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陷入结构性、持续性低迷。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西方国家一反常态，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国如何破解“逆全球化”，将“一带一路”进行到底？西方国家又为何逆水行舟？回答好这些问题，对正确领悟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时代性、创造性和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逆全球化”非反全球化本身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两大问题，即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和全球化领域的脱实就虚。

　　早期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单赢”特征，是发达国家“剪”了发展中国家的“羊毛”。伴随着生产跨越国界、国际分工深化和产业链延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实现了分工与协作，并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技术扩散，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利益均沾和多赢的特性。多赢是全球化的正外部性。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现象。一边是全球化让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一边是中下阶层民众利益受损。政府没有发挥好利益调节的作用，民众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的“蛋糕”。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利益分配的极差扩大、冲突加剧，是西方社会中民意反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其合作重心开始变化。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金融化过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等诸多问题，增加了经济系统的风险，引发了金融危机。为了应对重心偏离，西方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期望解决失业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但“再工业化”抑或是贸易保护主义，都无法抗拒技术进步规律。拿“再工业化”来说，其主要以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为核心，产业门类归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不能增加劳动者就业。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有计划的投资和开发，缺乏有效的金融监控，使得全球化形成的资本积累没有很好地转变为经济动能。资本要么从实体经济抽离，要么从“服务实体经济”角色转向“主导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引发金融危机，中产阶级受到严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应该说，“逆全球化”思潮是对当下全球化进程中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全球化重心偏离问题的反馈。西方国家将国内危机归因在经济全球化这个点上，是转移民众视线和矛盾外化的需要。但此种一叶障目、饮鸩止渴的做法，既无益于解决问题，又是反经济规律的。换一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身没有问题，而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问题。“逆全球化”是反当前以西方为主导的，不重视利益分享、不关注民生民利、不倡导共生共赢的全球化，也是对新型全球化的期待。

　　“一带一路”热启全球经济系统

　　“一带一路”倡议突破逆全球化困境，开启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首先要解决好利益分配和发展重心的问题。

　　在利益分配这个问题上，中国采用了三维解析。其不仅强调利益，还强调责任和命运。“一带一路”以“三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把解决问题的视角从经济领域拓展到了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强调相互尊重、相互认同才能造就深层次意义上的公平，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权责相当、命运相共的合作关系，实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

　　在发展重心这个问题上，“一带一路”务实为先。首先，把落脚点定位在“互联互通”上，通过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建设，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其次，把合作领域从经济拓展到人文，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和金融、生态环保，以及教育、科技、旅游、卫生、救灾、救援和减贫等，不仅有“官合”更有“民合”。“务实”力求改善沿线国家的发展硬件，“务虚”则以平等互助的经贸规则构建，在尊重各国经济主权和发展诉求基础上，改善经济发展的“软件”。软硬两手抓，让“一带一路”有了释能的环境和操作的空间。

　　作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将形成包括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连接东亚、中亚、中东、非洲和欧洲，地域跨度最大，人口覆盖最广的经济带。“一带一路”巨大的体量及其超越区域经济贸易和区域集团化范畴的合作理念，会激发出强大的生产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第二，“一带一路”意在做大全球经济“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国家。“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和贫富，平等相待，共同参与，有助于改善贫富分化。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以亚洲为中心，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再平衡，也有利于亚洲财富再分配。

　　第三，“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格局相统一的需要。此前的经济全球化，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随着“西方的衰退”与“东方的兴起”，西方国家无力也不愿承担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责任。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第四，“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平台。一方面，“一带一路”抓住开放型经济带来的机遇，建设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机制，实现地缘经济繁荣和地缘政治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均衡稳定发展。其服务于世界经济发展，是地道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还会产生对世界经济发展有价值的公共产品，其又是一个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平台。如“一带一路”发起成立的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世界提供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资金空缺的制度样本。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