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始终关注东欧问题，进而从不同的角度对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和历史教训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分析。笔者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苏联的影响、东欧国家的现实原因、历史文化原因及其他原因。

一、苏联的影响与东欧剧变

　　众多研究者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有着直接的关系。成也苏联，败也苏联，这是东欧剧变最主要的历史动因。[1]

　　1.东欧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苏联息息相关

　　根据雅尔塔协定，东欧被划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为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带来了先天不足的历史共性。二战结束前后，苏联在东欧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在东欧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以保证苏联对东欧的控制。[2]东欧共产党入主联合政府与苏联的支持息息相关。除南、阿以外，东欧六国参加新政府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多数来自莫斯科。1947年至1948年，东欧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各国普遍建立了无产阶级一党专政政权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场政治的突变进程同样与苏联有直接关系。[3]

　　2.东欧被迫全盘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最初在东欧国家的民主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中，实行了一些有别于苏联的政权模式和政策。大多数东欧国家选择了“人民民主制度”。它保留了议会民主制；实行多党联合政府；在经济领域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同时，又逐步实现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国有化；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有实行农业集体化。“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的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政权形式，但是，这种探索很快就被迫中断了。[4]

　　为防止东欧可能出现的离心倾向，苏联认为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严格一体化，使东欧各国在各方面都同苏联保持一致。[5]苏联把斯大林模式推广到东欧各国，由此，东欧各国中断了人民民主道路，开始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后来，这一模式对东欧各国的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危害，为东欧最后背离社会主义埋下了隐患，也为东欧剧变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3.东欧国家在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受制于苏联

　　在处理同东欧各国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以大国和老子党自居，干涉东欧国家内政外交，存在霸权主义的倾向。首先，苏联要求东欧各国都要无条件地维护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家利益。其次，以老大哥的身份控制和干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内部事务，甚至要求东欧各国外交政策和军事计划的制定，都需经莫斯科的认可。再次，推行所谓“国际分工”，把东欧变成苏联的原料供应国和商品销售市场，造成了东欧各国经济畸形发展；利用经互会，限制东欧和西方的经济往来，使东欧独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6]

　　苏联对不服从者，要么开除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要么施加军事威胁，乃至直接派兵占领其领土，扣押其领导人，更换其政府。这些做法，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严重损害了东欧国家的民族利益，伤害了东欧国家人民的感情，也为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4.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西纳特拉”主义成为东 欧剧变的重要因素

　　在东欧国家最终剧变这个“环节”上，苏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欧各国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势不可挡的冲击波的冲击下，引发了剧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了“新思维”，对已经陷入困境的苏联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戈氏“新思维”宣扬的“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建立欧洲大厦”的主张，在东欧各国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此外，戈氏还强行把他在苏联进行的改革输出到东欧，告诫东欧各国领导人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惩罚等等。戈氏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催化了东欧各国内 部的剧变并促使东欧各国的反对派借机突起。

　　不仅如此，戈氏还百般阻挠东欧共产党政权对反对派的反击，要求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多元化的口号下同反对派妥协。这就是苏联所谓的“西纳特拉”主义的态度，即苏联对东欧形势的发展“听其自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面对西方支持的政治反对派的强有力的冲击，在苏联袖手旁观的情况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政权，引起了雪崩式的剧变。

二、东欧国家的内部原因

　　1.经济的崩溃是导致剧变的基础性原因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方面采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先导的计划型经济模式。然而事实证明，随着 经济的发展，这种模仿苏联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合东欧各国，时常发生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矛盾。

　　从1950年起，改革的浪潮逐步在东欧兴起，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出现过短暂的辉煌。但是，由于传统模式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改革指导思想不甚明确并带有片面性，改革的方针政策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失误，因此，在暂缓了某些局部困难和矛盾的同时却又造成某些混乱和不安定。

　　首先，在发展战略上，东欧各国实行的是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这样的战略都是建立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之上，造成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严重的比例失调。其次，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以谁为主，二者如何有机结合的矛盾。由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采取了过分扶持的政策，妨碍了市场机制的建立，最终导致改革停滞不前。再次，财政补贴与外债问题。东欧各国不惜违背价值规律，长期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和大量举借外债的办法稳定物价。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最终使改革倒退，触发经济危机。[7]

　　改革的失利带来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与西方差距拉大，爆发了全面经济危机，奠定 了东欧剧变的深刻经济基础。

