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吉拉斯事件”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吉拉斯与铁托在南斯拉夫改革道路上的分歧代表了改革苏联模式的两种思路，即是通过激进的民主方式彻底摆脱苏联模式，还是进行有限改革以适应现实需要。吉拉斯倡导的通过加速南共联盟“消亡”的方式来摒弃苏联模式的主张有其严重缺陷，而铁托有限改革苏联模式的做法也为后来南斯拉夫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应该超越二者的思路，既要摆脱苏联模式，又要避免激进措施导致的失序。

　　［关键词］吉拉斯事件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新阶级》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6-0055-06

　　 

　　前南斯拉夫副总统米洛万·吉拉斯以他的“新阶级”论为世人所熟知，但其思想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吉拉斯主义——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时探索南斯拉夫改革的激进主张，国内研究者重视不够。[1]所谓“吉拉斯事件”是指，吉拉斯因提出了以通过加速南共联盟“消亡”来摆脱苏联模式为核心内容的吉拉斯主义，而不为铁托等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所容并被罢免官位。它由吉拉斯与铁托等人在南斯拉夫改革道路上的分歧所致，更广程度上却代表了改革苏联模式的两种理念的分歧，即是通过激 进的民主化彻底摆脱苏联模式，还是进行有限改革以适应现实需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吉拉斯主义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不能完全视其为糟粕；铁托的主张在当时虽有现实合理性，却也潜藏了危机。

一、“吉拉斯事件”的起因

　　“吉拉斯事件”的根源在于吉拉斯和铁托在如何改革南斯拉夫政党体制上的分歧。政党体制是苏联模式的核心内容。在南斯拉夫改革过程中，与政党体制改革相比，文化、外交、经济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处于次要地位，吉拉斯和铁托在改革方向上也容易达成共识。然而，一旦改革深入到政党体制层面，二人却出现了难以调和 的分歧。

　　当改革触及政党体制时，铁托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南共联盟要“消亡”，但“消亡”没有明确的时间表。铁托指出，南共联盟“不能照老样子下去。如果国家不消亡，那么党就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成为社会之外的一种势力。如果国家确实在消亡，党也必然随着消亡”[2]。可是，在铁托和大多数南共联盟领导人看来，由于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党员群众文化水平较低，过早“削弱”南共联盟的领导会导致社会动荡和资产阶级复辟。他们意识到“充分的政治民主只能意味着让反共分子来推翻这个制度，他们明白这个制度还是太脆弱，它是极容易遭破坏的。他们向自己周围看去，他们自己的同志以及整个群众的文化水平都低，民族和宗教的仇恨之火虽然无声，却还在冒烟，很大一部分居民对当局抱着敌意”[3]。

　　第二个方案是改良一党制而拒绝多党制。铁托指出:“在我们这里不能通过多党制的道路，而要反对这样的制度，才能走向社会主义。”[4]原因是，南斯拉夫革命证明:除了共产党外，其他任何政党都不能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外，其他的社会发展道路都行不通。采取多党制就是允许多个政党存在，允许多个社会发展纲领存在。它不利于国家团结，也不利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将“意味着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体现者容许有组织地破坏革命成果，而他们为了这些成果曾经流过血，在衰亡的旧势力和给社会发展带来进步的新生革命力量之间进行的武装斗争已经决定胜负”[5]。卡德尔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指出，在原则上某些国家也许可以通过多党制来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却不行。南斯拉夫相对落后，对内需要克服巨大的经济困难，对外处于外来侵略的压力之下。如果在人民阵线之外去组织任何政党，就会把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纠集在一起，这种“政党必然会成为各种社会渣滓的集会场所”，成 为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多党制不仅不会带来社会主义民主，反而会破坏社会主义基础和南斯拉夫的独立性。[6]

