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七七宪章”运动是前捷克斯洛伐克一些知识分子在救助被政府审判的音乐人的过程中发起产生的，但它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捷政府的“正常化”政策造成的社会矛盾以及70年代国际环境的影响。从1977年到80年代中期，“七七宪章”运动主要表现为“持不同政见者”活动； 80年代中期以后，其成员发展成为政府的“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成员的“人权”和“地下文化”活动削弱了捷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最终造成捷共政府的垮台并促成了新制度的形成。但在转轨之后，由于其成员对新制度不赞同，因而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衰弱。

　　【关键词】 “七七宪章”；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8) 02-0092-08

　　【作者简介】郭翠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所谓“七七宪章”运动，是指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组织在其存在的十余年间所从事的一系列政府不认可或反政府的活动。对于这一场运动，人们通常都知道它是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剧变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它是怎样和为什么产生的，在十余年间所从事的活动及宗旨是什么，这一切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发展又有什么影响等，国内学术界则少有论及。本文在分析“七七宪章”运动所发布的文件及有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一、“七七宪章”运动的产生及原因

　　1976年9月，一个名为“宇宙塑料人”[1]的摇滚乐队在布拉格受到审判，四名年轻音乐人入狱，罪名是他们演出的音乐是“公开地对社会的漠视”，“对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负面影响”，“破坏安定”[2]。10名在1969年之后被取消资格的前律师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11月6日，他们在一封公开信中说：“审判违背了许多法律规定，如限制公众进入法庭，使用非口头的证据，对无罪推定的违反，对辩护权利的限制等。这是政府用行政手段限制、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新式样，尤其限制和剥夺了艺术创作的自由、科学探索的自由、表达的自由。”[3]以瓦茨拉夫·哈韦尔[4]为首的知识分子也向总统胡萨克及媒体写公开信，反对对音乐人进行判决。这场对音乐人的救助活动把众多对政府不满的人聚到了一起。1976年12月底，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及共产党员聚在一起，草拟了“七七宪章”的成立声明，并征集了众多支持者的签名。1977年1月，他们公布了成立声明，“七七宪章”组织就此产生。“七七宪章”最初只是该组织成立文件的名称，后来则成为这个组织的名称。然而，“七七宪章”组织的出现并不仅仅由于这一偶然事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捷共实行数年的“正常化”[5]政策造成的社会矛盾。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被苏联扼杀后， 1969年4月上台的胡萨克实施了“正常化”政策。1970年1月，捷共中央发动了一场对党员的“普遍审查”运动，目的是清除“右翼分子”。审查运动持续了一年，有82名国民议员被迫辞职， 2·5万地方议员、20%的工会委员会成员以及三分之一的军警官员也受到影响，他们或被降职，或被清除出党。到1970年10月，审查运动已使38·7万人被清洗，占党员总数的22%[6]。到70年代末，受影响的人数据统计已达50多万[7]。在实施清洗的同时，胡萨克还加强了军队和秘密警察机构，对“正常化”的反对者进行控制和镇压，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及普通党员被开除出党，许多人被撤职或被捕入狱。在教育、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大众媒体等各公共生活领域，众多知识分子被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活动，使之感到在“正常化”时期自身的基本权利被侵犯。在长期不能从事专业工作和缺乏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寻找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观点，于是大量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日益成为宪章运动的签名者和支持者。在最初的签名者中，以前积极主张改革的共产党员占到一半。曾有学者称：“‘七七宪章’运动从根本上讲就是由被剥夺权利的知识分子和被清洗的捷共党员发起成立的。”[8]

　　其次， 7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七七宪章”运动的产生也起了推动作用。70年代中期后，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缓和。这一时期，美国总统卡特积极推动人权外交，力图把东欧和苏联的人权问题作为国际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与会国最后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协定》，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签署国之一。《赫尔辛基最后协定》再次重申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声明》中的有关规定，而捷政府早在1968年10月也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字。1976年10月，捷国民大会正式批准了政府签署的上述两个文件，并把它们编入了法典集，使这两个条约具有了国内法的效力。批准的消息在官方报纸上公布后，引起社会的极大轰动。捷知识分子认为，政府在对“宇宙塑料人”审判上的做法，表明了它在人权承诺上的虚伪[9]。另外， 1975和1976年，在苏联和波兰也分别出现了各种“人权”组织。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鼓舞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想改变国内状况的知识分子及各界人士，他们希望在国际、国内环境有利的条件下，开展保护“人权”的活动。

