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马细谱研究员撰写的《保加利亚史》[1]，获益匪浅，感慨油然而生。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既有理论性，又有可读性，在学术观点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的作品，值得认真品读和推介。

一部值得关注的保加利亚历史

　　保加利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欧洲中小国家，它吸收了古代欧亚民族的不同文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保加利亚史》所研究和探讨的正是这个国家从古代到今天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基本内容包括下面六个部分。

　　第一保加利亚国家时期(681—1186年)。这是国家强盛，文化繁荣，版图扩大时期，被称为保加利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第二保加利亚国家时期(1186—1396年)。保加利亚人反对拜占庭统治的起义成功，宣布保加利亚重获自由。国家再度繁荣，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个中世纪大国。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1396—1878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者在保加利亚建立起军事封建制度，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19世纪后期，有组织有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保加利亚兴起。1878年保加利亚获得解放。

　　第三保加利亚国家时期(1878—1941年)。1885年南北保加利亚合并，实现国家统一。1908年保加利亚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保加利亚参加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加利亚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君主立宪制。

　　社会主义时期的保加利亚(1945—1989年)。保加利亚走上人民民主发展道路，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农业国。

　　当代保加利亚(1989年以来)。保加利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开始过渡到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随后参加了北约和欧盟。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该书时间跨度1300多年，阐述了其间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活动，以社会政治为主，兼顾文化、经济，略涉军事和外交，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保加利亚通史。

　　近50年来，西方学者专门编写保加利亚历史的著作寥寥无几，仅有的几本中还有一些政治观点失之偏颇，明显带有西方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政治文化的偏见。中国学者尚无人专门撰写这方面的著作。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填补我国世界史学科研究空白的应时之作，也是我国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之际推出的一部力作。在当下学术风气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下，这种基本功扎实的国别史专著既坚持了史书写作的传统，又具有学术观点的创新，实为难得。依笔者所见，该书的写作有如下特点。

　　特点之一，本书使用的资料全部来自保加利亚文献和书籍，权威可靠。本书的基本素材和史料，既有作者几十年积累的大量保加利亚文献和资料，也有来自其他国家新近发表的研究资料，特别是使用了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相关资料和记载。该书所利用的近50部保加利亚文专著中80%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作，这些著作涉及保加利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与邻国关系等方面，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论据充分，是本书坚实可靠的研究基础。作者娴熟的保文功底和渊博的保学知识使本书材料的取舍和立论更加客观公正，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与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有根本的区别，由于语言的障碍，西方学者一般都 很少或者没有依据保加利亚资料写作。

　　特点之二，本书改变了传统的国别史撰写模式，较好地把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历史问题与当代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不失知识性和可读性。

　　首先，本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例如，如何评价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发端、发展和现时受到的挫折，如何评价保加利亚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如何评价保加利亚现今脱离了俄罗斯“兄弟”而竭力“融入欧洲”等，作者都用一定篇幅，分析介绍了当今保加利亚正反两方面的客观现实，为国人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的兴衰提供了宝 贵的参考材料。作者把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学科的原理与方法引进对保加利亚历史的研究，这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必然和需要。史学服务于现实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它是史学的生命力所在。强调这一点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的特点之一。

　　其次，本书对同中国历史有关联的某些保加利亚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了扼要的介绍，如中国进步报刊对1923年九月起义报道;关于20世纪30年代作家鲁迅与伊万·瓦佐夫之间的关系;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对二战中保加利亚抵抗运动在中国的积极影响以及中保关系等，都使用了中国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中保关系史研究中，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记忆，拉近了中国读者与保加利亚历史的心理距离。

　　保加利亚学者也指出，“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某些保加利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同中国社会和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向我们保加利亚社会和史学界架起了相互了解的桥梁。如他撰写的古保加尔人族源、介绍中国进步报刊对保加利亚抵抗运动的反映……都使保加利亚读者备感亲切……”[2]

　　特点之三，本书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对某个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评判是史书写作的难点之一。不管是对保加利亚人的族 源，还是对该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保加利亚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历来就有诸多争论;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以西欧史为中心的看法。本书参考和吸收了保加利亚不同史学流派的观点，但又反映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具有“中国特色”。

《保加利亚史》的学术观点创新

　　一、关于俄土战争和沙皇俄国的“解放作用”