　　可是，铁托和卡德尔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一党制的前提下如何防止由于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领导干部官僚化。铁托给出的方案是依靠人民自治机构，增加人民的自治权利，认为“只要劳动群众拥有自己的基层的自治机构、地方苏维埃或者像我们这里的地方人民委员会，劳动群众可以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自己对上级国家机构的决定性影响，那么这个制度就可以保证劳动群众享有比任何多党制都更多的民主”[7]。自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绝不是苏联式的一党专制，而“是一种比过去在任何国家里有过的联盟水平要高得多的人们的联盟，因为人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有统一的认识，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这是那种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一党制’。而一小部分人——占百分之几的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威的力量来要求我们现在为他们创立某些新的党”[8]。

　　然而，南斯拉夫后来的政治发展表明，这两个方案实质上都导致了苏联式政党体制的保留，也成为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诱因之一。

　　与铁托和卡德尔不同，吉拉斯主张南共联盟应该迅速“消亡”。他认为，民众已经对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再也不需要党政治上的教导。南共联盟应该把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变成一种同社会主义论坛差不多的东西，只负责讨论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新的社会主义观念产生后，党需要把这些观念提交民众，由民众自主决定是否采纳。民主集中制也已经过时了。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时，民主集中制是有用的；而在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民主集中制只会干扰民主化的进程。如果南共联盟现在不能把权力真正交给人民，官僚主义的规律就会重新起作用，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就会丧失。

　　吉拉斯与铁托等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的分歧始于1953年召开的南共联盟六届二中全会(也称“布里俄尼全会”)。全会在谴责党内官僚主义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思想自由化造成的危害，指出各种假冒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思想自由的名义下流行起来，造成了个别共产党员政治敏锐性减弱；并提出了要“经常把一切妨碍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团结的分子清洗出来”[9]。对此，吉拉斯认为铁托在开民主化改革的倒车。[10]在布里俄尼全会上，他的表现比较消极，没有参与会上的 讨论。铁托对此有些不满，告诉他:“你也必须得说，不然其他人会认为我们俩不团结。”[11]会后，吉拉斯毫无掩饰地向卡德尔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对于他们的谈话要点，卡德尔在1954年召开的南共联盟六届三中全会上披露说:“一、铁托是官僚主义的庇护人，他迟早会与铁托发生冲突。二、兰科维奇和我实际上赞同他的意见，但我们是机会主义者，不愿意和铁托争吵。三、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南斯拉夫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左派。四、不可以排斥我国发展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12]

　　布里俄尼全会后，吉拉斯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 南斯拉夫改革的道路，并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初发表了包含着吉拉斯主义的一系列文章。

二、吉拉斯主义的具体内容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吉拉斯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南共联盟内部的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是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威胁。官僚主义已经扩散到了南共联盟和国家的所有组织机构中；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于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是“出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目的，每天都出现的力量”[13]。

　　吉拉斯认为，官僚主义迅速蔓延的根源在于南共联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速自己的“消亡”。针对铁托等人所说的由于南斯拉夫经济水平和民众文化水平较低、党 必须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加强对整个社会领导的观点，吉拉斯表示:南共联盟迅速“消亡”的时机已经成熟，南共联盟“现行的组织结构，以及工作方法和作风”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如今工厂中工人自治组织已经蓬勃发展，生产资料已经由国有制转变成社会所有制，民主化改革已经深入民心，这些“新的经济关系和城市民主意识的发展，不再容许旧的政治方法和关系了”[14]。把一个政党当成是社会主义唯一领导力量的观点，认为南斯拉夫现有条件不能满足南共联盟加速“消亡”的观点已经过时了，“那些把自身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冒充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把他们自己的行动冒充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行动的团体、机构和个人，必然会同真正的、客观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进程发生冲突”[15]。

　　南共联盟对国家生活的垄断已经不再必要。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理论，为官僚主义和党垄断一切敞开了大门，“使共产党人脱离了社会并置身于社会之上，使他们确信因为他们‘知道最终目标’和他们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人，而命中注定会去领导别人”[16]。南共联盟要把社会的管理权交还给人民，因为“一个党或一个领袖集团的利益很难保证会永远与人民的和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17]。它应该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型的党，“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对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制定争取民主、法治和公民权等具体方法”。同时，共产主义者联盟要逐渐“萎谢”，融入社会主义联盟中，“社会主义联盟将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真正联合体”。[18]