二、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府反对派”

　　对于“七七宪章”运动，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有的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有的称之为“反对派”活动，也有的简单称之为“人权”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一运动呢?从“七七宪章”运动十余年的活动来看，运动初期的活动大多是在“人权”问题上“持不同政见”，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它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批评也多了起来，逐渐成为对抗现体制的潜在“反对派”。80年代末，在国际、国内形势急速变化的情况下，“宪章运动者”[10]最终成了公开的“反对派”。

　　“七七宪章”运动产生之初，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式组织，它没有章程、没有固定成员，只是说明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保障“人权”而努力。后来，它一直在“人权”、“公民权”等问题上批评政府，并希望政府改变做法。在1977年1月的成立文件《七七宪章》中，其发起者列举了捷政府侵犯公民自由表达权、平等受教育权、通信自由权、自由出入国境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等情况，提出“政治及国家的当权者理应首先负有在我国维持公民权利的责任，然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因此每个人也都有责任监督遵守对全体公民和政府均有效的神圣的法律规定”[11]。他们宣称：“正是基于这种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和我们对自愿公民参与之意义的信念，以及将此责任重新有效地表达出来的广泛需要，我们萌发了创立七七宪章的思想。”[12]以后，宪章运动者一直坚持编辑、发表和散布各种有关人权保护的文章，或重申维护人权的立场，或引用案例来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权利状况。

　　宪章运动者还密切注意所有关于公民权的国际会议，如1983年在马德里召开的赫尔辛基后续会议及其“最后文件”[13]，文件中有涉及人权的决定，这激励了宪章运动者。1983年11月，在写给胡萨克总统的一封信中，宪章运动者称：马德里会议文件的条款对于人权来说标志着重要的进步，欢迎在此类问题上召开更多的国际会议。这封信还呼吁捷政府支持国际人权委员会的成立，“保护国内的公民自由运动”，“反对安全机关和其他机构对自由运动的压制”[14]。1985年7月，在《赫尔辛基最后协定》签订10周年的时候，宪章运动者发表文件，重申他们坚持自己的运动，提醒政府“当我们国家签订赫尔辛基最后协定后，执行协定的原则和承担可接受的协定是政府的神圣职责”[15]。基于以上这些活动，也有学者把“七七宪章”运动称为“人权运动”[16]。80年代以后，从“七七宪章”组织发表的文件可以看出，宪章运动者不仅对公民自由权遭侵犯的情况进行通报，而且逐步成为政府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政策的批评者。通过在国内问题上发布声明，向政府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替代政策，“七七宪章”运动逐渐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扮演了非官方发言人的角色。

　　宪章运动者认为，社会应该发展独立于官方的文化空间，在政府控制的文化体制之外创造出有自己结构的“第二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瓦茨拉夫·本达在其《平行政体》一书中建议：“我们能够缓慢地但确定性地创造出平行的结构，至少在有限的程度内能够补充官方结构中缺少的但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功能。”[17]他认为，建立“平行文化”或者“第二文化”，就是建立“平行体制”的起点。通过多年的鼓励、支持和举办地下文化活动，“七七宪章”运动逐渐在捷体制之外形成了“第二文化”圈。这些“第二文化”或“地下文化”活动，包括举办非官方学校、私人音乐会、展览、戏剧表演、出版地下出版物等。非官方的帕托斯卡大学就是宪章运动者发起创办的，它请来讲课的人经常是一些因观点标新立异而被开除或取消专业工作资格者。另外，还有许多人在自己的公寓里进行私人教学，在郊外或乡村举办不受官方审查的戏剧表演和文化展览。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所写的评论、短文则大量发表在地下出版物上，其中一些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后运回国内，在热衷地下文化的文艺爱好者中传阅。1984年10月，“七七宪章”运动最初的签名者之一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宪章运动者认为这代表着非官方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本达指出：“因为道德上的义务而挑战不道德的政治权力或者是想摧毁体制”，都是灾难性的和不现实的，对于公民来说，不如“进行折中和改革来达到部分改善”[18]。对于宪章运动者来说，他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目标并不是要对抗和推翻政府，但在政府控制一切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第二文化”现象已经为部分公民创造出了在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独立于官方的替代选择。再者，宪章运动者还积极联络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和其它国家的反对派组织。从所有这些活动来看，“七七宪章”到80年代中期已经是一个潜在的反对派组织。

