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科索沃 地区化动力 国际变动 困境
【中图分类号】 D8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8)02-0076-(07)
经典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家间关系的阐述比较倾向于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是无政府体系下的一种权力游戏,其核心命题为:(1)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2)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的,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要依靠实力来确保生存;(3)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实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4)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5)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6)权力是揭示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概念。这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权力斗争为主要参考价值体系的经典理论在诠释国际关系的进程时固然有其长久的生命力,但是仍然有其忽略的因素。笔者认为它关注的中心议题是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国家如何在相互关系中谋求权力要素的增长,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确保国家安全,但是却没有深入研究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其内部因素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国家间关系的“溢出效应”。通过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任何一件国际重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国际冲突事件,还是重大的国际进展,都有着其深刻的国内根源和国际动力因素,往往是两者紧密互动的结果。这可称之为国家间关系领域的双向度。
继2006年5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后,2007年3月17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至此,曾经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被彻底分裂成七个国家。科索沃独立事件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的争议,对于未来巴尔干地区形势及其引发的国际危机警示效应,引起观察家们的深刻担忧。巴尔干半岛上的科索沃问题作为国际重大危机事件,必然有其双向度的思考价值。笔者认为,就其内部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不可忽视,由早期帝国殖民问题而引起的民族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积怨、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制度问题以及经济政策问题。就国际层面而言,冷战以后,主要大国由于战略力量消长、新的战略工具凸显以及地缘政治的考量等,使得国际关系处于新一轮的变动,形成科索沃独立的外部动力因素。科索沃独立这一单边行动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也必然遭遇重重困境。
一、帝国根源
由于巴尔干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笔者在谈到科索沃的内部深层根源的问题时,不得不从较为久远的历史深处寻找一些更有意义的分析视角。其一,现代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而在前现代时期则是以帝国为单元。帝国的一个恒久不变的追求便是财富,但是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则有差异。在 前现代时期,由于物质技术的匮乏,帝国对财富的追求多限定在农业上,农业则是以土地为生存之本。随着物质技术的不断进步,帝国对财富的追求开始瞄准土地上的矿藏资源。这就解释了早期帝国殖民扩张的形式主要以土地为追求的目标。巴尔干地区具备了帝国扩张的第一个条件。巴尔干地区以山地为主,“巴尔干”土耳其语意即“森林覆盖的山脉”,主要有西部的迪纳拉—品都山系和中东部的喀尔巴阡—老山(巴尔干)山系,半岛上分布着众多平原,拥有多瑙河和萨尔瓦河以及众多大小湖泊,水资源十分丰富,矿藏主要有铜、汞、铬、铅、锌、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煤等丰富的矿藏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 了这一地区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都为帝国的侵吞创造了条件。其二,虽然早期帝国对于追求财富形式主要依靠农业,但是“财富的分配经常受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庞大而持久的帝国往往是在商路枢纽上兴盛起来的,控制主要商路的斗争往往成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2]巴尔干地区介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北界从多瑙河口起到萨尔瓦河和多瑙河汇合处,再沿萨尔瓦河到卢布卡亚那盆地往西抵的利亚斯特。半岛地处亚、欧、非交界处,为东西方商路必经之道,这种地缘特征成为为帝国侵略第二个诱发因素。可以说,科索沃问题的复杂性是伴随着不同时期帝国的扩张而诱发的民族问题并延及至今。“因为每一帝国都代表着某一特定的宗教和文明,或至少是这种宗教和文明支配的”,[3]中世纪时期,科索沃曾经是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塞尔维亚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并且有众多塞族人的教堂和修道院,现在在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著名的德卡尼修道院的标识。