　　为了消除南共联盟内部的官僚主义、加速其职能转换，吉拉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几项内容。第一，以“人人平等”、“人人有份”为基本原则，对资产阶级成员也是如此。当资产阶级“不以一个阶级并且不通过阶级组织行动”，而只“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如何判断一个资产阶级是以单个公民的身份还是以一个阶级成员的身份活动呢?吉拉斯认为，“这是矛盾的:作为一个个体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时却不能享受这种权利。不过，取消这种矛盾现象，事实上将导致民主的废弃，导致一种阶级独裁的形式”。当民主不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时，“当一个阶级，说得更准确些，一个政治运动，以它自身的利益、观念、道德和理想等代替整个社会的希望和利益时”，民主就只剩下空壳了。[19]

　　第二，以法律保障民主制度，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把行政权力放在司法权力之上。“无视法律、把阶级斗争置于法律之上，会破坏法治和民主。政权机关(主要是法院、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的责任不应该是加紧阶级斗争，而应该是维护和执行法律。在我看来，这些机关必须摆脱党的干涉。”[20]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司法系统以外的任何裁判行为——不执行判决，曲解法律和不依法安排职业、发放奖金、提供住所等，仅仅是武断地行使权力，将政治关系置于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上，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最大威胁”。“党的公正”也不例外，“如果同时存在两种公正和两种公民，我们将永远得不到社会主义和民主”[21]。

　　第三，以自由讨论促进民主制度建设。民主的气氛“无疑只能通过自由讨论而获得”。社会主义的自由讨论的方式要遵循“社会主义内部自由、坚持原则、坦率和同志友爱这类的方法”，要尊重“新思想”，尽管它最初“只是少数人”的。“只有在思想的自由斗争中，我们才可能在不引起巨大社会变动的前提下，看出在我们的国家中哪些思想和概念是旧的，哪些思想是新的和更重的，哪些是有效的生活方式”，“真理只有在实际斗争的经验中才能发现。斗争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就越拥有真正的和新生的民主关系”。[22]

　　第四，放弃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理论只适用于革命时期，“革命的形式一旦终止，民主一旦开始，不论是在何处，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必然过时”。摆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走向列宁主义式的国家和党，这必然是不民主的；一条是取消列宁主义的国家和党，走向“更民主、更自由和分权的政治生活和斗争形式”[23]。南斯拉夫应该选择后者。在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甚至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是当代社会客观要求的唯一代表。没有谁能够在要求‘掌握’生产力发展的专有权的同时，不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剥夺客观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民。这是因为在现有的社会所有权下，每一次政治运动作用的强化，无论是一种还是几种政治运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延缓或者剥削。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弱政治运动的作用，削弱党对社会生活的垄断”[24]。

三、南共联盟对吉拉斯主义的批判

　　吉拉斯的激进改革观在南斯拉夫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许多报纸不仅引述吉拉斯的新思想，还刊载了许多支持他的读者的文章。克罗地亚一个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说，他觉得党组织的会议已经不必要，南共联盟应该成为博物馆。[25]一个波黑的普通群众说，在他那里有很多普通人支持吉拉斯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观点给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26]

　　然而，吉拉斯的观点却激怒了铁托。1954年1月5日，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告诉吉拉斯，铁托看了他的文章后非常生气，认为它们在干部队伍中引起了惊恐和混乱，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来迫使他停止散播这些有害的观点。[27]1月10日，铁托主持召开了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关于吉拉斯的问题上与南共联盟中的其他领导人统一了意见。会议的决议指出:鉴于吉拉斯的观点已经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大混乱，执行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非常全会来讨论吉拉斯问题。会议还指出，吉拉斯的观点只是其个人的观点，并且与其他执行委员的观点相抵触，与南共六大的决议和布里俄尼全会的决议相抵触，对南斯拉夫的民主发展也是有害的。[28]接着，1月16—17日铁托主持召开了南共联盟六届三中(非常)全会，集中讨论“吉拉斯事件”。

