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100860)

　　【摘要】雅鲁泽尔斯基从实行军管到主动放弃政权，在波兰人民看来实际上是为波兰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所以直到今天，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社会上仍然享有较高威望。当年波兰人民接受社会主义，并非接受其政治价值，而是接受其社会福利内涵。

　　【关键词】波兰；军管；政治转轨

　　【作者简介】郭增麟，男，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波兰问题专家，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

　　【中图分类号】D1，D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1) 02-0048-07

Poland： From Military Control to Power Transfer

Guo Zenglin

　　【Abstract】Wojciech Jaruzelski carried out military control firstly and then gave up power，Poland peoplethought he did a good thing to Poland·Wojciech Jaruzelski is still popular among Poland people until now·Poland people have accepted socialism，they have never accepted its political value but its social welfare·

　　【Key Words】Poland； Military Control； Political Transition

　　二战结束前夕，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说过：“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就再也 不会放弃”。1989年6月，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领导人交出了政权，成为东欧剧变的“带头羊”。在此前的1981年，也是这位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了维护自1944年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曾在波兰全境实行过军管。雅鲁泽尔斯基既然当初实行军管，为什么后来又要交出政权呢?

军管：三方压力下的不得已措施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波兰实行军管。波兰宪法中没有关于实行紧急状态或军管的规定，只有“战时状态”的规定，而实行“战时状态”被理解为只有在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才可以宣布，因此雅鲁泽尔斯基宣布的“战时状态”被反对派 说成是“向本国人民的宣战”。其实，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管，是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领导人无可奈何的举措，因为雅鲁泽尔斯基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压力：

　　第一个压力来自团结工会。1980年8月波兰宣布提高物价后，引发了工人和市民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接着在波兰北部沿海城市成立了团结工会。当时，大部分波兰人并不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希望政治生活民主化，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社会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歪曲”。企图推翻原来制度的只是少部分人。但是，团结工会这个由广大工人特别是大企业工人参加的组织，在西方反共势力的支持下，成了威胁波兰执政当局的强大势力，其影响遍及波兰全国。

　　尽管如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依然认为，团结工会不是反革命组织。1980年10月22日，团结工会正式在华沙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组织。1981年7月召开的波党“九大”通过决议说：“党在评价工人示威的性质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这种抗议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原则；不是反对人民政权，而是反对恶劣的掌权方式；不是反党，而是反对党的领导人政治上的错误。”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是“协商与对话”，实行“社会主义革新”。即使在1981年9月团结工会首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自治共和国”的口号并发表了致东欧各国的信件，摆出准备夺权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架势后，党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并无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打算。然而，对于波党的让步，团结工会不但不予谅解和配合，反而变本加厉，一再向执政党发难。

　　第二个压力来自苏联。鉴于团结工会的反政府活动愈演愈烈，苏联一再呼吁波兰当局镇压“反革命”，可是波兰当局迟迟不肯下手。于是，苏联曾两度准备组织华沙条约军队入侵波兰：一次是在1980年12月，另一次是在1981年3月。当时的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虽然一再向苏联承诺将采取果断措施，但实际上他只想采取政治手段来解 决问题。他的这一立场得到当时任国防部长的雅鲁泽尔斯基的有力支持。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波兰拖延实施军管不仅有利于从组织上巩固团结工会，而且也将在东欧开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的先例。苏联绝不容许因波兰的先例而产生模仿效应，以致导致东欧的失控。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开始同波兰领导人会谈，要求波兰必须接受“兄弟援助”。苏联方面提出，将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波兰同时派出兄弟部队。苏联解体后披露的大量文件无可辩驳地说明，如果波兰自己不实行军管，苏联就要重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幕戏。为了迫使波兰领导人自己动手镇压“反革命”， 1981年4月苏联领导人故伎重演，把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卡尼亚和部长会议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接到”苏联边界城市布列斯特，在停留在铁道上的火车车厢里进行秘密谈判，迫使他们就范。雅鲁泽尔斯基由于难以承受压力，曾几次向苏共领导人提出辞职请求，但未被“批准”。苏联甚至把实行军管的有关文件都起草好了，只要波兰领导人签字就可发布。雅鲁泽尔斯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终于宣布实行军管。后来，他在《为什么要军管?》一书中谈到：“假如再遇到类似情况，我情愿自杀也不做这样的决定了。”