　　作者以对保加利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为标尺，客观公正地评述了1877—1878年俄土战争，澄清了俄国为保加利亚“解放者”的歧见误说，充分肯定了战争对于保加利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在客观上所产生的推动作用。1877—1878年战争，是俄国参与瓜分土耳其遗产的所谓“近东问题”而对土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欧洲列强瓜分的角逐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但俄国较之奥、英、法、意、德等国下手为早(1492年)，从1710—1713年的第一次俄土战争到1877—1878年的第八次俄土战争，俄国的战略目标无非是要占领黑海两海峡，变黑海为“俄国的内海”，从而在军事战略上进入地中海。而“变保加利亚为桥头堡”只不过是俄国南进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对巴尔干地区的侵略一直是在大斯拉夫主义旗号下进行的，所以许多民众只看表面现象，误将俄国的侵略意图视作解放，甚至有些学者也把俄国说成是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的“解放者”。

　　作者还从俄国对战后所签订的《柏林条约》的态度来考察战争的性质，指出“在随后俄国同土耳其和欧洲列强同土耳其订立的条约中也很难发现俄国是捍卫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利益的解放者”。而且，从俄土战争刚一结束，俄国就开始了对保加利亚的两年临时管理(亦说临时占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者与我曾撰文[3]指出这场战争对沙皇俄国来说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第一次突破俄国和保加利亚学者称这是一场解放战争的传统观点。因此，不能 说沙皇俄国是巴尔干各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天然盟友”和“无私的解放者”。相反，巴尔干各国人民直接参战，从敌后帮助了俄军，减轻了俄军的作战负担，有助于加速土耳其的失败。他们的热情支持和英勇作战给战争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书中作者对此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

　　二、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

　　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还有两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个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保加利亚有无法西斯主义;一个是1944年“九·九”起义的性质。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关键是看 你是以世界历史多线论还是单线论为指导来作分析研究。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绝不是整齐划一的，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生动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以单线论者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把整个人类历史都视作按照某种既定序列编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国家的起源、形式和变迁都是由市民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物质生活的多样性决定国家形式的多样性;世界历史的发展绝不是在黑格尔及其门徒们所谓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天神意志”等外在于历史的精神力量支配下所编织成 的齐一序列。本书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得出了有理有据的令人信服的新论断。

　　保加利亚的法西斯主义问题始于1923年，因为是年6月9日保加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较为进步的农民联盟政府。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错误地视该政变为“法西斯政变”，并指令保加利亚共产党立即举行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后者被迫接受，举行了“九月反法西斯起义”，但以失败告终。在此后几十年里，这次失败的起义一直被史学界、政界称之为“反法西斯起义”、“世界上第一次反法西斯起义”，称它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同意这种观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于索非亚大学历史系时，他就对这种不现实的过高评价表示异议，但因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一观点无法得到教授们的认同。这次作者在书中依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保加利亚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性，造就了其分散的法西斯组织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垄断组织，也无法夺取政权，更不可能对外发动战争。他指出，保加利亚不可能像西欧国家那样存在有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实行其对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发动战 争、争霸世界的独裁统治。我们不能把保加利亚这段本来丰富多彩的历史，框定在固有的西欧格式里，再根据格式的需要对它进行任意的剪裁和修改。现在，他的这一观点越来越被保加利亚学者所接纳。

　　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

　　人民民主专政是保加利亚1944年“九·九”起义的性质所决定的。作者对该问题同样是根据当时保加利亚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的特点”来研究的，得出了这次起义是人民民主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结论。这个观点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最初认识是一致的。但不久在苏联的影响下保共改变了主张，说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把保加利亚人民民主专政框进苏联的历史格式里。本书利用新的档案资料详细介绍了保共在外部压力下改变观点的过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严谨缜密的治学态度。作者认为:历史不只是胜利者的历史，有胜利者就有失败者，两者都是历史，不能把历史科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只写胜利者的历史，不写失败者的历史。改变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其所带来的苦果，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严重失误。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不回避失误的历史，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作者列举实例指出，人民民主制度一经建立，就显现出它的巨大生命力和潜力，诸如国家的政治生活保留多党执政形式;在经济领域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两年计划和“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等等。作者从理论上高度评价了人民民主制度，认为它是东欧各国人民立足于本国国情的选择，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新的模式和新的经验。这种评价是恰当的，符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发展多线论的观点。