　　铁托在开幕词中为整个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表示，吉拉斯把本应只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事关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交给了非党员群众讨论。吉拉斯走得太远了，严重脱离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发展的实际，“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破坏纪律，是要使我们党的统一和我国的统一遭受巨大的损失”[29]。

　　铁托还指出了吉拉斯脱离实际的具体表现。一是关于南共联盟“消亡”的观点不切实际。他自己虽然谈到了南共联盟“消亡”的问题，却没有说它是要经过一天还是两天、一年还是两年“消亡”，而是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充满荆棘的过程。吉拉斯认为阶级敌人已经消灭了，南共联盟“消亡”的时机成熟了。事实并非如此。吉拉斯的例子恰好表明阶级敌人依然存在，而“只要最后的阶级敌人还能为害，只要广大群众还没有掌握社会主义意识，那 末就谈不到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消亡或消灭，因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要和它在革命时期对革命的胜利负责一样对实现革命的成果负有责任。联盟应当存在，还不仅要存在，而且要成为思想上更强有力的，以便认识到它本身应起的巨大作用”[30]。二是吉拉斯的民主观只是拾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的牙慧而已。不可否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民主。然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民主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吉拉斯所鼓吹的民主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不 切实际的抽象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他的关于不惜一切代价换取民主的观点，伯恩施坦早已经谈过了，那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31]

　　铁托发言结束后，卡德尔以更加理论化的方式阐述了吉拉斯的错误。卡德尔认为，吉拉斯的观点只不过是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言论在南斯拉夫的再现。在吉拉斯的观念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东西又有又没有，而争论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形式”[32]。吉拉斯走向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他脱离了南斯拉夫的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南斯拉夫内部的社会关系，“不 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我国实际情况而作出结论，因为他从来不愿意做这种切切实实的工作，而却浮跨于历史的比拟和他人之模样，然后在自己的幻想中加以加工制作，并将其勉强安在我们的实际中”[33]。

　　卡德尔把吉拉斯的错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错误地估计了南斯拉夫的阶级关系，认为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已经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工人阶级“不仅是已再不需要，而且也根本没有了”。然而，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只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到不需要国家政权、不需要自己的政党的程度，更没有成长到 使自己也“消亡”的程度，“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起着主导的历史作用”。二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制简化为自由讨论。然而，现实的民主是与阶级、阶级之间的一切物质关系和整个现实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必须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有机地成长起来。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就是表示一般阶级社会的衰亡，就是表示阶级对抗的废除，归根到底也就是表示任何政权的消灭”。所以，自由讨论只是实现民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而不能等同于民主。从本质上看，吉拉斯的民主观是庸俗的无政府主义，而这种 无政府主义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危害比官僚主义更大。三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夸大了官僚主义的力量。吉拉斯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是依据南斯拉夫的社会发展现状，而是把苏联的公式极简单地转套到南斯拉夫，把党和国家承担的必要的管理工作看作是官僚主义，“怀疑共产主义者联盟、各族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联盟、南斯拉夫人民青年和职工会，简言之，他怀疑作为目前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行动的工具的一切”。不可否认，南斯拉夫当前存在官僚主义力量，却并不是像吉拉斯所说的所有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成了官僚主义者，“不应该把小孩连水一起从盆中倒掉”[34]。

　　卡德尔发言结束后，其他南共联盟领导人纷纷加入到批判吉拉斯的行列。副总统皮雅德指责吉拉斯的思想是“政治春宫图”。外交部副部长贝布莱尔认为，吉拉斯的思想深受外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马其顿党共盟书记科文科夫斯基质问吉拉斯，取消了工会，取消了共青团，取消了党，取消了国家，谁来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35]