③到公元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塞尔维亚,吞并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以及黑山部分领土,居民大多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经济比较落后,统治长达500余年,期间科索沃的大批塞族人被迫外迁,阿族人乘机迁入,逐渐形成这里的主体民族。由此受到拜占庭文化极为深刻的影响。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长期受到奥匈帝国的统治,受到西罗马文化的影响较深,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经济上比较发达。民族的复杂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经济上差距为后来这一地区的冲突埋下了隐患。1918年12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成立了王国,1929年改称为南斯拉夫王国,这是在这一复杂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王国。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一时期,塞尔维亚族大力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引发克罗地亚以及其他民族的仇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铁蹄同样踏上了这片土地,科索沃被强行划入了阿尔巴尼亚。二战后,科索沃又重新回到塞尔维亚的怀抱中。
历史上的诸多帝国带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和民族政策,酿成了巴尔干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居住在这里的不同民族又在这种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中结下了深深的民族仇恨和历史积怨,这为今天的巴尔干地区的长期动乱和前南地区最终走向彻底的分裂埋下了伏笔。究其深层次的根源乃是由于巴尔干地区的自然禀赋以及由此并发的帝国根源。
二、一种地区化动力
科索沃危机中所透视的问题无疑涉及到政治安全领域。根据巴瑞·布赞、奥利·维夫等人的分析,政治安全在体系层次上包含两项议程,一是对政治单元而不是对国家的非军事威胁,二是涉及到被安全化的“准则”,诸如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人权和其他直接与个体相关的要求。布赞认为的政治安全中的非军事威胁主要是指政治威胁,他指出,“政治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他们的目标范围可能是从给政府施压产生一个特殊政策,从推翻政府,到挑起分离主义、破坏国家的政治结构”。就政治单元层次而言,政治的威胁来自于“如果某个单元渴望成为统治国或者平等国家但仅仅得到了‘附庸国’的这种承认,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酷的安全威胁,一个被自身假定的政治认同的威胁”。[5]布赞等人还通过对政治单元的具体案例的研究,发现威胁很可能来源于体系趋势或组织原则,并检验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以及地理位置,质询地区化的动力,分析得出了九类威胁来源。其中三类威胁值得本文关注。一是民族—国家分裂的基础上,弱国所受到的“有意性威胁”;二是民族—国家中易受攻击的国家所受到的无意的、以单元为基础的威胁;三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分裂而相当脆弱的国家,遭到体系方面的准则型威胁和反对。[6]综上所述,一种地区化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体系层次:政治单元的存在;政治威胁而非军事威胁的存在;民族-国家分裂的基础。
首先,历史留给了这一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并在历史的变迁中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分裂。二战后,在铁托的领导下,前南地区建立了联邦制国家,铁托在实施政策的导向上充分尊重了民族的多样性,并尽可能的给予少数民族以平等地位,但是,南斯拉夫在制度构建上没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超过了权力划分的度。比如,1971年第四部宪法规定,除明确划给联邦中央的权力外,其他的权力都由共和国和自治省行使。而属于中央的权力,如金融制度、货币发行、外汇制度、外贸和同外国的贷款关系、关税保护、价格监管、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和联邦财政等,在没有得到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的情况下,联邦不能做出决定。[7]因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逐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民族主义。到80年代初时,南斯拉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八个政治单元的政治实体。
