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理念,是一个开放式的倡议,将逐步跨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平台、大战略,由此在推进新的经济全球化中承担主要角色。
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十字路口,“一带一路”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经济全球化新主角,承载着以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新使命。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加快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平台、大通道、大布局,赢得国内经济转型和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
“一带一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使命
总的判断是,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从外部环境看,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倾向加剧,使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上升;从内部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基本形成,经济转型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转型的双向影响明显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需要客观把握“一带一路”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内涵外延、角色定位、目标任务等。
1.“一带一路”外延的扩大。“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理念,是一个开放式的倡议,将逐步跨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平台、大战略,由此在推进新的经济全球化中承担主要角色。例如,美国并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进,估计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将加入到“一带一路”朋友圈中。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下,“一带一路”是以65个国家为主体、以亚欧合作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全球的“65+”。
2.“一带一路”内涵的升级。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能赢得广泛的国际共识?重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承载着推进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使命。
以基础设施为依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五通”的关节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有研究表明,2016年至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增加当地的就业与收入,而且对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对接具有关键性作用。
以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为重点。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合作已经展开。总的来看,服务贸易远滞后于货物贸易及企业“走出去”进程,滞后于产能合作的实际需求。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额仅占贸易总额的10%,低于我国服务贸易占比18%的平均水平。重货物贸易而轻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比较低,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成本居高不下。未来,在深化产能合作的同时,拓展服务业领域的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
以构建多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加快建立跨国、跨区域自由贸易区网络,探索对外开放新的路径和模式,有利于拓展经济转型空间;有利于我国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赢得主动,创造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有利于在新一轮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实施制度化、便利化的安排。无论是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还是构建多边自由贸易区,或是开展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都需要尽快形成制度安排,在投资贸易便利化上实现重要突破。
——实现双方、多方的优势互补。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需要立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国情,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推进“一带一路”的可持续进程,增强各方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特定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对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有重要影响。同时,有利于增强各方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3.“一带一路”战略地位的提升。“一带一路”既包括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而且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区域开放开发直接融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国家区域性战略,更是一个引领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经济全球化大战略,有助于构建内外互动、相互融合的新发展大格局。
“一带一路”: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战略重点
总的判断是,按照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新经济全球化观,采取灵活多样的多边、双边合作形式,加快构建多种形式的自贸区网络,以“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制度安排为重点,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
1.务实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融合。以点连线、以线带面、重点突破,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对条件成熟的国家,采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比如,加快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条件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中的多边自由贸易区;打造“10+1自贸区升级版”,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进程。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争取实行基础设施项下、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安排,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贸易的突破。比如,在旅游、医疗健康、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参与的经济合作圈,在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
2.推进以中欧自贸区为重点的双边自贸区建设。随着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中欧间贸易互补性将明显增强,中欧服务贸易潜力巨大。根据中改院测算,如果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达到1.2万亿美元,中欧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到20%,中欧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2000亿~2200亿欧元的规模,而2015年中欧服务贸易总额仅为616.94亿欧元。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通过模拟测算,在适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下,到2030年,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将有79.2%的强劲增长;而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110.6%。因此,建立中欧自贸区,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欧洲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对维护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及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
3.建立多种形式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圈。“一带一路”倡议重在推动沿线各国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为提振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为此,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圈,实施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先行先试,打造区域贸易中心。例如,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旅游合作圈”,全面实施旅游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加强海南与相关岛屿经济体在旅游、健康、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对破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4.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36个国家建成77个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56个分布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之一,需要加快积极推进。比如,在主要港口和口岸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沿“六大经济走廊”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主要节点建立一批跨境经济合作区;争取将基本具备条件的跨境经济合作区提升为双边自由贸易区。由此,形成“一带一路”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圈,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
“一带一路”:推进国内开放转型的重要动力
总的判断是,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进程,将形成国内开放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变局,我国需要主动推进以“一带一路”为主要载体、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
1.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融合。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我国实行自由贸易战略,重点在服务贸易,难点在国内;国内的难点在服务业市场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难点在理念,在政策体制。当前,我国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的特点仍然比较突出,社会资本进入面临诸多政策体制障碍。下一步,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破除垄断,拓宽社会资本投资空间,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服务型消费的有效供给,做大做强服务业这个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转型。这几年,国内自贸区以负面清单为重点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问题在于,目前,国内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仍有122项,其中80余项针对服务贸易。当前,关键不在于再多建几个自贸区,而是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家鼓励支持现有的11个自贸区在服务贸易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上先行先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大幅缩减负面清单,争取到2020年把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压缩到40项以内。
3.积极开展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特定优势出发,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职业教育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比如,海南可以探索健康、旅游业项下的自由贸易。如果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能尽快在一些地区落地,其影响和带动效应是相当可观的,可能比多建立几个自贸区更务实、效果更好。
4.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澳门回归18周年。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不仅有利于促进港澳发展,加快广东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充分发挥三地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而且对促进和服务于“一国两制”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前,重要的是在管住货物贸易的同时全面放开人文交流,尤其是鼓励并支持粤港澳三地青年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交流。
从经济全球化新背景及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历史“窗口期”这一现实条件出发,需要加快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使2020年服务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达到10%以上;需要加快从以工业为主的市场开放转向以服务业市场为主的双向市场开放,在开放转型中释放大国服务贸易的巨大潜力,厚植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性改革的新动力。也就是说,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不仅将为我国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带来强大动力,而且将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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