　　最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决定撤销吉拉斯在南共联盟中的全部职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非常)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全文如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处理了 执行委员会委员米洛万·吉拉斯事件。经认真讨论，根据吉拉斯同志1953年10月11日到1954年1月7日在《战斗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的意识形态观点和政治观点，以及考虑他近几个月来的表现，会议作出如下决定:1.米洛万·吉拉斯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本质上是与南共六大采取的政治路线相违背的；2.由于吉拉斯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地位，这些观点在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并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国家的利益；3.吉拉斯同志这些偏离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共产主义者联盟党员的观点和行为使他自己脱离了实际工作，并为破坏南共联盟的意识形态统一、组织团结以及取消南共联盟提供了政治基础。有鉴于此，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开除米洛万·吉拉斯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剥夺其在南共联盟中的所有职位并给予最严重的警告处分。”[36]

四、“吉拉斯事件”的影响

　　“吉拉斯事件”产生了一系列后续效应。在南斯拉夫国内，鉴于“吉拉斯事件”反映出的党内自由化现象的严重性，铁托进一步加强了南共联盟的纪律整顿，民主化的改革被暂时搁置了。南共联盟从1954年开始了旨在清除党内吉拉斯主义者的清党运动。从1954年1月到1956年6月，南共联盟的党员人数从700030人下降到了635984人。[37]十年后，南共联盟党内的自由派对此评论说，吉拉斯“给我们大大地帮了一个倒忙，他使我们十年没有取得进展”[38]。

　　在国际上，美国透过“吉拉斯事件”更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国内的亲西方势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西方式的政府，南斯拉夫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近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因此，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近期目标应该是保持南斯拉夫独立，避免南苏过分亲近；长远目标是通过人员交流和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渐渗透，最终实现南斯拉夫人民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之下生活的权利，即西方式的政治体制。[39]对于南斯拉夫而言，由于担心再次刺激西方国家，南斯拉夫推迟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时间。[40]

　　“吉拉斯事件”更直接的影响是促进了吉拉斯激进思想的进一步演进，最终导致了《新阶级》的出版。

　　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后，吉拉斯认为自己下台说明了南斯拉夫去苏联模式化的改革彻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面对的是一个“新阶级”——他早在1952年就下结论说，如果官僚群体是一个“新阶级”，它的胜利将是不可阻止的。[41]吉拉斯决定与这个“新阶级”彻底决裂，并向世界揭示它的“贪婪而专制”的真实面目。1954年4月19日，吉拉斯写信给南共联盟贝尔格莱德党组织，宣布脱离南共联盟，上交了党员证(编号是000004)。信的内容非常简短:“今天我不再是一个南共成员了，我自愿宣布退党。”[42]同年12月25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吉拉斯说:“我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的名字是好的，但已经被践踏了。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不过，“在不久的将来南斯拉夫实现政治民主是可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只是政府在阻碍它”。如今南共联盟内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一种是党内掌权的反民主力量。南斯拉夫的民主力量应该组织起来，建立另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43]至此，吉拉斯的政治思想进一步“升级”了:他之前只是在同卡德尔的私下谈话中谈到允许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存在，现在是在公开呼吁建立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了。南共联盟也不再是一个致力于民主化改革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一个为维护自身统治而阻碍民主化改革的反动的政党了。由于上述言论，吉拉斯被判入狱18个月，缓期执行。入狱的危险非但没有迫使吉拉斯退缩，反而更坚定了他继续前进的决心。在缓刑期间，吉拉斯构思并完成了《新阶级》一书。“波匈事件”爆发后，吉拉斯发表了《东欧的风暴》 一文，支持哥穆尔卡和纳吉的改革。这篇文章发表后，1956年11月19日，南斯拉夫政府以“意图损害国家，歪曲事实诋毁南斯拉夫，误导公众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意见，蓄意挑起外国势力对南斯拉夫事务的干涉”[44]的罪名，判处吉拉斯入狱三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45]，吉拉斯在入狱之前把《新阶级》的部分手稿寄往美国。之后，他的妻子史迪芬尼卡将剩余部分偷运到美国。1957年，轰动一时的《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