其次,在民族复杂的地区,八个政治单元的政治结构往往会形成一种非军事威胁,这种威胁大多来自于相互认同的困难,导致一个地区的碎片化现象,这就为政治威胁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地区化动力就由内而生。前南地区从一个联邦制的统一国家陆续分裂成为六个共和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就当前科索沃独立的动因而言,不妨也可以找到这种动力的根源。第一,民族成份的配置不公平。在前南地区的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八个单元里,科索沃的地位问题存在微妙的差异。六个共和国的成立是以主体民族作为划分依据的,拥有50多万人口的黑山人作为主体民族成功地脱离塞尔维亚成为共和国,而科索沃拥有170多万人口,却仍然是自治省,其中90(的阿族人被认为是共和国中的少数民族,这自然引起了科索沃内部阿族的强烈不满。第二,权力配置的模糊。由于这一地区一直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前南联盟在1946年、1968年和1974年陆续通过宪法修正案,把科索沃从一个低于自治省的自治区,升格为和伏依夫丁那省同等地位的自治省,并进一步确立自治省与共和国同等参与联邦决策的地位。虽然就基于民族个性的考虑,这种权力下放似乎有其无奈的因素,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就是将科索沃放置在一个双重权力关系中,一方面作为一个联邦决策的主体拥有否决权,另一方面,又隶属于另一个联邦主体———塞尔维亚。由于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叠加效应,实际上使得以阿族占大多数的科索沃面临着一种被布赞等人所认为的“严酷的威胁”中。目前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但是真正独立之路还很遥远,因为在科索沃的北部塞族聚居区同样存在着这种威胁,因而存在进一步分裂的可能。
再次,民族与国家往往表现得不一致,这一点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普遍的表现。如俄罗斯支持格鲁吉亚的俄罗斯族;甚至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等等都存在这种民族与国家分裂的情况,而科索沃地区阿族分裂势力也是这种典型的案例。究其根源,原因很多,比如前面多次提到的,帝国殖民主义为了满足自己在地缘、经济、战略等方面的需求,采取蛮横的方式将一些不同族群捆绑在一起,或者是将统一族群强行分开,从而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分裂。就科索沃问题而言,由于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一地区一直存在“大塞尔维亚主义”和“大阿尔巴尼亚主义”以及“克罗地亚种族主义”的行动,导致这一地区的民族问题尤为复杂。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阿尔巴尼亚族就一直有要求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诉求,不断挑起分离运动。笔者认为,这样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难以跨越的“安全困境”,彼此都感到受到一种政治威胁,地区化动力愈加强劲,双方在政治谈判中的僵局也因为各自在国家概念的建构方面大相径庭而屡谈屡挫,最终走向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结局。比如,塞尔维亚总理在2007年11月5日由欧美俄组成的就科索沃未来地位问题谈判的三方机制(Troika)上提出“香港模式”,塞尔维亚保留国防、边界以及在国际事务的代表等权力。[8]但是被科索沃拒绝了。
就科索沃最终走向独立的地区化动力问题,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三个相互关联的体系因素以外,还有一个较为深层的动因不可忽视,即前南地区(尤其表现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不强。一些媒体在报道科索沃经济状况时认为塞尔维亚一旦对科索沃实施经济封锁,后者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科索沃的生命线就是与塞尔维亚的贸易。国际危机研究小组的报告指出,认为独立后的科索沃的经济无法持续发展,或者认为科索沃的经济基本依赖于塞尔维亚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科索沃的经济年增长率为3%,比其邻国要少,失业率是35%-40%,但是它的经济预算是平稳且有增长的;其经济出口部门也正在扩张,从2003年的500万欧元,增长到2007年的1亿欧元,预计2008年将达到2.5亿欧元,相当于进口量的20%;尽管,科索沃的经济对国际社会仍然有依赖性,但是这种依赖性正在下降,这种依赖性目前占GDP的10%,而其投资的主要来源还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援助只限于对科索沃的塞族,对于科索沃的总体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科索沃卖到塞尔维亚的商品很少,而塞尔维亚卖到科索沃的食品、建筑材料以及肥料等商品仅仅占科索沃总进口量的15.5%,其中多为在科索沃北部塞族聚居区的非法交易。[9]以上数据显示,实际上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前南地区的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相当于八个市场,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性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民族性,科索沃总的对阿尔巴尼亚的依赖性更强,而科索沃的北部塞族对于塞尔维亚的经济依存度更大。由于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就在深层次上孕育了地区化的动力,综合民族、制度缺陷等因素酝酿了科索沃走向独立内部深层次根源。
三、大国博弈的推手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事件,除了上述分析的内部因素的驱动以外,外部力量的推动显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外部的动力作用于地区内部因素,形成独立事件的催化剂。这种外部的推动力主要是大国之间基于自身利益及战略考量在对外行为中相互博弈而产生的。
上个世纪的90年代,伴随着苏联的顷刻解体、东欧国家的巨变,预示着一个新的国际格局的诞生。这种格局或许正是如老布什所畅想的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但是事态的发展似乎又告诉人们,新的冷战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或隐或现。美俄之间虽然加强了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但是,双方仍然在地缘、战略安排、经济、以及发展模式上进行着较量。正如俄罗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所说的:“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对立时代,这个时代是伴随着两种发展模式而来的,一个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威权资本主义模式,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自由资本主义模式”。