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与俄罗斯形成了三种迥然不同的安全关系：敌对关系、盟友关系和平衡关系。这三个国家同处外高加索这一狭窄区域，又都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却与俄罗斯发展出如此不同的关系，原因众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与地区结构这一双重结构的矛盾互动。美国掌控的国际体系与俄罗斯掌控的独联体地区体系之间矛盾重重，两个体系对身处其中的国家行为体施加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矛盾的，加之两者力量强度的相对平衡，从而客观上相互抵消。这就令作为小国的外高加索三国免于完全单独受制于国际结构或地区结构，在对外政策选择上具备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能够选择不同的对俄安全关系。

　　【关键词】外高加索国家;俄罗斯;美国;国际结构;安全关系

　　【作者简介】姜磊，1980年生，武警指挥学院国家安全战略教研室讲师。（天津300250）

　　 

　　外高加索国家是指苏联解体后新出现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独立的主权共和国。独立以后这些国家与俄罗斯形成了三组迥然不同的关系: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间的敌对关系、俄罗斯与阿塞拜疆间的平衡关系和俄罗斯与亚美尼亚间的同盟关系。三组关系正好处于三个截然不同方向上,俄格关系和俄亚关系属于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两个极端，一方强烈敌对甚至爆发过战争，另一方则处于同盟状态，而俄阿关系则大致居于这两种关系之间的位置。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同处外高加索这一狭窄的区域内，又都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却在独立后的短短20多年中与俄罗斯建立起如此迥异的关系，其中的缘由值得思考与探究。

　　能够对国家间关系造成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样的，诸如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结构等国家行为体的内部因素和国际格局、领土争端等国际因素都能够对安全关系的演变产生作用。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令三组国家间形成状态迥异的安全关系的因素十分多样，诸如外部威胁、民族矛盾、利益集团、政治结构、领导人特点等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内，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存在着差异，总是一些因素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因素的作用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基本可以忽略。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浓重的现实主义印迹，彼此的交往和互动主要为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所强调的诸多因素所驱动。综合考察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关系的建立与演变过程后, 本文选取对于这三组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的双重结构即国际体系结构与地区体系结构作为分析的对象，以期从结构层面解释为何处于相同地理空间与共同历史环境中的外高国家与俄罗斯发展为截然不同的国家间关系。

一 双重结构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问世创立了国际体系结构学说以来，国际层次的系统结构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国家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当然，华尔兹并非是第一位对国际政治进行结构功能研究的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欧洲学者戴维·米特兰尼就提出了著名的多元功能主义理论，强调超越单个国家行为体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安排，其后的厄恩斯特·哈斯等人相继对于体系结构的作用给予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是，真正把体系结构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因素中提炼和简化出来使国际政治研究从单元层次分析进入体系层次分析的却是华尔兹。华尔兹对于国际政治的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体系理论的作用以及结构模式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力[1]。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体系结构内含三个组成要素：（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而非等级的；（2）国际体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国家行为体互动构成的；（3）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体系内力量分布不同引起的[2]。由于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行为体的功能在华尔兹的假定中都是不变的，于是国际结构就成为了“国家之间实力的分配”，主要是大国之间实力的分布，这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自变量，而国家行为则被设定为国际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因变量：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3]。华尔兹的这种结构理论突出了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体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为分析国家行为打开了新的途径。

　　本文所要探讨的结构与华尔兹所强调的国际体系结构存在一定不同。华尔兹探讨的主要是全球层面的整体国际体系结构以及主要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而本文将要探讨的结构不仅是全球层面的国际体系结构，还包括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三国所处的地区体系结构——独联体地区结构。单纯的国际体系结构层面对于本文所要研究的俄与外高三国的安全关系的解释力是不足的，这是因为华尔兹国际体系结构本质所强调的是大国力量的分布，小国是处于被忽略状态，正因为这个原因，只从国际体系结构层面分析这种大国和小国关系的案例是有先天缺陷的，需要加入地区体系结构的考察。如果说国际系统结构体现的是全球范围内主要力量的分配与对比，那么地区体系结构体现的则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主要力量的分配与对比。