　　四、关于古保加尔人的族源问题

　　很久以来，保加利亚民间就传颂着保加利 亚与中国之间存在某种历史联系的美好传说。一些保加利亚历史学家几十年前就著书立说称，两国祖先的最早接触和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说，当代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古保加尔人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西域，是突厥人的一个分支部落。

　　作者在书中第一次尝试涉足这个问题，引用中国古籍记载和保加利亚学者的研究，对古保加尔人源于古代中国西域的突厥人或匈奴人的观点进行较为充分的论证。他认为从中国西部的“仆左”、“拔忽”到伏尔加河的“不黑阿尔”、“不合儿”等部族，很可能指的都是同一族中的一支，即古保加尔人;古保加尔人是“铁勒”部族的一支，也是突厥和匈奴之“苗裔”，说古保加尔人起源于突厥或匈奴，或是他们中的一支，都是成立的。作者还通过一席碑文《古保加尔历代可汗名册》和纪年法来考证古保加尔人的族源，颇具说服之力。同时，作者也客观地指出，他对古保加尔人的初探很可能存在谬误，仅是投石问路，唯愿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而已。

　　总之，《保加利亚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保加利亚历史上上述几个尚存争议的问题的剖析和提出的见解颇具启发性。我以为是摆事实、讲道理，并具有说服力的，过去各家长期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的疑问，现在总算可以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了。而且，马细谱研究员的观点已经引起保加利亚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国内外学者对《保加利亚史》的评述

　　《保加利亚史》面世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和介绍该书，引起国内外史学界高度关注并获得好评。

　　2010年10月，《保加利亚史》通过评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评审专家在鉴定意见中写道:“该书是汉语学界第一部保加利亚通史，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之功。全书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保加利亚人民及国家各个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对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重点辨析，使该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也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2011年8月23日的新书评介中写道:“本书生动地叙述了保加利亚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和历史脉络、主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国内唯一的一部关于保加利亚历史的学术专著。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对高等院校世界历史教学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广大热爱历史知识的读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前驻保加利亚大使白寿绵在信中写道:“这是你为增进中保间交往交流的又一永久性贡献，并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意义深远，可贺可志!为你焕发出的旺 盛活力和取得的具有价值的成果深表敬意!”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瑛副教授认为，“《保加利亚史》不是对保加利亚历史简单的编著和诠释，而是一本凝聚了著者毕生研究心血的专著，它填补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又一个空白。而且，在今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语言和专业知识的限制，也很难有人能够超越”。[4]

　　2008年，对于已进入“古稀之年”的马细谱来说，这一年是他人生和学术生涯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年初，他60多万字的专著《南斯拉夫兴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资助，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年中，保加利亚同行成立了以保中友好协会主席、前索非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波波夫院士为首的纪念委员会，开会纪念马细谱研究员70华诞，以如此隆重方式为一个外国学者个人祝寿，在学界似不多见。随后，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前保社会党主席)和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所玛利诺娃博士分别发表文章，盛赞马细谱在研究保加利亚历史和参与保中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祝贺他所取得的诸多成就。

　　亚历山大·利洛夫院士指出:中国著名的保加利亚学专家马细谱研究员“是一位最知名的和当之无愧的保学家，我们为他迄今为止对保加利亚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感谢他在亿万中国人民中传播保加利亚历史知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我们为他对保加利亚历史和巴尔干问题的深刻了解和博学而感动”。[5]

　　玛丽安娜·马利诺娃博士写道:马细谱研究员“对保加利亚历史研究的贡献在于:(1)他在一个世界大国向亿万中国人民宣传和普及一个小国保加利亚的历史和文化，积极参与和推动两国科学院之间的交流;(2)他在退休之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保加利亚现状，介绍保加利亚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加盟入约的进程，为加强中保学术和文化交流而努力。马细谱研究员在研究保加利亚历史的过程中，一直把保加利亚发生的事件放在整个地区去研究，去分析。所以，他是一位受到尊敬的保学家，又是巴尔干问题和东欧史研究专家”。[6]

　　2008年12月，保加利亚科学院出版了《20世纪外国知名保学家百科》，其中收录了马细谱研究员，介绍了他的生平和著作。[7]