五、对“吉拉斯事件”的评价

　　“吉拉斯事件”的产生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者在改 革方向上的分歧。对照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吉拉斯和铁托的改革思路各有利弊。

　　吉拉斯提出的通过南共联盟的迅速“消亡”来防治官僚主义的思想过于“早熟”。从南斯拉夫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看，取消南共联盟领导是不现实的。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南共联盟是南斯拉夫唯一的执政党，也是南斯拉夫唯一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南共联盟的“消亡”可能会导致南斯拉夫政局的动荡，不利于南斯拉夫在东西方夹缝间维持独立，也不利于南斯拉夫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政党“消亡”的观点在若干年后是否可行也是个问号，因为政 党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在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46]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改革的命题不是使共产党“消亡”，而是如何避免它由于权力过度集中而发生异化。

　　南共联盟虽然试图通过“分权”来摆脱苏共那种大权独揽的执政模式，但是真正“分权”也是难以做到的。从客观方面看，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成功起步都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整合各种资源。在南斯拉夫以及整个苏东国家，共产党无疑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当时，南期拉夫的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共产党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 还在发挥积极效应，过快分散南共联盟的权力就等于分散现代化的推动力。同时，南期拉夫民众文化素质自建国后虽有提高，但正如铁托反复强调的那样仍比较低，并不具备自我管理社会的能力，虽然南共联盟提出了自治社会主义，但在实践中党“代管”仍是现实需要。可以说，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并不是改革苏联模式越彻底越好。基于社会现实条件，在改革过程中保留苏联模式的某些部分有时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从主观方面看，南共联盟毕竟是按照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完全改变之前的机制建构难度可想而知；一些领导人和盟员也习惯了之 前的那种执政方式。因此，南共联盟即便能够脱离这种模式，改革也需要很长时间。

　　不过，当时当地存在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的主客观需要，并不意味着执政的共产党可以在权力异化面前毫无作为，更不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是永久需要。铁托和卡德尔的做法则导致了南斯拉夫去苏联模式改革的不彻底性。他们没有讲清楚，领导人所设想的这种制度如何能够保证公众有效地参与决策和管理?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党如何才能自动放弃手中的权力成为一个教育者?一个没有制度约束的政党怎样能够保证它始终不滥用手中的 权力?实践中，南斯拉夫的改革措施大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者法律层面上。南共联盟并没有主动放下手中的行政大权，“包括铁托在内的大多数南共领导人认为，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人开始赞成南斯拉夫政权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发布之后的形态。他们根本没有想真正剧烈地改变共产党的作用”[47]。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党领袖来说，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都是很难做到的。美国南斯拉夫问题专家尼尔的评价不无道理:“南斯拉夫理论尽管坚持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必要性，它却包括了列宁主义的一党制的国家理论。在恢复共产党‘消亡’概念的时 候，这个理论成了一个主要矛盾的牺牲品。如果像铁托所说的那样，当‘国家真的消亡的时候，党也必然随之消亡’，那么，既然南斯拉夫认为他们的分权化事实上就是‘消亡’的一个阶段，从逻辑上党也应该‘消亡’。可是这件事没有发生，这似乎是一个例子，说明改变理论和逻辑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的实际权力的需要。”[48]

　　还应该指出，尽管吉拉斯主义“剑走偏锋”，但吉拉斯的一些提法需要肯定。例如，保护少数人的民主观。在苏东国家，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在为了全体人民利益的名义下，许多人被人为地划成阶级敌人，被剥夺 了民主权利乃至生命，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命运正是如此。再如，党政机关的行为不能违反法律的思想。苏东国家的政治实践表明，正是由于缺少吉拉斯所提倡的这种“法律至上”的精神，才产生了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领袖个人专断现象；正是由于阶级斗争被人为地夸大，才导致了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