　　1.国际体系结构

　　在谈国际结构时需要涉及国际格局这一概念。实际上国际格局是中国国关学界比较偏爱并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概念，而从本质上而言国际格局与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基本一致。例如北京大学李义虎教授就认为，尽管国际格局与现实主义所谈的“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是同一件事，但以词汇学的角度而言，国际格局是中国式的、受到中国学者偏爱的概念[4]。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国际格局”概念基本上就是华尔兹等国际上使用的“国际结构”概念，也即是国际上的力量分布[5]。虽然国际结构的内涵要远比国际格局的概念要更加的丰富和复杂，但是新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在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由于本文所探讨的国际结构主要是在新现实主义的范畴内进行的，因此这两个概念在本文内所指的内容是一致的。

　　苏联解体标志着国际结构的重大变化，二战后持续数十年的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彻底崩塌，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虽然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一超多强”的格局只是未来新的世界格局形成期的暂时态势，但从冷战结束至今这种态势并没有根本变化。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未来多强的态势会有所变化，但“一超”领先的局面还是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一超多强”格局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美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相比拥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成为了实际的霸主。而这种体系内主要国家行为体的实力分布态势也就构成了目前的国际结构, 即美国独自处于国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对其他强国的全面而巨大的优势。

　　2.地区体系结构

　　在地区层面上，外高加索三国与俄罗斯同处独联体地区体系中。本文所指的独联体地区是指苏联解体后由原加盟共和国形成的地区，其成员包括现在的独联体成员和曾经加入独联体的国家。而之所以将外高加索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放入独联体的地区框架内进行研究，是因为包括外高三国与俄在内的独联体成员国在历史上长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各个方面的紧密联系和交融，特别是在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长期处于一个国家内的历史经历，造就了各国间远超普通邻国间的联系与纠葛。独联体内的国家关系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地区体与外部区域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俄罗斯和地区内其他成员都没有完全摆脱以往历史的影响，双边关系的处理方式经常会出现与普通国家间交往方式的明显差异。特别是俄罗斯仍将独联体地区看做自身特殊的利益空间，视自己为该地区的天然领导者，这对整个独联体地区国家关系的特殊性具有相当强的塑造作用。而包括外高三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无论是想依靠俄罗斯还是想脱离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中都始终将处理与俄关系作为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这种内在的特殊联系性使得独联体地区成为对研究俄罗斯与外高关系最为合适的地区空间。

　　独联体地区内是俄罗斯一国独大的结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的遗产，这其中还包括苏联在国际组织里的原有地位，因此俄被视为苏联主体的继承人，具有世界大国的实力和地位，而其他独联体国家与俄相差悬殊。俄罗斯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相比实力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领土面积而言，俄罗斯约占独联体整体面积约77%，而其他十几个国家只占约23%；其次，从经济实力而言，俄罗斯GDP占独联体总额的75%；从军费开支来看，俄的军费支出一直超过其他各国总和；从国际地位而言，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公认的大国，国际影响力远超其他独联体国家[6]。因此独联体地区形成了俄罗斯一强主导的地区结构，俄罗斯对于独联体地区事务具有极为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二 国际体系结构对外高加索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影响

　　这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外高加索国家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对外高地区的政策，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结构的主导者和核心主体。而这些政策制定的依据则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对于外高加索的定位与考量，正是基于自身全球战略的变化，美国不断调整对包括外高加索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的战略价值的评估，修正其对外政策。因此，考察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外高加索国家产生出何种影响可以通过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美国外高加索政策变化的关联来进行。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以遏制和对抗苏联为核心内容，苏联解体后国际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原有的战略失去存在的基础。纵观冷战后20多年以来的历史，美国全球战略一直处在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克林顿时期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小布什时期的以反恐为主导的全球战略和奥巴马的国家振兴与全球领导战略。然而不论如何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美国冷战后获得的“一超”独霸的世界领导地位，建立美国领导下的符合其理想、价值观的新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都包含安全、经济、政治三大领域，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彼此的排序和侧重有所不同。克林顿的参与扩展战略的三大支柱为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扩大民主，这一战略突出了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小布什上台后曾短暂地回归到传统安全战略，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其将反恐这一非传统安全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奥巴马上台后逐步进行战略收缩，兼顾政经，力图使美国从反恐困局中脱身，重新回归对于传统安全的关注，塑造更具可持续性的全球霸权战略。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俄罗斯和独联体地区一直是美国关心的重点，这和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一直以苏联为终极对手密切相关。两极格局的突然崩塌令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措手不及，虽然美国冷战时期一直以拖垮苏联为战略目标，但当唯一匹敌的对手真正消失时美国却有些无所适从。冷战结束的头几年美国的全球战略处于模糊的状态，缺乏明晰的战略对手，对于自身的战略目标也并不明确，但对俄罗斯却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冷战时的重视态度，在独联体地区奉行“俄罗斯第一”的政策，帮助推进俄罗斯的转型，力图按照自身的意愿建立一个与西方为友的新俄罗斯。在这段战略模糊期，美国对于独联体的内部事务缺乏插手的主动意愿，而是重视俄罗斯的态度，将独联体视为由俄罗斯承担领导责任的区域。因此在1994年之前，美国对于包括外高加索地区缺乏兴趣，也未曾插手该地区的内部事务。