　　80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日益缓和。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化”、“民主化”改革。在这种气氛下，捷政府对“七七宪章”成员的镇压比以前明显减少。从1987年开始，宪章运动者开始更多地参与各种社会游行示威活动，公开与政府对抗。1987年3月，“七七宪章”组织的15名骨干成员为纪念组织创始人帕托斯卡，首次公开集会。198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独立70周年纪念日，宪章运动者和社会公众在布拉格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示威集会和抗议活动。

　　进入1989年之后，游行示威运动更加频繁。这年1月，为纪念大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而自焚20周年，布拉格数万人进行了持续一周的公开反对捷共的游行示威。“七七宪章”成员也积极参加，最后哈韦尔等七人被捕并被判刑。5月，各反对派在五一游行时呼喊反对捷共的口号，要求释放哈韦尔。8月21日，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在布拉格和其他大城市爆发。11月17日，大学生为纪念“国际学生日”集会示威游行，受到警察的侵扰，许多人被打伤；次日，独立学生委员会在广场号召大学生于20日进行总罢课，号召工人进行两小时的总罢工。与此同时，各反对派组织在哈韦尔的带领下召开了即席会议，决定把所有反对派集中在名为“公民论坛”的组织之下，“七七宪章”运动成员也融入到了“公民论坛”之中。20日下午，布拉格的温斯拉斯广场聚集了20万人，示威运动扩散到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俄斯特拉发及沃罗摩斯等大城市，共有231万工人参加。“公民论坛”代表示威者向当局提出了政治要求：取消宪法中有关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结束一党执政，实行政治多元化，举行自由选举，实行新闻自由等[19]。12月10日，哈韦尔接替了胡萨克的总统职务，同时成立过渡政府，其中有原政府总理和几个官员，但大多数是反对派知识分子。从这些活动看，宪章运动者最终发展成为对抗现体制的“反对派”。

三、“七七宪章”运动的影响

　　许多人认为，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七七宪章”运动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不大，没有形成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成立之初只有242人签名，到1987年底签名者也不过一千多人，这个数字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例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七七宪章”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在于其签名者人数的多少，因为政府对宪章运动者的逮捕和镇压是公众远离这一运动的主要原因。“七七宪章”运动的号召力，主要体现在公众对保障“人权”的赞同以及对“地下文化”活动的积极参加上。

　　为保障“人权”，“七七宪章”运动不断发布文件，批评现体制下的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政策，这些文件作为地下出版物出版，影响广泛。宪章运动提倡“人权”、“公民自由”等观念，与社会上宗教信仰者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吸引了宗教信仰者群体的支持和积极参加。“七七宪章”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下文化”活动对公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举办“地下大学”开始，“地下文化”活动逐渐扩展到其他方面，如地下出版活动。他们出版的小说、戏剧、诗歌、评论，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宪章运动者还支持年轻人独立的文化生活，如流行音乐，这对年轻一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七宪章”运动的主要成员哈韦尔、詹·帕托斯卡、瓦茨拉夫·本达等，是国内外著名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哈韦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本达的《平行政体》等，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有学者认为，捷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已经在政府所掌控的社会之外形成了一个“第二体制”或者“平行体制”[20]。这种说法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反映了70—8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管辖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潜在的各种群体，他们不赞同官方的价值观，或不参与官方的活动。这些人游离于政府管理之外，用哈韦尔的话说“过自己的生活”[21]。地下出版物、“地下大学”、“地下教堂”等，都表明捷共体制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了威胁。

　　“七七宪章”组织在成立之初，只是要求监督政府遵守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保障公民的“人权”，到80年代上半期为止并没有提出替代捷共体制的政治要求。然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最终使它走到了代表公众与旧体制对峙、谈判的位置上。