　　为什么苏联如此担心波兰失控呢?因为对苏联来说波兰实在太重要了。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波兰是仅次于苏联和中国的大国，是欧洲的第二大国。莫斯科需要控制波兰，目的在于可以较容易地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使苏联本土上非俄罗斯民族的居民同西方之间有地域上的隔离带。同时，在华沙条约中，波兰军队是仅次于苏联的大部队，因此波兰曾被看成是华沙条约的皇冠。1980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会见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波兰共产党人和波兰工人阶级可以绝对相信苏联朋友，我们不会让波兰兄弟处于困境之中，不会允许他们被敌人欺侮。”[1]波兰领导人充分意识到，对团结工会的打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波兰自己不动手，那么苏联红军和华约其他国家的军队就要来提供“兄弟援助”。

　　第三，来自党内强硬派的压力。波兰党内的强硬派是苏联利益的忠实代表。1981年4月9日，波兰党内强硬派曾同勃列日涅夫商量，准备成立秘密的政治局，并在波党“九大”之前取代温和派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原因是，强硬派由于维护苏联利益，因而不可能得到波党大多数党员的拥护，更不用说广大人民群众了，所以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他们的威信都很低。克里姆林宫担心，一旦他 们上台，波兰局势将更加难以控制，反会弄巧成拙。所以，苏联指望在波兰威望较高的温和派自己动手，而他们只在幕后操纵。这也是莫斯科一再向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施压的主要原因。

　　面对团结工会毫无顾忌的步步进逼，波兰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外来“兄弟援助”将不可避免。就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情况下，雅鲁泽尔斯基硬着头皮宣布实行军管，从而使苏联在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雅鲁泽尔斯基也因此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名基本称职的共产党领导人。

　　1981年12月13日晨雅鲁泽尔斯基发表电视讲话，称全民和解的努力“已经落 空”，“我们伸出的和解之手遇到的却是紧握的拳头”，“我们的祖国已处于深渊的边缘……全民族灾难的临近已不是以日来计算，而是以小时来计算”，实行军管是“拯救国家免于崩溃的最后一条道路”。他在讲话中说：“在这个饱经风霜和忧患的苦难国度里，不能让波兰人再流一滴血。在需要架设桥梁的地方，我们不要设置街垒。”最后，他用波兰国歌的两句歌词结束了他的讲话：“只要我们活着，波兰就没有灭亡!”[2]

　　雅鲁泽尔斯基做出这一决定前的沉重心情，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12月12日，星期六晚上，又一个沉重的不眠之夜，很难把它说成是睡眠和休息的夜晚，特别是最近几周和几天来，天天如坐针毡，噩梦缠身……我不止一次地用手触摸冰冷的手枪……”[3]这是他当时内心极度痛苦和沮丧的表露。

　　实行军管后，取缔了团结工会，拘留了3000多人，包括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和其他领导人，同时还拘留了70年代执政的一批党政领导人。这是波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由于准备充分，军管工作进展顺利，只是在波兰西南部矿区，因煤矿工人与军管部队发生冲突，9名矿工被打死。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雅鲁泽尔斯基本人，他对此表示无比遗憾。直到1989年雅鲁泽尔斯基根据“圆桌会议”精神当上波兰总统后，还专门到该矿区一再向矿工们表示深刻的道歉，并承担道义责任。军管成了雅鲁泽尔斯基永远无法摆脱的可怕梦魇。