[10]俄罗斯普京政府执政八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美国以外的新的模式,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对美国实现在全球推广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及以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的救世主理想的无情威胁和对其帝国霸权的严重挑战。因此,为了捍卫美国的霸权,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小布什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它的安全责任规范界定为:我们历史上形成的关于自由、民主和人类尊严的理念日益成为全世界每个人的价值……我们选择承担领导责任放弃孤立主义,追求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放弃保护主义;我们选择迎接各种挑战,而不是把它留给后人;我们选择和国外的敌人斗争,而不是等着它们侵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寻求塑造世界,更好的影响事件的发生,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塑造和等待它们的恩赐。[11]北约东扩就是其典型表现。而在北约东扩的进程中,前南斯拉夫地区是其扩张的一大障碍。塞尔维亚则是俄罗斯在东南欧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空间。于是分裂塞尔维亚,控制科索沃进而控制巴尔干,向里海和中亚地区扩张,成为美国和北约的新的战略构想。1998年科索沃再起狼烟,尽管在战争后,美欧俄以及联合国围绕科索沃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议,但是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实际上诱导了危机的爆发,比如朗布依埃会谈上,美国坚持要以监督和平条款的实施为名义在科索沃领土上部署北约部队,这对于前南政权而言是断难接受的,从而把战争方式推上了解决地区危机的前台;另外,美国在舆论宣传上诱导出前南政权制造的“人权危机”,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下对前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狂轰滥炸。在世纪之交的第一次巴尔干地区的美俄博弈中,尽管俄罗斯反应强烈,但是由于俄罗斯国内无力支撑以及国际环境的不利局面致使其不得不采取对北约和美国的容忍和妥协。
今年科索沃独立事件,美国不仅公开支持阿尔巴尼亚族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做法,而且给联合国秘书长和欧盟轮值主席国施压。如2008年上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每日新闻》报就援引了其外交部的一份文件披露,美国要求斯洛文尼亚成为首批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12]由此可见,美国显然是科索沃独立背后的一张“大手”。
就欧盟方面而言,由于科索沃独立在国际法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很容易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而在欧盟内部西班牙、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希腊、意大利等国同样面临此类问题,因此,欧盟内部无法就此达成一致。然而,欧盟主要大国对科索沃独立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欧俄在能源问题上的角力。2008年1月25日,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签署一项价值约为22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其中涉及在塞境内建造过境天然气输送管道,塞尔维亚将加入南部天然气管道项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OAO Gazprom)从南部天然气管道中向北分出一条主要支线,穿过塞南部地区,向欧洲供气。这条管道从俄罗斯经黑海下方延伸至保加利亚,原计划分成两条支线,一条北通奥地利,一条南入意大利,年输气约300亿立方米,形成向欧洲腹地供气的管道网络。[13]俄罗斯的这一举措的国际效应是:(一)无疑把塞尔维亚打造成了欧洲南翼的天然气供给的重要枢纽,加强了塞尔维亚的战略地位;(二)使得由欧盟和美国支持的,借道俄罗斯,经过土耳其输送天然气至欧洲的Nabucco天然气管道的作用遭到怀疑。这种结局无疑是欧俄在巴尔干地区博弈的结果。对于欧盟方面来说,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其一直以来的计划,欧盟也一直努力增强从其他产油国输入石油的能力,并计划修建一条连接中东和中亚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而俄塞能源合作协议的签署,无疑加强了塞尔维亚在欧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欧盟方面担心,这势必会加重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和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筹码,同时迫使欧盟在能源供应上进一步依赖俄罗斯。这是欧盟主要大国不愿意看到的。反映到科索沃问题上,一方面,欧盟积极筹划向科索沃派驻特派团,并希望欧盟使团取代联合国特派团,对塞尔维亚施加压力,支持科索沃独立;另一方面,欧盟的政策也不失灵活性,欧盟外长会议于1月28日决定与塞尔维亚签署一项涵盖政治对话、自由贸易、简化签证和教育交流等内容的临时协议,这对于一直期望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来说无疑是一大诱惑。前不久,德国在科索沃宣布独立后即宣布向科索沃增兵,也充分表明了欧盟主要大国对于科索沃独立的明确态度和对其在科索沃战略利益的重视,充分显示了欧俄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