　　1994年，克林顿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该战略与冷战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去除了明确的战略对象国，即不再明确美国的直接战略对手。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扩大民主这三大战略目标均是面向全球的，而非针对某一个集团或国家。这显示出美国开始适应自身“一超”独霸的全球地位，以全球领导者的身份重新确定自身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对于俄罗斯，美国的政策也开始转变。美国不再将俄作为冷战时的平等对手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美国领导体系下的普通强国。同时，对于俄罗斯转型进程可能的反复以及对俄重新复兴为超级强国的担心令美国对俄多方进行限制。美国一方面推动北约东扩，一方面放弃“俄罗斯第一”的政策，不再将俄罗斯视为独联体国家的代表，而是谋求自身力量直接进入独联体地区，与独联体国家建立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独联体地区的新态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阻止俄罗斯的“帝国化”，防止其可能对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挑战。独联体国家对于俄罗斯重新崛起为超级大国至关重要，离开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俄罗斯就丧失了极为关键的地缘战略依托。因此，美国积极限制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的行动，给予独联体国家以支援，帮助这些国家巩固自身独立和主权，以确保俄罗斯无法单独控制这一重要地缘政治空间，保证美国能任意地在财政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防止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由此，美国开始关注外高加索地区国家，加大了对格鲁吉亚等国的经济援助，这为作为小国的外高加索三国提供了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而随着里海油气开发前景的进一步明确和对储量的乐观估计，外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美国进一步提升了该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199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了全美第一个中亚研究所，该所的研究范围涵盖外高加索地区。1997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在官方讲话时将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列为美国特别关注的地区[7]。同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里海地区能源发展报告》，表现出对于里海能源开发的强烈兴趣。为控制里海的能源，美国加大了对外高加索地区的介入力度，积极发展与外高国家的关系，力图减弱俄罗斯对外高国家的影响力，将该地区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最能体现美国强化对外高介入的行为是美国对拥有大量里海油气资源的阿塞拜疆的拉拢。1997年美国与阿塞拜疆结成了“战略和军事伙伴关系”，而在此前美国更为同情和支持阿塞拜疆的对手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是有所压制的，禁止对阿进行援助的“907条款”的存在就是证明。而在里海油气广阔的开发前景下，美国迅速转变态度，将对阿塞拜疆的压制变成支持。虽然碍于国内政治力量的反对美国未能撤销“907条款”，但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增加了对阿援助，令该条款基本形同虚设。不过美国也没有放弃对外高加索其他国家的争取与影响。在改善同阿塞拜疆关系的同时，美国也在进一步深化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关系。美国对于外高加索这一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力在持续增长。

　　小布什上台之后对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小布什改变了克林顿“参与和扩展”战略的三大支柱的顺序，突出安全特别是传统安全，改变了克林顿时期对于经济的强调。但是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扭转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方向，以反恐为中心的国土安全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不过，虽然首要任务有所改变，但美国并没有放弃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美国将反恐与维护和扩展霸权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小布什的安全理论，美国需要绝对的安全，而绝对的安全依靠的则是绝对的实力和霸权。维护霸权成为反恐成功的条件，而反恐也是为打击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两者相辅相成。由于反恐战争的主战场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与之在地理上十分接近的外高加索地区对于美国保障军事物资的运输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美国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获得了若干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双方军事联系加强。例如2001年美国同格鲁吉亚签订无偿向格空军转让10架“伊洛克斯”军用直升机的合同、2002年美国军事顾问进入格鲁吉亚、帮助阿塞拜疆按照北约标准改造空军基地等等。虽然亚美尼亚未曾给予美国军事基地使用权，但亚美尼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开放领空，提供空中加油等支援。亚美尼亚继续接受美国的大量援助，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持续深化。并且，由于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的持续恶化，外高加索就成为了唯一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里海油气输出路径。外高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又获得了新的提升。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再次强调美国在外高加索—中亚—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明确表示将会坚决维护这些重要利益。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阿富汗反恐战争后美国在中亚和外高加索的战略目标又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以反恐为旗号，保持美军在中亚的长期存在，实现美军在外高加索零的突破，配合北约在东欧地区的部署，对俄罗斯形成从巴伦支海、黑海到里海的弧形包围之势，与此同时，加强对伊朗和中国的军事威慑；加速对本地区条件成熟的国家进行的‘民主化改造’，并通过这种方式将更多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彻底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从而扩大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利益。”[8]