　　80年代末的东欧正处多事之秋。1988年底波兰已经在进行新的选举， 1989年8月波兰新政府谴责了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1968年对捷的入侵，也为波兰军队参加入侵行动而道歉。1989年初，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开始和当局进行谈判，到9月，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匈牙利的这个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带来了严重冲击，成千上万的东德避难者从捷涌向匈奥边界， 11月初柏林墙倒坍，东德政府垮台。戈尔巴乔夫则向西方表示，苏联决定不再对它的东欧卫星国进行操控和干涉。在这种形势下，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各团体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学生组织。11月17日，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遭到警察棍棒的袭击，许多人受伤严重。之后的两天，学生号召罢工罢课，人们聚在市中心的广场久久不散，形势的发展使宪章运动者不得不起来行动了。以哈韦尔为首的各反对派召开了即席会议，决定把各反对派组织集中在“公民论坛”之下。至此，“公民论坛”开始代表公众与捷共对话。

　　在多年的持不同政见活动之后，宪章运动者及其他反对派自然成了社会公众的代言人。在大规模无组织的示威连续爆发的情况下，捷共已不能控制局面，“公民论坛”开始向捷共提出政权转换的要求。198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其形势发展之快已经到了使人眼花缭乱的地步，英国历史学家格登·安斯当时曾对哈韦尔说：“变化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是十周，也许在捷克斯洛伐克只需要十天。”[22]12月10日，胡萨克被迫辞职，哈韦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新政府成员大多是原持不同政见者。在几个小时内，宪章运动者伊日·蒂恩斯比尔戏剧般地从锅炉工变成了国家外交部长，宪章运动发言人伊日·卡诺夫斯基直接从监狱走出担任了副总理，还有一些宪章运动者纷纷成为政党政治家，成为新制度的设计者和创建者。

　　“公民论坛”这个由持不同政治观念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松散组织，在与捷共的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捷共政府垮台后，“公民论坛”却因内部分歧走向分裂。1991年2月，“公民论坛”分解为数个政党，其中较大的是“公民运动”和公民民主党。这两个党是新体制确立初期的主要竞争性政党。“七七宪章”运动的主要成员大都加入了“公民运动”，由外交部长伊日·蒂恩斯比尔和总理皮尔·皮萨特领导，支持哈韦尔总统。

　　哈韦尔则坚持“非政治的政治”观点，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在“七七宪章”运动多年的活动中，哈韦尔等人信仰“道德政治”、“非政治的政治”，提倡在民主选举中弱化政党的作用。在新形成的多党议会民主政治中，哈韦尔甚至反对以政党为小集团参与选举。由于对捷共多年的官僚政治感到失望，他担心任何政党都会堕落成官僚的、腐败的、不民主的政治机器。在许多人看来，他的这种观点在现实政党政治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并直接导致了“公民运动”在1992年议会选举中的彻底失败，公民民主党则在此次选举中获得近三分之一的选票[23]。从此，“公民运动”消失了，“公民运动”中的原“七七宪章”运动成员也大多选择了淡出政治。在他们看来，新建立的多党议会政治仍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或者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或者作为记者、教授，都成了新制度的批评者。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哈韦尔任捷克总统。虽然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哈韦尔也不得不在各方面向新制度妥协，包括签署各种他并不赞同的法律。他说：“如果自己再像一个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行事，则可能引起公众不合作的剧烈危机。”[24]针对“七七宪章”运动成员后来政治影响力的下降，有学者尖锐指出：东欧知识分子在经历过反体制和转型期后，“虽然认为他们已经撤出了公共政治生活是不准确的，然而他们确实正面临着新的边缘化”[25]。

　　“七七宪章”运动的产生及活动过程，反映了捷共僵化的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持不同政见者”要求政治变革的探索过程。十余年间，他们不断呼吁“公民权”、“人权”，对众多社会成员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和号召力，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他们找到了政治变革的突破口，以多党议会制替代了捷共一党统治。然而，在模仿西方建立的新的多党议会民主政治中，他们又有着诸多的不适应，其中大多数人又自愿退回到自己原来的职业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初创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缺陷提出了警告，还有的人则在新制度下逐渐改变自身信仰，实用主义地向新制度妥协，如哈韦尔。