　　玛丽安娜·马利诺娃博士在其撰写的长篇书评中说，《保加利亚史》的问世“终于使保加利亚学者迎来了一个等待已久的机会，以承认和感激他为保加利亚历史研究所作出的宝贵的贡献”。马细谱研究员“对保加利亚各个时期的历史、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研究和独立见解，具有中国学者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思考与观察问题的方式，在保加利亚政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引用了保加利亚学者的最新观点，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还是带有激烈争论的问题，如保加利亚的法西斯主义与独裁专制问题”。总之，他的历史著作写作方法“独特、先进”，内容“经得起时间考验”。[8]

　　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为该书做了专题节目播出。该书被北京外国语大学保加利亚语专业列为教材，人手一册，并请作者进行了专题讲座。

　　《保加利亚史》属于成功之作，与作者的学术功底不无关系。该书史料翔实丰富，是作者毕生研究工作的积累。作者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求学和工作的十几年，正值巴尔干半岛风云多变的年代。他在学习和学术上成长的历史是不拘泥于保加利亚学术传统规范和摆脱巴尔干学术传统束缚的过程。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文学功底和严谨缜密的治学态度，都为该书的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该书不仅以丰富的史料为支撑以“求实”，而且通过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以“求是”。所以，该书充分体现了人文学科的“求真求是”和社会学科的“经世致用” 的结合，作者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保加利亚史》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马细谱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作为一个大国或强国，如果不了解别国人民的历史，在同世界人民平等交往和友好相处时，就会遇到障碍，甚至尴尬。这是作者从事多年外事工作的深切感受。现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根据国家的需要虽已从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但其研究状况与我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创新工程的契机，努力改变世界史研究的现状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保加利亚史》的成功，是作者长期执著使命和信仰 的又一次体现，也是他对世界史学科整体发展作出的一个微薄贡献。可以豪不夸张地说，《保加利亚史》的写作特点、观点创新和学术价值，有益于我国世界史学者在国外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起码在保加利亚是这样;它符合创新工程的走出去战略，在国外扩大我国学术和学者的影响力，有助于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增添砖瓦，作出中国世界史学者应有的贡献。

　　当然，读完《保加利亚史》，使人感到意犹未尽，甚至觉得还有某些美中不足。例如，保加利亚政治经济转轨后解密了大批历史档案，但作者查阅和使用的解密档案仍然较少;又如，本书还存在重点突出不够、罗列史实较多、分析偏少的问题;再如，书中偏重社会政治史，对经济、文化、外交部分展开不够，理论归纳亦有待提高等。这些意见和建议仅供作者日后有机会再版、补充修订时的参考。

　　［本文作者张联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晓华)

　　注释：

　　[1]马细谱: 《保加利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来自书中的引文一律没有标注，敬请读者自己查阅。

　　[2]玛丽安娜 · 马利诺娃: 《评马细谱的保加利亚史》(Мариана Малинова，“ Ма Сипу: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ия”) ，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评论》杂志(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еглед) 2011 年第 1/2 期。

　　[3]马细谱、张联芳: 《是解放者，还是扩张主义者? ——试论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的性质》，《世界历史》1980 年第 2 期。

　　[4]陈瑛: 《积微成著 古稀力作——评马细谱学长的新作〈保加利亚史〉》，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编《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7 辑，时事出版社2012 年版。

　　[5]亚历山大·利洛夫: 《我们感谢你，保加利亚的朋友! 》(Александър Лилов，“Благодарим ти． приятелю на България”) ，《星期一》杂志(Понеделник) 2008 年第5 /6 期。

　　[6]玛丽安娜·马利诺娃: 《中国历史学家马细谱笔下的保加 利 亚 历 史——纪 念 他 70 大 寿 》(Мариана Малинова，“Българскат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з поглед на китайския историк Ма Сипу”) ，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评论》杂志(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еглед) 2008年第 1/2 期。

　　[7]保加利亚科学院主编: 《20 世纪外国知名保学家百科》(БАН: Чуждестранна българистина през XX век——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ен справочник) ，“马林·德里诺夫”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5 页。

　　[8]玛丽安娜·马利诺娃: 《评马细谱的〈保加利亚史〉》(Мариана Малинова，“ Ма Сипу: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ия”) ，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评论》杂志(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еглед) 2011 年第 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