　　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伊拉克、阿富汗局势的持续不稳，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全球战略迟迟未能成型。直到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才将其全球战略定义为“国家振兴与全球领导”。在奥巴马的全球战略中，俄罗斯和独联体地区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东亚的重要性获得突出强调。美国改变了小布什时期对俄罗斯过于紧逼的态势，与俄就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和核武器谈判问题达成新的妥协，美俄关系获得“重启”。对于外高加索地区，美国虽然基本保持了战略上的关注，并继续发展、深化同阿塞拜疆等国的双边关系，但是由于整体战略关注点转向亚太地区，因此明显降低了与俄罗斯在该地区争夺的调门，立足于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与俄进行长期的争夺，展示出不愿过分在该地区刺激俄罗斯的立场。美国战略的调整对于外高三国特别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美国是这两个国家拒绝俄罗斯整合的最为重要的外部依靠力量，随着美国在该地区求稳需要的上升，两国尤其是格鲁吉亚很难再维持之前对俄罗斯的强硬甚至是挑衅的政策，与俄关系也面临着调整的压力。

三 地区体系结构对外高加索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而言，独联体地区有着极为特殊和重要的意义。该地区是俄罗斯传统影响力和国家利益密集的区域，同时又是俄地缘政治上的缓冲区和战略纵深空间。不过，作为俄对外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独联体政策在这20多年中也随着俄整体对外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变化。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独立至1993年，俄对于独联体缺乏重视，将独联体其他成员视为包袱和负担，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甩包袱”阶段；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2000年普京担任总统，这一阶段俄逐步确立了对独联体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构想；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今，普京担任总统后俄罗斯对于独联体的整体一体化进程越来越感到失望，转而强化与亲俄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孤立和惩罚不合作国家，在独联体内建立以俄为核心的更为紧密的内部集团。

　　俄罗斯等国建立独联体是为了架空当时存在的苏联中央，谋求肢解苏联以实现各自的独立。因此，独联体最初是以俄为首的意图独立建国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联盟，只是在苏联解体后，为了保持地区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解决联盟解体中存在的遗留问题，这一松散的维系各前加盟共和国关系的组织得以延续下来。但是俄罗斯在独立之初对于独联体地区相当漠视，没有强化这一地区组织的明确计划和政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俄罗斯独立初期对外政策全面“西化”，将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均视为累赘和负担。在当时的俄罗斯领导者看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对于俄罗斯而言不仅是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也是文化、精神和政治上的异类疆域[9]。俄认为苏联时期，俄罗斯就为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俄不应再承担这种责任，摆脱这些国家俄罗斯将会迎来迅速的发展。俄罗斯停止了计划经济时期对原苏加盟共和国的援助和经济优惠，自行放开市场价格彻底打乱苏联时期的统一经济空间，并且废除卢布区彻底中断与原苏联加盟国的金融联系，俄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处于极低的水平。俄罗斯不愿陷入苏联解体后的地区冲突和矛盾之中，拒绝承担领导独联体、维护地区稳定的责任。在这种政策下，当时的独联体基本处于空转之中，近乎成为各国发表空洞言论的地区论坛。而对于外高地区，俄罗斯缺乏介入的兴趣，没有将之与俄罗斯利益联系在一起进行战略谋划，坐任外高国家自行处理彼此问题，有限的一些行动也只是被动的反应，在国家整体战略层面对外高是忽视的。

