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O0091)

　　【摘要】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铁托为什么向纳吉提供政治避难，这一直是国际共运史研究中的一个难解之谜。冷战的结束和苏联档案馆的开放，使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的行为、动机及苏东集团内部关系的细微差异，从而也为人们揭开这一谜底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纳吉事件；铁托；匈牙利

　　【中图分类号】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0）02-0060-08

Tibo and the Nagy Incident in 1956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Zhou Yuefeng

(The 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Beijing 100091)

　　【Abstract】It is still an unresolved mystery in the study of intemational labour movement why Tito porvided the political asylum for Nagy in the Hungarian Incident happened in 1956.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the open of the Soviet Union's Archives give us a good chance to get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at incident. For instance, we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Hungary ad well as the slight difference of positions within the socialist bloc and may find some clues to answer this riddle.

　　【Key words】Nagy incident；Tito；Hungary

　　 

　　40年前，东欧发生了首次大的反苏起义——匈牙利1956年革命。

　　冷战时期，许多学者从如下假设人手来论述这一事件：即苏联领导人是主要人侵者，而东欧领导人则是消极的盟友。冷战的结束和苏联档案馆的开放使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苏联的行为、动机及苏东集团内部关系的细微差异。本文试图利用莫斯科新近公布的文件，包括马林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秘密笔记，来说明铁托及其部下在1956年事件中的独特行为，它也将解释在苏联人侵匈牙利的当天，铁托同意纳吉政治避难的内幕情况。

　　尽管1955年7月苏南关系重新修好，但在匈牙利冲突前数月里，铁托与赫鲁晓夫及东欧领导人的关系依然紧张，南斯拉夫与拉科西领导的匈牙利关系的正常化尤为滞后。铁托的代表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国家正式复交的具体障碍上，它们包括拉科西不愿意恢复拉伊克·拉斯洛的名誉、不愿意大赦在匈牙利的南斯拉夫政治犯、不愿意公正对待生活在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不愿意向南斯拉夫赔款等。

　　虽然铁托希望改善与苏联集团成员的关系，但是他同样决心不再被拉回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反过来，苏联领导人对铁托公开支持纳吉民族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产生了怀疑，虽然铁托对克服与匈牙利复交的具体障碍抱有浓厚兴趣，然而根本性的价值观和历史记忆却缠绕着他。为了充分理解铁托在1956年匈牙利冲突中的行为，这里有必要首先探讨其价值观。

　　对铁托来说，非斯大林化所需要的决不仅仅是用民族共产主义者取代东欧各国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或者仅仅解决象财政赔偿这类问题，相反，铁托寻求别国对其地位的根本承认，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南斯拉夫与苏联同样重要。他珍视南斯拉夫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烙印，这种烙印源于南斯拉夫本国的土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从铁托的角度看，南斯拉夫的历史成就是通过艰苦奋斗燕来的，因而必须加以珍惜。正是这种既反法西斯又反独裁者的民族解放斗争，使南斯拉夫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铁托在1949年10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南斯拉夫人民不仅反对侵略者，而且反对他们的同伙……尽管侵略者和国内叛徒相互勾结，但人民在伟大的斗争中依然底得了胜利，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独特内容，就在于其伟大性。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欧洲被占领国能够自夸这样一场斗争，而我们的人民则有权力为此而感到骄傲。”而且铁托领导下的游击队员在没有得到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就击败了纳粹占领军，红军只是过境“解放”了南斯拉夫。1948年6月，斯大林把铁托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以后，铁托更加相信“南斯拉夫道路”的内在优越性(经济非集中化、工人自治试验和对外政策中的“积极中立主义”)，这也成为其与斯大林及其强硬路线继承人进行权力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