　　后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军管是一个“坏处较小”的选择，他表示愿意接受各种指控，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在法庭上，当他接受审讯时，态度毕恭毕敬，甚至当法官让他坐下时，他仍坚持站立陈述，把所有责任全部一人独揽。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大无畏精神和胸襟坦然的态度，赢得不少波兰人的同情。直到1999年6月，当笔者在波兰向友人询问瓦文萨是否有可能再次当选总统时，波兰朋友回答说：“现在的波兰人情愿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也不会选举瓦文萨。”可见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人民的心目中依然具有相当地位，他虽已退出政坛，但仍然受到人们的怀念。

　　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波兰当局都不把军管视为成功之举，更不是什么胜利之举，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领导人，根本不愿意听到别人对此加以赞扬，相反，这种赞扬无异于揭他们的疮疤。雅鲁泽尔斯基曾说：“实行战时状态是我们为避免不堪设想的对抗性后果所能采取的最后一个主动的政治行动。”[4]波党最后一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也曾对访问波兰的一个中国代表团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说，实 行军管是波兰党的伟大胜利，那么你们绝对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因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绝望措施。”他后来还指出：军管是我们的一次挫折，具有悲剧性的重大后果，但它是必要的，否则，“一旦苏军进入波兰，必将遭到波兰人民的抵抗……，波兰的冲突很快将国际化，包括向波兰偷运武器，东西方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冷战将会加剧，欧洲人民将要为‘波兰问题’付出很大代价”。[5]

从军管到步步退却

　　雅鲁泽尔斯基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中官运亨通，与他对上级、对苏联忠心耿耿有关。他是前制度的忠诚卫士。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后，年仅33岁的雅鲁泽尔斯基升为少将，是当时波军中最年轻的将军。1960年他又升为中将，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波兰是华沙条约的重要成员国，雅鲁泽尔斯基搞军队政治工作，当然对苏联惟命是从。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的忠诚，在1968年华沙条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中表现十分突出，当时他担任波兰国防部长。接着，在1970年波兰沿海“十二月事件”中，为了镇压游行示威的工人和防止反政府事件蔓延，雅鲁泽尔斯基曾下令出动6·1万兵力、1700辆坦克、1750辆装甲运兵车和一定数量的运输机、直升飞机甚至军舰。“十二月事件”后，雅鲁泽尔斯基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1973年升为大将。

　　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宣布实行军管，受到了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的嘉奖。1984年，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受苏联最高奖章──金质列宁勋章时发表讲话说：“把我们(波兰与苏联)团结起来的是牢不可破的阶级联盟，保卫这个联盟就意味着保卫波兰，也保卫苏联。”把保卫波兰同保卫苏联联系起来，是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人民心目中成为“苏联傀儡”的最明确的宣言。尽管他十分忠诚于苏联，可我们又不能否定他的一片爱国之心。因此，当时西方报纸说他是在“走钢丝”，这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在整个80年代，雅鲁泽尔斯基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实行军管之后，波兰继续贯彻“社会主义革新路线”，首先是按照“三自”原则即“自治、自主、自负盈亏”实行经济改革，在东欧各国中率先开创了带有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在政治领域，大力提倡“协商对话”，并成立了有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积极推进“政治生活民主化”，包括同其他两个民主党派实行“联合执政”，分享权力。当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最高领导职务后，波兰加快了改革进程，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和公开性，为波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国际环境。

　　对于波兰社会上广泛存在反对派，波当局将其划分为“建设性反对派”和“破坏性反对派”。所谓“建设性反对派”，是指那些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要求改革体制的那些反对派；所谓“破坏性反对派”，是指那些要求推翻现制度的反对派。为了争取“建设性反对派”，孤立“破坏性反对派”，波兰成立了由雅鲁泽尔斯基直接领导的“磋商会议”，把那些长期反对当局的人士吸收进来，雅鲁泽尔斯基以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他们平起平坐，共商国是。实际上，只要愿意，即使是最顽固的反对派，也被当作“建设性反对派”而吸收参加了“磋商会议”。应当承认，无论是“民族复兴爱国运动”还是“磋商会议”，都使雅鲁泽尔斯基直接听到了波兰社会的呼声，他意识到，波兰的“社会主义革新”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党的那种发号施令的领导方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党要发挥三种职能：对工人阶级、对劳动者、对人民的服务职能；对社会的引导职能；对国家的领导职能[6]，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这个微妙的概念，作为“社会主义革新”的重要内容。

