberg， op. cit.， p·31；CurtisFord， op. cit.， p·70；胡唯玲：“浅析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之间的基本语法差别”，龚坤余：《欧洲语言文化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9页。3

　　[42]1972年，在其一份写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名为《南斯拉夫的文化政策》， )里，“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一章是这样开头的：“南斯拉夫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均能自由地发展其民族文化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这对南斯拉夫社会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参见Andrew Baruch Wachte，lop. cit.， p·174。

　　[43]Ibid..

　　[44]胡唯玲：“浅析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之间的基本语法差别”，第13-29页。

　　[45]Andrew BaruchWachte，l op. cit..

　　[46]Ibid.， pp·184-185.

　　[47]张世满：“试析南斯拉夫联邦时期的克罗地亚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4期，第79-84页。

　　[48]张世满：前引书。

　　[49]See Jr. Curtis Ford，The (Re-)Birth ofBosni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Bosnian-Herzegovina.

　　[50]James W.Tollefson，“The Language Debates： Preparing for the War in Yugoslavia， 1980-199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Language， Vo.l 154， 2002， pp. 65-82.

　　[51]《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资料》，王攸琪、阮西湖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72-73页。

　　[52]杨成果：“原苏联与前南斯拉夫民族政策之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昆明：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33页。

　　[53]James W.Tollefson，“The Language Debates： Preparing for the War in Yugoslavia， 1980-199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Language，Vo.l 154， 2002， pp. 65-82.

　　[54]Andrew BaruchWachte，l op. cit..

　　[55]Ann Lane， op. cit.， p. 157.

　　[56]Ibid.， p·117.

　　[57]Ann Lane， op. cit..

　　[58]Http： //cat. inist. fr/? aModele=afficheN&cpsidt=1140747.

　　[59]卢布尔雅那的报社里都是斯洛文尼亚人，萨格勒布的报刊由克罗地亚人掌控，贝尔格莱德则全是塞尔维亚人。

　　[60]“national in form and socialist in content”也是列宁主张的民族语言政策。Gerda Mansour，Mul-tilingualism and Nation Building， Bristo：l Longdunn， 1993， p. 132.

　　[61]Andrew BaruchWachte，l op. cit.， p·148.

　　[62]Gerda Mansour，Multilingualism and Nation Building.

　　[63]Ann Lane， op. cit.

　　[64][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65]Elif Okan et a.l，“Effects of Nationalism on In-group and Out-group Reliabilit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Diversity in Organisation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Vo.l 7， No. 2， 2007， pp·179-186.

　　[66]Gerda Mansour，Multilingualism and Nation Building， Bristo：l Longdunn， 1993.

　　[67]Ibid.， pp. 109-111.

　　[68]Leigh Oakes，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Comparing France and Swede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1.

　　(作者简介：戴曼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外语应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张海洋)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the FormerYugoslavia

DAIM anchun　ZHU N ingyan

　　The 20thCentury witnessed great social upheavals and radical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formerYugoslavia， an abductive analysis ofwhich is of bo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ethnic language relations，language policies and language planning， this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rolesof the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the formerYugoslavia’s political changes. It is argued thata too relaxed language policy had encouraged the linguistic nationalism， let go unchecked the role of a language in constructing an ethnic identity， and finally led to the full play of its detrmi ental effects， .i e.， breaking a nation. Besides， an overemphasis on the absolute equality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an ignorance of the roles of a common national language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had provided the ethnic separatists an opportunity and caused the gradual strengthening of ethnic nationalism. It is suggested that education be called into full play in the nationbuilding of amulti-ethnic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