　　所有共产党集团国家都中止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联系。但是，尽管华沙阵营的所有国家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禁运，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却依然掌握着权力。更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沮丧的是，铁托在依然保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性质的同时，设法获得了美国的经济、军事援 助。铁托及其驻布达佩斯的代表喜欢向匈牙利人和苏联官员谈及如下的事实，即尽管他们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排斥，他们依然没有“向帝国主义者投降”。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宿怨是如此之深，以致于据说铁托估计当西方受困于朝鲜问题时，俄国人可能会干涉南斯拉夫，在1952年秋，斯大林也许会下令暗杀铁托，只是由于1953年3月斯大林本人的意外死亡而告流产。在与纳粹和俄国人进行斗争并点得了独立后，铁托发哲他决不放弃南斯拉夫的新地位，决不向莫斯科投降。

　　此外，铁托积极兜售“第三条道路”模式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苏联和匈牙利官员对此深表优虑。首先，它与作为共产党国家的首要条件—忠贞不二地忠诚于莫斯科相抵触。虽然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分别于1943年和1950年被解散，但苏联共产党仍然确信它应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正如赫鲁晓夫表面上一本正经地向铁托所解释的：“我们不寻求领导作用；但历史条件已经给我们一个特殊责任，现在我们必需去完成它。”其次，铁托倡导的“第三条道路”，显示出南斯拉夫与某些共产党国家一起“自下”形成一个独立联盟的意图。这种寻求独立于莫斯科集团的意图让苏联领导人及依赖于苏联霸权的 匈牙利领导人感到不快，因为这使他们回想起40年代中期铁托分子的威胁，当时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铁托极力与其他巴尔干国家建立独立的联系。1954年，铁托联合希腊与土耳其达成的巴尔干协定影响太大，以致苏联领导人感到，这两个国家建立联盟不音于加人北约，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把苏联排除在外的共产党国家联盟。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铁托似乎企图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嵌人一个楔子。他们无法容忍中立主义的作法，从而认为把苏联排除在外的任何联盟便是一个反苏联盟。

　　尽管事实上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集团或同盟，但使苏联和匈牙利当局感到担心的是 “溢出效应”，即匈牙利民众通过南斯拉夫媒介而受到意识形态的“传染”。在某种程度上，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外交官和记者的活动使苏联领导人误解了匈牙利革命的起因，使他们倾向于认为只是一小撮作家和知识分子而不是匈牙利的“勤劳民众”在制造麻烦。在苏斯洛夫看来尤其如此。他于1956年6月中旬被派驻布达佩斯，在给莫斯科所写的信中确信：“工人和农民的心态是健康的……不存在有关共产党领导层‘危机’或者对领导人不信任的言论。”

　　根据最近解密的马林笔记，莫洛托夫在10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谈到：“来自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有关匈牙利政府力量的初步情报是令人安慰的。”据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夫的说法，当时赫鲁晓夫也相信匈牙利工人是忠于苏联的。11月2日至3日，在布里俄尼与铁托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谈到：“在米什科尔茨地区，那里虽然反动分子掌权，但匈牙利矿工依然是忠诚的，捷克人已给矿工们一些武器，在那些匈牙利矿工的帮助下或者与他们联合起来对纳吉采取某些政治行动也许是可能的。”

　　苏联领导人相信匈牙利知识分子正在受到南斯拉夫人的“传染”。他们认为，只要铁托限制他们，匈牙利形势就会平静下去。在1956年夏季的数月里，莫斯科收到了大量来自安德罗波夫、格罗和其他人抱怨南斯拉夫影响力的报告。在10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认为他可以利用南斯拉夫人对匈牙利的影响力，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他问他的同事们：“如果匈牙利人对南斯拉夫人感兴趣，这是否不合适?”