　　1993年4月30日，叶利钦批准了由俄罗斯外交部主持拟定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该文件将关于独联体问题的阐述放在其内容的首要位置，是第一篇完整阐述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官方文件，阐述了当时独联体的基本态势、独联体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基本政策目标和若干具体问题范畴中的政策[10]。这意味着俄罗斯开始修正前一阶段对独联体“甩包袱”的政策。1995年俄罗斯颁布《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宣布对独联体政策主要目标是建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合体，该联合体应能够促进独立体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应有地位，这表明俄不再将独联体看作自己的“包袱”，而将其视为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标志着俄对独联体政策的形成[11]。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变化主要源于其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一方面西方并没有如俄罗斯所愿接纳其为平等一员，反而对其严加防范，通过北约东扩不断紧逼；另一方面独联体内部冲突不断，动荡的局势也对俄国内稳定产生严重威胁。俄罗斯不得不面对现实，从幻想中走出，重新回到其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轨道上，力图恢复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而独联体作为俄最为根本的战略依托自然是其必须重视和大力经营的区域。叶利钦试图将独联体打造成以俄罗斯为首的军事政治联盟，以抗衡北约和西方的影响力、维护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和大国地位。为此俄罗斯积极插手地区内事务，防范地区成员国参加针对俄罗斯的联盟和集团，阻止西方力量在独联体内的渗透。对于外高加索，俄罗斯也一改前一阶段置身事外的立场，加强对亲俄的亚美尼亚的支持，而对于疏离俄罗斯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则借助地区冲突进行敲打，全面介入外高地区事务。这一时期由于俄罗斯本身实力与政治目标间的落差以及独联体内乌克兰等国脱俄的政策，令叶利钦时期整合独联体的目标大部分没有实现，独联体依然是一个缺乏效率和有效机制的地区组织。但是，作为地区核心和霸主，俄罗斯对于独联体的重视和积极的插手干预使得俄对地区内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增强，地区内的重大事务无法绕开俄罗斯而进行。

　　1999年以后独联体国家中出现了明显的疏离甚至是反俄的倾向，例如乌克兰等国在西方的支持下建立了以制衡俄罗斯为目的的古阿姆集团，这些国家在独联体内部对俄的倡议不予配合，使得独联体在一体化方面始终难以取得进展。普京总统认识到在这些疏俄、反俄成员存在的情况下全面同步整合独联体难以实现，单方面的优惠条件也并不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态度，因此决意对独联体国家区别对待，加强与亲俄国家的双边合作，通过建立独联体内的核心集团带动整个组织的发展。此后，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调整为：区别对待独联体国家，同时在市场经济与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重建和发展双边关系；在次地区层面，重点经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同时继续发展俄白联盟国家和统一经济空间，抑制和打击“古阿姆”集团；在独联体框架下，发掘独联体在人文和抵御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的合作潜力，发展在其他领域的多边合作[12]。普京更为注重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于独联体内不合作的成员强硬动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予以敲打，而对于亲俄的成员则加强资源的供给，不再如叶利钦时代为了将独联体打造成大而统一的组织对其中的反俄成员过于迁就。并且，由于俄罗斯国力的迅速提升，俄在独联体地区内的实力优势更为明显，其可以使用的手段也更为多样，对西方的态度更趋强硬。可以说从普京上台执政至今，整个独联体力量变化的趋势是俄罗斯的核心地位的加强，其他国家愈加难以与俄罗斯抗衡。而对于外高地区而言，俄罗斯已经取得了对地区局势的控制权，无论是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争端，还是格鲁吉亚内部分离地区的解决，俄罗斯都掌握着关键的决定权。在独联体的力量结构下，外高三国的安全问题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这是地区结构的必然结果，任何意图忽略俄罗斯而单独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做法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这也被2008年的俄格战争所证实。

四 双重结构间力量的矛盾与牵制

　　如以上所分析，外高地区处于两种结构迥然不同的体系中。就大的国际体系而言，呈现出美国“一超”独霸的结构特点，其他国家均无力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为了维系领导地位美国制定和执行着一整套全球战略，俄罗斯和外高地区正处于美国独联体战略区域的重要位置之上，因而美国的政策立场和战略行动必然会对这些国家特别是作为小国的格鲁吉亚等外高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正是国际体系结构作用的必然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外高三国在建国后都对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有着强烈的向往，意识到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对于帮助自身巩固国家独立和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寻求与美国发展经济和军事关系，争取美国的支持与援助。美国由此对于外高加索三国特别是格鲁吉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三国对美国的现实需要令其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必须要考略到美国的态度与利益，受限于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结构。