　　总之，透过“吉拉斯事件”看苏联模式的改革，我们可以得出两方面的启示:第一，改革最终成功必须是全方位的协调改革，改革者要有改革的决心和智慧，不能遇到挫折或者触及既得利益，就畏首畏尾或者停止改革。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共联盟在改变党权过大的问题上没有实际作为。第二，改革必须是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的改革，要分清楚改革的不同方面的先后次序，而不能无视客观现实冒进改革。“吉拉斯主义”的问题就在于脱离实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南斯拉夫当时实践了“吉拉斯主义”，取消了南共联盟的领导，带来的不会是吉拉斯理想中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混乱和无序。

　　注释:

　　[1] 例如马细谱研究员对其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参见马细谱《吉拉斯思想剖析》，载于《世界历史》1989 年第 5 期。

　　[2] 转引自［南］杰吉耶尔《铁托传》(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年版第 224 页。

　　[3][37][47]［美］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华纳·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 下)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41 页，第 54 页，第 41 页。

　　[4][5][7]《铁 托 选 集 ( 1926—1951 年 )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第43页，第40页。

　　[6]《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7 页。

　　[8]［南］佩·达姆扬诺维奇等编《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1 页。

　　[9] 参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二中全会于 1953年 6 月在布里俄尼岛通过的决议》，载于《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20 页。

　　[10] Milovan Djilas， The Fall of the New Class，New York: Alfred A.Knopf，1998，p.22．

　　[11][27] Milovan Djilas，Rise and Fall，New York: Harcount Brace Jovanovich，Inc .，1986，p.324，p.323．

　　[12] Thomas Taylor Hammond，“The Djilas Affair and Yugoslav Communism ”，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55，Vol.33，No.2，p.305。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Milovan Djilas，Anatomy of a Moral: The Political Essays of Milovan Djilas， New York: Frederick A.Praeger Inc.，1959，p.36，pp.127 － 134，p.90，p.106，p.87，pp.135 － 137，pp.65 － 68，p.114，pp．61 － 62，p.121，p.141，p.88．

　　[25] Vjesnik u Srijedu，January 6，1954．

　　[26] Oslobodjenje，January 8 － 9，1954．

　　[28]《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1954 年 1 月 10日决议》，载于南斯拉夫档案馆 CK SKJ，II/11，10/01/1954。

　　[29][30][31] 参见［南］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 非常) 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载于《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2 页，第 23 页，第 29 页。

　　[32][33][34]［南］卡德尔《关于思想斗争的一次挑战的实质( 摘要) 》，载于《南斯拉夫资料汇编》第 38 页，第 50 页，第 38—50 页。

　　[35] Research and Analysis Department，Case of Milovan Djilas，New York: Free Europe Press，pp.49 － 60．

　　[36]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 非常)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参见南斯拉夫档案馆 CK SKJ，II/11，17/01/1954。

　　[38] 转引自［美］尼尔《铁托主义的实践》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 118 页。

　　[39] 《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5406/1) ，February 6，1954。

　　[40] See Darko Bekic＇，Jugoslavija u Hladnom Ratu:Odnosis Velikim Silama 1949 － 1955，Zagreb: Globus，1988，s.565 － 595。

　　[41] Milovan －D ilas，“Klǎsa ili Kǎsta”，Borba，Aprila 5，1952．

　　[42]《吉拉斯的退党声明》，参见南斯拉夫档案馆 CKSKJ，II/11，19/04/1954。

　　[43] Jack RoyMond，“Purged Yugoslav Asks Two Parties，More Democracy”，in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5，1954．

　　[44] See“Milovan Djilas Trial［1956 ］”，in Edward W．Knappman，Great World Trials: The 100 Most Significant Courtroom Battles of All Time，Detroit: Visible Ink Press，1997，pp.308 － 311。

　　[45] See Mira Bogdanovic＇，“Milovan Djilas，The New Class and the CIA ”，in Journal for Intelligence，Propaganda and Security Studies，No.2 ( 2007) ，pp.114 － 125。

　　[46] 参见赵小呼主编《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38—338 页。

　　[48]［美］尼尔《铁托主义的实践》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40 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

［责任编辑: 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