　　在导致这场危机的数月里，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试图让铁托对其驻布达佩斯外交官和记者施加压力。1956年7月21日，当匈牙利大使库里莫斯基在布里俄尼拜会铁托并向其通报有关拉科西辞职的官方消息时，他也提及南斯拉夫电台的评论和刊登在《战斗报》、《政治报》上的文章，并谈及蒂博尔·代里和蒂博尔·塔尔多斯的作用以及米洛万·吉拉斯的活动。对此，铁托未予理睬。在9、10月间，当赫鲁晓夫、铁托、格罗、卡德尔等人在克里米亚会谈时，再次提及该问题，赫鲁晓夫声称：“驻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使团公开与反对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人士保持接触……南斯拉夫报纸掩护被逐出共产党的投机分子……如匈牙利的纳吉。”

　　可以相信，起初铁托是全力支持纳吉政府及其独立运动的。铁托公开提出“第三条道路”论，主张“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象铁托一样，纳吉也为 1955年万隆会议所提出的五项原则所吸引。1956年初，纳吉正在撰写其关于共产主义的论文，论文第三章就是专门论述这些原则的。纳吉指出，这些原则不仅必须扩大到第三世界或者资本主义体系，而且也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对纳吉表示支持的同时，铁托内心也感受到了纳吉运动的威胁。根据莫斯科新近开放的共产党档案，人们可以发现，随着匈牙利形势的恶化，铁托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铁托意识到了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滋出”到南斯拉夫的可能性。南斯拉夫本身就是由几个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组成的国家，他本人也曾刻意隐瞒他出生于克罗地亚北部农民家庭和 1914年实际上站在奥匈一边与塞尔维亚作战的事实。从10月31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停止了对纳吉政府的支持，开始揭发其与“右翼分子”的勾结。

　　虽然某些学者怀疑铁托本人对此的警觉性，但最近公布的资料向人们提供了更多有关铁托对此担优的细节情况。在11月8日给赫鲁晓夫的信及11月n日的普拉演说中，铁托答应赫鲁晓夫，他将设法“对纳吉做工作”，他相信军事干涉必不可少。事实上，赫鲁晓夫本人对铁托如此迅速地转而同意对匈牙利进行干涉一事也感到吃惊。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以后的两个月里，铁托使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费留宾相信：“反对派已抬头，尤其在克罗地 亚，那里的反动团体公开煽动南斯拉夫保安机关人员参与暴力活动。”当费留宾告诉铁托，他在普拉的演说及后来南斯拉夫副总统爱德华·卡德尔的演讲给莫斯科留下了不良印象时，铁托说：“我无论如何不想使苏南关系恶化。”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也宣称，铁托本人制订了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涉的计划。1956年11月18日，铁托在布里俄尼与苏联军事代表团举行会谈时，据说铁托宣布：“如果苏联军队不镇压叛乱的话，那么到时在南匈边界已作好准备的南斯拉夫军队将被派往匈牙利。”当赫鲁晓夫11月3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与铁托进行磋商……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时，他本人可能也已经预料到南斯拉夫对匈牙利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卡德尔在与安德罗波夫举行会谈时说：“南斯拉夫人看来正在设法挽救纳吉，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他，而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会给他们带来某些讨厌的事情。”

　　当某些学者断言铁托全力支持纳吉取代拉科西时，能够证实这点的证据却惊人的少。相反，尽管铁托不是十分热心，但他看起来似乎愿意宽容斯大林分子格罗。他更希望由卡德尔或者萨扎托来领导拉科西下台后的新政府。当铁托从库里莫斯基处得知拉科西已经辞职 时，他从未提到纳吉的名字。因此铁托对纳吉的评价，事实上并不象1956年夏季南斯拉夫外交官和记者对纳吉的评价那样高。

　　的确，尽管十分僧恶拉科西，但铁托显然已不再坚持把他的下台作为苏南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无论如何，铁托最优先考虑的是保持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共产党之间的平静关系。莫斯科最终坚持要求拉科西辞职，是因为匈牙利局势日趋严重。当然，以格罗取代拉科西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也在11月3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坦承：

　　“我们提议格罗而不是卡德尔，这是我和米高扬的过错。”