　　2.政治体制的僵化特别是东欧共产党的衰败是东欧剧变的关键性因素

　　东欧国家普遍采用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体制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各级领导干部的层层委任制、职务终身制等；中高层领导独断专行，长期缺乏民主；领导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突出，但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缺乏。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上述弊端长期得不到解决，广泛而充分的民主难以实现，从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不少论者指出，东欧执政的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 是剧变的一个根本方面。官僚主义、个人崇拜、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各国党的领导人中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很坏。[9]党的基层组织涣散，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广大党员对共产党的前途漠不关心，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也同共产党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共产党内，不仅破坏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国家内长出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使改革变成了改向。而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执政时也没有形成自己阶级的主体性。[10]有论者还指出东欧国家共产党缺乏理论创新。在苏联的强势压力下，东欧各国共产党只能机械地照搬照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亦步亦趋，从而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发展各自国家的机会。[11]

　　3.民族问题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内因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民族矛盾普遍尖锐，以致成为一些多民族国家中政治动乱的导火线。即使在波兰、匈牙利等单一民族国家中，其政治制度的更迭，前执政党和领导人的下台，都和民族问题有关。[12]

　　如何处理民族过程和社会进程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一国之内的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多元一体问题，对于二战后在东欧建立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绝非易事。由于西方大国和共产国际都曾主张以民族自决的办法解决东欧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罗、保、南、捷等国都很担心周边邻国在一些大国的支持下利用民族自决而造成领土被分割的危险，因而加强了对各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不少东欧国家都有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

　　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们承认民族的存在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却不注意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能通过促进各民族间在文化上的一体化进程来加强它们之间的凝聚力。这种状况和政治上的过度分权、经济上统一市场的做法结合在一起，更削弱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增加了造成离心力的因素。

三、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原因

　　近年来，不少论者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透析东欧剧变的深层原因，为东欧剧变的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

　　1.民族渊源与宗教文化

　　东欧八国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生活习俗不尽相同，被称为“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一幅碎布拼成的被面”。[13]

　　从民族渊源看，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在东欧毗邻而居，互不相让，其中最多的是斯拉夫人，他们在公元7世纪最终分为三支。东斯拉夫人即罗斯人，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西斯 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就生活在今天的东欧地区。西斯拉夫人主要包括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而南斯拉夫人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是马扎尔人的后代。阿尔巴尼人是古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后代。罗马尼亚人则是古达契人和罗马军团的后裔。

　　东欧各国的宗教文化也各不相同。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后，斯拉夫人按宗教分为两大集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属天主教会集团；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则属东正教会集团。天主 教的斯拉夫人使用拉丁文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使用基里尔文字。文化上它们分别属于基督教文明的两个文化圈：拉丁文化圈和拜占庭文化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匈牙利信奉天主教和新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在文化上明显地倾向于西方。罗马尼亚信奉东正教，但传教语言用拉丁文字。阿尔巴尼亚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作为德意志民族和文化的继承者之一，民主德国新教和天主教，属典型的西方文明圈。[14]

　　2.充满战争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上来看，东欧是一个充满了战争与不稳定的世界。

　　东欧各国历史矛盾错综复杂，种族纠纷、宗教冲突、领土争端十分激烈。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有特兰西瓦尼亚之争；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之间有马其顿之争；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之间有科索沃之争；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之间有南多布罗加之争；甚至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之间也有德钦之争。这说明东欧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并不团结，远不是铁板一块。

　　同时，由于东欧在联系欧亚两洲上有令人垂涎的枢纽地位，因此历史上东欧从来都是周边强国激烈争夺和渔肉的对象。从13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遭受了外来帝国的蹂躏和奴役。从进入20世纪初，苏俄与帝国主义协约国集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在这里较量；苏俄世界革命战略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在这里斗争；两次世界大战皆以东欧为发端，这里成为欧洲的火药桶、全球最敏感的神经中枢。二战后，东欧成为苏美冷战的起源，雅尔塔体系的板块“交合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里直接对峙和交锋。东欧处在了矛盾冲突的最前沿。[15]

　　3.民族性格

　　东欧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反对外国侵略的长期斗争中，东欧人民形成了酷爱独立、憎恨侵略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贯 穿东欧近代史的一条红线。因为数百年来沙俄对东欧国家赤裸裸的武力吞并和打着各种旗号的武力控制，使东欧很多民族和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都形成了反俄、仇俄的历史传统。当苏联强行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深深沉淀在东欧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传统逐步苏醒，最终在矛盾交集时爆发了出来。

　　另一方面，虽然东欧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传统，但东欧民族性格中也有某种不成熟性，以众心理，依附心理较强，总是企图托庇于某一大国，因此历史上经常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现象。一战后东欧各国实行议会民主制，投靠法英以求庇护。德国法西斯兴起后，东欧各国又一窝蜂地实行军事独裁制度。二战后东欧对西方深感失望，出现了“左”转的倾向。各国纷纷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学习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此不难理解1989年后，历史又翻了过来。[16]