在科索沃问题上,俄罗斯始终是一个主角和利益的攸关方,这不只是因为在宗教信仰、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上,俄罗斯与塞尔维亚同属于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又是昔日的盟友。而且它还关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两个层面:第一,在地缘上,塞尔维亚目前是俄罗斯在东南欧地区唯一的安全战略空间,面对美国在东欧地区的“反导计划”以及北约的双扩战略,塞尔维亚对于俄罗斯的战略地位更显得重要。第二,科索沃独立严重违反国际法体系,其示范效应势必影响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国内仍然处于重大转型期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内外政策上已经与前苏联以及其前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普京在强调恢复俄罗斯大国目标的同时,更关注经济利益的务实主义全方位外交战略”,而俄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既富戏剧性但也不失理智的务实调整期”,俄欧关系也“由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所系”出现新的走势。[14]因此,俄罗斯在面对北约双扩、欧盟东扩、美国“反导计划”以及欧俄美在全球经济、战略等诸多问题的角力上既表现出了俄罗斯的利益关切和应有立场,同时也表现出了克制和灵活。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各种场合发表反对意见,在能源合作上做出调整,以加强塞尔维亚的战略地位甚至以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相要挟,但是,就转型期的俄罗斯和力图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普京而言,当下大国的冲突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因此普京总统始终强调科索沃独立是非法行为,应该在联合国和国际法框架内经过多方协商谈判加以解决,不会因此而大动干戈。
世纪之交的10年里大国在科索沃地区经历了1999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博弈与角力。从中不难 看出大国关系正在悄然发生新的变化。俄罗斯虽然国力不断增强,但是在国际关系的变动中处于一个微妙境地: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发展远远没有达到一个与美国相匹敌的状态,而且在很多方面还需要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力毕竟上升了,对于美国战略的挤压自然要采取反制措施。大国关系的新一轮博弈,必然内化为地区冲突问题的根源。科索沃最终走向独立就是在这样的大国背景中汲取了动力。
四、单边行动的困境
科索沃议会于2008年2月17日通过议案,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事件,再次在巴尔干半岛上掀起了一场政治浪潮。作为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其意义在于这一事件的强大辐射效应,以及在触及到时代潮流时,激起的层层波澜。集中的表现在科索沃的单边独立行动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遭遇的重重困境。笔者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科索沃独立的法理困境。科索沃问题首先是塞尔维亚主权国家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但是,科索沃问题自始至终都打上了西方大国的烙印。西方大国不顾国际法的相关规定,采取直接和间接的办法支持民族分离主义,从而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可以说科索沃问题又是一个地缘政治现象,是基于大国战略利益的一种政治安排,从其非法对一个主权国家的轰炸,到强行通过1244号决议,和对该地区的军事托管的过程来看,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践踏;其次,科索沃问题涉及到民族自决权问题。所谓民族自决权是指:“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出由谁来代表和统治他们”。但是关于民族自决原则应当考虑是否具有自决的资格。1960年联合国通过的《非殖民化宣言》中指出:“深知必须尊重所有民族之权利平等与自决之原则”,“承认所有未独立之民族盼望自由之殷切及此等民族对于达成其独立所发生之决定作用”,但同时又规定:“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不相容”。[15]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曾指出:“如果每个种族、宗教或语言群体都宣布建立国家,那么分裂就会无休止,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福利将更加难以实现。”从历史和现实以及可能发生的负面效应来看,科索沃都不应当具有民族自决的资格。最后,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问题,其最终地位的解决仍然要通过联合国。“民族主义问题并非完全不受国际社会的制约。建立独立的国家,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得不到承认,所谓的‘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明确表示要动用否决权。由此,科索沃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显然缺乏足够的法理支撑。
第二,多边主义的困境。当前的国际大环境是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资本、劳动力、信息等生产力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跨国公司方兴未艾,全球经济正在迎接新一轮发展态势。各国都在加强彼此合作,实现共赢。首先,从区域层面审视当今世界,欧洲一体化作为区域整合模式的成功典型正在成为各地区争相效仿的榜样。其次,从国际层面审视,各国通过从多边合作中不断获得叠加的利益,以及发展过程中全球问题的增多,过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导的丛林法则逐渐为多边主义的磋商机制所取代。那么,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科索沃的单边独立事件似乎是全球化的一种反动。一方面,就科索沃自身而言,经济肌体十分的孱弱,无法抛开全球化的世界大势,而其单边行动的负面效应势必影响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科索沃与塞尔维亚都希望加入欧盟,而欧盟发展的方向将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自由共同市场,这与其独立似存在悖论。