　　既然对纳吉保持着审慎的态度，那么，铁托又为什么会向他提供政治避难呢?学者们对铁托的这一动机始终迷惑不解。这一事件值得详细探讨。

　　直至11月4日人侵时，苏联和匈牙利人的大多数言论都是针对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外交官的各种行动以及南斯拉夫记者对匈牙利局势的亲纳吉的报道的。即使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当赫鲁晓夫与铁托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也是以一种能使铁托挽回面子的微妙方式谈及的。赫鲁晓夫说：“铁托可能没有什么险恶图谋。这是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利用‘南斯拉夫道路’作为掩饰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图谋的一种方式。”赫鲁晓夫和卡德尔一直对铁托的行为作出善意的解释，这似乎是合情理的，他们假定南斯拉夫记者和外交官只是按照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按照铁托的命令在从事各种活动。但在11月4日后，当纳吉和其他人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获得政治避难时，苏联领导人被激怒了。

　　事件的过程人所共知，上午5点20分，纳吉在布达佩斯电台做了最后一次呼吁后，与萨扎托及其他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逃人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直到1956年11月22日离开使馆期间，纳吉还是安全的，没有受到人侵苏军的伤害。然而，人们不了解的是：纳吉集团是如何结束避难的以及铁托的动机是什么?

　　从最近解密的赫鲁晓夫与铁托之间的通信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在11月1日，萨扎托与南斯拉夫驻匈大使索尔达蒂奇曾谈到，可能需要南斯拉夫提供政治避难，他担心反共叛乱分子可能会对匈牙利政府成员采取暴力行动。索尔达蒂奇给了对方一个初步的肯定答复，并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铁托。第二天，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米丘诺维夫在布里俄尼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碰面，从晚上7点至次日凌晨5点，双方商讨了匈牙利局势。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把人侵计划告诉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但没有提供确切日期。铁托在军事干涉的必要性及选择卡德尔作为新领导人等决策方面已与赫鲁晓夫达成一致，铁托也同意设法劝说纳吉发表一项宣布辞职、无力阻止国内暴力活动及支持卡德尔新政府的声明。根据米丘诺维夫的说法，在会谈过程中，铁托把萨扎托请求在南大使馆避难一事告诉了赫鲁晓夫。“他们(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又一次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设法对纳吉做些事情。除了洛松齐之外，我们还提到了萨扎托，由于叛乱的危险性已经请求在我们大使馆避难。我们似乎觉得应该相信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抱有善意的正直人士。”

　　这就产生了疑问：如果赫鲁晓夫如此强烈地反对纳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的话，那么在布里俄尼会议一开始，当南斯拉夫人提出该问题时，他为什么不反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形呢?可以推断出几种答案：首先，铁托显然只提到了萨扎托而没有提到纳吉，因此赫鲁晓夫并没有意识到纳吉本人也在南大使馆避难这种可能性。其次，当时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最为紧迫的是征得铁托对干涉的支持，并且答应劝说纳吉公开辞职以及表明其对卡德尔新政府的支持。在使苏联人侵看起来更为合法，从而使国际社会更加容易地与匈牙利新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这点上，赫鲁晓夫需要铁托的帮助。第三，由于铁托对苏联的人侵计划表示出令人吃惊的支持，赫鲁晓夫显然确信，即使纳吉在南使馆寻求避难，铁托也会很快把他交 给苏联当局。这一点在11月4日的一封电报中有所表现，赫鲁晓夫在这份电报中指示苏联驻南大使费留宾告诉南斯拉夫副总统爱德华·卡德尔：“就纳吉及其集团在大使馆进一步逗留而言，不仅反动派而且革命团体也可能会对他们采取无节制的行为。因此，要记住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卡德尔领导的)目前没有保安机关，把纳吉及其集团送给我们的军队将是权宜之计，目的是把他们送往设在索尔诺克的革命工农政府。”

　　尽管铁托赞成“对纳吉做工作”，但使事情更为棘手的是，赫鲁晓夫对何时开始人侵行动一事始终保持沉默。米丘诺维夫写到：“俄国人依然没有谈及他们的军队何时干涉。我们不能问他们，而他们则不想说。由于这种原因，时间因素仍然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什么样的机会去影响纳吉并设法减少伤亡人数和不必要的流血，但我们将试着影响纳吉。”在萨扎托回复索尔达蒂奇他何时寻求避难之前，苏联的人侵行动就已经开始了。11月4日凌晨1点，索尔达蒂奇在匈牙利议会大厦会晤了纳吉并邀请他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样，在11月1日首次试探性会谈的基础上，纳吉集团逃人了南大使馆。