　　而在地区层次上，俄罗斯和外高三国处于以俄罗斯为核心和领导者的独联体地区体系中。俄罗斯在体系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得整个独联体地区体系呈现出以俄为中心的伞形结构，其他成员国根本不具备挑战俄地区领导地位的实力。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安全、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核心和优势地位，这既是由于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和国家实力造成的，也是由于苏联时代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布局所造成。苏联时代的经济等层面的密切联系使得其他独联体成员国在不同程度上对俄具有相当强的依赖性，令俄罗斯对地区成员拥有非常特殊的影响力和干预手段。俄罗斯经过初期的混乱时期后再次回到其大国传统之上。独联体是其维持大国战略地位和保证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的战略依托和缓冲地带，俄对独联体的重视程度自然日益增强，将之视为天然的利益地带，是特殊的“近邻”关系，强烈排斥其他强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外高地区处于俄罗斯三大传统利益带的南翼地带，是俄罗斯南下中东的桥头堡，也是其维护腹部安全的战略防御空间，是俄整个独联体战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俄对于独联体战略的日益明晰和重视，俄罗斯在外高地区的介入也在逐步增强，对外高三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施加更为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地区结构之下，外高三国无论对俄持何种态度，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选择上都必须面对俄罗斯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结构，并受制于这种结构。

　　然而，以上提到的国际体系结构和独联体地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为作为这两个体系主导国的美国与俄罗斯在战略利益上具有强烈的竞争性，特别是在独联体地区，两国的关系更为接近于对手，这就造成了两者分别主导下的结构间的碰撞。

　　冷战时代，美苏是全球主要的博弈者，两者主要的博弈地点是在欧亚大陆。苏联解体后，美国仍未能完全摆脱冷战思维，在近20年中一直将俄罗斯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严加防范和限制，而美国的态度又激起了俄罗斯的反弹，谋求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俄罗斯与巩固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在战略诉求上矛盾重重，双方在欧亚大陆展开新的博弈。“如果说在冷战时期苏美争夺的焦点主要是欧亚大陆的周边地带，那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的重心逐渐转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及其‘柔软的下腹部’——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地带。该地带包括东中欧，高加索地区，独联体南部，中亚（包括阿富汗）以及中东。”[13]“美俄两强在这里既有表面上的宗教、文明的碰撞，更有国家安全利益的矛盾，势力范围、战略利益的冲突，还有实际经济利益（如油气）的争夺。”[14]

　　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在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中有集中的体现。布热津斯基将欧亚大陆称为“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认为欧亚大陆对于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防止欧亚大陆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面和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15]。按照其设想，美国应加强和保持欧亚大陆地缘上的多元化，防范产生对美国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逐步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更为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并最终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简而言之，美国的欧亚战略就是要维持自身领导地位，保持欧亚国家的力量均衡，防范其他强国的崛起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

　　美国执行的欧亚战略基本与布热津斯基书中的思想相一致，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实行西进(北约东扩) 、东插(打击塔利班) 、北挤(俄罗斯) 、南突(伊拉克) 的政策，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 面(东南欧、中亚、中东) 结合，网状棋布，软硬兼施，文武相济[16]。这一战略实际上主要都是指向俄罗斯，是对俄罗斯的挤压与防范。而作为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最为密集的独联体地区则是美国欧亚战略的重点关注区域。美国竭力削弱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联系，防止这些国家再次与俄罗斯一体化从而形成苏联似的强大联盟国家。从中东欧到外高加索再到中亚，美国试图沿着俄罗斯的外围建立一条美国支持和领导下的封堵挤压俄力量外展的弧形战略地带。而外高加索正处于美国战略布局的关键位置之上。控制住外高加索不仅为美国进逼俄罗斯局势复杂的北高加索腹地提供了立足点，还能切断俄罗斯南下中东地区的陆地通道，为里海中亚石油的输出提供一条绕过俄罗斯的关键走廊，对美国防范俄罗斯干预中东事务和垄断独联体能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把外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的影响下疏离出来将隔断独联体的整体联系，打乱俄罗斯对独联体的一体化布局，达到弱俄、限俄的战略目的。