　　4.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潮

　　东欧剧变与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国家蔓延、社会民主党势力在党内占上风是有直接联系的。

　　东欧社会民主党产生在巴黎公社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它们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在工会组织中拥有很大势力。社会民主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反对有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惟一的指导思想； 否定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主张对社会进行和平变革，反对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主张通过议会选举，取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上台执政，通过改革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张实行多党制，搞议会民主，健全法制，推崇三权分立。

　　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纷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出于政治的需要，各国较弱的共产党与较强的民主党实现了合并，但这种组织上的简单合并并没有取得思想上的统一，合并时并未对一些原则问题予以 澄清，大多数党员未经严格的考核，有很多是其他党派整批地转入共产党。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时隐时现地潜伏在党内，在各个重大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传播。[17]

四、关于东欧剧变的其他原因分析

　　由于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有密切关系，学术界也把苏东剧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为我们从宏观上解读东欧剧变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

　　1.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国家以东欧为重点，不断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确是促发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调整了政策，推 行“遏制”战略，以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即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主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用非军事手段，通过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以“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的西方模式社会取而代之。进入80年代后半期，东欧国家普遍地实行了改革和开放，苏联也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允许东欧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政外交。美国和西方国抓住机会，加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美国总统 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西欧国家则提出了“融合战略”，目的就是利用苏东国家的困难和挫折，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进攻。这两大战略提出后不久，东欧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说明西方国家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确是促使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8]

　　2.执政党的理论认识问题

　　有论者指出：苏东剧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认清自己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主义很发达。这些国家 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没有着力铲除封建主义，急于建立一大二公三高四统的社会主义，让封建主义广泛渗透到社会主义的有机体中，渗透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当中。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苏东国家剧变的内因。[19]

　　有的论者认为，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僵化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问题同样是未能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剧变从本质上看是苏东共产党背离、放弃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20]

　　还有的论者认为，不能如实地、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是导致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危机和总危机问题认识欠妥；在政治方面，问题出在对时代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这就使得苏东国家不能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影响了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在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败下阵来，导致了剧变的发生。[21]

　　3.社会道德问题

　　学术界有人撰文指出关于苏东剧变，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的一个问题是，苏东国家在高度集权制度下的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严重畸变，它破坏和否定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社会道德文化。

　　论者比较了政论家布热津斯基和戈尔巴乔夫所述及的苏东国家的社会道德状况以及对其发生严重畸变的原因的分析，认为二者令人惊异地“大体相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实践严重脱节；高度集中、封闭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削弱了培养良好道德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引发了政治腐败，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摧垮了社会思想道德的政治保障机制；同时，僵化的思想观念和封闭的国际环境，又截断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与当代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融汇交流的渠道；这种条件和文化环境必然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遭到严重侵蚀和扭曲，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伟大理想追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风尚严重堕落、衰变。当改革大潮涌来时，这些国家又因历史积弊太深而矫枉过正或用力过猛，在已经没有社会道德力量支撑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挫败就不足为奇了。[22]

　　注释：

　　[1]周尊南《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62页。

　　[2]王瑜《试论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3期第29页。

　　[3]阚思静《东欧演变的若干历史思考》，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5期第43页。

　　[4]王瑜《苏联模式对东欧的影响》，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93页。

　　[5]姜长斌《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页。

　　[6]刘春蕊《东欧剧变的苏联因素》，载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5页。

　　[7]于海岩、张殿清《东欧国家的改革及历史教训》，载于《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48—49页。

　　[8]田春生《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的原因探析》，载于《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9]曹桂乾《腐败与东欧共产党的衰败》，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第34页。

　　[10]林炎志《关于苏东剧变十年来的一些反思》，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6页。

　　[11]葛宁《没有理论创新就要衰亡——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的教训》，载于《当代世界》2001年第11期第28页。

　　[12]穆立立《东欧剧变的民族因素》，载于《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6期第21页。

　　[13]〔美〕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4][15][16]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论苏东剧变的历史基础》，载于《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68页，第72页，第73页。

　　[17][18]腾海剑《试析东欧剧变的历史根源》，载于《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第65页。

　　[19]高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载于《石油政工研究》2001年第4期第16页。

　　[20]南刚志《苏东剧变原因再析》，载于《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第49页。

　　[21]程极明《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苏东剧变的理论探索》，载于《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第14页。

　　[22]张锡恩《从社会道德的蜕变看苏联东欧的演变——对两位国际“政治明星”观点的评析》，载于《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第69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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