　　由于在布里俄尼会议上铁托已提到了萨扎托的请求，他显然得出了赫鲁晓夫会宽容南 斯拉夫向匈牙利领导人提供避难的结论，这一点反映在费留宾11月4日的电报中：“卡德尔报告说，在11月4日晚上他们拜访了纳吉，因为已与赫鲁晓夫同志达成一致……卡德尔说，纳吉是否在布达佩斯以政府名义发表最后一份声明仍然不清楚。如果他的确发表了这样一份声明，那么他们南斯拉夫人将会设法让他说他是在反动派的压力下做出声明的，他们也打算劝说纳吉发表一份支持设在索尔诺克的以卡德尔为首的新政府的声明。按照卡德尔的说法，这样一份声明将使安理会讨论匈牙利问题变得容易，而且使在外交上承认卡德尔政府为合法政府变得容易。”这意味着，在南斯拉夫人知道纳吉与苏联完全脱离关系之前，就已经在 南大使馆了。

　　事后，在向赫鲁晓夫解释同意向纳吉提供避难的原因时，铁托提到了“急剧的事态变化”和“缺乏详细情报”等理由。在布里俄尼会议之前，萨扎托就已与索尔达蒂奇举行了会谈，铁托确实将此事告诉了赫鲁晓夫。看来赫鲁晓夫应对纳吉集团出现在南大使馆承担责任，因为他在布里俄尼会议上并没有告诉铁托他不能向纳吉提供政治避难，他也没有为铁托提供合适的时间表以劝说纳吉发表声明支持卡德尔。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在离开布里俄尼后不到24小时，苏军就采取了行动。后来，当赫鲁晓夫意识到铁托不会轻易放弃纳吉集团 时，苏联和南斯拉夫领导人之间就开始了争吵。对赫鲁晓夫来说，铁托可能继续包庇纳吉这位“反革命头子”，这是绝对难以接受的，因为铁托在布里俄尼会议上一直是如此的通情达理。

　　当时苏联人十有八九决定以另外一种方式恫吓南斯拉夫人。他们在11月4日的电报中曾明确提到可能会发生“无节制行为”，这似乎是在为11月5日下午5点30分的一次事件做掩护。当时，一辆苏军坦克向南斯拉夫使馆开火，南文化随员米洛万洛夫丧命枪弹中，大楼建筑框架受损坏，所有窗户被震碎。南斯拉夫外交部长波波维奇指责苏联有关当局，在明知是南斯拉夫使馆及纳吉和其支持者在里面的情况下，有预谋地向南大使馆开火。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夫于次日拜会了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南斯拉夫驻匈大使索尔多蒂奇也向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抱怨了这一事件，索尔多蒂奇要求移走南斯拉夫大使馆附近的苏军坦克。安德罗波夫把这个讯息传达给苏联副外长佐林，并警告说南斯拉夫人“要求苏联军队撤离使馆大楼是件很可疑的事情”。

　　正如我们从马林笔记中知道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朱可夫和谢皮诺夫讨论了这些讯息。他们准备了一份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电报，由费留宾转交给波波维奇。1956年11日，由格列比翁尼少将、博什科波尼克上校和卢金少校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调查。南斯拉夫政府后来就米洛万洛夫死亡一事向匈牙利提出了赔偿8，4446万美元的要求。

　　尽管苏联官员声称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但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这一点只有在苏联军队档案文件解密时才能得到证实。苏联领导人对铁托给予纳吉集团政治避难大为光火，这显然是进行报复的一个手段，毕竟，铁托本人早些时候就要求苏联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南斯拉夫使馆免受对其进行的可能性攻击”。