　　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是矛盾对立的。俄罗斯在经历短暂的混乱后就重新走上了复兴大国地位的道路，恢复俄罗斯往昔的光辉是俄根本的战略目标。但是俄罗斯传统的地位是建立在其对欧亚大陆腹地的控制之上的，这种强国的出现必将挑战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这是美国欧亚战略明确防范的情况。历史上俄罗斯作为强盛大国的时期都是其对于独联体区域保持控制的时期，这就令俄认定独联体地区对于俄来说具有难以替代的战略作用，是俄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战略空间，俄罗斯的复兴离不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从地理上看，这些国家环绕在俄罗斯周围，可以成为俄罗斯安全的保护带，但一旦落入敌对方的控制之中也能够形成对俄罗斯致命的封锁带。因此俄罗斯将独联体视为自家的“后院”，是俄罗斯的“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俄外交的优先方向[17]。外高加索地区正如以上所论述，是俄罗斯独联体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俄必须控制的区域。

　　美国与俄罗斯在欧亚特别是独联体地区战略利益的矛盾性导致了外高加索外围的国际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冲突性。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结构对于外高三国产生的是疏俄、脱俄甚至反俄的动力，而俄罗斯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独联体地区结构对于外高三国所产生的是近俄、亲俄的动力，这两种体系结构对外高三国的施力方向是矛盾和抵触的。虽然按照华尔兹的理论，国际体系的力量分布即结构对于体系内单元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对于地区体系层次方面华尔兹并没有予以论证。实际上，将华尔兹的国际体系理论进行延伸，即可得出地区体系结构必然会对地区内单元体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这和国际体系结构的作用并没有质的区别。但是，当两个体系结构的作用力相互矛盾时，两个结构对于单元行为体行为的影响作用必然会受到削弱。而在现实中，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外高国家的影响作用并不比俄罗斯力量处于绝对优势的独联体结构具有更强的优势。国际体系的领导国美国在实力上远高于地区强国俄罗斯，但就具体区域而言，美国并不能在每个区域都能压倒俄罗斯。特别是在与俄罗斯紧邻的独联体地区，由于俄罗斯在历史上的长期经营和现实中的异常重视，令俄在这些传统区域往往具有强于美国的影响力，外高地区正是如此。美国确实在加大对于外高地区的投入，但俄罗斯在该地区仍占据优势地位。不过两种结构中的主导国在外高地区战略目标的矛盾所带来的国际结构和地区结构相互影响力的冲突造成了外部力量的相互抵消和削减，降低了双层结构对于外高三国的影响力，给予三国安全政策自我选择的结构空间。

结语

　　国际体系结构和地区体系结构为外高加索三国与俄罗斯安全关系现状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外高三国所处的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结构作用力处于矛盾互动中，并且这两种力量基本旗鼓相当，两者的冲撞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外高三国得以部分摆脱国际结构或地区结构任何一方的单独制约，在结构上拥有了自我选择的空间。这一自我选择的空间是极为重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空间，其他诸如历史因素、民族因素、文化因素、领导人因素等等才有了发挥作用的实际前提。设若双重结构中的任何一方缺失或者力量对比失衡，外高三国就将处于存在的强势结构的作用之下，难以拥有独立选择权。需要说明的是，双重结构为外高三国自由选择对俄关系提供了必须的空间，但是并未向其提供具体的选项，外高三国与俄关系迥异的形成是在这个空间内，由其他因素刺激形成。当然，双重结构提供的这一空间是这一切能够发生的基础，其他因素在此之上的影响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

（责任编辑: 陆齐华）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2]同上，第139页。

　　[3]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

　　[4]李义虎：《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

　　[5]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6]王彦：《独联体地区安全结构分析》，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7]Ariel Cohen, U.S.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Building a New Silk Road to Economic Prosperity, Heritage,Foundation,BACK-GROUNDER,No.1132,July 24,1997.

　　[8]胡尚哲、高永久：《美国的中亚和外高加索战略的演变》，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

　　[9]E.B.Rumer.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fter the Soviet Collapse, in J.C.Snyder, ed,After Empire. Washington,1995, p.49.

　　[10]郑羽：《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十年间的演变》，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

　　[11]柳丰华：《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9期。

　　[12]柳丰华：《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

　　[13]李兴：《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1页。

　　[14]同上，第80~81页。

　　[1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6]李兴：《论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欧亚地缘因素》，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

　　[17]康少邦、宫力：《国际战略新论》，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