　　在东欧多党议会民主制实施十余年后，李维斯曾指出：“这些国家在经过早些年兴致勃勃的选举之后，至少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和平衡的政党竞争制度，而在这种政党制度中，曾受到广泛支持的反共产主义力量和新出现的那些组织，仅仅是松散组合的民主组织而已。”[26]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捷克和斯洛伐克。

　　(责任编辑：蒋锐)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现状研究》(项目编号: 05JJD7100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宇宙塑料人”乐队是60年代末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数百支摇滚乐队中的一支, 1969—1971年活动在布拉格, 1971年被取消“职业资格”,从此转入“地下”,经常在乡村或私人婚礼仪式上演出。

　　[2]H·Gordon Skilling,Charter77andHuman Rights in Czechoslovaki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p11·

　　[3]Ibid, p13·

　　[4]瓦茨拉夫·哈韦尔, 1936年生, 70年代的剧作家,《七七宪章》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1968—1989年期间三次被监禁。1989年剧变前夕,他又成为“公民论坛”的创始人之一,同年12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1993年2月联邦解体后,哈韦尔是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 1998年连任, 2003年2月任期届满。

　　[5]“正常化”一词,最初是苏联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提出的,它要求捷“对右翼分子、反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完全的暴露和镇压,消除右翼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力量对群众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影响,在国家机关、意识形态领域、公共领域以及国家整个生活中决定性地加强党的领导作用”(1968年9月6日苏联《真理报》)。为实现苏联的要求,胡萨克政府从1969到70年代初在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进行了广泛的清洗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消除1968年改革的影响,重新回归苏联模式。后来,“正常化”成为1969年后胡萨克政府所实施的各种政策的代名词。

　　[6][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7]Hans Renner,A History of Czechoslovakia Since1945 , London: Routledge, 1989, p101·

　　[8]Janusz Bugajski:Czechoslovakia——Charter77’s Decade of Dissent,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 1987, p11·

　　[9]H·Gordon Skilling,Charter77andHuman Rights in Czechoslovaki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p14·

　　[10]在许多文献中,西方一些学者约定俗成地把“七七宪章”运动的成员称作“chartists”,本文沿用这一说法,把其成员译作“宪章运动者”。

　　[11]Charter 77-Declaration, 1 Junuary 1977·

　　[12]206Ibid·

　　[13]“最后文件”:欧安会第二次续会1980年11月11日至1983年9月9日在马德里举行,审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执行情况。由于与会代表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代表,在阿富汗及波兰局势问题上立场对立,会议在程序、裁军、人权、扩大信任等问题上争论激烈,最后通过了一项折衷方案,以此作为会议的最后文件。

　　[14]Charter77, Document No·39/83, November 14, 1983·

　　[15]Charter 77, Document No·19/85: Ten Years After Helsinki, 1985·

　　[16]H·Gordon Skilling,Charter77andHuman Rights in Czechoslovaki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p186·

　　[17]Quote from Barbara J·Falk,The Dilemmas ofDissidence in East-Central Europe,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University Press, 2003, p248·

　　[18]Barbara J·Falk,The Dilemmas of Dissidence in East- Central Europe,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Press, 2003, p248·

　　[19]Ibid, p104·

　　[20]Barbara J·Falk,The Dilemmas of Dissidence in East- Central Europe,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Press, 2003, p250·

　　[21]Ibid, p220·

　　[22]Quote from Barbara J·Falk,The Dilemmas ofDissidence in East-Central Europe,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6·

　　[23]Paul G·Lewis ed·Party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Great Britain: FrankCass Publisher, 2001·p3·

　　[24]Aviezer Tucker,“The Politics ofConviction:The Rise and Fall ofCzech Intellectual-Politicians”, in AndrasBozoki ed·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p196·

　　[25]Barbara J·Falk,The Dilemmas of Dissidence in East- Central Europe,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Press, 2003, p357·

　　[26]Paul G·Lewis ed·Party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Great Britain: FrankCass Publisher, 2001·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