　　从南斯拉夫方面来看，一旦纳吉出现在南大使馆，就成为世界各主要报纸版面上的一个既成事实。现在形势发生了转变，铁托陷人了困境之中，正象米丘诺维夫描述的那样：“他们(苏联人)已决定，如果我们不把纳吉和其他人交给他们的话，就污蔑南斯拉夫是这场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人交出去的话，他们又会把我们说成是一个不守诺言的和无人能够信赖的国家。”

　　铁托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劝说纳吉辞职—他曾答应赫鲁晓夫他将会如此做，正如他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件中所写到的，给予纳吉避难的行为“并不与布里俄尼协定相抵触”。

　　但是他没有想到，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他原来的预料，为此他向赫鲁晓夫解释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不应该对纳吉的态度是如此强硬这一事实承担责任，而且他还尽力向赫鲁晓夫解释，并非纳吉集团的所有成员都是“反苏的”，某些成员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将成为卡德尔新政府的伟大财富，向他们提供避难又怎么了?

　　当铁托拒绝交出纳吉集团成员时，赫鲁晓夫就开始指责他保护纳吉这个“赞成反革命道路”的坏分子。据苏联人的说法，向纳吉提供政治避难是“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的最极端事例。苏联领导人指责铁托，事先就已经“警告纳吉即将来临的人侵”。南斯拉夫人的确就人 侵一事向纳吉发出了“替告”，索尔代蒂奇在11月4日凌晨1点拜访了纳吉并将此事告诉了他，但那时侯可能每个人都看到苏联人侵已迫在眉睫，所以如果说他发出了“警告”的话，这也仅仅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举动。

　　鉴于铁托当初对纳吉的审慎态度，以及他对赫鲁晓夫所提出的进行干预的必要性的赞同和他谋求与苏联建立和睦关系的意愿，人们一定会问：铁托为什么不把纳吉集团迅速交给赫鲁晓夫呢?为什么他反对把纳吉集团送往苏联人指定的罗马尼亚呢?答案应当再次到铁托的价值观方面去寻找。

　　铁托珍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权国家的声誉，并深信南斯拉夫应该尊重国际 关系准则。值得指出的是，为了避免给南斯拉夫声誉蒙上污点，铁托在布里俄尼会议之后并没有马上把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一事告诉南斯拉夫公众。一旦纳吉在南大使馆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铁托就不得不认真对待政治避难这个概念了。1957年2月，在他给苏共中央(赫鲁晓夫)的信中，铁托引用南斯拉夫在政治避难问题上的宪法条款，坚持认为他不能违背诺言抛弃这些人。除此以外，人们肯定也会想起铁托在政策策略上的娴熟技巧，正如“第三条道路”服务于双重目的(燕得南斯拉夫人民和美国决策者的支持)一样，在南大使馆庇护纳吉一事，既是为了监禁纳吉(从而缓和起义)，又是为了寡得国际社会对南使馆不受苏联人侵者伤害的支持。

　　当初铁托对他能促使纳吉支持卡德尔政权是如此的肯定，以致于他相信“当反对派弄清在大使馆的纳吉支持卡德尔政府时”，南斯拉夫大使馆可能会遭到攻击。尽管铁托本人可能在这场运动变成反共运动时没有完全支持纳吉，但西方某些观察家却可能认为他完全支持纳吉的运动，简单地把纳吉集团交给卡德尔和俄国人会损坏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声誉。而且，如果铁托简单地把纳吉交给卡德尔政府，赫餐晓夫可能会受到鼓舞，从而把南斯拉夫看作一个顺从的苏联卫星国。铁托对南斯拉夫被再次拖回苏联阵营的前景感到担心，他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已够忍气吞声了，他向赫鲁晓夫保证他们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在南斯拉夫“只有一种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在被运用”。因此，尊重纳吉的政治避难就成为铁托提醒赫鲁晓夫的一个有用办法，即尽管苏南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他铁托仍然将独立行动，即使这会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快。所以从根本上说，他对纳吉人身安全的关注源于其对南斯拉夫国际声誉的捍卫，而不是源于对纳吉在匈牙利实行多党制计划的同情与支持。