第三,警示效应的困境。科索沃独立是否会成为“科索沃模式”,从而引发民族分离的蝴蝶效应,这是所有国家都十分担心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也明确指出,科索沃独立是个特例,其表态实质是担心会因此在世界上引起民族分离主义的骨牌效应。作为一个民族分离主义的典型案例,科索沃单边独立行动的危机警示作用不容小觑。其一,科索沃的单边独立行动引发欧盟内部的严重分歧。虽然有英法德等大国的支持和承认,但是由于同属欧盟成员的西班牙、罗马尼亚、塞浦路斯等国长期受到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坚持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从而使得欧盟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种警示效应所产生的结果是使得科索沃真正独立的前景变得渺茫,在法理上也丧失了基础,另外其入盟的愿望势必难以实现。其二,科索沃独立的警示效应势必作用于巴尔干地区内部引发进一步的分裂,导致地区性危机。比如,科索沃北部的塞族聚居区可能会受到塞尔维亚的支持继续实行分离运动。其三,科索沃独立在战略上是对俄罗斯的一种遏制并且对俄罗斯车臣问题也产生着极为消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重新激发车臣分离主义,面临这种形势,俄罗斯势必会支持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甚至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俄罗斯族独立。其四,科索沃的独立行动对于中国的台独、藏独和疆独无疑是一种鼓励。台湾当局在科索沃宣布独立伊始就表示“承认”,而最近中国藏独和疆独分子不断的挑衅,不可不说是受到一定的鼓励和刺激。鉴于这种警示,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的中国不可能给予支持,中国外交部也在第一时间对科索沃局势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科索沃独立事件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必然打上大国利益的痕迹,从而在大国的角逐中陷入重重困境。科索沃独立不仅在国际上无法获得大国的一致同意,从而很难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其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交往中都将举步维艰。
(责任编辑 郑 治)
*刘会宝,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版,第68-69页。
[2][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3][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4]《世界地图册》,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第11版,第118页。
[5]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196页。
[6]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0-213页。
[7][南]杜尚·比兰吉奇著、阿丹等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8页。
[8]Kosovo Countdown: A Blueprint for Transition:Europe ReportNo.188-6, December 2007,International Crisis
[9]Group Working To prevent conflict worldwide. Page4, see: http://www.crisisgroup.org /home /index. cfm? id=5201&l=1.
[10]Kosovo Countdown: A Blueprint for Transition:Europe ReportNo.188-6,Ibid.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主席卡拉加诺夫于2007年11月16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也可参见: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国际关系进入新对立时代及俄罗斯的对策”,《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
[11]The Presiden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rch 16,2006, see:
[12]http://www.state.gov/documents/ organiza-tion/63319.pdf.
[13]连国辉、王海昉:“科索沃‘火药桶’”,《环球》,2008年2月16日,第35页。Russia and Serbia sign deal making Serbia major hub for Russia energy supplies, see: http://www.nctimes.com/ articles/2008/01/26/business/news/33_53_181_25_08.txt.
[14]冯绍雷、相兰欣主编:《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5]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文件,参见: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151/70/IMG/NR015170.pdf? OpenElement
[16]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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