　　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效果却总不尽理想。团结工会被打入地下，但由它组织的罢 工浪潮依然此起彼伏，而且提出了一个令人十分头痛的口号：“越坏越好!”这就是说，国家经济形势“越坏”，对团结工会来说“越好”。直到1988年，由于经济形势再度恶化，波兰爆发了春季和秋季两次工人大罢工，尽管其规模远不如1980年和1981年，但这是在国内和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使雅鲁泽尔斯基意识到，再也不能在老框框周围兜圈子，于是决定从“工会多元化”入手，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加速“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当以自由派著称的拉科夫斯基担任政府总理后，在政府中甚至空出了三个部长职位，专门留给“建设性反对派”人士，企图让他们参与执政，共同对国家负责。可是，反对派人士对此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推翻这个制度，由他们来管理国家。这时的团结工会准备分两步夺取政权：第一部是重新合法化，第二步是通过议会大选合法获得政权。由于雅鲁泽尔斯基步步退却，反对派终于如愿以偿。

　　当初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管是为了捍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的步步退却则是企图按照波兰特点革新社会主义。但是，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很快就被反对派打破了。

两端开挖导致制度剧变

　　波兰之所以成为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制度剧变的“带头羊”，主要原因在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导致在执政党内形成了“改革派”，在执政党外形成了反对派——团结工会。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这两股势力就好象从隧道的两端同时向中间开挖，最终使原来的制度瓦解，这是波兰政治制度转轨的根本特点。

　　波兰率先剧变，还因为它的形势同其他国家不同，有3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在波兰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反对派，1981年12月实行军管后反对派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它始终存在；第二，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党内“改革派”手中，他们宁愿选择一条妥协的道路，并且他们在1980-1981年已经取得了同反对派斗争的经验；第三，在政治制度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波兰人民的愿望已经无法得到满足。

　　当苏联从80年代中期放松了对波兰的控制后，波兰当局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分两阶段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采取了大踏步退却的措施，这对雅鲁泽尔斯基交权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全会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和国防部长希维茨基以集体辞职相威胁，迫使全会通过了关于“工会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两个决议。于是，波党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商讨执政党如何“和平交出政权”的条件。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波兰搞政治改革是在经济改革无法进行下去时自觉选择的道路，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通向丢失政权的道路。开始的设想是，在议会中只要“执政联盟”控制了多数议席，那么党仍将牢牢掌握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所以在“圆桌会议”上，执政当局同反对派达成协议： 1989年6月4日举行的议会大选将是一次“半放开”的普选，分配给“执政联盟”的议席仍将占65%，放开选举的议席(被称为“独立人士”席)总数只占35%。原来设想，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除了稳拿这65%的议席外，在那个放开选举的35%席位中，还有可能取得5-10%，这样，议会多数席位无疑将控制在“执政联盟”手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65%议席的候选人一个也没有当选，更不用说那35%的议席了。这是当局的彻底失败。但是，因为“圆桌会议”已经商定65%的议席归“执政联盟”，所以当时的当权派指定了二流人物进入议会，填补了那个可怜的空白，结果就产生了那个短命的“合同议会”。