　　似乎是为了报复铁托在纳吉问题上的倔强态度，苏联领导人于11月17日做出了一项周密的决定：纳吉集团一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11月22日)就绑架他们。一辆汽车驶往南斯拉夫大使馆，车上有人声称要把纳吉和其他官员送往他们的寓所，当匈牙利人爬人汽车时，一名苏军中校不顾南斯拉夫人的强烈抗议也进了汽车。为了确保把这些匈牙利人送往他们的家，南斯拉夫外交官格奥尔吉耶夫和武官德罗萨奉命护送。汽车首先把他们送到苏军指挥部(设在布达佩斯)，在那里，那名苏联中校强迫格奥尔吉耶夫和德罗萨下车，然后汽车继续行进，直至罗马尼亚境内。纳吉集团受到了监禁，这与卡德尔政府原先对南斯拉夫人的保证完全相反。

　　使铁托对这次绑架感到愤怒的是这种赤裸裸的欺骗。在经过长时间富有诚意的商谈后，再也没有象这样被人彻底出卖更痛心的了。在11月24日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铁托指出：“南斯拉夫把上述行动视为是对南与匈牙利所达成的协议的粗暴践踏，卡德尔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完全违背了协议。南斯拉夫政府不能接受这样一说法，即纳吉和其他人是自愿进人罗马尼亚的，因为众所周知，当他们还在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他们就想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南斯拉夫政府对匈牙利政府表示极其强烈的抗议并要求立即执行已达成的协议，否则将会损害匈南关系。对协议的践踏完全违背了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

　　铁托的愤慨之情大概不亚于纳吉在意识到11月3日苏军撤军谈判完全是一个骗局时所感受到的程度。有关纳吉集团的谈判，在铁托的代表维迪奇和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的卡德尔之间进行，双方一直谈到11月22日。这些会谈形成的文件称要“保证上述人的安全”，并保证“不让南斯拉夫人对过去的事态负责”。但这些保证都落空了。铁托感到，这种欺编已经使南斯拉夫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笑柄。

　　罗马尼亚官员对于铁托对监禁纳吉等人一事如此生气感到吃惊，他们以为铁托也许会 在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苏联参与这次绑架行动表示了遗憾之情，根据马林的副手切尔努赫的笔记，赫鲁晓夫当时说“我们的官员进人这辆汽车是个错误”，他认为此事应该留给匈牙利人去处理。

　　铁托的失望扩大到卡德尔身上。早在1956年夏季，铁托曾支持卡德尔取代拉科西。在11月2日至3日的布里俄尼会议上，南斯拉夫人劝说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选择卡德尔而不是明尼希来领导工农革命新政府，因为在斯大林和拉科西掌权时，卡德尔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明尼希一直是匈牙利驻苏联大使。现在，卡德尔已就纳吉集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 证明他象拉科西一样不诚实。

　　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卡德尔在1956年10至11月事件中并不象西方出版的大多数书里对他所描述的那样精明。事实上，象马林笔记所披露的，卡德尔起初并不主张苏联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在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卡德尔替告苏联领导人“动用军队将是毁灭性的并且导致流血”，“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使“匈牙利共产党的士气降至为零”。

　　鉴于铁托对卡德尔的失望，匈南关系在纳吉事件后变得冷淡也就不让人吃惊了。结论是：尽管莫斯科在1955年与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和好，但南斯拉夫和苏联及匈牙利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拉科西领导下的匈牙利在40年代后期的反铁托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铁托所需要的是对方正式的道歉，铁托珍惜他经过艰苦努力而燕得的作为一个中立主义不结盟国家领导人及对抗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声誉。与此同时，他也对匈牙利革命这种民族主义骚动保持警觉态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赫鲁晓夫同铁托一样，对匈南新的裂缝感到心灰意冷。然而，如果没有60年代初的中苏争论，1956年事件也许会导致南斯拉夫与苏联最亲密的盟友—匈牙利之间又一次大的冲突。

　　(本文作者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限于篇幅，本文注释从略。摘译自美国《东欧季刊》1998年3月号。)

(资任编辑：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