　　议会大选中波党失败后，团结工会夺权已是水到渠成。但是，党仍然没有意识到，在当时“大气候”下举行这样的议会大选最终会导致丢失政权。拉科夫斯基还认为，尽管我们在大选中失败了，但“还没有到举手投降的时候”。直到按照“圆桌会议”商定 的原则由雅鲁泽尔斯基担任了波兰总统后，党的发言人马依卡还在《人民论坛报》发表文章说：在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总统的6年中，波兰将能维持原来的政治制度。然而，历史将不再按照波兰统一工人党设想的轨迹发展，而是按照反对派的意志发展了。拉科夫斯基在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是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他说：“强加于我们的并被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如此大范围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7]雅鲁泽尔斯基在当了半年多时间的总统后，也在四面楚歌中“自动”要求缩短任期，提前 进行总统的全民普选，使反对派的集中代表人物瓦文萨当上了波兰共和国总统。对此，西方有评论指出，如果波兰共产党不犯错误，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一个工人可以当上总统。当瓦文萨以总统身份首次出访梵蒂冈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波兰人)握住瓦文萨的手说：但愿世界记住，正是工人推翻了那个本来说是要代表工人利益的制度。

　　战后波兰实行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曾经得到大部分群众的拥护，但这种拥护从来不是接受了这个制度的政治价值。甚至许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也认为，波兰的一党制是出于地缘政治关系而不得不这样做。广大劳动人民比较普遍地接受了社会主义价 值，只是赞成这一制度的社会福利内涵，而不是它的政治特性。

　　执政45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召开“圆桌会议”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随后原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和平演变”，对此他们不是感到惋惜和遗憾，而是在明里或暗里对这一演变加以赞扬。制度剧变，对雅鲁泽尔斯基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莫大解脱。或许有人会问，目前雅鲁泽尔斯基对于制度的剧变有什么看法?雅鲁泽尔斯基曾经说过：“现实社会主义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人为地美化它，抹煞它的错误、弊端和时代性错误，都是不道德的，毫无意义的。”1999年5月，波兰为纪念“圆桌会议”召开十周年举行纪念活动，雅鲁泽尔斯基应邀出席，《选举报》主编、著名的原持不同政见者米赫尼克问他：你作为把独裁枷锁加给波兰的一个人，怎么会自己主动把这个枷锁除掉呢?雅鲁泽尔斯基回答说：“波兰人民共和国，犹如一列按照错误的列车时刻表运行的火车。我深深了解，按照苏联体制的政权结构，波兰这列火车再行驶下去就要翻车，发生大灾难。”他还说：“要重新制订新的列车时刻表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等到条件的成熟，粮食、水果的成熟是如此，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成熟也是如此。当然也要等到外部条件的成熟，所以直到1989年才召开圆桌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变得成熟了。我深深感到我们原来犯了许多错误，我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今天想来，感到遗憾和羞愧。但历史是复杂的，既要考虑内部条件，也要考虑外部条件。”[8]1999年9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一年半时间里，我也致力于拆除原来的制度，我曾十分关心其进程。我感到，对于波兰今天的现状，我也负有责任。在今天新的世界形势下，波兰的位置在北约。[9]

　　雅鲁泽尔斯基从不得已实行军管到主动放弃政权，在波兰人民看来实际上是为波兰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所以直到今天，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社会上仍然享有较高威望。

　　当然，制度转型后，波兰人民并没有完全如愿。2000年11月13日波兰通讯社报道说：民意调查表明，46%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水平比前制度下下降了，51%的人认为现在的政治制度比前制度好，只有23%的人愿意恢复原来的制度。看来，对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波兰人民仍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依然是波兰人民向往的目标，但未来的社会主义绝对不会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雅鲁泽尔斯基：《为什么要实行军管?》，波兰华沙BGW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页。

　　[2]《雅鲁泽尔斯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2页。

　　[3]雅鲁泽尔斯基：《为什么要实行军管?》，第2页。

　　[4]《雅鲁泽尔斯基选集》，第100页。

　　[5]见波兰《论坛报》，1990年12月13日。

　　[6]《雅鲁泽尔斯基选集》，第567页。

　　[7]拉科夫斯基：《十一大政治报告》，见波兰《论坛报》，1990年1月30日。

　　[8]见波兰《选举报》，1999年5月17日第18版。

　　[9]见波兰《选举报》，1999年9月16日。

(责任编辑：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